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書齋·書災》

　　書齋·書災

　　余光中

　　物以類聚，我的朋友大半也是書呆子。很少有朋友約我去戶外戀愛春天。大半的時間，我總是與書為伍。大半的時間，總是把自己關在六疊之上、四壁之中，制造氮氣，做白日夢。我的書齋，既不像沃波爾中世紀的哥特式城堡那么豪華，也不像格勒布街(GrubStreet)的閣樓那么寒酸。我的藏書不多，也沒有統計，大約在一千冊左右。“書到用時方恨少”，花了那么多錢買書，要查點兒什么仍然不夠應付。有用的時候，往往發現某本書給朋友借去了沒還來。沒用的時候，它們簡直滿坑、滿谷;書架上排列得整整齊齊的之外，案頭、椅子上、唱機上、窗臺上、床上、床下，到處都是。由于為雜志寫稿，也編過刊物，我的書城之中，除了居民之外，還有許多來來往往的流動戶口，例如《文學雜志》、《現代文學》、《中外》、《藍星》、《作品》、《文壇》、《自由青年》等等，自然，更有數以百計的《文星》。

　　“腹有詩書氣自華。”奈何那些詩書大半不在腹中，而在架上、架下、墻隅，甚至書桌腳下。我的書齋經常在鬧書災，令我的太太、岳母和擦地板的下女顧而絕望。下女每逢擦地板，總把架后或床底的書一股腦兒堆在我床上。我的岳母甚至幾度提議，用秦始皇的方法來解決。有一次，在臺風期間，中和鄉大鬧水災，夏菁家里數千份《藍星》隨波逐流，待風息水退，乃發現地板上、廚房里、廁所中、狗屋頂，甚至院中的樹上，或正或反，舉目皆是《藍星》。如果廈門街也有這么一次水災，則在我家，水災過后，必有更嚴重的書災。

　　你會說，既然怕鉛字為禍，為什么不好好整理一下，使各就其位，取之即來呢?不可能，不可能!我的答復是不可能。凡有幾本書的人，大概都會了解，理書是多么麻煩，同時也是多么消耗時間的一件事。對于一個書呆子，理書是帶一點兒回憶的哀愁的。喏，這本書的扉頁上寫著：“一九五二年四月(那時你還沒有大學畢業哪!)購于臺北”;那本書的封底里頁，記著一個女友可愛的通信地址(現在不必記了，她的地址就是我的。可嘆，可嘆!這是幸福，還是迷惘?);有一本書上寫著“贈余光中，一九五九年于艾奧瓦城”(作者已經死了，他巍峨的背影已步入文學史。將來，我的女兒們讀文學史讀到他時，有什么感覺呢);另一本書令我想起一位好朋友，他正在太平洋彼岸的一個小鎮上窮泡，好久不寫詩了;翻開這本紅面燙金古色古香的詩集，不料一張葉脈畢呈枯脆欲斷的橡樹葉子，翩翩地飄落在地上。這是哪一個秋天的幽靈呢?那么多書，那么多束信，那么多疊的手稿!我來過，我愛過，我失去——該是每塊墓碑上都適用的墓志銘。而這，也是每位作家整理舊書時必有的感想。誰能把自己的回憶整理清楚呢?

　　何況一面理書，一面還要看書。書是看不完的，尤其是自己的藏書。誰要能把自己的藏書讀完，一定成為大學者。有的人看書必借，借書必不還。有的人看書必買，買了必不看完。我屬于后者。我的不少朋友屬于前者。這種分類法當然純粹是主觀的。有一度，發現自己的一些好書，甚至是絕版的好書，被朋友們久借不還，甚至于久催不理，我憤怒得考慮寫一篇文章，聲討這批雅賊，不，“雅盜”，因為他們的罪行是公開的。不久我就打消這念頭了，因為發現自己也未能盡免“雅盜” 的作風。架上正擺著的，就有幾本向朋友久借未還的書——有一本論詩的大作是向淡江某同事借的，已經半年多沒還了，他也沒來催。當然這么短的“僑居”還不到 “歸化”的程度。有一本《美國文學的傳統》下卷，原是朱立民先生處借來，后來他料我毫無還意，絕望了，索性聲明是送給我，而且附贈了上卷。

