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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文天祥在中國社會史上的地位
引導語：宋代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是中國歷史上精忠愛國的典范，我們一起來學習他在中國社會史上的地位是什么?對后人有哪些影響?
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是中國歷史上精忠愛國的典范，在他身上最好地反映了宋代文明政治和科舉制度的社會價值。文天祥在南宋王朝已經不復存在的背景下，不愿意為千方百計攏絡人才的元朝所用，做出英勇就義的決定，有著堅定的個人信念，是宋代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這種政治主體意識自然表現。從楊家將到岳飛到文天祥，宋代出現這么多精忠報國的典型，直接反映了宋代致力于建設和諧社會、實行文明政治取得了明顯良好的社會效果。
宋代長期堅持崇文國策和“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國理念，提倡科舉為草茅而設的選拔人才導向，尊重和愛護知識分子，給予士人極大的政治參與空間和優越的生活待遇，讀書出身的人不論門第高低都能憑才學進入國家的領導層、決策層，參與國家的管理和日常事務。這種政治地位、社會地位的變化，使得大量士人對國家抱有強烈的知遇之恩，對家國負有強烈的責任意識，報答國家成為他們的人生選擇。文天祥的事跡告訴我們，建立和諧社會、尊重和善待知識分子對維護國家政權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文天祥的背后有很深的傳統文化背景，他受到傳統的以孔孟思想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深刻影響，還在早年受到當地先賢的形象教育。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大宋的狀元、宰相，特別珍惜國家賦予他的榮譽，承擔報答國家的義務，盡到了士人的道德責任。作為士人的優秀代表，文天祥走過的不僅是讀書報國的普遍歷程，還投身于國家危難時的抗擊侵略的軍事斗爭，最后英勇犧牲，在他身上所體現出的士的精神更加鮮明、更為全面，更有代表意義。他的精神世界，超出了一般士人的精神水準。因此，他對后世的巨大影響不僅是政治層面，更具有社會意義。
以文天祥為代表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士的形象，被后世的歷代政權廣為褒揚，樹立為士大夫的楷模;文天祥“舍生取義”的選擇成為社會普遍認同的浩然正氣，逐漸成為以士人為主流的全民自覺參照和遵守的人生價值標準;他的勇敢精神融入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在外來侵略面前勇敢斗爭，堅決抵抗。文天祥在中國社會史上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他個人事跡的本身。
兩宋王朝的統治者出于改變唐末五代武人跋扈局面和維護社會穩定的需要，長期堅持“以文治國”的方略，尊重和愛護知識分子，給予士人極大的政治參與空間和優越的生活待遇。正是由于王朝統治者長期堅持“崇文”國策和“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理念，宋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呈現出了與前代社會截然不同的景象。一個不同于前代的士人階層迅速崛起，他們深感國家知遇之恩，對國家的命運負有強烈的責任感，給人民樹立了正義的形象。在他們的文化感召下，整個社會的風氣發生了巨大變化，世道人心“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到了宋代末季、國家存亡之秋，社會風氣的轉變和宋代士人階層的全新精神風貌更是明顯地表現了出來。文武官員在這一時期顯示出了對前代的極大超越，據萬斯同的《宋季忠義錄》記載，南宋末年抗元死節之士僅有記載的就有五百多人，這與唐末五代相比，可謂天壤之別。文天祥作為大宋狀元、宰相，作為南宋末年士大夫的代表人物，無疑是宋代社會精神世界和社會風貌的典范。在他的身上，集中反映了兩宋士大夫不同前朝的節義觀和“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可以看出宋代文明政治和科舉制度的社會價值，可以看出中國傳統文化強大的社會意義，從而尋找出后世社會史發展的重要脈絡。
(一)文天祥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
