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 筆隨心欲

　　余光中，著名批評家、優秀翻譯家，一生從事詩歌、散文、評論創作。

　　余先生自謂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第三只手寫評論，翻譯則是左右手揮灑之間、寫作之余的別業。

　　不論是正業，還是別業，對于文學創作的薪傳，余光中的堅貞一向是“鏡破不改光，蘭死不改香”。

　　當年讀《鄉愁》時，文字里感受到的余先生是位心系祖國的游子，是眷戀母親的兒子;有著激情四溢、飽滿結實的身軀。但見到余先生，才發覺他精瘦如純粹精魄一縷。但是，仍無改印象里詩文中那才學軒昂、懷抱古今中西的余光中;其實，他無須增肥，就像贅字在好詩里的無地自容。

　　直白的鄉愁

　　膾炙人口的名篇《鄉愁》就像是余先生最直白的名片，每每采訪都會把《鄉愁》拎起，竟談了30 幾年，余先生深有感觸地說：“寫《鄉愁》很長時間了，我來回大陸三四十次，意識到自己不能再寫‘鄉愁’，哪里還愁呢?來大陸越來越頻繁，我更愿意進行紀實創作，將鄉愁轉一個彎。”

　　余先生曾借著名詩人雪萊的經歷說：“詩名太著，光芒掩蓋了論文與譯名。”其實，這個評價同樣適用于余先生自己。余先生師承梁實秋，梁實秋翻譯的《莎士比亞全集》至今難有人望其項背，而余作為梁的得意門生，在翻譯上亦是成就斐然，奈何他的詩名太盛矣。

　　說到中國這二字在他的心目中是怎樣的概念時，余先生回答說：“我心目中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是古人到現在的中國，是從邊疆一直到中原的中國，包括海島，也是各民族合在一起的一個中國。所以我的感性里面的想象，中國或者中華文化是一個奇大無比的圓，圓周無處可尋，圓心無所不在，這個半徑是什么，半徑就是中文。我希望我能做的就是把這個半徑拉得更長一點，這個圓就可以畫得更大。”

　　聊起他對兩岸和香港以及歐洲的感情，他坦言道：“大陸是母親，臺灣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歐洲是外遇。如果我是女人的話，我就會說是父親，這里面有一種奇妙的情愫在里面。我是在南京出生的，25 歲的時候離開了中國，這時中文基礎已經相當牢固了，如果我是十二三歲離開的話，我想我對中文的感情，一定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的。我在香港待了10 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中文系主任的時候，有足夠的時間來寫我的散文和詩歌。假期里還跟太太歐洲諸國駕車自助游，開累了，她就把左腳伸過來，踩油門。母親自然是永遠不會變的，妻子一直在我身邊，當然也不會變了。”

　　與永恒拔河

　　與余光中同時代的不少詩人已經沉寂，可是余光中手中那支用了一輩子的筆依然神奇。他說，自己要做屈原和李白的傳人，讓詩能與永恒拔河，讓自己在文字中老得漂亮。

　　問及余先生認為自己是詩人為先，還是散文、翻譯為先時，余先生如是說： “我是先進行詩歌寫作，但是我翻譯過很多著作，在這個過程中，詩歌散文的創作影響我的翻譯，而翻譯也反過來影響我的創作。”

　　余先生還致力于傳統藝術的現代普及，和白先勇一樣不遺余力，特別是近年在力推《桃花扇》。“所謂的附庸風雅，沒有風雅也附庸不了啊，附庸風雅好啊，如果變成附庸野蠻就慘了!”余先生說這句話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讓更多的年輕人關注喜歡傳統藝術，他說自己到大學去做研討會時，中途會勻出15 分鐘來用蘇州評彈來讀自己的詩歌，竟然贏得了很多年輕大學生的喝彩。

　　談及徐志摩，余光中說，那是他最欣賞的當代中文詩人，饒有興致地背誦起了《偶然》，并逐句分析了徐志摩將英文語法為中文所用，讓詩句呈現了別樣的魅力。余光中說，徐志摩用的是善性西話，不破壞中文音韻之美的高人。“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這樣的句子都是受英文文法的啟示，中文里，原本是沒有這種表達方式的。”余光中說，中國人的耳朵經過千年平仄聲調的寵慣，是全世界最敏感的，什么是好的詩文，讀出來聽一聽就知道了，用“仄”調來表示比較重的語氣，用“平”調表示溫柔的語氣。有幸聽到其本人的中英文朗誦，英國詩人Thomas N. 的《SPRING》，和他自己的詩作《民歌》，氣韻充沛，吐字清晰，絲毫不像年逾古稀之人。

　　說到金庸，余光中的回答卻有所保留，耐人尋味： “這個問題不要牽連我，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看過金庸的書，可是沒有看完。關于金庸的小說，歷來就是有爭議的，有人說他是經典文學，也有人說那只是通俗小說。但是，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當年也只是通俗小說，但百年、千年過后，位列中文的四大名著。我只想說，什么是真正的經典，只有等時光老人來證明了。”

　　語言比帝國更長久

　　余先生曾自謂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第三只手寫評論，翻譯則是左右手揮灑之間、寫作之余的別業。不論是正業，還是別業，對于文學創作的薪傳，余光中的堅貞一向是“鏡破不改光，蘭死不改香”。

