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泊船瓜洲》的版本及創作背景

時間：2024-08-05 09:43:02 靈王安石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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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泊船瓜洲》的版本及創作背景

　　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在社會中，大家一定都接觸過一些使用較為普遍的古詩吧，古詩的格律限制較少。究竟什么樣的古詩才是好的古詩呢？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王安石《泊船瓜洲》的版本及創作背景，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泊船瓜洲》的版本

　　王安石(1021-1086)《泊船瓜洲》有兩種不同的版本。其一為洪邁(1123-1202)《容齋續筆》卷八《詩詞改字》所引，可以稱之為“詩話本”：

　　王荊公絕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為“過”，復圈去，而改為“入”，旋改為“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為“綠”。

　　洪邁只稱“王荊公絕句”，并未提及“泊船瓜洲”詩題。后世的詩歌選本，多遵從“詩話本”，并冠以“泊船瓜洲”的詩題。

　　然而，收錄在王安石各類詩文集中的這首詩，如《臨川先生文集》卷二十九、《王文公文集》卷七十、《王荊文公詩箋注》卷四十三等，題作《泊船瓜洲》，可稱之為“集本”，均作：

　　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自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詩話本”的“春風又綠江南岸”，“集本”作“春風自綠江南岸”，有一字之異。是“自”呢?還是“又”呢?對這首小詩而言，這似乎并不是關鍵問題，因為大家都將注意力集中在“綠”字上了。像俞樾《茶香室叢鈔》卷八《王荊公改字》、錢鍾書《宋詩選注》，都曾專從“詩話本”出發，從不同的角度，討論起“綠”字的好壞。

　　“自”：從王安石的煉字說起

　　宋人一向重視詩歌煉字，撇開“綠”字，從詩歌本身及王安石的用字習慣來看，不難看出，王安石的“自綠”為原本，而“又綠”乃后人所更改之本。首先，從詩歌本身來說，“春風自綠江南岸”的“自”字在這里是“獨自、空自”的意思，即表示與我無關，或關系不大，并不在意，或無法控制，任其自我發展，近似“花自飄零水自流”中的“自”。詩人思念家鄉，家鄉所在的江南已經變綠了。但是，詩人并不是因為留戀春風帶來的“綠”而思念家鄉，“綠”只與春風有關。相對于“春風”，詩人更關心“月”，渴望明月能“照我還”。詩人思念家鄉，并不只是因為家鄉進入了鳥語花香、草長鶯飛的春天，這種思鄉情緒實是超越季節變化的。因此，詩中的“自”字意蘊十分豐富。于此，可見王安石用“自”字之妙。

　　其次，從王安石的用字習慣來說，他在其他詩歌中，也常常用這樣的“自”字，如《明妃曲》其二：

　　明妃初嫁與胡兒，氈車百兩皆胡姬。含情欲說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黃金捍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卻回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可憐青冢已蕪沒，尚有哀弦留至今。

　　王安石《明妃曲》舊題翻新，轟動一時，當時名流多有唱和者。然而，后世卻有人對這首詩的命意提出責難。尤其是“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曾有不少爭議。如給王安石詩歌作注的李壁，在《王荊文公詩箋注》中云：

　　范沖對高宗嘗云：“臣嘗于言語文字之間得安石之心，然不敢與人言。且如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單于為無窮之恨，讀之者至于悲愴感傷。安石為《明妃曲》，則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不是罪過，漢恩淺而虜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為盜賊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謂壞天下人心術。孟子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以單于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獸而何?”公語意固非，然詩人務一時為新奇，求出前人所未道，而不知其言之失也，然范公傅致亦深矣。

　　南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云：

　　荊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悖理傷道甚矣。

　　按，范沖和羅大經都不自覺地上綱上線，認為這首詩有悖君臣大義和華夷之辨的原則。羅、范的意見，誠如李壁所云，實在是“傅致”過深。但李壁也承認這是“詩人一時為新奇，求前人所未道，而不知其言之失”。其實，范沖、李壁、羅大經，對王安石這句的“自”的理解，都有一些偏頗。王安石詩句中的自，即“獨自、空自、恁自”的意義，表示與“我”無關。“漢恩自淺胡自深”的意思為，漢恩和胡恩的淺深都是他們各自的行為，與我的“相知心”都是無關的。王安石在詩中把那些表面的“恩”，不論其深淺，不論是胡還是漢，都否定了。因為不論所謂的漢恩之淺，還是胡恩之深，都與“相知心”毫不相干，即使明妃嫁到了所謂“恩深”的胡地，依然是“失意”的。

