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集卷之六記傳贊述《張長公》

　　引導語：陶淵明《張長公》這一章述評張長公，頌揚其能保持高潔的節操。下面是該記傳贊述的原文注釋，歡迎大家閱讀與學習。

　　張長公(1)

　　遠哉長公(2)，蕭然何事(3)?

　　世路多端(4)，皆為我異(5)。

　　斂轡蝎來(6)，獨養其志。

　　寢跡窮年(7)，誰知斯音(8)!

　　[注釋]

　　(1)這一章述評張長公，頌揚其能保持高潔的節操。張長公，即張摯，字長公。張釋之之子。“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什”(《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索引》：“謂性公直，不能曲屈見容于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2)遠：指距寫此文的時間已經遙遠。

　　(3)蕭然：寂寞冷落的樣子。何事：為了什么。

　　(4)世路：指世間的人生道路。多端：即很多。端：頭緒。

　　(5)為：與。《論語。衛靈公》：“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6)斂轡：收起馬韁繩。指歸隱不再出仕。與“斂策”意同。朅(jiē揭)來：即去來。指張摯辭官歸隱。

　　(7)寢跡：隱跡。謂隱居。陶淵明《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窮年：指終生。即上引《史記》所說“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8)斯：此，這。

　　[譯文]

　　張摯距今已很遙遠，寂寞冷落竟為何事?人生道路多種多樣，世人竟然皆與我異。收起韁繩辭去官職，獨自修養他那高志。隱居終身不再出仕，誰能理解此中深意!

　　陶淵明的思想

　　陶淵明一生坎坷曲折，其進退起落緣于其思想的復雜和所處時代的乖謬。晉宋之際，中原淪陷、江南板蕩，曾經的龍興大晉已然風雨飄搖。寒門劉氏篡逆之心，昭然若揭。士大夫進退失據、動輒得咎，恰似釜底游魚。陶淵明徘徊仕途，游走魏闕江湖，乃是其儒道交織性格在因應時代的體現。

　　(一) 儒家思想的里子

　　在陶淵明生活的時代，雖然彌漫著老莊哲學和佛教的出世哲學。但是儒家究竟是一個正統學派，上層社會知識分子對儒家所提倡的六經，幾乎家喻戶曉。據《晉書范寧傳》：“晉太元年間，范寧為豫章太守，大設庠序，至者千余人。課讀五經，又起學占，資用彌廣”時至二十歲的陶淵明自然會受到此種風氣的影響。又由于他出身于庶族地主家庭，家庭的社會地位，使他從小熟諳儒家經典，有著儒家的入世精神。

　　“先師遺訓，云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謂。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不敢至!”(《榮木》)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飲酒》)

　　“先師”即孔子，“四十無聞”句用《論語》所紀載孔子所說“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矣”語意。從這些詩句，可見陶淵明對儒家哲學的向往之情。于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家的傳統思想深深植根于陶淵明的思想之中，顯現于其一生的足跡中。

　　陶淵明少時有“大濟蒼生”的壯志，并不是想做一名詩人或是隱士，而是希求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擬古》)這里閃現的是一個意氣風發的少年形象。陶淵明對其祖父尤為推崇，他曾在《命子》詩中說：“桓桓長沙，伊勛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而陶侃尊崇儒學，反對“逸游荒醉，生無益時，死而無聞于后”的所謂疏放行為，這自然影響到陶淵明，于是他產生“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的緊迫感。他還以“直方二臺，惠和千里”的詩句來描述他的祖父，可見在陶淵明的心目中其祖父是一個清官。在《命子》詩中，他不僅讓兒子了解祖上歷史，而且要求他們學習祖上的為人，這些反映出陶在青少年時代富有政治理想，曾也想做一個正直清廉的官吏。

　　在動蕩黑暗的年代，陶淵明作為一名有志之士自然會有濟世之心和以期成就偉業功勛之愿。《雜詩》其五：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

