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之源早于《詩經(jīng)》

　　大量史料說明，中國詩歌的星宿之海應上溯一千年，虞舜時代的《卿云歌》和《南風歌》為中國詩空的雙子座。

　　一

　　中國是舉世共仰的詩國。歷史之長，作品之精，數(shù)量之巨，以文字傳本產(chǎn)生之悠久，可謂舉世無雙。弄清中國詩歌的源頭，對于認識中華詩詞之本質(zhì)特點，探究其發(fā)展變化的規(guī)律，評價其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有著重要的意義。

　　而當今流行的以《詩經(jīng)》為我國詩歌正源的說法，就未免偏頗，值得商榷。

　　此說之興，始于1930年出版的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詩史》。該書受到胡適、顧頡剛等疑古派的影響，把羲農(nóng)堯舜禹湯時代的詩歌定為偽作，一概排斥，故以《詩經(jīng)》為我國詩歌的起源，解放以后一直沿襲下來。80年代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前言云：“《詩經(jīng)》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其中最早的詩篇產(chǎn)生于西周初年，最晚的產(chǎn)生于春秋中葉，……自古以來‘風’、‘騷’并稱。《詩經(jīng)》中的‘國風’和以《離騷》為代表的楚辭，成了中國古代詩歌的兩個典范。”現(xiàn)在看來，這種說法尚未能窮其源，極其致，應予修正。

　　以《詩經(jīng)》為代表的詩歌，古代被尊為經(jīng)典，地位顯赫，影響巨大，但并非詩歌的起源。大量的史料說明，中國詩歌的星宿之海應上溯一千年，直到虞舜時代的《卿云歌》與《南風歌》。這是中國詩空的雙子星座。

　　《尚書大傳》云：舜將禪禹，于是俊義百工相和而歌《卿云》。帝倡之，八伯咸稽首而和。帝乃載歌：卿云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這是一首昭示著從太古洪荒中覺醒的民族之光明的禮贊，辛亥首義后曾作過國歌。

　　《尚書大傳》為伏生所作，他是《今文尚書》的權(quán)威，此書信而有征從未遭到質(zhì)疑。另一部為王國維、胡適深信不疑的《竹書紀年》也明載此詩：(帝舜有虞氏)：“十四年卿云見，命禹代虞事。”明言是虞舜禪禹主理國事時而作的詩歌。李學勤以為，“《竹書紀年》在研究夏代年代問題上有其特殊意義。正在于它是現(xiàn)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學的系統(tǒng)”。后來經(jīng)過我國《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虞舜禪讓夏禹繼位的時間是公元前2070年。在此之前，虞舜還創(chuàng)作了一首《南風歌》。《孔子家語》卷八云：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它表達了一種人民愛物的太和氣象，為歷代所推崇。這首歌還見于《禮記・樂記》：“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史記・樂記》亦云：“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王肅注曰：“《南風》育養(yǎng)民之詩也。……此詩之詞出《尸子》及《家語》。”《尸子》、《孔子家語》皆先秦古籍，傳承有序，是胡適所推崇的典籍。

　　然自百年前西學東漸以來，以胡適和顧頡剛為代表的一批新銳學者，大倡疑古之風，不承認商以前的文化為信史，根本否定了堯舜禹的存在，把此前流傳的詩歌定為偽作，一概摒棄，而以《詩經(jīng)》當作詩歌的源頭。《詩經(jīng)》固然是中華詩詞的光輝代表，但它只是詩國早期的一段華章，而不是其濫觴的源頭。

　　這種錯誤的產(chǎn)生，關(guān)鍵在于對夏禹的真實性存在誤判。顧頡剛是“疑古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古史辨》中完全否定堯舜禹的存在，認為《堯典》、《禹貢》皆偽書。然其成見太深，以致得出違背常識的錯誤，未免魯莽，失去了治學的客觀性。在與劉�藜的辯論中，在大量事實面前，他只好且戰(zhàn)且退，強詞奪理。最后以“我對此并不抗辯，因為這原是一個假定”，“以上說明我所以有‘禹為動物，出于九鼎的假定的緣故’，我現(xiàn)在對這個假定的前半還以為不誤。對于后半便承認有修正的必要了”而作結(jié)。此種強言飾非，魯迅看不下去了，寫了一篇《理水》加以諷刺：

　　“這這些些都是廢話”，又一個學者吃吃的說，立刻把鼻尖脹得通紅。“你們是受了謠言的騙的。其實并沒有所謂禹，‘禹’是一條蟲，蟲蟲會治水的嗎?我看鯀也沒有的，‘鯀’是一條魚。魚魚會治水水水的嗎?”他說到這里，把兩腳一蹬，顯得非常用勁。