　　王安石《白鶴吟示覺海元公》詩云：

　　美者自美，吾何為而喜;惡者自惡，吾何為而怒。去自去耳，吾何闕而追;來自來耳，吾何妨而拒。

　　詩中四個“自”字，與上引“春風自綠江南岸”、“漢恩自淺胡自深”等詩句中的“自”含義可相互發明。

　　一般來說，對于宋人詩歌，一般以文集為主要依據，詩話往往具有故事性質，從王安石的煉字習慣、文集版本來看，通行的“春風又綠江南岸”，恐怕并不是王安石詩歌的原本，在討論王安石的《泊船瓜洲》時，應當遵從王安石文集作“自”。

　　《泊船瓜洲》的創作背景

　　《泊船瓜洲》這首詩，主要涉及了幾個地名。詩題的瓜洲，北宋屬揚州管轄，在長江北岸，而京口與瓜洲隔岸相對，北宋屬潤州管轄，在長江南岸，即今天的鎮江，瓜洲和京口都在運河與長江的交匯點上，一北一南;而鐘山在江寧，即今天的南京，處在瓜洲和京口的上游。王安石父親王益卒于江寧通判任上之后，王安石就家于江寧，詩中的“鐘山”，即指代江寧。

　　這首絕句，簡短明了，其主題不外乎思念家鄉。錢鍾書《宋詩選注》云：“這是王安石想念金陵的詩，鐘山是他在金陵的住處。”王安石是何時泊船于瓜洲而思念鐘山的?王安石文集中，有一些相關詩歌，為這首小詩的創作時間，提供了系年的線索。

　　《臨川集》卷二八有《與寶覺宿龍華院三絕句》：

　　老于陳跡倦追攀，但見幽人數往還。憶我小詩成悵望，鐘山只隔數重山。

　　世間投老斷攀緣，忽憶東游已十年。但有當時京口月，與公隨我故依然。

　　與公京口水云間，問月何時照我還。邂逅我還還問月，何時照我宿金山。

　　這組詩的題下作者自注曰：

　　舊有詩云：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自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案，龍舒本《王文公文集》卷六五和李壁注本詩集卷四二都收入了這組詩，其中李壁注本附有詩人題下自注，而龍舒本沒有自注。第一首中的“鐘山”，龍舒本和李壁注本，均作“金山”。

　　《臨川集》卷三六(龍舒本《王文公文集》卷七十九)有《贈寶覺并序》集句詩，序云：

　　予始與寶覺相識于京師，因與俱東。后以翰林學士召，會宿金山一昔，今復見之。聞化城閣甚壯麗，可登眺，思往游焉，故賦是詩。

　　案，與寶覺的交游，是考訂王安石《泊船瓜洲》創作時間的重要線索。詩題的“龍華”，又稱龍花，即龍華樹，相傳彌勒佛得道于此樹下。因此，龍華院即指佛寺。第一組詩的龍華院，頗疑在江寧附近，或即在鐘山。而詩中的“憶我小詩成悵望，鐘山只隔數重山”，當據龍舒本、李壁注本作“金山”，寫作這組詩時，王安石在鐘山而思數重山之外的金山(在潤州，即京口)。而《贈寶覺并序》中提到的“化城閣”，當在京口金山。(王安石有集句詩《化城閣》，見《臨川集》卷三六、《王文公文集》卷七九。此詩又見《京口三山志》卷四，題作《金山化城閣集句》)。

　　據《贈寶覺并序》、《與寶覺宿龍華院三絕句》及作者題下自注，我們可以梳理出王安石與寶覺的三次交往：

　　第一次：與寶覺初識于京師(開封)，“因與俱東”。

　　第二次：王安石“以翰林學士召”，自江寧沿江東下，至京口金山與寶覺“會宿一昔”。王安石隨即渡江，泊船于瓜洲，作詩《泊船瓜洲》。

　　第三次：“會宿金山”之后十年，與寶覺重逢于鐘山龍華院。詩人思其東游金山(金山在鐘山之東)，已在十年之前了，今又思往金山化城閣登覽。因有詩《與寶覺宿龍華院三絕句》、《贈寶覺并序》。

　　其中，王安石“以翰林學士召”的時間是可以確定的。按，王安石被任翰林學士，朝廷正式任命在治平四年(1067)九月戊戌(見楊仲良《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九《王安石事跡》)，元陳桱《通鑒續編》卷八載王安石次年(即熙寧元年1068)四月至京師：“安石受命(翰林學士)，歷七月始至京師。”根據這些材料，我們可以推斷，《泊船瓜洲》這首詩，大約作于熙寧元年(1068)春天，絕非王安石兩任宰輔、推行變法之期的作品。相應地，《與寶覺宿龍華院三絕句》、《贈寶覺并序》則作于此后十年，大約在元豐元年(1078)，時王安石已致仕在家三年矣。

　　熙寧元年(1068)春，王安石從江寧出發，順江東下，途經京口，與寶覺在金山相遇，同住一宿，在瓜洲稍作停留，再沿運河北上京師，赴任翰林學士。從瓜洲北上，算是離開了江南，正式踏上了江北的征程。這首膾炙人口的《泊船瓜洲》，就是在這個背景下作成的。

