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中“國風”的質樸風格

　　《詩經》中“國風”所表現的質樸風格，從內容到章法、修辭及對我國詩歌發展產生的重要影響。

　　“風”是民間樂調的意思，正如前人所說，“風土之音曰風”(鄭樵《通志・點序》)。“國”是地域的通稱，主要指黃河流域、中原一帶，所以“國風”就是地方小調。《詩經》按地名加以分類搜集，成為十五“國風”，共一百六十篇。

　　“國風”大部分作品是廣大勞動人民創作的口頭文學，只有少數作品是貴族文人的作品。“國風”中的作品，在不同的地域產生，在不同的地域流傳，所以反映出不同的風土人情，表現出不同的風格特點。《周南・關雎》等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溫柔敦厚”;《召南・甘裳》等篇端莊、嫻雅;《魏風・葛屨》等篇，愛憎分明，語言潑辣，思想透徹，感情奔放，并和社會政治、經濟生活有關;《鄭風》、《衛風》、《齊風》中的一些篇章，墨于生活小事和兒女私情等等。產生環境的各異，造成風詩風格的不盡相同，但這并不意味著風詩沒有共同之處。翻閱《詩經》，仔細研讀、品味“國風”中的作品，我們可以發現，“國風”的總體風格是崇尚一種質樸的美。這種美在不同的風詩中都有體現，是一種自然的、純樸的美，是不加任何矯飾的天然的美，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是對這種風格最好的概括。這種質樸既洋溢在“國風”的字里行間，又表現在語言的運用、具體的表現手法及修辭、章法上。它顯露出人民的思想意識、審美態度，反映了人民的性格特征，因而，它是崇高的。那么，“國風”質樸的風格何故得以形成呢?

　　任何文學作品都是現實生活的反映。同樣，“國風”中的作品是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的社會生活的反映。

　　周代初年，社會是動蕩不安的，諸侯國間的兼并戰爭連綿不斷，給人民生活造成了極大的災難。周滅殷后，把殷遺民作為奴隸，組織他們耕種，促進了農業的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從而出現了歷史上有名的“成康之治”的太平局面。《史記・周本紀》載：“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余年不用。”在這樣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的情況下，周代的社會組織和文化思想比較殷商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與嚴密，標志著西周時代的文明，當然也是奴隸們的苦難。

　　但好景不長，隨著生產的發展、經濟的繁榮，周貴族逐漸過著“耽于逸樂”的生活，政治日趨腐敗，階級矛盾趨向尖銳化。夷、厲以后，國勢漸衰;幽王被殺，平王東遷，更因內憂外患重重，王室的統治勢力日益衰微，已失去控制諸侯的力量，因而諸侯各自為政，互相爭奪，攻城掠地，無日寧息，社會動亂，民不聊生。

　　短暫的和平安定，長期的動亂流離，使西周時期的人民更深刻地感受到和平生活的美好、動亂的痛苦、社會的種種不平。長期的殘酷的剝削壓迫，非人的奴隸生活，繁重的體力勞動，都使奴隸們思想感情的郁積達到了沸點，作者面對這樣的現實，強烈地感受著時代的脈搏，唱出了人民的心聲。這種特定的歷史環境，是“國風”質樸藝術風格形成的必要條件。更深刻地說，這種質樸的風格來源于蘊含在勞動人民身上的那種淳樸、可愛的性格，那種無限追求自由、幸福、愛情的崇高理想，那種對黑暗現實、統治階級的清醒認識和切身感受，那種疾惡如仇、勇于反抗的優秀品質，一句話，來源于那個特定歷史環境的人民和人民的生活。沒有這樣的人民、這樣的生活，怎么會產生具有這樣風格的作品呢?

　　這種質樸的風格的形成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它使我國的詩歌從誕生之日起便走上了正確發展的康莊大道，并指示著后代詩歌創作的方向，為我國數千年的詩歌定下了一個健康的基調。

　　那么，“國風”質樸的風格從哪里表現出來的呢?

　　“國風”質樸的風格表現在詩歌的各個方面，或流露于字里行間，或顯露于遣詞造句，或溢于修辭、章法，總之，通體樸素、自然，質樸無華，表現了國風與人民生活的血肉聯系。

　　表現在描寫上，“國風”不追求華麗的詞藻，通過最樸實的字眼，用最經濟的文字勾勒出事物的特征，既無渲染，又不精雕細刻。這種現象在“國風”中俯拾皆是。如《召南・騶虞》主要歌頌一位獵人高超的獵技，全詩共二章六句：“彼茁者，一發五。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一發五。于嗟乎騶虞!”作者首先用一個“茁”字描寫了獵人出場的環境，雖只一字，卻也令人想象得出蘆葦叢的茂密，難以穿越，蓬蒿叢的荊棘交錯，令人寸步難行。這樣的環境，獵人卻“一發五、“一發五”獵技的高超躍然紙上，難怪作者發出“于嗟乎騶虞”的贊嘆。寥寥幾字，卻能收到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之效。