文天祥出生于南宋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這一年，北方蒙古的勢力已經相當強大。蒙古大軍一方面在拔都率領下進行第二次西征，這次西征在7年后橫掃亞歐平原;另一方面進行了對南宋的入侵，真州之戰、陽平關之戰、江陵之戰都在這一年相繼發生。戰亂頻仍，國家危機四伏的社會現實，對當時的士人階層影響是深刻的，這也讓文天祥在童年發蒙之初，就對對國家忠誠的價值取向有著很深的認同：
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即欣然慕之。
由于天資聰穎，文天祥很早就在科舉考試中嶄露頭角。弱冠之年，文天祥進入白鷺洲書院學習，而此時恰逢朱熹弟子、吉州名儒歐陽守道擔任山長。歐陽守道雖然與文天祥只有一年的師生之誼，但這一年里先生的言傳身教對文天祥產生了畢生影響。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歐陽守道逝世后，文天祥在《祭歐陽巽齋先生》一文中得到證實：
先生之學，如布帛菽粟，求為有益于世用，而不為高談虛語，以自標榜于一時;先生之文，如水之有源，如木之有本，與人臣言，依于忠，與人子言，依于孝，不為曼衍而支離。
而這其中，“有益于世用，而不為高談虛語”一語，不僅是文天祥對老師學問的評價，也無疑是文天祥一直追求的目標。
宋理宗寶佑四年，即公元1256年，文天祥在省試中再次闖關通過，榜上提名，因此獲得了參加殿試的資格。理宗在集英殿舉行面試時，文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慷慨陳詞，提出“天地以此道而不息，圣人亦以此道而不息”，深得理宗和考官王應麟賞識，被理宗直接從初定的第七名提到了第一名，成為大宋的狀元，從此踏上報效國家的仕途。
文天祥進入政壇已是宋王朝最后時期，隨著蒙古南侵的日益加劇，國家處于風雨飄搖之中，文天祥作為士人階層的一員代表，對當時士人階層普遍存在的危機感和家國憂慮體會至深，在他的前期至中期詩歌、文章、與友人的書信中，他越來越頻繁地提到了忠、義等人生命題。
夫人生于世，致命各有權。慷慨為烈士，從容為圣賢。
我生不辰逢百罹，求仁得仁尚何語。一死鴻毛或泰山，之清之重何所處。……仁人志士所植立，橫絕地維屹天柱。以身徇道不茍生，道在光明照千古。
同一時期，在許多以古代忠義之士為對象的詠懷言志詩中，文天祥相當有傾向性地選取了或在中原王朝與北方民族交戰之際，或在國家分崩離析之時努力力挽狂瀾的忠義之士，如蘇武、諸葛亮、張巡、劉琨、祖逖、顏杲卿等作為歌頌贊揚的楷模，并對李陵、哥舒瀚、令狐潮等大加斥責，鮮明地表明自己痛恨敗壞國家大事的人生立場。
漠漠愁云海戍迷，十年何事望京師。李陵罪在偷生日，蘇武功成未死時。
斜谷事不濟，將星殞營中。至今出師表，讀之淚沾胸。
中原蕩分崩，壯哉劉越石。連蹤起幽并，只手扶晉室。
平生祖豫州，白首起大事。東門長嘯兒，為遜一頭地。何哉戴若思，中道奮螳臂。豪杰事垂成，今古為短氣。
常山義旗奮，范陽哽喉咽。明雛一狼狽，六飛入西川。哥舒降且拜，公舌膏戈鋌。人世誰無死，公死千萬年。
昔時張叔夜，統兵赴勤王。東都一不守，羸馬遷龍荒。……天地垂日月，斯人未云亡文武道不墜，我輩終堂堂。
但隨著蒙古大軍對長江江防重鎮的陸續攻克，宋王朝日益傾頹，滅亡已成大勢。面對這樣的變局，不少地方官員對于抵抗能力嚴重不足的宋王朝失去了信心，雖然謝太后親自發布“哀痛詔”痛陳國難，號召各地勤王，但大部分人選擇了首鼠兩端，坐壁上觀。而此時文天祥卻毅然拋下優渥的生活，甚至不惜毀家紆難，以全部家產盡充軍費勤王。
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為軍費。
朋友認為他這樣做無異于“驅群羊而搏猛虎”，文天祥卻認為他哪怕是螳臂擋車，也能夠為士人做個榜樣：
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
文天祥招募的勤王軍自然無法挽救宋王朝的命運。面對強大的元兵，宋王朝的兵力根本無法對抗。幾年的周旋下來，宋王朝的力量越來越弱，掌握的地區越來越少。隨著陸秀夫背著小皇帝赴水自盡，宋王朝最終滅亡。文天祥也隨后被元兵俘獲，并隨元兵北歸。元朝統治者們一直對他這位有節義的大宋狀元敬仰有加，許諾他高官厚祿，但文天祥卻一直拒不降元，并在大都的牢獄里坐以待旦度過了最后四年時光。在牢獄的腐臭潮濕中，文天祥先后在《五月十七夜大雨歌》和《正氣歌》對他的人生選擇作出了這樣的思考：
乾坤莽空闊，何為此涼涼?達人識義命，此事關綱常。
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系命，道義為之根。
至元十九年，文天祥再次拒絕了忽必烈的最后一次勸降。幾天之后，他在大都從容就義。他在絕筆《衣帶贊》中留給家人朋友這樣一段贊文：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
這段絕命詩，無疑反映了他最后時刻的真實思想。我們不難看出，這是他對自己一生求索的人生價值的總結，能夠在最后時刻取義成仁，他是非常欣慰的。
(二)文天祥和宋代的士人精神
考察文天祥的思想演變發展歷程，“忠義”是貫穿他一生思想的一條主線。從文天祥幼年階段對忠義心向往之到踏上仕途為國擔憂以詩言志，直至國亡家破，兵敗被俘之后誓不降元，他對忠義的追求和擔當一直沒有改變。而他的這種人生價值觀的形成是與當時的社會風氣密不可分的，充分反映了宋代士階層的集體心靈追求。
