余秋雨散文：西湖夢

時間：2024-06-04 21:02:54 余秋雨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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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散文：西湖夢

　　余秋雨憑藉著西湖山水的復雜性以探究中國文人的確人格結構構成的原因，揭示中國文化中的文人人格構成的深厚內涵，為讀者打開了深層思考的空間。

余秋雨散文：西湖夢

　　作品原文

　　西湖的文章實在做得太多了，做的人中又多歷代高手，再做下去連自己也覺得愚蠢。但是，雖經多次違避，最后筆頭一抖，還是寫下了這個俗不可耐的題目。也許是這汪湖水沉浸著某種歸結性的意義，我避不開它。

　　初識西湖，在一把劣質的摺扇上。那是一位到過杭州的長輩帶到鄉間來的。折扇上印著一幅西湖游覽圖，與現今常見的游覽圖不同，那上面清楚地畫著各種景致，就像一個立體模型。圖中一一標明各種景致的幽雅名稱，凌駕畫幅的總標題是“人間天堂”。鄉間兒童很少有圖畫可看，于是逼視，竟爛熟于心。年長之后真到了西湖，如游故地，熟門熟路地踏訪著一個陳舊的夢境。

　　明代正德年間一位日本使臣游西湖后寫過這樣一首詩：

　　昔年曾見此湖圖，

　　不信人間有此湖。

　　今日打從湖上過，

　　畫工還欠費工夫。

　　可見對許多游客來說，西湖即便是初游，也有舊夢重溫的味道。這簡直成了中國文化中的一個常用意象，摩挲中國文化一久，心頭都會有這個湖。

　　奇怪的是，這個湖游得再多，也不能在心中真切起來。過于玄艷的造化，會產生了一種疏離，無法與它進行家常性的交往。正如家常飲食不宜于排場，可讓兒童偎依的奶媽不宜于盛妝，西湖排場太大，妝飾太精，難以叫人長久安駐。大凡風景絕佳處都不宜安家，人與美的關系，竟是如此之蹊蹺。

　　西湖給人以疏離感，還有別一原因。它成名過早，遺跡過密，名位過重，山水亭舍與歷史的牽連過多，結果，成了一個象征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游覽可以，貼近去卻未免吃力。為了擺脫這種感受，有一年夏天，我跳到湖水中游泳，獨個兒游了長長一程，算是與它有了觸膚之親。湖水并不涼快，湖底也不深，卻軟絨絨地不能蹬腳，提醒人們這里有千年的淤積。上岸后一想，我是從宋代的一處勝跡下水，游到一位清人的遺宅終止的，于是，剛剛弄過的水波就立即被歷史所抽象，幾乎有點不真實了。

　　它貯積了太多的朝代，于是變得沒有朝代。它匯聚了太多的方位，于是也就失去了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虛幻，像一個收羅備至的博覽會，盛大到了縹緲。

　　二

　　西湖的盛大，歸攏來說，在于它是極復雜的中國文化人格的集合體。

　　一切宗教都要到這里來參加展覽，再避世的，也不能忘情于這里的熱鬧;再苦寂的，也要分享這里的一角秀色。佛教勝跡最多，不必一一列述了，即便是超逸到家了的道家，也占據了一座葛嶺，這是湖畔最先迎接黎明的地方，一早就呼喚著繁密的腳印。作為儒將楷模的岳飛，也躋身于湖濱安息，世代張揚著治國平天下的教義。寧靜淡泊的國學大師也會與荒誕奇瑰的神話傳說相鄰而居，各自變成一種可供觀瞻的景致。

　　這就是真正中國化了的宗教。深奧的理義可以幻化成一種熱鬧的瀏覽方式，與感官玩樂溶成一體。這是真正的達觀和“無執”，同時也是真正的浮滑和隨意。極大的認真伴和著極大的不認真，最后都皈依于消耗性的感官天地。中國的原始宗教始終沒有像西方那樣上升為完整嚴密的人為宗教，而后來的人為宗教也急速地散落于自然界，與自然宗教遙相呼應。背著香袋來到西湖朝拜的善男信女，心中并無多少教義的蹤影，眼角卻時時關注著桃紅柳綠、莼菜醋魚。是山水走向了宗教?抑或是宗教走向了山水?反正，一切都歸之于非常實際、又非常含糊的感官自然。