　　“國風”質樸的風格，還表現在對奴隸社會的黑暗與殘酷的概括描寫上，表現在對奴隸的痛苦、憤怒的概括反映上。如《豳風・七月》，詩人以飽含感情之筆，描述了奴隸們一年四季晝夜不息地為奴隸主們耕種、打獵、養蠶、紡織、打谷、蓋房屋、釀酒、鑿冰、祭神等等，寫的是奴隸勞動之苦，也襯托出奴隸主貴族的享受之樂。盡管奴隸們辛苦勞作、不得休息，但卻過著“無衣無褐，何以足歲”的非人生活。詩中概括地描繪出兩個階級不同的生活畫面，揭露了奴隸生活的悲慘、奴隸主的不勞而獲。全詩用正面鋪敘的手法，寫翔實、具體、感人，風格極其質樸，勞動人民的生活氣息很濃。

　　《國風》質樸的風格，還表現在抒情上。“國風”有很多抒發勞動人民感情的詩篇，或表現他們對愛情的渴望、歌頌，或表現在對奴隸主不勞而獲及丑惡事物的憎恨，但都毫無掩飾，直截了當，正體現了人民坦蕩、粗獷、奔放的性格。如《鄭風・出其東門》，這是一首情歌，寫得很別致。一個男子喜歡的是一個衣著樸素的女郎，雖然他見到的美女“如云、如荼”，但也打動不了他的心，詩中反復強調，眾多的美女“匪我思存”、“匪我思且”，都不是他的意中人，他只愛“縞衣綦巾”、“縞衣茹”的女郎。態度明朗、堅定，毫不含糊，毫不見異思遷，從而歌頌了勞動人民健康的戀愛觀。

　　“國風”不但表達愛情大膽、直率、光明磊落，而且表達仇恨、憤怒，也大膽直率、無所畏懼，甚至敢于直斥統治者。他們對剝削者的仇恨，簡直像噴發的火山，任何力量也無法遏止。

　　《魏風・伐檀》是一群奴隸在河邊采伐木材時所唱的歌。詩中一邊描寫了他們的勞動，一邊描寫了他們的憤怒。他們已看清不平等的社會現實，因此向奴隸主大聲喊出：“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兮?”這是奴隸們充滿憤恨的呼聲，這是奴隸們覺醒的呼聲，是對奴隸主提出的嚴厲質問。這種呼聲、質問，是帶有挑戰性、揭發性的。質問之后接著指出“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對奴隸主的寄生生活給予了深刻的諷刺。

　　“國風”質樸的風格還表現在整首詩的特點上，流露在字里行間。如《周南・芣苡》：

　　采采芣苡，薄言采之。采采芣苡，薄言有之。

　　采采芣苡，薄言掇之。采采芣苡，薄言捋之。

　　采采芣苡，薄言袺之。采采芣苡，薄言襭之。

　　全詩三章，只變換幾個字，反復詠唱，把一群女子采集車前子的愉快情景自然地表現了出來，即樸實又優美。方玉潤在《詩經原始》里也說：“讀者試平心靜氣，涵泳此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繡野、風和日麗之中，群歌互答，余音裊裊，若遠若近，忽斷忽續，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則此詩不必細繹而自得其妙焉。”大有后世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詩意。

　　“國風”質樸的風格還表現在獨特的章法上――重章復句，反復吟詠。在文學發展的幼年時期，由于生產力水平、社會生活的局限，由于詞匯數量和詞意范圍等方面的局限，由于人們創作經驗的局限，“國風”把重章復句、反復吟詠這種章法作為抒發感情、表現生活不幸與痛苦的主要手段，以加深思想感情的表達，表現了詩歌的原始風度。這種章法在“國風”里有風種形式：

　　1、每章所抒寫的內容基本一致，只變換其中的幾個字，反復吟詠，以加深表達詩的內容，增強詩的感染力。如《召南・殷其雷》：“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這首詩共三章，只是改換了“陽、側、下”和“遑、息、處”幾處，各章的內容基本一致。這樣寫，不僅加深表達了詩的內容，也增添了詩的旋律美。

　　2、有的詩，每章的起句或前幾句相同，這也是重吟迭唱、反復吟詠的一種形式。如：《豳風・東山》的四章詩，前四句都是“我徂東山，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把遠征士卒在歸途中思家的情與景形象、充分地表達了出來。正像唐人詩句所說的那樣：“近家情更怯，不敢問來人。”《周南・桃夭》的三章首句都是“桃之夭夭”;《周南・兔》的三章首句都是“肅肅兔”;《召南・鵲巢》的三章首句都是“維鵲有巢”……

　　3、有的詩末句完全一樣，其它句子中只是更換個別的字詞，當然這也是重吟迭唱。如《周・麟之趾》：“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4、有的詩，每章起句不完全一致，中間還有換句的地方，甚至全篇中某一章也不是重章，但從章法的整體看，著眼主流，仍屬于重章復句。如《唐風・葛生》：“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蘞蔓與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燦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后，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后，歸于其室!”全詩共五章，抒寫婦人懷念丈夫，寫得悱惻傷痛，感人至深，以致被稱之為悼亡詩之祖。

