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調歌頭·過岳陽樓作》賞析

　　無論是身處學校還是步入社會，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古詩了吧，古詩的格律限制較少。那么問題來了，到底什么樣的古詩才經典呢？以下是小編整理的《水調歌頭·過岳陽樓作》賞析，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水調歌頭·過岳陽樓作

　　朝代：宋代

　　作者：張孝祥

　　原文：

　　湖海倦游客，江漢有歸舟。西風千里，送我今夜岳陽樓。日落君山云氣，春到沅湘草木，遠思渺難收。徙倚欄桿久，缺月掛簾鉤。

　　雄三楚，吞七澤，隘九州。人間好處，何處更似此樓頭。欲吊沈累無所，但有漁兒樵子，哀此寫離憂。回首叫虞舜，杜若滿芳洲。

　　譯文：

　　疲倦于湖海飄泊的生活，離開江陵乘舟沿江東歸。西風正盛，一日千里一般，今夜把我送到岳陽樓。那湖中君山的暮靄云霧，四周縈繞，沅水、湘水相匯處的兩岸草木，呈現出一片蔥綠的春色，思緒翻騰，頗難平靜。獨自倚欄凝思，天上的月亮好似簾鉤。三楚、七澤、九州雄偉險要。人間美景，哪里比得上岳陽樓上所見呢？想祭奠屈原而不得，只能借登山臨水，效漁兒樵子，抒發離憂之情。回過頭去呼喚一代英主虞舜大帝，只見杜若花開滿了水中沙洲。

　　賞析

　　張孝祥平生多次經過岳陽樓。根據詞中的行向與時節，此首應作于公元1169年暮春(史料記載為乾道五年三月下旬)。是年，孝祥請祠侍親獲準后，離開荊州(今湖北江陵)，乘舟沿江東歸。當時曾寫《喜歸作》詩：“湖海扁舟去，江淮到處家。”歸途中，阻風石首，滯留三日。同行諸公都填了詞，他亦用其韻作《浣溪沙》詞，有“擬看岳陽樓上月，不禁石首岸頭風”云云。這些都與此詞的內容相吻合。

　　詞的上闋描寫夕陽斜照在廣闊的洞庭湖上，波光粼粼;湖中群山暮靄云霧，四周縈繞;沅水、湘水相匯處的兩岸草木，呈現出一片蔥綠的春色;夜幕初上，一彎殘月如簾鉤掛天際。開頭“湖海”二句，從自身落筆。橫空而起，抒發詞人湖海飄泊和懷才不遇的感慨，倦游，指仕宦不得意而思歸隱。他曾在《請說歸休好》詩中吐露過脫離官場的復雜心情：“請說歸休好，從今自在閑。”又說：“田間四時景，何處不開顏?”這種宦海浮沉而今欲歸休的感受，貫穿全篇，使這首境界闊大、宏麗的詞作中帶上沉郁的格調。“西風千里，送我今夜岳陽樓。”承上意寫經過長途的江面飄蕩，終于來到了游覽勝地岳陽樓上。“日落”三句，詞人縱筆直寫登樓遠眺的景色：蔚藍的天空，萬里無云，夕陽斜照在廣闊的洞庭湖面上，波光粼粼;沅水、湘水相匯處的兩岸草木，呈現出一片蔥綠的春色，再看那湖中君山的暮靄云霧，四周縈繞。這些自然景色，引起詞人內心的深長感觸，思緒翻騰，頗難平靜。“徒倚欄干久”二句，從傍晚到月夜的時空轉換，更深一層地刻畫詞人倚欄凝思的種種意緒，而含蓄的筆墨又為下片直抒胸臆積蓄了情勢。

