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陽樓記》一課的課后題

　　《古文觀止》是這樣評價《岳陽樓記》的：“岳陽樓大觀，已被前人寫盡。先生更不贅述，止將登樓者覽物之情寫出悲喜二意，只是翻出后文憂樂一段正論。”這一評語確實道出了《岳陽樓記》寫作技法的實質。所以，千百年來，人們一直在探究著《岳陽樓記》的這一實質。歸結起來，有以下問題值得探究。

　　一、《岳陽樓記》是范仲淹根據滕子京給他的一幅《洞庭晚秋圖》而寫成的，這是不是范仲淹在閉門造車呢？

　　凡是登上岳陽樓的人，都知道以《岳陽樓記》名傳千古的范仲淹其實并沒有登過岳陽樓，那么范仲淹為何能寫成一篇氣勢闊大、恣肆淋漓，情景交融的雄文而成為千古絕唱，是不是閉門造車呢？回答當然是否定的，不是！

　　其一，范仲淹年少時在澧縣讀過書，澧縣一中院內有“范文正公洗墨池”，宋朝時已有澧陽書院。歷史記載，范仲俺的父親曾在澧縣東鄰的安鄉縣做官。安之鄉和岳陽同為湘北門戶，一東一西，隔洞庭湖相望。在澧縣、安鄉生活過幾年的范仲淹自然對洞庭湖景色十分熟悉，感悟頗多，所以寫起《岳陽樓記》駕輕就熟，一氣呵成。

　　其二，以范仲淹正直而坦蕩的人格和藝術修養，也絕不會做出無中生有、虛構之筆墨的。寫作之妙，在于揚長避短。他沒見過岳陽樓，就回避岳陽樓樓臺景物的描寫，對整個工程只做一般性社會背景的勾畫，并以“前人之述備矣”一句，明示樓之形狀并非筆墨中心，而以更多筆墨，把八百里洞庭風光描繪得惟妙惟肖，把遷客騷人的覽物之情寫得淋漓盡致。這兩段文字看似文章重心，實則為最后自己的憂樂觀做鋪墊。范仲淹是在用洞庭湖水的波瀾，襯托自己胸中的波瀾。范仲淹的別出心裁，不能不讓人佩服。

　　滕子京在請范仲淹寫《岳陽樓記》的那封信里說：“山水非有樓觀登覽者不為顯，樓觀非有文字稱記者不為久。”確實是這樣，岳陽樓已因《岳陽樓記》這篇絕妙的文章，成為人們向往的一個勝地；《岳陽樓記》也像洞庭的山水那樣，永遠給人以美好的記憶。

　　二、課文描繪了兩幅畫卷情與景的關系如何？這兩幅畫究竟寫“同”還是寫“異”？為什么？

　　《岳陽樓記》在第二部分濃墨重彩描繪了兩幅畫面，首先描繪的是一幅陰雨天氣的凄涼圖景，作者抓住霪雨、陰風、濁浪繪恐怖，抓住天地暗淡繪陰森，抓住交通阻絕繪悲涼，抓住虎嘯猿啼繪凄厲。作者描繪時使聽覺、視覺，聲響、色彩交互為用，把“滿目蕭然”景象寫得淋漓盡致。接著描繪的是一幅風和日暖的歡樂畫卷，與前一幅構成了鮮明的對照。這幅畫卷陽光明媚，水天一色，飛的、潛的，動物、植物，生機勃發，香色兼備，皓月漁歌，情趣盎然。由于“物”之差異，故“覽物之情”迥然不同，一悲一喜，情隨景移。

　　但這兩幅畫形似寫“異”，實則寫“同”。陰與晴是景“異”，悲與喜是情“異”，然而悲也好，喜也好，均是沒有擺脫個人寵辱得失的羈絆。這一點是相同的。它是下文生發議論的鋪墊或者基礎。

　　課文第1段記述作者撰寫此文的緣由，應滕子京的岳陽樓的重修、增制作記的托付而撰寫。這是敘事。第2段描寫登上岳陽樓看到的壯闊湖景，提出一個看法：“覽物之情，得無異乎”，寫景、議論交織。第3、4段分別描寫湖上久雨陰晦的凄涼景象和湖上春光明麗的歡快景象，在此基礎上又分別抒發“遷人騷客”登樓睹此的傷感心情和喜悅心情，寫景抒情相滲透。第5段直抒胸臆，砥礪友人。作者明言自己的人生志向、政治抱負，即以“古仁人”為楷模，憂國憂民；表露自己博大襟懷、堅強意志，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有了前文的敘事、寫景、抒情，這里的議論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岳陽樓記》可謂記事簡明，寫景鋪張，抒情真切，議論精辟。議論的部分字數不多，但有統率全文的作用，所以又有人認為這是一篇獨特的議論文。

　　三、怎樣理解課文中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一警句和“古仁人之心”的關系？

　　范仲淹幼年喪父，生活貧苦，卻刻苦讀書，少有大志。據《宋史》記載，他從小就立下“不能利澤生民，非丈夫平生之志”的誓言。歐陽修給他寫的墓碑文也說：“公少有大節，于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也。’”可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句話是范仲淹自幼的心語，而借《岳陽樓記》一文傳達出來，廣為人知。

　　“先憂后樂”的思想，究其淵源，即是儒家的仁愛思想，即“古仁人之心”。孟子就曾說：“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范仲淹把“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思想進一步發展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也就是要超越個人的憂樂，以天下為己任，以利民為宗旨，補救時弊，積極進取。不論是自然界的陰晴明暗，還是社會環境的順逆艱難，都不能動搖心中的信念。

　　范仲淹的從政生涯，始終踐行了這一信念。例如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40歲的范仲淹還在沒有資格進諫的小小秘閣校理任上，就上書諫止皇帝宋仁宗率百官為章獻太后朝拜上壽；第二年又直接上書請章獻太后還政退位──那時章獻太后正垂簾聽政，權傾朝野，滿朝文武“無敢言者”。范仲淹因此被貶離京，三年后才回來。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向宋仁宗進《百官圖》，指斥宰相呂夷簡結黨營私，任用讒佞，反被誣為“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又遭貶斥，連為他鳴不平的歐陽修等人也被貶放。范仲淹仕途沉浮幾十年，數遭貶黜，但他澄清吏治、憂國憂民之心始終未改。他用自己的俸祿，在家鄉買“義田”千畝，救濟貧窮的族人，而自己卻貧苦一生，以至于死時“身無以為殮，子無以為喪”。為民請命，憂民之憂，這就是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精神的具體體現。“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一句話的真正價值在于告訴我們，無論是自然界的風霜雨雪、陰晴明暗，還是社會環境的順逆艱難，我們都不能動搖自己心中的信念。現代社會中，一個人要做到先“憂”，就必須有膽、有識、有志，而一個先“憂”之士當他建立了功績之后還能后“樂”，才更加可貴。這兩句話所體現的精神，那種吃苦在前，享樂在后的品質，在今天無疑仍有崇高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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