　　西方宗教在教義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引出了宗教改革者和反對者們在理性上的完整性的普及性;而中國宗教，不管從順向還是逆向都激發不了這樣的思維習慣。綠綠的西湖水，把來到岸邊的各種思想都款款地搖碎，溶成一氣，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游客。它波光一閃，嫣然一笑，科學理性精神很難在它身邊保持堅挺。也許，我們這個民族，太多的是從西湖出發的游客，太少的是魯迅筆下的那種過客。過客衣衫破碎，腳下淌血，如此急急地趕路，也在尋找一個生命的湖泊吧?但他如果真走到了西湖邊上，定會被萬千悠閑的游客看成是乞丐。也許正是如此，魯迅勸阻郁達夫把家搬至杭州。

　　錢王登假仍如在，

　　伍相隨波不可尋，

　　平楚日和憎健翮，

　　小山香滿蔽高岑。

　　墳壇冷落將軍岳，

　　梅鶴凄涼處士林，

　　何似舉家游曠遠，

　　風波浩蕩足行吟。

　　他對西湖的口頭評語乃是：“至于西湖風景，雖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連記返，湖光山色，也會消磨人的志氣的。如像袁子才，身上穿一件羅紗大褂，如蘇小小認認鄉親，過著飄飄然的生活，也就無聊了。”(川島：《憶魯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

　　然而，多數中國文人的人格結構中，對個充滿象征性和抽象度的西湖，總有很大的向心力。社會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繹，秀麗山水間散落著才子、隱士，埋藏著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空名。天大的才華和郁憤，取后都化作供后人游玩的景點。

　　景點，景點，總是景點，再也讀不到傳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龍飛風舞的楹聯。

　　再也找不見慷慨的遺恨，只剩下幾座既可憑吊也可休息的亭臺。

　　再也不去期待歷史的震顫，只有凜然安坐著的萬古湖山。

　　修繕，修繕，再修繕，群塔入云，藤葛如髯，湖水上漂浮著千年藻苔。

　　三

　　西湖勝跡中最能讓中國文人揚眉吐氣的，是白堤和蘇堤。兩位大詩人、大文豪，不是為了風雅，甚至不是為了文化上的目的，純粹為了解除當地人民的疾苦，興修水利，浚湖筑堤，終于在西湖中留下了兩條長長的生命堤壩。

　　清人查容詠蘇堤詩云：“蘇公當日曾筑此，不為游觀為民耳。”恰恰是最懂游觀的藝術家不愿意把自己的文化形象雕琢成游觀物，于是，這樣的堤岸便成了西湖間特別顯得自然的景物。不知旁人如何，就我而論，游西湖最暢心意的，乃是在微雨的日子，獨個兒漫步于蘇堤。也沒有什么名句逼我吟誦，也沒有后人的感慨來強加于我，也沒有一尊莊嚴的塑像壓抑我的松快，它始終只是一條自然功能上的長堤，樹木也生得平適，鳥鳴也聽得自如。這一切都不是東坡學士特意安排的，只是他到這里做了太守，辦了一件盡職的好事，就這樣，才讓我看到一個在美的領域真正卓越到了從容的蘇東坡。

　　但是，就白居易、蘇東坡的整體情懷而言，這兩道物化了的長堤還是太狹小的存在。他們有他們比較完整的天下意識、宇宙感悟，他們有比較硬朗的主體精神、理性思考，在文化品位上，他們是那個時代的峰巔和精英。他們本該在更大的意義上統領一代民族精神，但卻僅僅因辭章而入選為一架僵硬機體中的零件，被隨處裝上拆下，東奔西顛，極偶然地調配到了這個湖邊，搞了一下別人也能搞的水利。我們看到的，是中國歷代文化良心所能作的社會實績的極致。盡管美麗，也就是這么兩條長堤而已。