　　在十幾冊因久借而“歸化”了的書中，大部分是臺大外文系的財產。它們的“僑齡”都已逾十一年。據說系圖書館的管理員仍是當年那位女士，嚇得我十年來不敢跨進她的轄區。借錢不還，是不道德的事。書也是錢買的，但在“文藝無國界”的心理下，似乎借書不還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了。

　　除了久借不還的以外，還有不少書——簡直有三四十冊——是欠賬買來的。它們都是向某家書店“買”來的，“買”是買來了，但幾年來一直未曾付賬。當然我也有抵押品——那家書店為我銷售了百多本的《萬圣節》和《鐘乳石》，也始終未曾結算。不過我必須立刻聲明，到目前為止，那家書店欠我的還少于我欠書店的。我想我沒有記錯，或者可以說，沒有估計錯，否則我不會一直任其發展而保持緘默。大概書店老板也以為他欠我較多，而容忍了這么久。

　　除了上述兩種來歷不太光榮的書外，一部分的藏書是作家朋友的贈書。其中絕大多數是中文的新詩集，其次是小說、散文、批評和翻譯，自然也有少數英文，乃至法文、韓文和土耳其文的著作。這些贈書當然是來歷光明的，因為扉頁上都有原作者或譯者的親筆題字，更加可貴。可是，坦白地說，這一類的書，我也很少全部詳細拜讀完畢的。我敢說，沒有一位作家會把別的作家的贈書一一覽盡。英國作家貝洛克(Hi-laireBelloc)有兩行諧詩：

　　WhenIamdead，Ihopeitmaybesaid：

　　“Hissinswerescarlet, buthisbookswereread.'

　　勉強譯成中文，就成為：

　　當我死時，我希望人們會說：

　　“他的罪深紅，但他的書有人讀過。”

　　此地的read是雙關的，它既是“讀”的過去分詞，又和“紅”(red)同音，因此不可能譯得傳神。貝洛克的意思，無論一個人如何罪孽深重，只要他的著作真有人當回事地拜讀過，也就算難能可貴了。一個人，尤其是一位作家之無法遍讀他人的贈書，由此可以想見。每個月平均要收到三四十種贈書(包括刊物)，我必須坦白承認，我既無時間逐一拜讀，也無全部拜讀的欲望。事實上，太多的大作，只要一瞥封面上作者的名字，或是多么庸俗可笑的書名，你就沒有胃口開卷饕餮了。世界上只有兩種作家——好的和壞的。除了一些奇跡式的例外，壞的作家從來不會變成好的作家。我寫上面這段話，也許會莫須有地得罪不少贈書的作家朋友。不過我可以立刻反問他們：“不要動怒。你們可以反省一下，曾經讀完，甚至部分讀過我的贈書沒有?”我想，他們大半不敢遽作肯定的回答的。那些“難懂” 的現代詩，那些“嚼飯喂人”的譯詩，誰能夠強人拜讀呢?19世紀牛津大學教授道奇森(C.L.Dodgson，筆名LewisCarrol)曾將他著的童話小說《愛麗絲漫游奇境記》(AliceinWonderland)，呈獻一冊給維多利亞女皇。女皇很喜歡那本書，要道奇森教授將他以后的作品見贈。不久她果然收到他的第二本大作——一本厚厚的數學論文。我想女皇該不會讀完第一頁的。

　　第三類的書該是自己的作品了。它們包括四本詩集、三本譯詩集、一本翻譯小說、一本翻譯傳記。這些書中，有的尚存三四百冊，有的僅余十數本，有的甚至已經絕版。到現在我仍清晰地記得，印第一本書時患得患失的心情。出版的那一晚，我曾經興奮得通宵失眠，幻想著第二天那本小說該如何震撼整個文壇，如何再版三版，像拜倫那樣傳奇式地成名。為那本書寫書評的梁實秋先生，并不那么樂觀。他預計“頂多銷三百本”，“你就印五百本好了”。結果我印了一千冊，在半年之內銷了三百四十多冊。不久我因參加第一屆大專畢業生的預官受訓，未再繼續委托書店銷售。現在早給周夢蝶先生銷光了。目前我業已發表而迄未印行成集的，有五種詩集，一本《現代詩選譯》，一本《蔡斯德菲爾家書》，一本畫家保羅·克利的評傳和兩種散文集。如果我不夭亡——當然，買半票，充“神童”的年代早已逝去 ——到五十歲時，希望自己已是擁有五十本作品(包括翻譯)的作家，其中至少應有二十種詩集。對繆斯許的這個愿，恐怕是太大了一點兒。然而照目前寫作的“產量”看來，打個六折，有三十本是絕對不成問題的。