　　在寫作逐漸淪為商業活動的今天，我們的周圍充斥著越來越多的消遣文學、情色文學的盛行，威脅著純文學的空間。作為堅守著純文學陣地已逾半個世紀的余光中，從事詩歌、散文、評論、翻譯，自稱為自己寫作的“四度空間”，他涉獵廣泛，被譽為“藝術上的多妻主義者”。

　　現在的中文發展余先生秉憂重重，他說中文不僅在語言表達上受了別種語言的干擾，開始變得不純粹;在題材上，也越來越“美國化”：“現在國際交流頻繁，任何一個偉大的語系想保持Purity( 純粹，清純)都是不可能的，漢語在歷史上因為朝代變更受過蒙古語和滿族語的影響，現在被英文影響極大，很多文法采用英文的思路，顯得不倫不類。”余光中還舉了很多例子，包括臺灣媒體報道他“被學生們建議到杜鵑花盛開的臺大校園”，他說， “被動明顯是個英文文法，中國人不會這么說話。”

　　“《紅樓夢》是中國的名著之一，為什么要加之一呢，這是英文的邏輯，卻不是中文的用法。除非是這樣一種情況，你對心愛的女孩說，你是我見過最美麗的女孩，然后旁邊又來了一個更美麗的，你不得不加‘之一’。”

　　“語言是比帝國更長久的東西。”他說：“曾經號稱‘日不落’的大英帝國，現在日已落;可他們的語言卻在全世界范圍通用。說漢語的人有13 億多，并且現在據說有7000 多萬的老外也在學中文。

　　和中文比起來，英文算是后起之秀，1066 年的英文還有著青春痘，可是同一時代，中國的北宋，已經出現了像蘇軾這樣的大家。自五四以后，大家越來越多地使用白話文，有人擔心文言會不會從中文中消失。我覺得，文言是不會消失的，中文文言比任何一個國家的古語都有生命力。拉丁文現在在意大利日常也不會用了，優美的古英文也只存在于一些詩歌和莎士比亞的作品里了，但是中文文言以成語的形式流傳至今，顯示了生命力。我對我的中文系研究生們說‘入此門者，莫存幸念’。”

　　然而，說起全球化，余光中這樣說道： “現在有這樣一個趨勢，在文化上，我們受美國文化商業化的影響，像以女性、殖民地、同志為題材的屬于少數人的小說，擁有越來越多的讀者，popularculture(大眾文化)開始走經典化的路。”

　　白以為常，文以應變

　　余先生特別講到了中文的簡潔之美。他說：“我在美國講古典文學，一首賈島的《尋隱者不遇》短短20個字，但是20個英文單詞是絕對翻譯不了的。”

　　余先生承認，熟練應用母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余先生為自己的寫作定下了規矩： “白以為常，文以應變，俚以求真，西以求新。”針對有人說用成語是思想懶惰的表現，余先生反駁說，其實我們寫作、講話都離不開成語。“地久天長”、“千山萬水”、“爭先恐后”，簡簡單單四個字卻表達出無限豐富的含義，而且平仄協調，盡顯中文簡潔、對仗、鏗鏘之美。

　　只有真正認識到中文之美，并對民族的歷史心存溫情和景仰，才會自覺地從其中汲取無窮的養分，“那無窮無盡的故國，四海漂泊的龍族叫她做大陸，壯士登高叫她做九州島，英雄落難叫她做江湖。還有那上面正走著的、那下面早歇下的，所有龍族。還有幾千年下來還沒有演完的歷史，和用了幾千年似乎要不夠用了的文化。

　　……這許多年來，我所以在詩中狂呼著、低嘆著中國，無非是一念耿耿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會魂飛魄散，被西潮淘空。”

　　他把翻譯比作是一門藝術，沒有什么法典來遵循，“我自己概括出來的方法是‘白以為常，文以應變。’就是說，主要是用白話文來翻譯，但必要時候，需要用一些文言來輔助表達。嚴復的‘信、達、雅’提出后就成了翻譯界的‘緊箍’，箍得翻譯的人個個頭大。對于一個‘雅’的理解眾說紛紜。我自己從來沒有看著什么準則搞翻譯，翻譯得多了，一切由經驗來印證。我覺得翻譯家首先需要成為一個風格家，才能應付不同風格體裁的作品。”

　　余光中雖然是個優秀的翻譯家，有著極高的英文造詣，并多次受美國政府邀請赴美國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但他對中文的偏愛仍溢于言表， “中文是一種有彈性的語言，她是崇尚‘美感第一，邏輯第二’的。相形之下，英文就有一些看不開了，名詞到哪里都要加‘一個、一只，這個、那只’的冠詞。而中文的詩歌，用最少的詞表達最多的內容，這是英文的十四行詩所望塵莫及的。”

　　采訪結束，當筆者拿出筆請余先生題詞時，他卻欣然地從自己的懷中掏出一只水筆;他的字剛中帶柔，正統清晰，字如其人。余先生笑言，作為一個文人，無論走到哪里，筆永遠當是應當隨身攜帶的;而寫的每一個字也應該是由心而發，不逾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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