　　也許正是對這類結果的大徹大悟，西湖邊又悠悠然站出一個林和靖。他似乎把什么都看透了，隱居孤山二十年，以梅為妻，以鶴為子，遠避官場與市囂。他的詩寫得著實高明，以“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兩句來詠梅，幾乎成為千古絕唱。中國古代，隱士多的是，而林和靖憑著梅花、白鶴與詩句，把隱士真正做道地、做漂亮了。在后世文人眼中，白居易、蘇東坡固然值得羨慕，卻是難以追隨的;能夠偏偏到杭州西湖來做一太守，更是一種極偶然、極奇罕的機遇。然而，要追隨林和靖卻不難，不管有沒有他的才分。梅妻鶴子有點煩難，其實也很寬松，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那兒找不到幾叢花樹、幾雙飛禽呢?在現實社會碰了壁、受了阻，急流勇退，扮作半個林和靖是最容易不過的。

　　這種自衛，是中國分子的機智，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實現于社會，便躲進一個自然小天地自娛自耗。他們消除了志向，漸漸又把這種消除當作了志向。安貧樂道的達觀修養，成了中國文化人格結構中一個寬大的地窯，盡管有濃重的霉味，卻是安全而寧靜。于是，十年寒窗，博覽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與社會交手不了幾個回合，便把一切沉埋進一座座孤山。

　　結果，群體性的文化人格日趨黯淡。春去秋來，梅凋鶴老，文化成了一種無目的的浪費，封閉式的道德完善導向了總體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進，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鶴羽，像畫簽一般，夾在民族精神的史冊上。

　　四

　　與這種黯淡相對照，野潑潑的，另一種人格結構也調皮地擠在西湖岸邊湊熱鬧。

　　首屈一指者，當然是名妓蘇小小。

　　不管愿意不愿意，這位風塵女子的資格，要比上述幾位名人都老，在后人詠西湖的詩作中，總是有意無意地把蘇東坡、岳飛放在這位姑娘后面：“蘇小門前花滿枝，蘇公公堤上女當壚”“蘇家弱柳猶含媚，岳墓喬松亦抱忠”……就是年代較早一點的白居易，也把自己寫成是蘇小小的欽仰者：“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深處是蘇家”;“蘇家小女舊知名，楊柳風前別有情”。

　　如此看來，詩人袁子才鐫一小章曰：“錢墉蘇小是鄉親”，雖為魯迅所不悅，卻也頗可理解的了。

　　歷代吟詠和憑吊蘇小小的，當然不乏輕薄文人，但內心厚實的飽學之士也多的是。在我們這樣一個國度，一位風塵女子競如此尊貴地長久安享景仰，原因是頗為深刻的。

　　蘇小小的形象本身就是一個夢。她很重感情，寫下一首《同心歌》曰“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樸樸素素地道盡了青年戀人約會的無限風光。美麗的車，美麗的馬，一起飛駛疾馳，完成了一組氣韻奪人的情感造像。又傳說她在風景勝處偶遇一位窮困書生，便慷慨解囊，贈銀百兩，助其上京。但是，情人未歸，書生已去，世界沒能給她以情感的報償。她不愿做姬做妾，勉強去完成一個女人的低下使命，而是要把自己的美色呈之街市，蔑視著精麗的高墻。她不守貞節只守美，直讓一個男性的世界圍著她無常的喜怒而旋轉。最后，重病即將奪走她的生命，她卻恬然適然，覺得死于青春華年，倒可給世界留下一個最美的形象。她甚至認為，死神在她十九歲時來訪，乃是上天對她的最好成全。

　　難怪曹聚仁先生要把她說成是茶花女式的唯美主義者。依我看，她比蔡花女活得更為瀟灑。在她面前，中國歷史上其他有文學價值的名妓，都把自己搞得太逼仄了，為了個負心漢，或為了一個朝廷，顛簸得過于認真。只有她那種頗有哲理感的超逸，才成為中國文人心頭一幅秘藏的圣符。

　　由情至美，始終圍繞著生命的主題。蘇東坡把美衍化成了詩文和長堤，林和靖把美寄托于梅花與白鶴，則蘇小小，則一直把美熨貼著自己的本體生命。她不作太多的物化轉捩，只是憑借自身，發散出生命意識的微波。