　　詞的下闋作者憑吊屈原，感其身處濁世而不被重用的遭遇;抒發自己宦海漂泊的倦意;表達了對清明政治的期盼。換頭“雄三楚”三句，承接上意而掉轉筆鋒，描繪岳陽樓的雄偉氣勢，跌宕飛動。“三楚”，戰國時期楚國的地域廣闊，有西楚、東楚、南楚之稱，后泛指長江中游今湖南一帶地方。“七澤”是泛指楚地的一些湖澤。“隘九州”是說居國內險要之處。“人間”二句概括登岳陽樓而觸發起古往今來人間悲喜的無窮感嘆，又有它獨具的地方色彩。“欲吊沉累無所”三句，進一層抒發憑吊屈原的深切情意。愛國詩人屈原執著追求“舉賢才而授能”的進步政治理想，遭到楚國腐朽的貴族統治集團的仇恨與迫害，長期流放，后自沉于汨羅江。“沉累”，指屈原沉湘，亦曰 “湘累”。無罪被迫而死曰“累”。作者對屈原身處濁世而堅貞不屈的斗爭精神，有著心心相印的關系。他欲吊屈原而不知其處所，但登山臨水，有漁兒樵子，與同哀屈原而訴其“離憂”之情。《史記·屈原列傳》云：“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詞中“離憂”二字，包含有如許內容。作者想到自己此次隱退猶如貶官外放，也將漁樵于江中沙洲之上，內心充塞著無限辛酸悲苦。寫離憂，正是抒寫這種郁結心中的不平情緒，結筆全用杜甫《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回首叫虞舜”句和《離騷》辭語，抒發滿腹的牢愁憂憤和凄涼之怨。以景結情，韻致有余。

　　這首詞寫途中登臨的感受，語悲切。上片寫登樓所見之景象，下片抒發吊古傷今的情懷。吊古是明寫，傷感則見于言外。作者不是空泛地抒寫古今人事興衰的感慨，而是從眼前“日落君山”的景物鋪寫，聯想到屈原的政治遭遇和潔身自好的高貴品質，勾引起敬吊之情。“哀此寫離憂”，表現出作者懷才見棄的幽怨，給讀者以強烈的藝術感染。

　　作者簡介

　　張孝祥(1132年-1169年)，字安國，號于湖居士，漢族，簡州(今屬四川)人，生于明州鄞縣。宋朝詞人。著有《于湖集》40卷、《于湖詞》1卷。其才思敏捷，詞豪放爽朗，風格與蘇軾相近，孝祥“嘗慕東坡，每作為詩文，必問門人曰：‘比東坡如何?’”

　　少年英偉

　　公元1127年，北宋為女真金朝所滅，徽、欽二帝被俘，同年宋高宗趙構在商丘稱帝，建立了南宋政權。在南宋小朝廷與金朝常年對峙的風雨之中，發生了百姓大規模南遷避難的情況。張孝祥之父張祁亦率母領弟避難移居至明州鄞縣(今浙江鄞縣)。1132年，張孝祥出生在鄞縣的方廣寺的僧房中，并在鄞縣生活到十三歲。

　　由于孝祥伯父張邵因不肯屈膝金朝而被拘禁在彼，而父張祁僅任小官，張家在鄞縣又無田產，因此較之于陸游，朱熹，張元干等出身書香門第，家境富足的同時代文人境況不同，張孝祥是在貧苦中成長，如王質在《于湖集序》中所云 “故宋中書舍人奮起荒涼寂寞之鄉”。

　　公元1144年，張祁舉家返鄉，然而并沒有回故鄉歷陽，而是居于蕪湖，蕪湖位于長江之南，金人威脅較少。蕪湖、于湖二縣名字唐后混淆，因此張孝祥自號“于湖居士”，指代實際是蕪湖，亦足見他對蕪湖這一第二故鄉的深厚感情。

