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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集卷之三詩五言《詠三良》
引導語：《詠三良》是唐代文學家柳宗元創作的一首詠史懷古詩。全詩寫三良從具體參政到殉死身亡，刺秦康公而美三良，其意在刺唐憲宗信讒言貶賢，自抒強烈的孤憤之情，作者將自己的切身參政經驗融入對歷史事件的觀照，賦予史事以豐厚的現實內蘊和情感深度，寫得有聲有色，情感激昂，極具現實意味，下面就是這組詩的知識，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說明
這首詩同《詠二疏》、《詠荊軻》是陶淵明三首著名的詠史詩，三篇體制大體相當，當為同一個時期的作品。從這首詩的內容來看，當作于宋武帝永初二年(421)之后不久，暫系于永初三年，陶淵明五十八歲……
三良，指春秋時秦國子車氏的三個兒子：奄息、仲行、鍼(zhēn針)虎。他們三人都是杰出的人才，是秦穆公的寵臣。穆公死，三人遵穆公遺囑為之殉葬。《左傳。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锨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詩經。秦風。黃鳥》就是秦國人民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個無辜犧牲者而創作的，表示了對殘暴統治者的控訴與譴責。陶淵明的這首詩，則完全稱贊三良的行為，其目的顯然不在詠史，而是借詠三良之事。表彰張袆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飲毒酒先死的盡忠行為。(事見《述酒》詩說明)
原文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1)。
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2)。
忠情謬獲露，遂為君所私(3)。
出則陪文輿，人必侍丹帷(4)。
箴規響已從，計議初無虧(5)。
一朝長逝后，愿言同此歸(6)。
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7)!
臨穴罔惟疑，投義志攸希(8)。
荊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9)。
良人不可贖，該然沾我衣(10)。
注釋
(1)彈冠：彈去帽子上的灰塵，指準備出仕為官。見《詠貧士七首》其七注(2)。乘：駕馭，占據。通津：本指交通要道，這里指高官要職。《古詩十九首》之四：“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時我遺：即“時遺我”的倒裝句，時不我待之意。我：指三良。
(2)服勤：猶言服侍、效勞。《禮記。檀弓上》：“服勤至死。”孔穎達疏：“服勤者，謂服持勤苦勞辱之事。”盡歲月：一年到頭。功愈微：功勞甚小。愈：更加。
(3)謬：妄，自謙之詞。獲露：得到表現。私：親近，寵愛。
(4)文輿：華美的車子。這里指穆公所乘之車。丹帷：紅色的帷幕。這里指穆公寢居之所。
(5)箴(zhēn針)規：規諫勸戒。響已從：一發言就聽從。初無虧：從不拒絕或輕視。虧：枉為。這兩句是說，穆公對三良言聽計從。
(6)言：語助詞，無意義。同此歸：一道去死。《史記。秦本紀》之《征義》引應劭曰：“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hōng轟，周代諸侯死之稱)，皆從死。“
(7)君命安可違：《史記。秦本紀)載，秦穆公死，康公立，遵照穆公的遺囑，殺了一百七十四人殉葬，秦大夫子車氏三于亦從殉，共“一百七十七人”。“君命安可違”即指此事。安，怎能。
(8)臨穴罔(wǎng往)惟疑：面對墳墓沒有猶豫。罔：無。惟：語助詞，無意義。疑：猶疑，猶豫。《詩經。秦風。黃鳥》：“臨其穴，惴惴其栗。”投義：獻身于大義。攸希：所愿。
(9)黃鳥聲正悲：《詩經。秦風。黃鳥》：“交交(悲鳴聲)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栗。彼蒼天者，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10)不可贖：不能挽救贖回。語本上引《詩經》。泫(xuàn眩)然：傷心流淚的樣子。《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
譯文
出仕為官居要職，只怕蹉跎好時光。
一年到頭勤效力，常恐功績不輝煌。
忠情偶爾得表現，于是得寵近君王。
出門陪同在車邊，入宮服侍丹帷旁。
規勸之言即聽取，建議從來不虛枉。
一旦君王長逝后，愿得一道把命亡。
君王恩厚難相忘，君命怎能敢違抗!