　　風塵女子生涯當然是不值得贊頌的，蘇小小的意義在于，她構成了與正統人格結構的奇特對峙。再正經的鴻儒高士，在社會品格上可以無可指摘，卻常常壓抑著自己和別人的生命本體的自然流程。這種結構是那樣的宏大和強悍，使生命意識的激流不能不在崇山峻嶺的圍困中變得恣肆和怪異。這里又一次出現了道德和不道德、人性和非人性，美和丑的悖論：社會污濁中也會隱伏著人性的大合理，而這種大合理的實現方式又常常怪異到正常的人們所難以容忍。反之，社會歷史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犧牲人本體的許多重要命題為代價。單向完滿的理想狀態，多是夢境。人類難以掙脫的一大悲哀，便在這里。

　　西湖所接納的另一具可愛的生命是白娘娘。雖然只是傳說，在世俗知名度上卻遠超許多真人，在中國人的精神疆域中早就成了種更宏大的切實存在。人們慷慨地把湖水、斷橋、雷峰塔奉獻給她。在這一點上，西湖毫無虧損，反而因此而增添了特別明亮的光色。

　　她是妖，又是仙，但成妖成仙都不心甘。她的理想最平凡也最燦爛：只愿做一個普普通通的人。這個基礎命題的提出，在中國文化中具有極大的挑戰性。

　　中國傳統思想歷來有分割兩界的習慣性功能。一個渾沌的人世間，利刃一劃，或者成為圣、賢、忠、善、德、仁，或者成為奸、惡、邪、丑、逆、兇，前者舉入天府，后者淪于地獄。有趣的是，這兩者的轉化又極為便利。白娘娘做妖做仙都非常容易，麻煩的是，她偏偏看到在天府與地獄之間，還有一快平實的大地，在妖魔和神仙之間，還有一種尋常的動物：人。她的全部炎難，便由此而生。

　　普通的、自然的、只具備人的意義而不加外飾的人，算得了什么呢?厚厚一堆二十五史并沒有為它留出多少筆墨。于是，法海逼白娘娘回歸于妖，天庭勸白娘娘上升為仙，而她卻拚著生命大聲呼喊：人!人!人!

　　她找上了許仙，許仙的木訥和萎頓無法與她的情感強度相對稱，她深感失望。她陪伴著一個已經是人而不知人的尊貴的凡夫，不能不陷于寂寞。這種寂寞，是她的悲劇，更是她所向往的人世間的悲劇，可憐的白娘娘，在妖界仙界呼喚人而不能見容，在人間呼喚人也得不到回應，但是，她是決不會舍棄許仙的，是他，使她想做人的欲求變成了現實，她不愿去尋找一個超凡脫俗即已離異了普通狀態的人。這是一種深刻的矛盾，她認了，甘愿為了他去萬里迢迢盜仙草，甘愿為了他在水漫金山時殊死拚搏。一切都是為了衛護住她剛剛抓住一半的那個“人”字。

　　在我看來，白娘娘最大的傷心處正在這里，而不是最后被鎮于雷峰塔下。她無懼于死，更何懼于鎮?她莫大的遺憾，是終于沒能成為一個普通人。雷峰塔只是一個歸結性的造型，成為一個民族精神界的愴然象征。

　　一九二四年九月，雷峰塔終于倒掉，一批“五四”文化闖將都不禁由衷歡呼，魯迅更是對之一論再論。這或許能證明，白娘娘和雷峰塔的較量，關系著中國精神文化的決裂和更新?為此，即使明智如魯迅，也愿意在一個傳說故事的象征意義上深深沉浸。

　　魯迅的朋友中，有一個用腦袋撞擊過雷峰塔的人，也是一位女性，吟罷“秋風秋雨愁煞人”，也在西湖邊上安身。

　　我欠西湖的一筆宿債，是至今未到雷峰塔廢墟去看看。據說很不好看，這是意料中的，但總要去看一次。

　　以上是應屆畢業生文學網小編為你帶來的余秋雨散文《西湖夢》，希望對你的寫作有所幫助，寫出好的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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