　　渴望建功立業的陶淵明出仕了。公元393—405是其仕宦時期。

　　在談到出仕動機時，陶淵明本人聲稱是因貧而仕：“疇昔苦長饑，投來去學仕。”連其朋友顏延之也這樣看他，“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得毛子捧檄之杯”(《陶征士諫》)。陶淵明為官固然有改變物質生活窘狀的因素，但這更是其早年“大濟蒼生”思想的必然發展。陶淵明的仕途之路充滿了艱辛坎坷。初在荊州刺史桓玄處任小官時，官場的爾虞我詐就給他帶來了思想上的愁苦：“自古嘆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翼坎難與期。崩浪聒天響，長風無息時。”(《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于是他借母親孟氏之故去職回家。但正值盛年的陶淵明，雖辭官，但他“身在江湖，心存魏闕”。任彭澤令，在“大濟蒼生”的政治理想支配下，陶淵明是留戀官場的，并且以積極進取的態度，仕而歸，歸而仕，在五次反復中實踐了儒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政治信念。

　　陶淵明處于東晉時期的污濁社會，是有過奮發有為的宏愿和積極行動的。但“大道不行”，“兼濟天下”的人生首要無望實現時，陶淵明便退而求其次，秉持儒家“獨善其身”的思想，選擇“安貧樂道”的生活之路。他的“道”，偏重于個人的品德節操，是儒家思想的體現。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榮木》)，“好爵吾不縈，饋吾不酬。……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詠貧士》其四)他的歸隱，正是是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人格完美思想的體現。陶淵明歸隱后，作詩飲酒，安然自得。“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這一方面是出于自我安慰，求得心理上平衡，另一方面是順應了他的“自然”之道。在這種“自然”之道支配下，他保持了人格的高潔，“養浩然之氣”。即使在他似乎沉浸在祥和的田園生活中時，他還是會憶起少年壯志，在懷古中傷時，在借吟詠神話故事寄托豪情：

　　《詠荊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贏。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發指危冠，猛氣充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秦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后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馀情。”

　　《讀山海經》其九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余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后。”

　　《讀山海經》其十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辰詎可待!”

　　(二)道家思想的契合

　　毋庸置疑，陶淵明有著濃厚的道家思想。這是時代使然，更是其性情與“崇尚自然”的道家思想契合所致。魏晉是玄風籠罩，老莊哲學風靡的時代，上層知識分子大都崇尚老莊，以清談為務。陶淵明承受影響，把生死、貴賤看得很淡。朱熹贊賞的正是陶淵明的超脫態度，他說：“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個個要高官職，這邊一面清淡，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個能不要，所以高于晉宋人物。”早年，他在《五柳先生傳》中說：“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并推崇“不戚戚與貧賤，不汲汲于富貴”的生活境界。這種道家對他不僅影響了他的人生之路，也影響了其創作。

　　首先道家思想是其歸隱田園的內驅力。他曾任江州祭酒，任桓玄幕僚，任劉裕參軍，任彭澤縣令，然而官場的蠅營狗茍，構陷傾軋，使他深感“愧平生之志”(《歸去來兮辭》)。他寫道：

　　“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之二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藕耕。投冠旋舊虛，不為好爵縈;養真衡門下，庶以善自名。”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

　　“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余;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望云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陶公以不為五斗米折腰而歸田，從重志節的傳統上看是儒家大丈夫氣概的演繹，也是儒家“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的人生哲學為士大夫規定的退身之路，但促成陶公歸隱“投冠旋舊墟”的，主要還是莊子崇尚自然的思想。在他的心中有一個莊子式的價值判斷：權勢、功名、貪欲等都是違反自己的異己力量，個體精神應當從“形”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受制于“形”的功利滿足是卑微渺小的，而個體精神上的自適才是最值得珍視的;對名利地位聲譽的追求，遠遠比不上超功利的精神享受，更何況那些功利的追求和滿足又往往是以身心屈辱為代價的。正因為如此，陶公由出仕到歸隱時，沒有沮喪，更沒有留戀，他有一種大夢初醒、迷途知返的醒悟感，“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歸去來兮辭》)。仕途甚至被陶淵明視為自己的人生歧路，歸隱才是他的人生正道。“誤落塵網中，一去十三年”，“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五首》其一)陶淵明站在隱者的立場上把官場比作“塵網”和“樊籠”，隱逸才是陶淵明生活中更為重要的內容。如此，他才在田園生活中活得真實，活得投入。歸隱以后的陶公，像倦飛的鳥兒返巢，像池里的魚兒回到故淵一樣找到了自由，找到了自然。他在“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戶庭無塵雜，墟室有余閑”的家中過著衣食自足、怡然自樂的生活。在他的心目中，有著青山綠水白云藍天、長著桑麻稻麥蔬果花草的田園，還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而食、織而衣的人們，才是合乎“自然”的。因此，他在這里走向了真淳、平和、質樸的生命境界。他居家、責子、交友、飲酒、彈琴、采菊，甚至讀書、耕作，一切都是那樣的自然，也是在這自然中，他積極地實現著自己的人生價值。