儒家向來注重節義。一直以來，孔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孟子的“舍生而取義”、“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直是中國士大夫的道德目標。然而,五代十國時期,像馮道這樣“事四姓十君”朝秦暮楚的一批士大夫的出現，讓宋代的知識分子們痛心疾首。歐陽修曾分別在《新五代史》的《馮道傳》序論和《一行傳》中對這一時期士階層的“無廉恥”提出了強烈批評，并以之為痛史：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敢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當此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縉紳之士安其禍而立其朝，充其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
正是由于對前代的沉痛反思，宋代的士階層一直不斷嘗試著重建國家的綱常倫理，道德體系。有宋一代，不論是理學家還是士大夫，都把“節義”作為宣揚和實踐的最高道德標準。
理學家要求以“節義”作為為人處事的準則，如朱熹認為，“義”是人心所固有的至善,出于人之“本心”,出于“天理”。
義者，天理之所宜。
三代君主之所以能稱得上仁人、圣人，是因為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是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而三代以下，幾無完人，即使如漢高祖、唐太宗這樣一代盛世開國之君，亦不足稱道，因為他們的功業：
“都是自智謀功力中做來，不是自圣賢門戶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
陸九淵認為義才是君子應有的品質：
“君子義以為質，得義則重，失義則輕”。
周敦頤要求士人能像蓮花一樣保持節操：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
士大夫們以節義相標榜，引領士階層的風氣轉化乃至社會風氣的變化。
“功名如夢幻，氣節之士，豈肯摧氣節以就功名”。
“潔白而有德義，官師之規也”。
“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云”。
這些話，或出自王安石、范仲淹等聞名天下的士大夫楷模們之口，或是天下人對胡安國等嚴于律己、操守不墮的士大夫評價，這反映出了宋代社會無論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對“節義”的一致認同。
兩宋時期，由于長期面臨北方民族的南侵的威脅，士大夫的講求名節的實踐不僅表現在平時的政治活動、日常生活中，更表現在面對異族入侵、家國淪亡之時表現出的堅貞不屈的民族氣節。《宋史·忠義傳》對兩宋時期士階層一改唐末五代之陋，崇尚節義有如下的總結:
士大夫忠義之氣，至于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余憾，況其他哉!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場之臣勇于死敵，往往無懼。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于朝，于是中外縉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班班可書。匡直輔翼之功，蓋非一日之積也。
在文天祥一生中，“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主體意識是他思想發展的另一條主線。從他的進入政壇以后的各個時期的詩歌、文章中，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仕途失意，還是臨危受命，他一直對家國懷有深沉的憂患意識。在國家危亡之時，他甚至明知力有不逮卻不顧友人勸阻毅然毀家紆難，顯示出了一個優秀知識分子的極強使命感。這一以貫之的“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不僅來源于他個人對家國的理解，更來源于宋代士階層在政治主體意識方面的全新推進。
