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讀書報
賈平凹
1952年生于陜西南部丹鳳縣棣花村，1972年入西北大學學習漢語言文學，從此在西安工作和生活，專事文學編輯及寫作。
主要著述
曾出版《商州初錄》、《浮躁》、《廢都》、《白夜》、《天狗》、《黑氏》、《五魁》、《懷念狼》、《病相報告》、《秦腔》等中、長篇小說。作品曾獲全國文學獎、美國美孚飛馬文學獎、法國費米娜文學獎、法蘭西文學藝術榮譽獎，《秦腔》獲紅樓夢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作品已有英、法、德、俄、日、韓、越等20多種文字版本出版。
采訪手記
今年9月，是賈平凹極為難忘又身心俱忙的一段日子。母親過世，當選陜西作協主席，耗費三年時間五易其稿的長篇小說新作《高興》出版……這些事情接踵而至，于公于私，都是生命中不能忽略之重。
經過記者多番電話加短信的聯系，賈平凹答應接受采訪。與兩年前跟他進行的那次電話交流不同的是，這一回他選擇筆答。就表達而言，作家有很多種，有的善談有的能寫，賈平凹顯然屬于后者。猶記得曾經熬夜整理他陜南口音濃厚的錄音是如此不易，所以筆答不失為一個好辦法。我將列滿問題的采訪提綱發給賈平凹指定的E-mail收件人，時隔一天便收到他長達七頁的手寫傳真件，基本上有問必答，雖然依舊言簡意賅，但足以說明問題。
20歲之前都生活在陜南棣花村的賈平凹，縱使在西安的時間早已遠遠大過在鄉村的，可他從內心到文字仍有深切的鄉土情結，“我的本性依舊是農民，如烏雞一樣，那是烏在了骨頭里的”（《秦腔》后記）。自當年初入文壇到如今成為中國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筆下從未與鄉村疏遠過，即使當年頗受爭議的“寫城市文化人”的《廢都》，也還是彌漫著鄉土氣息。其新作《高興》的故事發生在西安城，主人公卻是來自商州“清風鎮”到西安拾破爛討生活的農民們。他在書中講述了幾個心懷夢想的農民在西安拾破爛的故事，其中辛酸引人深思。
他對《高興》的構思要早過兩年多前出版的《秦腔》，關于西安的農民拾荒者的素材搜集是個瑣碎而漫長的過程，為此他借助書中“劉高興”的原型，他兒時的伙伴，長大后來到西安拾破爛的劉書禎去接近這些城市里的“邊緣人”，到他們生活的“城中村”去，跟他們拉家常、抽紙煙、喝放了鹽的苞谷稀飯，聽他們繪聲繪色地講述在城里討生活的喜怒哀樂，也盡可能地幫他們解決力所能及的困難。
寫作過程并不順利，他曾把已經寫好的十幾萬字付之一炬，一改再改，用手一遍遍謄寫改好的稿子，30多萬字的小說先后抄了五遍，難怪最后他的右手中指寫到變形淤血。
寫《高興》與農民相互影響
說到寫《高興》的由頭，其實我一直都有為進城的農民寫一部長篇小說的想法，但是不知從何寫起。三年前的那個下午，見到我的初中同學劉書禎之后，我發現自己突然尋到了寫作的突破口。
他是個非常善談的人，說話充滿細節，樂觀幽默，這種人特有趣味。其實我對他很熟，我們從小一塊長大，初中時一起輟學回鄉務農，此后他當了兵，我在西安上大學。后來，我得知他進城到西安拾破爛，還自己改名為“劉高興”，我就有了寫寫他的沖動，也開始關注城市中拾破爛的農民群體。在我由劉書禎等朋友逐漸接近、走進這些拾破爛的農民生活的過程中，發現他們對外界的反應很敏感，甚至抗拒“城里人”的進入。我最初接觸他們時小心翼翼，不敢有絲毫的輕慢，我是去和他們認老鄉，用拉家常的方式去接觸他們，真誠地對待他們，他們也真誠待我。人與人一熟，我就發現他們其實極需要傾訴。
寫作素材的獲得并不容易，我搜集到的素材也面臨著合理的取舍，可以說，我了解到的情況僅有一半運用到《高興》之中。小說畢竟是虛構的，我并不是在寫報告文學。寫《高興》的過程中之所以先后改了五次，甚至燒掉已經寫好的十幾萬字，我想是心態問題。這些拾破爛的農民大多是仇恨城市的，他們會抱怨自己的困苦，當我以他們的眼光回過頭來看這個城市，他們的情緒就影響了我，當然我會感覺到寫出的東西就有問題了。在《高興》的整個寫作過程中，是這些農民在影響我，同時也是我在影響著他們。