　　張孝祥自幼資質過人，被視為天才兒童，《宋史》稱他“讀書一過目不忘”，《宣城張氏信譜傳》說他“幼敏悟，書再閱成誦，文章俊逸，頃刻千言，出人意表”。公元1147年，張孝祥十六歲，通過了鄉試，走出了邁向仕途的第一步。十八歲，孝祥在建康從蔡清宇學，二十二歲時，“再舉冠里選” (張孝伯《張于湖先生集序》)。到二十三歲中狀元前，事跡大致如此。作為一個出身”荒涼寂寞“的年青人，能在同時代文人中脫穎而出，必有不凡之處，歸納起來，一是才華卓絕，如時人對他的評價“天上張公子，少年觀國光”(王十朋)，其次也有英邁的性格，“談笑翰墨，如風無蹤”(張拭)，“當其得意，詩酒淋漓，醉墨縱橫，思飄月外”(楊萬里)。從這些時人對他的評價中，可見他自少年時代起，便具瀟灑倜儻的氣質，英偉不羈性格。

　　高中狀元

　　紹興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張孝祥二十三歲，參加廷試。高宗親自將其擢為第一，居秦檜孫秦塤之上，同榜中進士的有范成大，楊萬里，虞允文。此次科舉考試，本來掌握在秦檜手中，因為高宗干預，孝祥才能得中狀元。高中狀元一事，改變了他一生命運。登上政治舞臺不久，孝祥便站在了主戰派一面，一則，他方第不久便上言為岳飛鳴冤，二則，他在朝堂上對秦檜黨羽曹泳提親“不答”，這一對主和派鮮明的反對立場，使得他得罪秦檜一黨。檜指使黨羽誣告其父張祁殺嫂謀反，將祁投入監獄，百般折磨，孝祥因此牽連受難，幸而秦檜不久身死，才結束了這段艱難的時期。

　　官場生涯

　　1154-1159年的五年中，張孝祥官居臨安，接連異遷，直至升任為中書舍人，為皇帝執筆代言，平步青云之態，難免遭人嫉妒。汪徹一紙彈劾，使其丟官外任。罷官以后，孝祥回蕪湖閑賦兩年半，在此期間，金主完顏亮南下，雖無官職，張孝祥仍舊密切關注戰局變化，并提出抗金計策，致書李顯宗，王權等軍事將領，據陳戰略。他的好友同年進士虞允文(1110-1174)在采石磯大敗金兵，迫使金主完顏亮移師揚州渡江，亮最終被部下叛將所殺，南宋朝廷得到相對的穩定—— 聽聞此事后，孝祥當即作了一首《水調歌頭· 聞采石磯戰勝》，詞中所呼“我欲乘風去，擊楫誓中流!” 表達了他渴望能夠建功立業，做一番事業的心情。采石戰后，他赴建康，謁南宋主戰重臣張浚，席上賦《六州歌頭》詞，慷慨激憤，張浚為之罷席。其愛國拳拳之心可鑒。

　　1162年，孝祥復官，知撫州。1163年，孝宗即位，知平江府，時值宋軍遭符離之敗，損失慘重。1164年，張浚推薦孝祥，稱其“可負事任”，升遷為中書舍人，遷直學士院，兼都督府參贊軍事，領建康留守，盡管當時因為軍事失利，朝廷內議和聲大起，張孝祥仍舊堅持自己主戰收復中原的理想，向孝宗奏議。四月，張浚罷黜，八月逝世。十月，孝祥被罷免知建康府。主戰派完全失敗。湯思退指使尹檣彈劾孝祥，孝祥因此第二次在政治生涯上遭到打擊和排斥。

　　1165-1166年，孝祥復官靜江府。1167-1168，孝祥知潭州。1168-1169年三月，知荊南，荊湖北路安撫使。1169年三月，孝祥請祠侍親獲準，回鄉退隱，絕意仕途。