　　關(guān)于“禹”的存在與否，直到王國維的《古史新證》出來以后，才算有了結(jié)論。王國維在《古史新證・第二章》舉出《秦公敦銘》上有“鼐宅禹賚”，又在《齊侯�鐘》上發(fā)現(xiàn)有“崇崇成唐……處禹之堵”的銘文，才確鑿無誤地論定禹史之真實性，并云：“夫自堯典，阜陶謨、禹貢皆記禹事，下至周書、呂刑亦有以禹為‘三后’之一。詩言禹者尤不可勝數(shù)，固不待藉它證據(jù)。然近人乃復疑之。舉此二器，知春秋之世，東西二大國無不信禹為古帝王，且先湯而有天下也。”這時顧頡剛才改口說：“可見春秋時人對于禹的觀念，對于古史的觀念，東自齊，西至秦，中經(jīng)魯宋大部分，很是一致。”這場公案才算落幕了。歷史上虞舜禪讓有了有力的旁證。而虞舜詩歌的真實性也應當?shù)玫匠姓J了。

　　二

　　關(guān)于這兩首詩的著作權(quán)，文獻古籍昭昭在列，已如前述，本來無可懷疑。

　　此外，虞舜在詩歌理論上的杰出貢獻，更從另一角度強化了他詩歌的地位。如漢代經(jīng)學大師鄭玄在為《詩經(jīng)》作的《詩譜序》上就曾指出：詩之興也，諒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軒轅，建于高辛，其時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日：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道，放(始)于此乎。

　　這段話出于《尚書・堯典》，中云：“帝日：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偕，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日：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這是中國最早的文藝理論。它有兩個特點，其一是“詩言志”。志，指心中所想，包括了志向與感情。詩是表達志向與抒發(fā)感情的載體。志者心之所之也。《漢書・藝文志》云：“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fā)。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這說明詩除了抒發(fā)情志，還有以觀得失的認識作用。朱自清以為這是中國詩論的“開山綱領(lǐng)”。劉勰的《文心雕龍・明詩》亦云：“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圣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進一步闡發(fā)了志的意蘊，指出它有規(guī)范情意以消邪念的教化功能。這就是圣人的詩教之內(nèi)容。在我國第一部詩論鐘嶸的《詩品》序中，也說：“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祗待之以致享，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昔《南風》之詞，《卿云》之頌，厥義復矣。”正是對上文的詮釋。所謂“搖蕩性情，形諸舞詠”就是對“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的發(fā)揮。“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則是與“八音克偕，無相奪倫，神人以和”的思路完全合拍。虞舜的這段文字還對詩與樂、舞的關(guān)系作了精辟生動的論述。

　　三

　　虞舜不但是杰出的詩人和文論家，還是杰出的音樂家。《尚書・益稷》稱：“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謂九奏以后，鳳凰都飛來舞蹈。《論語・述而》又說“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并贊美道：“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真可謂傾倒備至，無以復加了。

　　綜觀虞舜不但是一代圣君，而且還是集詩歌創(chuàng)作、理論于一身的藝術(shù)家和音樂家，是華夏文明靈光爆破時代的偉大代表。他以其極高的智慧和蓋世的才華，點燃了文明火炬，并引領(lǐng)著我們民族攀登到世界文明的高峰。他創(chuàng)作的詩歌及其理論，至少先于印度的以口傳形式流行的《梨俱吠陀》一百年，領(lǐng)先于希臘荷馬史詩一千年，稱它是鑿破鴻蒙的詩歌原典是最恰當不過的了。虞舜的詩歌，它體現(xiàn)了人類主體對茫茫時空其所處地位的人文學與哲理學的首次審視，以及對于宇宙人生的宏觀而超越的思考，它具有典籍的首創(chuàng)性及涵蓋的廣闊性與深邃的思考性。在漫長的歷史中，不斷成為民族的觀照與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的模本。武昌首義以后，《卿云歌》曾被推薦作國歌的理由是：“帝舜始于側(cè)陋，終于揖讓，為平民政治之極則”，“夫舜起匹夫，不私天下，為三千年前東方之華盛頓。”如此評價，真可謂振聾發(fā)聵，令人心智大開并增無限景行慨慕之心。《南風》、《卿云》二歌，展現(xiàn)了如此崇高光明的愿景，產(chǎn)生了如此深遠的影響，實為中華文明的驕傲。

【詩詞之源早于《詩經(jīng)》】相關(guān)文章：

詩經(jīng)詩詞07-15

《詩經(jīng)》詩詞賞析07-10

瞻卬詩經(jīng)詩詞06-22

閟宮詩經(jīng)的詩詞11-19

皇矣詩經(jīng)詩詞09-21

云漢詩經(jīng)詩詞11-05

采薇詩經(jīng)詩詞07-14

詩經(jīng)雨無正的詩詞11-11

詩經(jīng)寫愛情美好的詩詞08-11

《詩經(jīng)·載馳》詩詞鑒賞0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