說起先有《高興》的構思，卻先出版了《秦腔》，那是因為《高興》的創作令我一時不知該怎么寫，動筆寫開后又感到自己對拾荒者的生活還不那么熟悉，于是就先寫《秦腔》，畢竟《秦腔》里的生活我更熟悉。這兩本書一本是寫農民如何離開土地的，另一本則是寫農民離開土地后的狀況的，題材的內涵和所引起的思考是統一的。
書中的“劉高興”總是在尋找那位移植了他的腎的城里人，他的內心真正在尋找的是他的出路，他尋找得很苦，也正是在這種尋找中他的生命變得更加悲壯。“劉高興”已不是我們習慣認知的農民形象了，如果說《秦腔》是一曲農民的挽歌，《高興》應該是農民悲壯的生命之歌。
《高興》全書主要是寫劉高興、五富、黃八等二三個男人，闖入劉高興生活的女子孟夷純只是他“城市生活”中的一部分。因為我這部作品的本意并不是要寫愛情故事，所以她在小說進行到一半時才出現，但孟夷純這個人物是有原型的。《高興》中劉高興和孟夷純的交往始終沒有實質上的身體關系，劉高興常在夢里和孟夷純戀愛，對這些城市里的農民的愛情，我是持悲觀態度的，他們的“相愛”是沒有結果的，好像是刺猬聚在一起，相互取暖又彼此刺痛。《高興》的結尾，五富死了，劉高興和孟夷純們的未來仍沒有歸屬，想到這些人的出路，我很困惑，這或許就是命運感吧。
寫完《高興》，我暫時不再想寫這方面的小說了。我最近老在思考一個問題，想想就感到很害怕。這些進城打工的農民雖然面臨很多問題，但還不算太令人憂心忡忡，我最擔心的是這些農民工的孩子們，這些孩子自小跟隨父母進了城，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層，他們身上并沒有父輩的那些優點，如勤勞、厚道、善良，還有責任心，他們在城市里卻染上了城市的不良習氣，越發容易仇恨，使強用恨，散漫，缺乏責任心和寬厚。這可能要毀了兩三代人啊！
在《高興》這部讓人讀了高興不起來的長篇小說中，我也寫到很多人性的閃光點，比如高興和五富、黃八之間的友情和照應，我要寫出溫暖感呀。小說到底應該怎么寫？我想，只要讀者讀過之后能引起內心更多的問題和思考，作為作者的我就滿足了。
文學邊緣化并神圣著
我不是一位有計劃的作家，這些年來，凡是我計劃的東西從來沒有實現過。當上陜西省作家協會主席之后，我并不覺得自己有太多的變化，以前我沒少什么，現在也沒多什么，至于寫作，我想也不會受到影響。
至今沒用電腦，我仍然用筆寫作。在寫《高興》的第五稿時，刪去前一稿的許多情節和評論性的文字，我盡力避免那種夸張變形的敘述，這是否就是現實主義的寫作？寫罷《秦腔》之后，我就覺得我適宜這種表述方式，別的什么我沒多想過。那些與我現在常寫的體裁反差太大的作品，比如歷史小說，我沒考慮過，我也寫不了。
劉書禎到西安來，曾說他和我同樣是瓷磚，我被命運貼到了灶臺上，而他自己卻被貼在了廁所里。他說他是閏土，我對他說，我可不是魯迅，我只能給魯迅提鞋，而你也不是閏土，閏土是中國舊式農民，你是現在的新型農民。在我心中，魯迅是偉大的，魯迅的精神夠我們永遠享用。《高興》中的“劉高興”是以劉書禎為原型，此前的《秦腔》中有個人物也緣于他，但我想我不會再寫他了，一是沒辦法再寫，二是沒有寫作的快感。
我的書出版了之后，他現在可有名了。許多電視臺去拍他，記者去寫他。我前些日子回老家去，他也回去了一趟，村里人都在取鬧他，說：“你以后身上得帶上筆，準備著給人簽名呀！”
近年來頗有一些關于文學“邊緣化”的說法，我覺得文學的社會關注度和讀者肯定較以前相比是少了，但這并不妨礙文學的繼續存在，文學依然還是神圣的吧。說到文學或者作家的力量，我當然希望通過《高興》的出版能引起社會各界甚至官方對現在農民工問題的關注，但作家究竟能產生多大的影響呢？對此我心里也很清楚。寫城市里拾破爛農民工的《高興》可能沒有多少農民工去讀，這如同那些反腐敗小說也沒有多少腐敗者去讀一樣。
不妨將作品寫成社會記錄
我從小生長在農村，我對農村與農民的問題保持長久的關注是一鄭我對農村與農民的問題保持長久的關注是一種必然，即使我在西安城里這么多年，已經是城里人了，如今站在城里看農村與農民，許多問題仍然看得清楚。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城市向農村擴展，同時大量農民離開家鄉到城市打工，他們同土地的關系變了，農民沒有了土地，他們也不再愛土地，而農民工又一時不能融入城市進而被城市認同，這些問題會越來越讓人擔憂?
