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玉環(huán)是哪里人

　　楊貴妃到底是哪里人?歷來就是史學(xué)家們爭論不休的話題，這里，我們且從歷代的碑文、詩詞、史章典籍的記述，以及地方的名勝古跡，民間傳唱等方面，略加以考證。

　　《舊唐書·楊貴妃傳》說：“玄宗楊貴妃，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戶。妃早孤，養(yǎng)于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璬。” 這沒有明確提出籍貫。《新唐書·楊貴妃傳》說： “玄宗貴妃楊氏，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孫，徒籍蒲州 (即永濟，今山西蒲坂)，遂為永樂人。” 《楊太真外傳》則說是“弘農(nóng)華陰人，后徙居蒲州永樂之獨頭村。”這里說到村，算是較具體的了。后來又說到：“其父元(玄)琰蜀州司戶，貴妃生于蜀。” 因此后來又有楊妃是四川人之說。而《舊唐書》和《新唐書》的《楊元(玄)琰傳》則說楊元(玄)琰是虢州閿鄉(xiāng)人，即現(xiàn)在的河南陜縣人。此外，還有說楊貴妃是湖南醴陵人的。真是眾說紛紜。

　　記述楊貴妃事跡最早的是唐天寶四年四門助教許子真所寫的《容州普寧縣楊妃碑記》。《容州普寧縣楊妃碑記》記錄了楊玉環(huán)傳奇的一生。碑文是與楊貴妃同生長在唐朝天寶年間(約公元734年-755年)的四門助教(四門指四門大學(xué)，是唐朝最高學(xué)府太學(xué)的組成部分)許子真撰寫的，曾經(jīng)立于容城東一百二十步，并收錄于皇家編寫的《永樂大典》、《全唐文》等史書。碑文不長，現(xiàn)抄錄如下：“楊妃，容州楊沖人也。離城一十里。小名玉娘，父維，母葉氏。維嘗謂先人云：“葬其祖去此十里許，逢一術(shù)土，忘其姓名，云：‘此墳若高數(shù)尺，必出貴子;惜太低，生女亦貴’。妃母懷娠十二月始生，初誕時，滿室馨香。胎衣如蓮花，三日目不開。夜夢神以手拭其眼，次日目開。眸如點漆，抱出日下，目不瞬。肌白如玉，相貌絕倫。后軍都督楊康見之，以財帛啖其父，求為女。妃家素窶，不得已與之。康有二子讀書，妃三歲，日夜同坐，聽其誦讀。漸長，通《語》、《孟》，康夫婦惜如珠玉。時楊長史琰攝行帥事，聞之，左右令其母皆來。

　　一見大奇，私謂厥妻曰： ‘此女姿質(zhì)異常，貌有貴相，吾二女遠(yuǎn)弗逮也。’遂給以金帛與康，求為女。康不從，乃脅取之。舉家號泣送去。居無幾何，長史秩滿，攜歸長安，與二女同教。惟妃性昭慧，諳音律，明經(jīng)史。后進(jìn)入壽王宮。開元二十四年，明皇詔入內(nèi)，號太真，大被寵遇。天寶間，冊為貴妃。”這是當(dāng)前史學(xué)家能夠找到的最貼近楊玉環(huán)時代的人所寫的官方文章了。因為唐朝的容州是嶺南的大州，管轄包括今天原越南、海南、廣東一部分在內(nèi)的十四個州六十多個縣。而今天的容縣在當(dāng)時稱為“普寧縣”，所以這個碑名叫“容州普寧縣楊妃碑記。”古例，生不立傳，所以此碑應(yīng)系作于楊妃死后。碑文體例，傳后必加評贊，正文之后必勒作碑年月，此碑獨無;其紀(jì)事至入宮封貴妃，亦無結(jié)束語，可見并非全文，其后必有缺佚。碑文說楊貴妃“進(jìn)入壽王宮”，再“詔入內(nèi)，號太真，大被寵遇。”是歷史的正面記載。對楊妃入壽王邸后，成了壽王的妻子，玄宗父奪子婦，先令她出家當(dāng)?shù)朗浚�號太真，到天寶間再冊為貴妃這一亂倫的丑行，碑文只隱約其詞，沒有挑明，這也是“為尊者諱” 的緣故。