　　江北的瓜洲，眼前這寬闊的長江，根本無法隔斷詩人對家鄉的思念，在心靈的空間里，這一江春水所阻隔的京口與瓜洲，也只不過是“一水間”，而鐘山離此也僅僅只有數重山。船漸行漸遠，而詩人的思鄉之情愈來愈濃，與家鄉的情感聯系也越來越緊。

　　正處夜晚明月高照，雖已看不到江南岸的風光，但詩人剛從綠油油的江南渡江而來，這個時候春風和煦的江南，自是一片嫩綠，春意盎然。但春意的盎然，正好反襯詩人思鄉的失意之情。因此，所謂“春風自綠江南岸”，并不關乎積極的烘托氛圍，反而增添了詩人思鄉的愁緒。貌似樂境，卻抒發了深層的哀情。

　　其“自綠”，正如花之“自飄零”，水之“自流”，它們何能解得詩人之愁緒?李煜詞曰：“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在離別的情感體驗中，詩人王安石蓋得詞人李后主之實。詩人眼前所能見到的，最為明顯而惹人思鄉的是月亮。仰望那皎潔月亮，詩人不禁發出這樣的質問：“明月何時照我還?”直呼明月，增添了詩歌的意趣，又與望月起相思的傳統接續起來了。然歐陽修詞云：“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蓋春風與明月，不過是引逗詩人情絲者。

　　泊船瓜洲

　　宋代·王安石

　　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譯文

　　京口和瓜洲不過一水之遙，

　　鐘山也只隔著幾重青山。

　　溫柔的春風又吹綠了大江南岸，

　　可是，天上的明月呀，你什么時候才能夠照著我回家呢？

　　注釋

　　1、泊船：停船。泊，停泊。指停泊靠岸。

　　2、綠：吹綠。

　　3、京口：古城名。故址在江蘇鎮江市。

　　4、瓜洲：鎮名，在長江北岸，揚州南郊，即今揚州市南部長江邊，京杭運河分支入江處。

　　5、一水：一條河。古人除將黃河特稱為“河”，長江特稱為“江”之外，大多數情況下稱河流為“水”，如汝水、漢水、浙水、湘水、澧水等等。這里的“一水”指長江。一水間指一水相隔之間。

　　6、鐘山：在江蘇省南京市區東。

　　寫詩情景公元1068年，熙寧元年，4月，朗月之下，王安石乘著一艘小船行在京口瓜洲的長江水上，回望過去，他的家鄉就在幾重山以外。詩人看著這草長鶯飛雜花生樹的江南，突然對大好的前程意興闌珊，人還未離去，他就開始想回家了，明月啊，你何時照我回鄉？

　　賞析：

　　“首句‘京口瓜洲一水間’，以愉快的筆調寫他從京口渡江，抵達瓜洲，‘一水間’三字形容舟行迅疾，頃刻就到。次句‘鐘山只隔數重山’，以依戀心情寫他對鐘山的回顧，第三句‘春風又綠江南岸’，描繪的生機盎然的景色與詩人奉召回京的心情相諧合，‘春風’一詞，既是寫實，又有政治寓意。宋神宗下詔恢復王安石的相位，表明他決心要把新法推行下去。對此，詩人感到欣喜。他希望憑借這股溫暖的春風驅散政治上的寒流，開創變法的新局面。‘綠’字還透露了詩人內心的矛盾，表達了作者希望早日辭官歸家的心愿，這種心愿，至結句始明白揭出。”——如此強化政治色彩來解析《泊船瓜洲》詩的詩意，是很有代表性的。

　　但這樣的解析，卻存在著無法自圓其說的自相矛盾處：詩人既想早日辭官，就不可能有奉召回京之欣喜，既想急于赴京上任，也就不可能有想早日辭官的想法，這二者猶如水火，是難以相容的。也有論者斷言，詩人此次復出還政，可謂春風得意，大喜過望，那所謂的“明月何時照我還”的戀鄉情緒，不過是虛晃一槍的矯情之詞而已，是不可以認真對待的。“春風又綠江南岸”，骨子里說的是對皇恩的感激，是對新法實施前景的樂觀描繪，是詩人內心的還朝施政喜悅的移情于景，詩的感情基調是歡快的，樂觀的。

　　上述兩論，是歷來解讀《泊船瓜洲》詩的論點中最具代表性的，但把該詩作為政治抒情詩來解讀，是既不符合詩人作詩時特定的際遇和心境，也不切合詩作自身建構的藝術形象的內蘊的。《泊船瓜洲》應是一首純粹的鄉愁詩，它的感情基調應是憂郁傷感的，是毫無輕松、喜悅、樂觀的色彩可言的。