“以天下為己任”是儒家的傳統思想觀念,儒家一直要求讀書人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過程中實現自我價值。個體努力的最終目的是“兼濟天下”，即所謂“達者兼濟天下”。但唐末五代天下動蕩、政權反復更迭、武人獨夫馬上得天下的社會現實，使得士階層或選擇趨炎附勢或選擇逃避現實，社會責任感幾乎喪失殆盡。而兩宋時期，推行“右文”國策，提倡科舉為草茅而設的選拔人才導向，讀書人重新得到尊重，儒家傳統得到復興，士人階層深感“國家有道”。同時，宋代科舉制度的改革使得大批出身貧寒、門第卑微的知識分子能夠進入國家管理層，大量知識分子紛紛進入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行政機構，成了國家官僚隊伍的主體，逐漸形成了皇帝“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構架。宋代士大夫現實境遇的改變，社會地位的提高，直接促使了士大夫歸屬感和使命感的產生。
余英時先生指出：
宋代的“士”不但以文化主體自居，而且也發展了高度的政治主體的意識;“以天下為己任”便是其最顯著的標識。
“以天下為己任”一語，出自朱熹對范仲淹的評價。朱熹之所以如此推崇范仲淹，是因為范仲淹率先提出的“進退皆憂”、“先憂后樂”精神具有強烈的政治主體意識：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
而這種政治主體意識絕不僅僅反映了范仲淹個人的人生觀、價值觀，它更反映了宋代士階層普遍而強烈的意識形態變化。有宋一代，由于國家打通了知識分子的上升通道，給予了士階層前所未有的社會地位，士階層徹底拋棄了唐代功利主義的士風，他們不再計較個人的榮辱得失,而是把自身的命運同王朝社稷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他們的憂患意識，不是停留在個人得失的層面，而是到達了國家民族利益的高度。“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兩宋士階層的共同人生志向。
范仲淹“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歐陽修“見義勇為，雖機阱在前，而觸發之不顧”，石介“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蘇洵“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陸游“位卑未敢忘憂國”……宋代的一大批士大夫都是這樣，他們很少顧慮到自身的榮辱得失，而把“天下”、“國家”命運放在個人命運之上首先考慮。
即使在仕途受挫，落魄失意時，宋代士大夫也從不放棄“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范仲淹在慶歷新政失敗后被逐離京，但他仍在《謝上表》中表示“求民疾于一方，分國憂于千里”。歐陽修雖遭受多次貶謫，但對國家的責任感卻絲毫不減，“放逐流離，至于再三，而志氣自若。”文天祥在進入政壇以后雖然由于過于耿直而受到排擠，但他為國家效力的想法始終沒有改變，“少年成老大，吾道付逶迤。終有劍心在，聞雞坐欲馳。”
正是由于宋代士階層“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主體意識的覺醒，士階層對國家產生了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和平時期，這種向心力和凝聚力成為推動文化繁榮，社會改革的強大動力，在戰爭年代，它又成為號召士階層奮起抗金抗元、救國圖強、恢復失土的巨大力量，宋王朝能在內憂外患之中支撐三百余年 ,可以說，士大夫“進退皆憂”、“先憂后樂”的“以天下為己任”精神是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的。
(三)文天祥在中國社會史上的地位
文天祥特殊的精神價值是由他特殊的人生經歷造就的，作為士人的優秀代表，文天祥不僅走過與其他士大夫相同的“讀書—報國”的普遍歷程，還經歷了投身于國家危難時的抗擊侵略的軍事斗爭并直至最后英勇犧牲的特殊歷程，因此，在他身上所體現出的士的精神與普通士大夫相比，更加鮮明、更為全面，更有代表意義。正因為他對士的精神體現的高度完整性，他的形象對后世產生了巨大影響，這種影響不僅顯示在政治史的層面，更體現在社會史的考量之中。
社會史的內容很廣泛，但其中很重要的內容是社會的文化發展史。一個社會穩定的社會精神核心、價值取向對社會存在著長期的、持續的影響力，它們是社會史考察的重要內容。而文天祥作為宋代忠義和“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化身，隨著時代的推演，逐漸升華成了中國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取向。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后人對文天祥不斷地紀念和崇敬中得到答案。
文天祥念念不忘自己是大宋的狀元、宰相，特別珍惜國家賦予他的榮譽，承擔報答國家的義務，盡到了士人的道德責任。作為士人的優秀代表，文天祥走過的不僅是讀書報國的普遍歷程，還投身于國家危難時的抗擊侵略的軍事斗爭，最后英勇犧牲，在他身上所體現出的士的精神更加鮮明、更為全面，更有代表意義。他的精神世界，超出了一般士人的精神水準。因此，他對后世的巨大影響不僅是政治層面，更具有社會意義。