　　碑文內(nèi)容有根有據(jù)，來龍去脈，十分清楚。而且細(xì)節(jié)翔實。文中雖有某些傳奇色彩，這正同史傳上的許多帝王將相、英雄豪杰的事跡，多少附帶有某些傳奇甚至是迷信色彩一樣，不足為怪。碑記是楊貴妃同時代的人所撰，是此歷史的權(quán)威見證。其它一切楊妃籍貫的歧說，均遠(yuǎn)后于許子真的人所作，許子真是楊貴妃生活時代最有資格的發(fā)言人。三、這是一塊確確鑿鑿的碑文，它有著一般書本文字所沒有的特殊的文獻(xiàn)價值。這總是先有其人其事并有其緣才能有其碑，唐當(dāng)代的人對于一位貴妃，是不能隨便以偽說勒石銘碑的。這是人們常識以內(nèi)的事。許子真當(dāng)時任四門助教，是有地位的學(xué)門教長。四門學(xué)唐代前原為大學(xué)，隸屬于國子監(jiān)，以傳授儒家經(jīng)典為職責(zé)。到了唐朝“始合于太學(xué)”，助教為三人。據(jù)柳宗元在《四門助教壁記》中說：“四門學(xué)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子者，及庶人之子為俊士者， 使執(zhí)其業(yè)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證焉。”因此，許子真是當(dāng)時有頗高地位的人，撰這樣的碑文是要負(fù)責(zé)的，決不會憑空捏造。后為《全唐文》《元一統(tǒng)志》《永樂大典》等援引記載。

　　至于許子真碑記之外的各種楊妃籍貫的歧說，既有北方的山西、陜西、河南的分歧，又有南方的四川、湖南等地的涉及，內(nèi)容簡單，毫無細(xì)節(jié)。其依據(jù)，都是沿著楊玄琰的家族一脈相承來分說，不是隨從“高祖令本”而出，就是跟著楊玄琰和楊玄璬的遷居與宦游而定，莫衷一是。那一家都沒有說清楚楊貴妃的具體來歷。更應(yīng)指出的是，這些都是后人的編述，五代劉昀編舊《唐書》時，距楊妃之世已一百八十多年;宋太宗朝樂史作《楊太真外傳》時，更已在楊妃既死二百八十多年之后。年代久遠(yuǎn)，材料間接，因而各自說法混亂，根本不能同當(dāng)時許子真親身經(jīng)歷的實錄碑文相比。就是時距楊貴妃死后五十年白居易寫的《長恨歌》，以及陳鴻寫的《長恨歌傳》，都沒有明確肯定楊貴妃的籍貫。《長恨歌》只說“楊家有女初長成”，但沒有談到這個楊家女從何而來，生父是誰，家在何方。因此，我們不能作出貴妃是楊玄琰親生女的結(jié)論。《長恨歌傳》也只說“得弘農(nóng)楊玄琰女子于壽邸”。實際上這個弘農(nóng)(今河南靈寶縣)是唐代的一個郡， 是楊玄琰被封為弘農(nóng)郡公時的爵邑，并不是他的故里，以此作為楊貴妃的籍貫是錯誤的。

　　許子真在碑記中所說的容州普寧縣是什么地方呢?據(jù)《讀史方輿與紀(jì)要》載：“普寧廢縣，今縣治，唐初屬容州，州蓋治北流縣。開元中，升州為都督府。”這里所說的縣、府、州，均同碑記相符。這就是現(xiàn)在的廣西壯族自治區(qū)容縣。在清代，有關(guān)記載也很多，有權(quán)威性的是康熙年間欽命編撰的大型叢書《古今圖書集成》。書中明確肯定：“貴妃姓楊，容州云凌里人， 小名玉環(huán)。”與此同時，浙江名學(xué)者曾任桂林通判的汪森，在《粵西叢載》里引用了《梧州府志》也證實楊貴妃是“容州云凌里人。”汪森為了編寫《粵西通載》(包括粵西文載、粵西詩載、粵西叢載，又稱三載)，曾經(jīng)窮年累月，遍搜廣西、浙江等地的文史資料，埋頭研究，終于大功告成，是公認(rèn)的研究廣西問題的專家，有“廣西通”之稱。到嘉慶年間，學(xué)者董浩等更把《容州普寧縣楊妃碑記》，收進(jìn)了有影響的《全唐文》。在決定收錄之前，董浩曾數(shù)度與寓居北京的容縣文士周耀昌面談，得到證實后始行收錄。對此，周耀昌在他的《玉峰漫筆》中說：“貴妃，亦婦人耳。嘉言懿行，書無著錄，而為后世關(guān)注如此，迨亦悲其遇乎?”此外，出于廣西的地方志如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廣西通志》和《梧州府志》，以及《容縣志》等等，記述楊貴妃是容縣人的，就更多了。一個有爭議的歷史婦女人物，得到歷代這么多的重要史章典籍的紀(jì)錄和權(quán)威學(xué)者的關(guān)注考訂，是不多見的，也絕不是偶然的。