　　“國風”重吟迭唱的形式很多，但無論何種形式，都說明國風來自民間，表現了民歌的特征，帶來了淳樸的人民生活的氣息，不僅增強了詩歌的人民性，而且使其鑄成了質樸的風格。

　　“國風”質樸的風格還可從比喻、反復等修辭手法的運用上看出端倪。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孔子說：“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國風”中運用了很多修辭手法，但比喻和反復使用得較頻繁。

　　比喻的目的是“取譬以明”。“國風”中的比喻大都以人們熟悉的事物作比，說明這是從勞動者的生活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是與勞動者的生活有關的，因此，同樣可以說明詩歌與人民的相關性及質樸性。“國風”常用來作喻體的事物有云、雨、英、玉、星、金、錫、桑、鳩等。

　　《鄭風・出其東門》形容美女之多：“出其東門，有女如云。”第二章：“出其，有女如荼。”《齊風・敝笱》諷刺魯莊公母親文姜“齊子歸止，其從如云”、“齊子歸止，其從如雨”、“齊子歸止，其從如水”。《鄭風・有女同車》贊美一個貴族男子看中的姑娘：“有女同車，顏如舜華。”第二章：“有女同車，顏如舜英。”《魏風・汾沮洳》贊美勞動人民“美如英”、“美如玉”。《衛風・淇奧》贊美一位有才華的君子：“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第三章：“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壁。”《邶風・燕燕》是一首送遠嫁的詩，其中寫道：“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衛風・氓》：“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借“桑”、“鳩”比女主人公年青貌美和悟到不能沉醉于愛情。

　　反復也是國風中常用的修辭手法。運用反復的手法，不僅能表達強烈的思想感情，而且能增強詩歌的音律美、節奏美。國風中的反復是在民歌重章迭唱的形式上發展而來的，不僅增強了語言的表現力，同時也給詩歌帶來了樸素的民歌風格。

　　《魏風・園有桃》：“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這是春秋時，魏國大夫憂讒畏譏、關心國事所發出來的慨嘆，用“其誰知之”的反復，表達了作者不被人理解的痛苦。《魏風・汾沮洳》：“彼汾沮洳，言采其英，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這是歌頌勞動人民具有美德與才能的詩，用“美無度”的反復，表達了作者對彼其之子的贊頌。

　　國風質樸的藝術風格對后世的詩歌創作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歷代著名文人莫不從國風中吸取養料，學習、借鑒以至發展這種質樸的風格。

　　就中國詩歌發展的過程看，由漢魏六朝而至現代的民歌，莫不繼承發展了國風質樸的藝術風格。漢樂府詩“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作品，像《東門行》《婦病行》《孤兒行》等，雖然它們的時代不同，所反映的生活現象不一樣，但那種揭示社會實質的現實性、人民性，無疑，與國風中質樸的風格是一脈相承的。漢末建安中的《孔雀東南飛》，它的敘事、抒情、說理，顯然有《衛風・氓》的痕跡，雖然兩者控訴的主題不同。六朝以后的民歌都和國風有一定的傳承關系。

　　建安詩人受國風質樸風格的影響不少。曹操的《苦寒行》中說：“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這就是明顯的例子。曹植雖沒說到他如何接受《詩經》遺產，但鐘嶸說：“(曹植詩)其源出于國風。”我們從他的詩風里也確實可以看出來，如他借古諷今的《怨歌行》，飽含諷刺氣氛的《七步詩》，都不難找出國風的影響。

　　詩人李白雖屬浪漫主義詩派，但他受《詩經》特別是民歌部分的影響也是很明顯的。明代胡震亨在《李詩通》中說：“太白宗風騷，薄聲律。”胡應麟的《詩藪》說：“太白以百憂等篇擬風雅，鳴皋等作擬《離騷》。”這正是具體的說明。同時李白接受《詩經》民歌中的優良傳統是多方面的，他那些厭惡權貴的詩，不能說和《魏風・碩鼠》沒有想通之處。

　　杜甫對于《詩經》極為推崇。他在《戲為六絕句》中說：“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在《夜聽許十換誦詩愛而作》中又說：“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敲。”杜詩最著名的《三吏》、《三別》受國風質樸風格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無家別》、《垂老別》，從詩的題旨、題材或藝術風格，和《豳風》的《東山》、《破斧》不無類似。《負薪行》寫負薪婦女不能出嫁的一生之苦和《邶風》中的《谷風》盡管取材各不相同，但就其同情婦女悲慘命運，概括反映社會生活上，其實質是一致的。

　　唐代詩人中，白居易也是一個力主學習《詩經》優良傳統的詩人，他經常倡導“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創作原則，他的《秦中吟》、《新樂府》等詩可以說是《魏風》、《伐檀》、《碩鼠》控訴精神的發展。

　　當然，無論李白、杜甫、白居易還是其它偉大的作家，他們所繼承的絕不僅僅是國風質樸的風格，他們也接受了《詩經》其它的優良傳統，也接受了漢魏六朝的優秀遺產。盡管如此，“國風”中的質樸風格畢竟影響了他們以至后來的詩人，這種風格正像一條長河一樣日夜不停地流了幾千年，灌溉了歷代的文藝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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