　　在十幾年的官場生涯中，張孝祥幾番起落，終究沒有能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最后黯然離開官場時的心情是抑郁的，但是他為官期間，頗有治才，懷著“惻袒愛民之誠心”，政績卓著。在撫州時他身先士卒，一人單馬與亂兵對峙，干凈利落的平定了兵亂，離開撫州之時，父老夾道相送。在平江時，他懲治大姓奸商，收繳其米倉，第二年饑荒，用收繳的糧食接濟災民;浙東大水，兩次上疏請不催兩浙積欠，由于他的努力，朝廷從其所請，使得萬千災民得以生存。在建康時，孝祥專心治理水患，為民請命，招撫流民，處理妥當，足見其才能與魄力。在潭州時，孝祥關注農事，勤勉公事，善待于民，使得“獄事清靜，庭無留滯”(《敬簡堂記》)。最終在荊州任上，盡管不過短短數月，心境對朝廷的失望而愈發沉郁，孝祥仍舊盡忠職守，加強武備，整修軍塞，筑堤防洪，建倉儲糧，置萬盈倉以儲漕運。而在其第二故鄉蕪湖，張孝祥更是捐出自己的三百畝田地為湖，疏通水源，為蕪湖開通“水澤地脈”——今日鏡湖便可為證。

　　縱觀孝祥出守六郡，所至皆有惠政，本著愛民之心，能因地制宜，做出不同的政策，切合百姓的要求，所以每能創出佳績，受到人們的敬重和懷念。

　　英年早逝

　　1169年三月，孝祥返還蕪湖。七月，得急病而逝。卒年三十八歲。英年早逝，殊讓人為之嘆息。對于其死因，據周密《齊東野語》：以當暑送虞雍公(虞允文)，飲蕪湖舟中，中暑卒。

　　張孝祥的死是讓人意外的，孝宗有用才不盡的嘆息，他的好友，張浚之子，著名理學家張拭更是哀悼，著文以悼之曰：

　　嗟呼!如君而止斯耶?其英邁豪特之氣，其復可得耶?其如長江，巨河奔逸洶涌，渺然無際，而獨不見其東匯溟渤之時耶?又如驊騮，綠耳追風絕塵，一日千里，而獨不見其日暮銳駕之所耶?此拭所以痛之深，惜之至，而哭之悲也。

　　孝祥死后葬于建康上元縣鐘山之清國寺。今墓存于南京江浦老山。

　　文學成就

　　詩

　　相較詞作流傳之廣，張孝祥的詩聞名度不高。較之詞作，于湖詩追求的是另一種文學境界，韓元吉稱之為“清婉而俊逸”，他的詩明顯受宋詩的氣質影響，學杜，學蘇，承受江西詩派影響。詩作內容包含對國事的憂懷，對民生疾苦的關懷以及羈旅感懷，其中尤以感懷詩最佳，體現了其詩風的清婉俊逸，詩意的深雋奇正和詩韻的平實簡淡。譬如《宵征》中 “竹輿出林薄，十里月漸明，光彩散草木，涼意浸冠纓”，風格較其詞的豪氣，詩情主體清淡。

　　詞

　　張孝祥作為南宋初期著名文人，其文體靡所不該，而憂國慨敵的情懷無所不在。客觀而言，張孝祥的文不如詩，而詩則不如詞。其詞“豪壯典麗”，并不局限于一種文風，而尤以忠憤悲慨的愛國詞為世所名。

　　總觀張孝祥的愛國詞作，字里行間無一不表達了他對故國的哀思長懷，對北伐中原的謳歌頌揚和對萎靡國事的感憤悲慨：如《浣溪沙·荊州約馬舉先登城樓觀》寫 “萬里中原烽火北”，表達了對在金人統治下的北中國的懷念;《水調歌頭·和龐佑父》以“剪燭看吳鉤”，“擊楫誓中流”，表達北伐抗敵的熱情。他的代表作《六州歌頭》“長淮望斷”概括了自紹興和議、隆興元年符離兵敗后20余年間的社會狀況，對于南宋王朝不修邊備、不用賢才、實行屈辱求和的政策，表示了極大的憤慨。詞中寫道：“聞道中原遺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 據說當時他在建康留守席上賦此詞，張浚讀了之后深為感動，為之罷席而去(《說郛》引《朝野遺記》)。清代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也說這首詞“淋漓痛快，筆飽墨酣，讀之令人起舞”，可見其影響之大。