　　不僅如此，歷代還有許多騷人墨客，在他們的吟詠中確認(rèn)楊貴妃系生于容縣。明代詩人徐棻在《梧州懷古》七律中寫得好：“王孫芳草自天涯，把酒憑高眺落霞。云冷玉環(huán)妃子宅，春殘金谷美人家。丹砂寂寞送瑤島，斑竹扶疏渺翠華。惟有蒼梧城上月，年年清影照凄鴉。”詩中的頷聯(lián)，不僅描寫了生在北流江(繡江)邊的楊貴妃，而且旁及了生在南流江邊的梁綠珠。當(dāng)時的梧州府管轄蒼梧、容縣和玉林、博白等十個縣。明代進(jìn)士出身的浙江詩人彭清，于永樂十六年任容縣知縣時，曾寫有《容縣八景詩》，汪森的《粵西詩載》收了四首，其中的《云凌斑竹》詠的就是楊妃故里民間傳說的遺跡。詩云：“云凌竹，何斑斑?云是玉環(huán)幼時淚，揮灑點綴成斑斕。邇來千有百余載，猶自膾灸于人寰。天上麗質(zhì)何顛倒?父母生兮不自保!定將遺跡說楊家，此事朦朧莫可考。至今楊山麓，蒼翠交林木。鳳不下兮鸞不凄，只作瑯玗耀人目。”詩人悲嘆楊妃的幼年被賣：“天生麗質(zhì)何顛倒?父母生兮不自保!”但又指出竹因楊妃灑淚成斑乃是無稽之談：“定將遺跡說楊家，此事朦朧莫可考。”詩人說的完全正確，“云凌斑竹”無疑出于附會，但也表明了楊妃確系生于容縣。因為其地要是沒有楊家“天生佳麗”其人，沒有“父母生兮不自保”其事，也就不會有“云凌斑竹”的傳說。凡屬于附會的傳說，必先有所附，然后始能牽合成詞。

　　不是出于對楊妃這個本地人懷有感情，容縣人大概是不會編出這個傳說來的。主編《永樂大典》的解縉也寫詩證實過楊貴妃出生于容縣。他在《勾漏訪古》中寫道：“北流縣下古銅州，平地山巖籠玉樓。誰為丹砂赴勾漏，人傳青竹滿羅浮。楊妃井塌風(fēng)煙古，葛嶺寺(應(yīng)為葛令寺)荒草樹秋。卻憶故鄉(xiāng)山更好，錦袍歸去棹扁舟。”解縉是受貶而到容州北流來的，他經(jīng)容州時看到了已湮廢的貴妃井，所以有此吟詠。現(xiàn)在這首詩還刻在北流縣勾漏洞內(nèi)。這個井是指楊貴妃故里井，在容縣楊皮村饒家屋角石堆下，附近有黃皮果樹，離溪邊村道不遠(yuǎn)。后來由于風(fēng)水先生說此井不利，村人每多口角;又謬說飲井水生美女會惹事生非，因而鄉(xiāng)人用一大石坂把井口封蓋住。 對于楊貴妃的籍貫，在詩歌中表達(dá)得最明確的，莫過于清雍正浙江詩人商盤的《楊妃井歌》了。詩曰：“范陽戰(zhàn)鼓邊塵起，雨濕梨花葬妃子。楊氏當(dāng)年掌上珠，生長容州普寧里。戚晚消亡歷劫沙，行人猶自訪楊家。傾域麗質(zhì)歸宮禁，隔代遺蹤汲井華……此井炎云瘴霧中，古波不動蝦蟆伏。君不見、梁家鬻女珠盈斛，墜樓不惜埋金谷。一勺泉留雙角山，萋萋蔓草含情綠。” 這首古體詩同樣拿楊貴妃來與綠珠相比，說明古代詩人對我國這兩個古代美人出生在南北流二江很感興趣，而且對其慘遭不幸深表同情。此外前人從容縣這一地方落墨為楊妃題詠尚多，在此就不能—一列舉了。