面臨墳墓不猶豫，獻身大義志所望。
草叢籠罩高墳墓，黃鳥啼鳴聲悲傷。
三良性命不可救，淚水沾濕我衣裳。
賞析
“三良”事最早見于《詩經·秦風·黃鳥》。據《左傳》魯文公六年載，“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針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此后史家、詩人對秦穆公殺害三良一事的評論便絡繹不絕，有對具體史實進行加工的，如東漢應劭認為秦穆公與三良約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討君臣關系、個體生命價值的，如陶淵明、蘇軾等等。
柳宗元《詠三良》詩意可分兩層來分析。前十句為第一層，是就三良來說。詩人以飽蘸熱情之筆，刻畫了三良一心報國、忠君以死的義士形象。應該說，這與《黃鳥》一詩的記載是相違背的。《黃鳥》首章云：“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栗。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清馬瑞辰曰：“詩以黃鳥之止棘、止桑、止楚，為不得其所，興三良之從死，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黃鳥所宜止，《小雅·黃鳥》詩‘無集于桑’是其證也。”馬說甚是。詩中描繪三良死前是“臨其穴，惴惴其栗”，全無視死如歸的氣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證。不過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漢末王粲《詠史詩》論三良之死曰：“結發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隨?……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認為他們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詩對照，無論是“束帶值明后”與“結發事明君”的細節描繪，還是“生時亮同體，死沒寧分張”與“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的死亡價值判斷，其相似之處都是驚人的。究其原因，王粲《詠史詩》作于漢獻帝建安十六年隨曹操西征馬超歸途中，其時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揚“士為知己者死”的精神，認為三良從穆公而死乃忠義之舉。而柳宗元《詠三良》則是借史事來抒己之懷抱，既有對在朝為官時崢嶸歲月的回憶，又有對憲宗者流打擊王叔文政治集團行為的討伐。其《讀書》一詩云：“幽沈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詠史》之詠嘆燕昭王、樂毅，《詠三良》之批判秦康公，無不是由讀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詩云：“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為身謀。”順宗重用王叔文集團，劉禹錫、柳宗元等人積極參政，使得“人情大悅”，政局為之一新。“生時亮同體，死沒寧分張”，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寫照。
然而若撇開柳宗元《詠三良》詩的政治隱喻不談，而就其對君臣關系的討論來看，不得不說此詩的深刻性和陶淵明的同題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詩雖亦有“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箴規向已從，計議初無虧”的描述，但“忠情謬獲露，遂為君所私”與“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的議論，則深刻揭示了為人臣子的無奈與悲哀。事君以忠，為君所賞，本是做臣子的價值體現，但若過于忠誠，連同身家性命都被國君據為己有，那么結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淵明說“忠情謬獲露”，“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與其對臣子的控制緊緊聯系在一起，“君命安可違”實乃“君命不可違”。他對君主專制下的臣子的個人價值進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國之公器，非國君的一己之私，更何況人本身又具有獨立存在的價值。這直接啟發了蘇軾《和〈詠三良〉》“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中洋溢的對個體獨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中對為人臣子原則的揭橥。宗元《詠三良》詩在這一點上，和陶淵明相比是一個倒退。
《詠三良》詩的后六句為第二層，是就秦康公來說。秦穆公命令三良為自己殉葬，這在禮儀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于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在中原地區人看來，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極其野蠻的行為，又何況其中還有國家的賢才。穆公死后，秦國的東征有所緩慢，晉、楚相繼稱霸，這和穆公以賢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關系。《左傳》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宗元所論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圖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討伐穆公的繼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與魏顆進行比較。《左傳》魯宣公十五年記載：“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魏顆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間選擇了改嫁父妾的做法。這樣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罵名。可是在史書有關三良殉死的記載中，卻沒有康公的聲音，甚至讓人感覺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顯是錯誤的，倘若三良從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脅迫所致，康公命令他們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親殘暴的遺命付諸行動，而且還可贏得人心，加強自己的統治基礎，甚至可以繼續父親的東征事業。在這種情況下，康公如果選擇沉默，即是承認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礎上立論的。應該說宗元的立論角度是頗為新穎的，然而倘若仔細研究，則會發現宗元的論證恰恰是偏頗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國的風俗與中原地區不同，以人殉葬是習以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為是合乎舊俗而有違于情理，沒有與時俱進。宗元對秦國當時舊俗似乎沒有注意到，沒有把穆公父子的行為放到特定的環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與魏顆面對的情況是不同的：魏顆面臨著兩種選擇，即既可以執行武子神智清醒時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執行其父神智不清時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種選擇，在“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學而》)的春秋時期，康公執行父命乃被動行事，無可厚非。當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盡孝而不顧國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終毀了父親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討伐他也是對的，這表現了宗元的人道主義精神和時代的進步。不過宗元說“吾欲討彼狂”，稱康公為狂亂之人，大加討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蘇轍以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從其言而不改，其亦異于魏顆矣。故黃鳥之詩交譏之也。”與宗元一樣，蘇轍對康公的處境似乎沒有明察，自然也談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詩的寫作意圖而言，如前所述，此詩是借討伐康公來討伐唐憲宗。柳宗元認為康公與憲宗的共同點是“從邪陷厥父”。這里，他又犯了一個邏輯上的錯誤。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錯誤的，康公如果改變父命，這無疑是正確之舉。可是現在宗元以憲宗來類比康公，就詩歌本身來說，應該是責備憲宗沒有改變父親錯誤的命令，但實際情況是憲宗改變了在宗元看來是正確的命令，因為他把順宗朝幾乎所有的變革措施都廢除了，并且殘酷打擊了所有運動參與者。所以宗元把憲宗和康公相類比是錯誤的。
創作背景
這首詩具體創作時間大致有兩說：一說從這首詩的內容來看，當作于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年）之后不久，約在永初三年（422年），陶淵明五十八歲；一說約作于東晉安帝義熙十年（414年），與《雜詩十二首》寫作時間相近，陶淵明五十歲。
作者簡介
陶淵明（約365～427年），字元亮，晚年更名潛，字淵明。別號五柳先生，私謚靖節，世稱靖節先生。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東晉末到劉宋初杰出的詩人、辭賦家、散文家。被譽為“隱逸詩人之宗”“田園詩派之鼻祖”。是江西首位文學巨匠。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參軍、鎮軍參軍、彭澤縣令等職，最末一次出仕為彭澤縣令，八十多天便棄職而去，從此歸隱田園。他是中國第一位田園詩人，被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有《陶淵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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