　　其次陶淵明崇尚自然的審美情趣源于道家思想的影響。《老子》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發道，道法自然。”老子把自然看作最高的審美境界，自然也成為道家的審美理想。陶淵明在其詩歌中盡善盡美的演繹了老莊崇尚自然的美學理想。同時，崇尚自然也成為詩人的人生態度和信仰，而反映到他的詩歌創作上，就是絕無矯情、雕琢，鮮明地顯現出一種質樸真率、平淡自然的藝術風貌。如：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讀山海經》其一

　　詩人崇尚自然，熱愛自然，時常沉醉于大自然中，乃至物我兩忘，隱居自得的高趣躍然紙上。清代溫汝能稱：“此篇是淵明偶有所得，自然流出，所謂不見斧鑿痕也。大約詩之妙以自然為造極。陶詩率近自然，而此首更令人不可思議，神妙極矣。”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飲酒》其五

　　儒家思想烙印陶淵明一生，于是他懷抱“大濟蒼生”出仕為官，“安貧樂道”功成身退。與道家思想的契合，又使他留戀田園最終歸隱田園“養真衡門下，庶以善自名”，也使他其詩作達到美的至境——“自然”。

　　鑒賞

　　《張長公》出自陶淵明所著《陶淵明集》卷之六的記傳贊述部分。陶淵明生活在動蕩的東晉末年至劉宋初期，其作品常流露出對世事的感慨與對理想人格的追尋，《張長公》便是這樣的背景下創作出來，承載著他的情感與思考。

　　張長公即張摯，乃西漢官員張釋之之子。張釋之在漢文帝時曾任廷尉，以執法公正嚴明聞名，其事跡在《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中有詳細記載。張長公受父親影響，秉持高潔操守。他曾出仕為官，卻因不滿官場的污濁風氣，毅然選擇辭官歸隱，終身不再踏入仕途，于田園間安貧樂道，堅守自己的精神世界。

　　在《張長公》中，陶淵明對張長公的人生經歷與高尚品格予以高度贊揚。從文中 “遠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多端，皆為我異。斂轡朅來，獨養其志。寢跡窮年，誰知斯意” 可深切感受到這一點。 “遠哉長公，蕭然何事”，開篇便營造出一種悠遠氛圍，引出張長公超脫塵世的形象，讓人不禁對其事跡充滿好奇。“世路多端，皆為我異”，則是陶淵明借張長公之口，道出自己對復雜多變、充滿誘惑與紛擾的世俗之路的看法，表明張長公與世俗的格格不入。“斂轡朅來，獨養其志”，生動描繪出張長公辭官歸隱、專心修養自己高尚志向的情景，展現出他對自我內心的堅守。“寢跡窮年，誰知斯意”，則抒發了張長公常年隱居，其高潔志向與淡泊心境鮮為人知的感慨，也隱隱透露出陶淵明自身不被世人理解的孤獨。

　　陶淵明筆下的張長公，是一位在黑暗官場中保持清醒、堅守自我的隱士典范。他的形象，與陶淵明自身 “不為五斗米折腰” 而歸隱田園的經歷相呼應。陶淵明通過贊頌張長公，一方面表達對張長公不隨波逐流、堅持操守行為的欽佩，另一方面也借張長公之事，含蓄地闡述自己的人生選擇與價值取向。在那個動蕩不安、官場腐敗的時代，陶淵明渴望像張長公一樣，在遠離塵世喧囂的地方，保持內心的純凈與安寧，追求精神上的富足與自由。

　　這一作品體現出陶淵明對古代固窮守節隱士的推崇，是他 “尚友古人” 的典型表現。他從張長公等古人身上汲取精神力量，突破現實局限，獲得心靈慰藉。《張長公》雖篇幅短小，卻蘊含著深刻的人生哲理與豐富的情感，為我們了解陶淵明的思想世界與精神追求打開了一扇窗 ，也讓張長公的形象在歷史長河中得以借助陶淵明的筆觸，長久流傳并閃耀著獨特光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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