　　在楊貴妃的故鄉(xiāng)容縣，不但有許多詩文的記載，而且有名勝古跡可資考證。除了上述的楊妃井和云凌斑竹之外，還有梳妝臺、楊妃山和楊妃廟等。梳妝臺在容縣城東門外唐代遺跡經(jīng)略合真武閣附近，相傳那是古代容州官暑所在。楊貴妃被楊康和楊玄琰遞相買養(yǎng)以后，都在那里住過一段時間。后人即名之曰梳妝臺。可惜年代久遠(yuǎn)，加上天災(zāi)人禍，建筑物早已無蹤了，但地基尚可辨認(rèn)，人們的題詠尚在。清代容縣詩人王維新唱道：“內(nèi)殿春風(fēng)掃十眉，名牽長史跡紛歧。繡江亭榭分明在，鏡匣芙蓉惝怳疑。汨汨溫泉無錦檻，蕭蕭斑竹有荒祠。書生吊古如親見，憂化初承恩澤時。”詩的第二、三、四句，乃系針對楊妃籍貫的歧說而發(fā)。說由于楊妃名義上為楊玄琰(長史)的女兒，遂至對她的蹤跡(指出生地)產(chǎn)生了紛歧的說法。繡江旁邊明明擺著她的遺跡，竟也使她的出身事跡成了疑案。詩的后半首還舉出斑竹、楊妃廟兩古跡為證，說使他這個本地人“吊古如親見”，親切之情，躍然紙上。清代江西詩人趙德湘在《容縣楊妃梳妝樓》一詩的首聯(lián)中，也說得很清楚：“群峰拔黛引游船，生長楊妃艷此邦。”

　　楊妃山在楊皮村附近的金牛嶺上，又名獅子山。這就是碑記中楊貴妃父親說過的那座墳山所在地。上面葬有楊貴妃的祖先，其墳叫 “王母點兵”，名堂很別致。從這里可以看出，楊貴妃祖籍容縣，也是無可置疑的。楊妃廟在楊皮樹，保存時間最長。該廟又叫娘娘廟，規(guī)模相當(dāng)可觀，除了正殿還有附屬廓屋，山前山后還有楊妃廟的園林地。據(jù)元、清版本《容縣志》記載：“世傳唐太真故里，有井曰楊妃井，久已湮塞，鄉(xiāng)人為立楊妃廟焉。”這就是楊妃廟的由來，可惜它曾被摧毀，只余下一個遺址!!!后來又多次得到修復(fù)，而來訪的游客也越來越多。廟的左右兩廂，歷代文人的題辭碑刻很多，旁有一首意境絕俗，膾灸人口的聯(lián)語：“莫道空山環(huán)珮寂，猶聞古井石泉香。”此外，廟內(nèi)還保存有不同年代的石碑?dāng)?shù)幅，只因保管不得其法，碑文剝落甚多，殊為可惜。無疑地，這些古跡都自然而然成為楊貴妃出生于容縣的佐證。

　　我國歷史上的四大美人，都有著名的同她們的出生地相關(guān)聯(lián)的名勝古跡。如西施的故里浙江縣有浣紗石、浣紗亭和西施谷;王昭君的湖北興山縣有昭君村、昭君井、望月樓、妃臺山和梳妝臺;綠珠的廣西博白縣有綠珠井、綠珠祠和綠珠江;而楊貴妃的故鄉(xiāng)容縣也有貴妃井、楊妃山、貴妃廟、梳妝臺和云凌斑竹等。楊貴妃同王昭君一樣，與其相關(guān)的名勝古跡都是最多的。這都是因人而設(shè)的景物，是因人而流傳下來的古跡，是千百年來廣大人民群眾公認(rèn)的佐證。“西子院遺石，貴妃生有村。香泉紅淚在，曾照馬嵬魂。”清代湖南詩人周志勛的五絕，多少道出了這個古跡的參證價值。對此，民國初年廣西詩論家夢秋，在《桂海百一詩話》中也有過肯定的論證。他在列舉了綠珠、王昭君、西施和薛濤各在其家鄉(xiāng)有其名字所冠的古跡之后，接著說：“容縣有楊山、楊妃井，蓋取美人出處為名。”