　　除卻立意鮮明的愛國詞作外，張孝祥的詠懷詞也因其英姿奇氣的高雅格調而為人稱頌，此類寫景寄情、因事立意之作，如《念奴嬌·離思》，通過對江上“處處風波惡”的描繪和對屈原的吊念，表達了自己“天涯漂泊”和無辜被黜的感慨，隱約而含蓄的表達了對朝廷的不滿，而通過筆下描繪的曠朗情境，亦展示了自我胸懷。這一種經常流露的放曠、豁達的人生態度，顯然是受到蘇軾很深的影響，譬如《西江月·洞庭》的“世路如今已慣，此心到處悠然”，《浣溪沙》的“已是人間不系舟，此心元自不驚鷗，臥看駭浪與天浮”等，在清疏淡遠的韻調中隱含著作者在飽受打擊之后的牢騷不平。又如《念奴嬌·過洞庭》是乾道二年(1166)因受讒毀罷官后自桂林北歸的途中所作。上闋描寫“表里俱澄澈”的洞庭湖景色，下闋抒發“肝肺皆冰雪”的高潔胸懷，被前人推為其詞作中最杰出的一首。這類詞作境界清疏空闊，情調凄涼蕭颯，雖然沒有直接寫社會現實，但卻呈現出了那個時代的特殊色彩。

　　除卻同國事緊密相關的愛國詠懷詞外，張孝祥的情詞也別具風格。其情詞深婉清麗，情切意深，佳作尤推思念情人李氏的幾首作品，譬如《念奴嬌·風帆更起》中，“別岸風煙，孤舟燈火，今夕知何處?不如江月，照伊清夜同去。”面對與愛人被迫分別，他的內心是自責而痛苦的，江月可以隨人，而人不如月，身不由己，只能“默想音容，遙憐兒女，獨立衡皋暮。” 又展現了詞人另一面多情的內心世界。

　　張孝祥的才情也能從其隨手拈來的早期寫景小詞中領略十分，這類寫景詞清雅流麗，其中有許多描繪臨安景色的作品，譬如《西江月》中描繪西湖春色的“十里輕紅自笑，兩山濃翠相呼”，或《菩薩蠻》中“吳波細卷東風急，斜陽半落蒼煙濕”。臨安不僅有清雅秀麗的一面，也有繁華熱鬧的一面，譬如《鷓鴣天·春情》中描繪的“杏花未遇疏疏雨，楊柳初搖短短風”、“行行又入笙歌里，人在珠簾第幾重?” 寫出了杭州春日郊游盛況，讀來仿佛入畫境，春意盎然。—— 可見張孝祥詞作無論選材范疇，還是表現手法并不局限一隅。

　　據說張孝祥“平昔為詞，未嘗著稿，筆酣興健，頃刻即成，初若不經意，反復究觀，未有一字無來處……所謂駿發踔厲，寓以詩人句法者也。” (湯衡《張紫微雅詞序》) 因為是憑借激情進行創作，所以情感連貫，熱情澎湃，語言流暢自然，又能融匯前人詩句而不見雕琢痕跡。 查禮說：“于湖詞聲律宏邁，音節振拔，氣雄而調雅，意緩而語峭”(《銅鼓書堂遺稿》)，正概括了張孝祥詞的基本特點。他寫詞也是有意地學習蘇軾，評論者也多以為二人極其相似，如湯衡說：“自仇池(蘇軾)仙去，能繼其軌者，非公其誰與哉?”(《張紫微雅詞序》)

　　張孝祥與張元干一起號稱南渡初期詞壇雙璧。張孝祥詞上承蘇軾，下開辛棄疾愛國詞派的先河，是南宋詞壇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詞史上占有比較重要的地位。

　　張孝祥文章，在當時就受到很高的評價，觀《于湖居士文集》，文集十六至二十卷是他的政論、奏議、內外制等。這類文章，用詞精煉，想法獨到。較之奏議文，因張孝祥曾兩任中書舍人，為皇帝代言，因此其四六應制文，詞翰爽美，雖是公文，卻并不呆板，氣質古雅，曉暢自然，為時所譽。孝祥所撰游記不多，但所存數篇文字清雋，氣質飄逸，寫景優秀，譬如《觀月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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