我在《高興》的“后記”中寫道：“現在農村人給城里生娃哩！”農民養大自己的孩子，孩子去城里打工或上學卻不愿再回到農村，我寫這些話的時候，脊背上直透涼氣。在回老家給父親上墳的時候，我說《秦腔》里我寫了農民怎樣一步步從土地上走出的，《高興》里寫了農民走出土地后的城里生活，總算寫完了。但是，農民在城里生活遇到的問題是無法用小說來解決的。作家不是政治家，起碼我不是。我在《高興》的“后記”中說過，當現在普遍認為不可能產生大境界大技巧的文學作品時，我們不妨將作品寫成一份一份的社會記錄，留給歷史。
在今天發展經濟、城市化建設加速的大背景下，社會大趨勢是進步的，城市化也可能是一條出路，但要完成城市化，就必然要犧牲一代兩代農民的利益。可是作為一個人，生命就那么不到百年，這又是夠殘酷的。我不否認自己是“城里人”，我也說過從內心深處厭惡城市，仇恨城市。對于城市的厭惡和仇恨是每一個從農村來到城市的人最初的普遍情緒，這或許是農民意識使然，隨著在城市里生活得長久，這種情緒才會慢慢退去。我承認我內心深處有農民意識的東西，這種意識平常倒還不那么明顯，當我接觸到那些在城市里拾破爛的來自農村的拾荒者，寫到“劉高興”，自然而然我就開始隨著“劉高興”們的眼光去看問題了。我前面也說了，整個寫作過程，“劉高興”在影響著我，之后我也在影響“劉高興”。
其實，現在的農民，尤其年輕一代的農民很多都是中學畢業。他們有文化，城鄉交流的時代使他們又有了經見，內心就十分豐富了。像書中“劉高興”這樣的農民，有著自己的精神世界甚至文化生活，喜歡吹簫看報，他們是新型農民。現在媒體上時常宣傳農村的某某如何辦企業，某某村干部如何帶領村民致富，認為那些是農民中的典型人物，可那畢竟是少數，而“劉高興”則是今日農村的另一種典型人物，他或許更具有普遍意義。
現在是題材選擇我
對于海外作家的作品，那些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作品，有些我讀了，有些還未來得及看。不管我的文學水平是高是低，畢竟在從事著與文學有關的工作，當然要關注海外文學的發展動向。當代中國文壇的作家和作品，我會挑選一些他們的代表作來讀，80后作家的當紅作品我也會看。
寫小說寫到今天，怎么說呢，當初是我在選擇題材，現在好像是題材在選擇我，這不是說我有多么了不得了，而是說我已經到了50多歲，現在的寫作中多多少少是有些使命感的。我覺得有些題材我應該去寫，至于寫得好不好，那是另一回事。寫了這么多年，暫時還沒有過厭倦或寫不下去的時候，最大的困難是動筆之前的構想時間拉得越來越長，一旦一個獨立完整的虛構世界在腦子里形成了，動筆寫起來就順暢了，很有歡樂。下一部作品還沒有動筆，恐怕要花更長的時間去琢磨。
我很注意社會新聞，《高興》一開始劉高興背著五富的尸體還鄉的情節就是受鳳凰衛視上一則“農民工千里背尸還鄉”新聞的啟發改造而成的，從文學創作的角度來看待社會新聞總是少不了的。
平日里，我過得也是極平常的日子呀，別人有什么愛好，我就有什么愛好。生活基本上沒規律。每天早上到工作室，晚上12點后回家，在工作室主要寫作和讀書，但來人多，有事就寫不成了。和我收藏的那些壇壇罐罐共處也有莫大的樂趣，它們會養我的氣的。最近很忙，忙得亂七八糟的。(采寫/本報記者 丁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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