　　楊貴妃酷嗜荔枝。本來，愛吃荔枝的人，不一定就是產(chǎn)荔枝的嶺南的土著。蘇東坡、白居易都盛贊荔枝，他們就都不是嶺南人。但是，也有人因四川也產(chǎn)荔枝(質(zhì)頗差)，便以此證明嗜荔枝的楊妃是四川人，所以這里也就特地說一說。荔枝是亞熱帶的特產(chǎn)，以廣東、廣西、福建最著名。其中尤以廣州附近增城一帶出產(chǎn)的掛綠和黑葉等品種至為名貴，這在漢晉朝代就是朝廷欽定的貢品。楊貴妃進(jìn)宮以后，唐玄宗為了取悅這位寵妃，于是下令廣東進(jìn)荔枝。在每年荔枝季節(jié)，便通過驛道，日夜兼程，一站一換人馬，從廣東遠(yuǎn)送荔枝到長安宮中。關(guān)于這件事，史學(xué)家司馬光的名著《資治通鑒》寫得最為確鑿：“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zhí)轡授鞭(高力士，廣東高州人，家距容縣甚近)……中外爭獻(xiàn)器服珍玩……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驛地致之。比至長安，味色不變。但，歷來有不少人懷疑此事是否屬實。蘇東坡認(rèn)為是由涪江送去的。他在《荔枝嘆》詩中說：“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于涪。”因為，荔枝一經(jīng)摘下，“一日則色變，二日則香變，三日則色、香、味俱盡矣!”(白居易《荔枝圖譜序》)不論如何快的驛馬，不論如何日夜兼程，也決不可能在三數(shù)日內(nèi)把摘下的荔枝從廣東運到長安。

　　然而，古人自有辦法，故宮刊物《紫禁城》對此有檔案資料。那辦法很簡單：把將熟的荔枝大枝大枝地斬下，以容器盛水，好似插花那樣養(yǎng)著，然后裝運。路上還要不時往葉上灑水散熱，減少水份蒸發(fā)。用此辦法，路上當(dāng)然也還會壞掉不少，但總有一部份可以保鮮運到。就連認(rèn)為“妃生于蜀”的宋代樂史，在《楊貴妃外傳》中，也曾多次提到荔枝是由南方的廣州送去的，說楊貴妃“嘗荔枝，南海荔枝勝于蜀者，故每歲馳驛以進(jìn)。”。《唐詩故事》曾說：唐代的荔枝“四川產(chǎn)的大多是早熟種，質(zhì)量最差，果肉薄而酸，即使是最佳者，也只相當(dāng)于福建下等品種。”既然楊貴妃愛吃“美味水果荔枝”，嶺南荔枝又是歷來的貢品，決沒有從涪州送去“質(zhì)量最差”的酸荔枝的道理。清代道光年間的兩廣總督阮元，是江蘇有名的學(xué)術(shù)權(quán)威人物，曾對蘇東坡作過嘲笑，他在《嶺南荔枝詞八首》的二首中寫道：“嶺外書傳唐伯游，風(fēng)枝露葉漢宮秋。如何天寶年間事，欲把涪州換廣州?”如果蘇東坡尚在，真不知作何答復(fù)。阮元接著寫道：“新歌初譜荔枝香，豈獨楊妃帶笑嘗。

　　應(yīng)是殿前高力士，最將風(fēng)味念家鄉(xiāng)。” 這里不但明確地肯定了嶺南荔枝為貢品，而且清楚地說明了楊貴妃和高力士這兩個兩廣人，在貢荔問題上的密切關(guān)系。何止是高力士，楊貴好一個“最將風(fēng)味念家鄉(xiāng)”!妃更是思念著品嘗家鄉(xiāng)的風(fēng)味——兩廣的荔枝。蘇東坡后半生的最大不幸，是遠(yuǎn)貶廣東的惠州和海南島儋縣以及廣西的合浦。但他在不幸中卻嘗到了名聞天下的嶺南佳果荔枝，他大快朵頤之余，說：“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既然涪州的荔枝堪為貢品，他何不“歸作涪州人”呢?楊貴妃縊死的時候，唐玄宗還叫高力士用嶺南送來的荔枝祭奠。