　　詩人寫作此詩時，已是五十五歲的老人了。幾年來，圍繞著新法舊法，朝廷上無休止地爭論和攻訐，致使新法的推行十分艱難。因而本來就有些消極思想的王安石，在經歷了兩次因推行新法而罷相的坎坷遭遇之后，心力交瘁，對從政產生了強烈的厭倦感。罷官期間，他曾寫下了許多描繪自然風光、抒寫閑情逸趣的詩作。對于這次的朝廷以“同平章事”的重任重新起用，王安石曾兩次辭官而未獲準。因而他這次的上任，從心情上說，是十分勉強的。而在他上任以后，又多次請求解除宰相職務，并終于在復出后的第二年，如愿以償地再度罷相，重又回到家鄉江寧，過起了舒心適意的隱居生活。從這次短暫的復出過程可以看出，重新還朝施政并非王安石所期盼的，所熱衷的，相反地他還把復出視為畏途而屢拒屢辭。顯而易見，在這樣的際遇心境下寫作《泊船瓜洲》，也就難免不在字里行間注滿憂郁、傷感、消沉的感情了，也就難免不對即將遠離的家鄉懷有深深的眷戀之意了，他又怎么可能會以“春風又綠江南岸”喻皇恩浩蕩，抒發什么如愿以償的為復出而欣喜的感情呢？再從詩作本身看。詩的結句“明月何時照我還”是全詩的主旨所在，它以直抒胸臆的形式為全詩定下了憂郁、傷感的感情基調，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詩人對復出還政并無如愿以償的喜悅，更無急不可待的熱切。相反，詩人還遠沒有到達京城，家鄉還未從視線中消失，內心里就已真誠地發出了回家鄉的念頭，這思鄉之情還不深切真摯嗎？今日明月送我而走，他日明月“何時”送我而還？仕途險惡，吉兇難測，那“何時”二字是詩人發自肺腑的一聲沉重嘆息，蘊含了詩人對險惡仕途的擔憂，對施行新法前途的顧慮。詩意憂思深切，格調也十分蒼涼，是如聞其聲的一聲喟然長嘆，是詩人抑郁消沉心態的真實自然的流露。

　　從結句定下的'鄉愁沉重憂切的感情基調反觀，“京口瓜洲一水間”也不可能是在時間上強調船行之快來寫詩人心情的輕松愉快了，它與“鐘山只隔數重山”一樣，都是從空間上強調家鄉的山山水水離此時旅次江北瓜洲的詩人距離之近。此時詩人“泊船瓜洲”，回首南望，那熟悉而親切的“京口”僅一水相間，“鐘山”也只隔數重山，真是近在咫尺。但空間距離上的近，卻反襯了詩人心理距離上的遠。因為家鄉雖如此之近，但可望而不可及，看近實遠。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距離還會越來越大，更何況這一去又不知何時才能回來，不知何時才能再見到這家鄉的山山水水，甚至他可能還會更為悲觀地想到，將來還能不能再回到自己的家鄉。詩人在這里運用了以近寫遠、相反相成的藝術手法，委婉含蓄地表現了詩人憂惋深切、無可奈何的傷感心情，展現了詩人心靈深處的巨大的失落感、孤獨感。其實，一水長江，數重大山，相間相隔的空間上的距離也是很大的，詩人反以近寫之，也是為了強調詩人對家鄉的強烈依戀，是戀戀不舍的思鄉愛鄉眷鄉之情的自然流露，又何來輕松愉快的喜悅心情呢？

　　正因為這首詩的主旨是濃濃的鄉愁的抒發，所以詩的第三句“春風又綠江南岸”的重心，也不是像一般論者所說的落在了對江南春天美景的描繪上，它的語言重心不是“綠”字而是“又”字。而人們之所以特別欣賞“綠”的形容詞用作動詞對春天美景的生動形象、富有色彩感和感染力的描繪，原因就在洪邁的《容齋續筆》所記載的那一段膾炙人口的煉字故事上。其實王安石在這里并不是要刻意描繪江南春景之美麗，他把詩句的重心放在“又”字而非“綠”字上，他要表達的是“春風”尚且有情，還知道一年一度“又綠江南岸”，而詩人自己呢，卻不得不在“春風又綠江南岸”的時候，離開江南的家鄉，違心地重登仕途。這一去，前途吉兇莫測，不知何時才“又”能回到江南的家中呢？一個“又”字，融情于景，實在是詩人滿心難以排遣的無限鄉愁的真實寫照。

　　正是有了前三句寓情于景的層層鋪墊作勢，結句的“明月何時照我還”的抒寫鄉愁的淋漓之筆，才水到渠成地直瀉出來，把鄉愁的抒寫發揮到了極致。由此看來，王安石的《泊船瓜洲》，并不是一首政治抒情詩，而是一首純粹的鄉愁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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