　　最后一類藏書，遠超過上述三類的總和。它們是我付現鈔買來、積少成多的中英文書籍。慚愧得很，中文書和英文書的比例，十多年來，愈來愈懸殊了。目前大概是三比七。大多數的書呆子，既讀書，亦玩書。讀書是讀書的內容，玩書則是玩書的外表。書確是可以“玩”的。一本印刷精美、封面華麗的書，其物質的本身就是一種美的存在。我所以買了那么多的英文書，尤其是繽紛絢爛的袖珍版叢書，對那些七色鮮明設計瀟灑的封面一見傾心，往往是重大的原因。“企鵝叢書” (PenguinBooks)的典雅、“現代叢書”(ModernLibrary)的端莊、“袖珍叢書”(PocketBooks)的活潑、“人人叢書” (Everyman’sLibrary)的古拙、“花園城叢書”(GardenCityBooks)的豪華、瑞士“史基拉藝術叢書” (SkiraArtBooks)的堂皇富麗、盡善盡美……這些都是使蠹魚們神游書齋的樂事。資深的書呆子通常有一種不可救藥的毛病。他們愛坐在書桌前，并不一定要讀哪一本書，或研究哪一個問題，只是喜歡這本摸摸，那本翻翻，相相封面，看看插圖和目錄，并且嗅嗅(尤其是新書的)怪好聞的紙香和油墨味。就這樣，一個昂貴的下午用完了。

　　約翰生博士曾經說，既然我們不能讀完一切應讀的書，則我們何不任性而讀?我的讀書便是如此。在大學時代，出于一種攀龍附鳳、進香朝圣的心情，我曾經遵循文學史的指點，自勉自勵地讀完八百多頁的《湯姆·瓊斯》、七百頁左右的《虛榮市》，甚至咬牙切齒、邊讀邊罵地咽下了《自我主義者》。自從畢業后，這種啃勁兒愈來愈差了。到目前忙著寫詩、譯詩、編詩、教詩、論詩，五馬分尸之余，幾乎毫無時間讀詩，甚至無時間讀書了。架上的書，永遠多于腹中的書;讀完的藏書，恐怕不到十分之三。盡管如此，“玩”書的毛病始終沒有痊愈。由于常“玩”，我相當熟悉許多并未讀完的書，要參考某一意見，或引用某段文字，很容易就能翻到那一頁。事實上，有些書是非玩它一個時期不能欣賞的。例如凡·高的畫集、肯明斯的詩集，就需要久玩才能玩熟。

　　然而，十年玩下來了，我仍然不滿意自己這書齋。由于太小，書齋之中一直鬧著書災。那些漫山遍野、滿坑滿谷“汗人而不充棟”的洋裝書，就像一批批永遠取締不了的流氓一樣，沒法加以安置。由于是日式，它嫌矮，而且像一朵“背日葵”那樣，永遠朝北，絕對曬不到太陽。如果中國多了一個陰郁的作家，這間北向的書房應該負責。坐在這扇北向之窗的陰影里，我好像是冷藏在冰箱中一只滿蘊著南方的水果。白晝，我似乎沉浸在海底，岑寂的幽暗奏著灰色的音樂。夜間，我似乎聽得見愛斯基摩人雪橇滑行之聲，而北極星的長髯垂下來，錚錚然，敲響串串的白鐘乳。

　　可是，在這間藝術的冷宮中，有許多回憶仍是熾熱的。朋友來訪，我常愛請他們來這里坐談，而不去客廳，似乎這里是我的“文化背景”，不來這里，友情的鉛錘落不到我的心底。弗羅斯特的凝視懸在壁上，我的繆斯是男性的。在這里，我曾經聽吳望堯，現代詩一位失蹤的王子，為我講一些猩紅熱和翡翠冷的鬼故事。在這里，黃用給我看到幾乎是他全部的作品，并且磨礪了他那柄冰冷的批評。在這里，王敬羲第一次遭遇黃用，但是，使我們大失所望，并沒有吵架。在這里，陳立峰，一個風骨凜然的編輯，也曾遺下一朵黑色的回憶……比起這些回憶，零亂的書籍顯得整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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