　　楊貴妃的名字很多，她小時叫玉娘;成長后，取名為玉環(huán);到了入宮修道，號曰太真。但在宮中，她卻被呼喚為玉奴和阿蠻。唐詩人鄭隅在《津陽門》長詩中說： “三郎紫笛弄煙月，怨如別鶴呼羈雌;玉奴琵琶龍女撥，倚歌促淚聲嬌悲。”這個三郎指唐玄宗，玉奴就是楊貴妃。奴，本是女子的卑稱，但在當(dāng)時的宮廷內(nèi)，卻含有愛稱的意思。這個玉奴，就是玉娘的變稱。至于稱呼叫阿蠻，就更說明楊貴妃是廣西人的問題了。兩廣，古稱蠻夷之地。西漢南越王趙佗，據(jù)有兩廣，他寫信給漢文帝，就自稱“蠻夷大長”。唐代光化中尚書左丞狄歸昌在《題馬嵬驛》一詩中說：“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鸞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yīng)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就是明確地把楊貴妃稱為阿蠻的。當(dāng)時唐明皇宮中除了楊貴妃之外，還有一個宮女叫謝阿蠻。因為她是廣東新豐縣人，所以也叫阿蠻。唐明皇帝為了討好這兩個阿蠻，還在宮禁戲稱自己為阿瞞，以表示諧音名字的親昵。

　　我國晚清大詞人臨桂的況周頤，在他的《蕙風(fēng)簃二筆》一書中，對這個問題也作過了明確的論證。他在援引《鶴林玉露》所載上述狄歸昌的詩以后，肯定地說：“玉環(huán)一名阿蠻，可謂粵產(chǎn)佐證。北人概稱南省曰蠻也。”接著況周頤又援引了《永樂大典》所載的許子真碑記，最后他下結(jié)論說：“許子真與妃同時所記，得諸咫聞，必?zé)o舛誤，而妃為粵產(chǎn)無疑矣!”人們稱楊貴妃為阿蠻，顯然是因為她來自南方。所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便是。東晉范曄的《南蠻志》有過說明。在唐代也有好幾個詩人寫過廣西是南蠻的詩，如宋之問的《過蠻洞》，劉禹錫的《蠻子歌》，以及項斯的《蠻家》等等。當(dāng)然，這是大漢族主義對少數(shù)民族和僻遠(yuǎn)邊民的辱稱，但人們之稱楊貴妃為阿蠻則與此不同，因她曾被唐明皇所寵遇，阿蠻之名又是首先從宮里叫開去的，所以辱稱也就變成了愛稱。

　　從上面所列諸多資料來看，說楊貴妃出生廣西容縣是有充分的事實根據(jù)的。可是光緒二十三年本《容縣志》以易紹惠、王永貞等人為首的編纂者，在記載許子真碑記的同時，又在附錄后對楊妃生于容縣說加按語道：“其荒誕似不足深辨。”并說“題詠流傳、漸成故實;作廟立祠，其惑滋甚”，這是唐許子真碑記、于元代見諸典籍，楊妃生于容縣的事實為人所公認(rèn)后，歷時五百五十余年，又一次被人斥為荒誕。但是斥之者舉不出任何荒誕之處，只含糊其詞說“似不足深辨。”他們不敢碰到許子真的《容州普寧縣楊妃碑記》，也不敢涉及歷代史章典籍的記載。只死抱住《楊貴妃外傳》不放，說“妃生于蜀”，并振振有詞認(rèn)為《楊貴妃外傳》的作者樂史是“唐史官”應(yīng)該沒有錯。對此，容縣清舉人劉荊山(也作京山、耕山)曾經(jīng)有過評論：“其人(指上述作按語者)除帖括(應(yīng)考科舉的八股程式)外即不知有學(xué)問，于彭(清)、王(維新)詩乃不知所云!”意謂寫上述按語的人學(xué)識谫陋，連彭清的《云凌斑竹》和王維新的《梳妝臺》兩詩也沒有讀懂，以為彭、王也認(rèn)為楊貴妃生于容縣之說無稽、可疑，所以就發(fā)出了“其荒誕似不足深辨”、“為惑滋甚”等論調(diào)。劉荊山與編纂《容縣志》諸人同代而較年輕，熟知其人及編寫情況，他的話是足夠說明上述按語的來由的。彭清的詩有“定將遺跡說楊家，以事朦朧莫可考”兩句，縣志撰人以為是說楊妃生于容縣是無稽之談，他們沒有理會詩題是“云凌斑竹”，句中的“遺跡”即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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