文天祥“舍生取義”的選擇成為社會普遍認同的浩然正氣，逐漸成為以士人為主流的全民自覺參照和遵守的人生價值標準;他的勇敢精神融入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在外來侵略面前勇敢斗爭，堅決抵抗。文天祥在中國社會史上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他個人事跡的本身。
文天祥死后，元明清三代，均得到了統治階層、士大夫和底層百姓的一致崇敬和自發或官方的祭祀活動。而早在元代，士人和底層百姓對文天祥由崇敬引發的祭祀活動就已經開始。
據《紀年錄》壬午年注記載：
至治三年癸亥,吉安郡庠奉公貂蟬冠法服像，與歐陽文忠公修、楊忠襄公邦乂、胡忠簡公銓、周文忠公必大、楊文節公萬里、胡剛簡公夢昱序列，祠于先賢堂。士民復于城南忠節祠增設公像……
明代柯暹也稱：
元代宋亡無祀之者，雖敵國，表勸忠節，亦所當祀……公之祀在京都、郡庠者，創于元，敵國已祀之也。
到了明代，對文天祥的各種祭祀活動不再有所顧忌，在大興、盧陵、宣城、溫州、五嶺坡、厓山等許多地方都出現了由地方官員、士人或百姓自發為文天祥建的忠義祠，在北京，由朝廷出面正式建祀，并給予追謚。文天祥的畫像也在民間廣為流傳，許多士大夫為之留下了像贊。大明忠臣于謙就曾在《文山先生像贊》對文天祥舍生取義的忠節觀由衷感慨：
嗚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國亡身，舍生取義。氣吞寰宇，誠感天地。陵谷變遷，世殊事異。坐臥小閣，困于羈系。正色直詞，久而愈厲。難欺者心，可畏者天。寧正而斃，弗茍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節，萬古攸傳。載瞻遺像，清風凜然。
清代，文天祥更是得到了最高統治者乾隆皇帝的充分肯定：
才德兼優者，上也;其次，則以德為貴，而不論其才焉……當宋之亡也，有才如呂文煥、留夢炎、葉李輩，皆背國以降元，而死君事、分國難者，皆忠誠有德之士也。然此或出于一時之憤激，奮不顧身以死殉之，后世猶仰望其風采。若文天祥，忠誠之心不徒出于一時之激，久而彌勵，浩然之氣，與日月爭光。蓋志士仁人欲伸大義于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也。
此外，從元至清，有關文天祥的傳記、文天祥的文集版本眾多，文天祥的故事在底層百姓中流傳極廣，成為戲劇、評書的重要題材之一，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文天祥在后世的巨大影響力。
我們可以說，以文天祥為代表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士人的形象，被后世的歷代政權廣為褒揚，樹立為士大夫的楷模;文天祥“舍生取義”的選擇成為社會普遍認同的浩然正氣，逐漸成為以士人為主流的全民自覺參照和遵守的人生價值標準。而他的勇敢精神更是融入到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之中，并成為一種精神的旗幟，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在外來侵略面前勇敢斗爭，堅決抵抗。
歷代統治階層也在文天祥的身上，從另一個角度發現了宋代長期堅持崇文國策，實行文明政治取得了明顯良好的社會效果。宋代對士人的優待，使得整個社會文氣蔚然，知廉恥，明禮義，知識分子對國家抱有“士為知己者死”的強烈感情，對家國負有強烈的責任意識，哪怕到最后一刻，仍然志氣未喪，戰斗不息。而這樣的社會風氣，對任何朝代而言，恰恰都是維護國家政權長期穩定所最需要的。因此，兩宋以后，在經歷了元代短暫的低谷之后，明清兩朝，統治者在“馬上得天下”之后都迅速轉向，極力推進以文治國的步伐，比較尊重和愛護知識分子，對士人禮遇有加，在科舉制度上給予他們極大政治空間，不遺余力地選拔人才，從而使得明清兩代成為中國持續繁榮的大一統王朝。
文天祥是科舉制度下選拔的優秀人才，從他身上還能看出科舉制度的合理性。葛劍雄先生曾經反駁了科舉制度無法選拔技術人才的觀點，他認為科舉制度是選拔官員的考試，不是選拔專業技術人才的考試，至于專業人才可能通過專門考試來選拔。考試選拔出來的官員，有相當深厚的文化基礎，有很好的處事能力，他們不少出身于草根階層，相當珍惜來之不易的社會地位和榮譽，對國家的感恩戴德之情揮之不去，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自身榮譽感使得他們的個人貪欲消減到最低水平。
今天，文天祥在這一方面也仍然具有現實意義。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國家對建立和諧社會、維護社會穩定有不斷的、更高的需求。文天祥的事跡告訴我們，建立和諧社會、維護社會的長治久安，尊重和善待知識分子對維護國家利益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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