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詩歌的語言特點

時間：2024-08-20 01:46:00 詩歌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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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詩歌的語言特點

　　白居易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下面就隨小編一起去閱讀白居易詩歌的語言特點，相信能帶給大家啟發。

白居易詩歌的語言特點

　　有“詩魔”和“詩王”之稱的白居易是唐代著名的現實主義詩人，其代表作《長恨歌》、《琵琶行》等詩歌因其文學價值頗高而被歷代文人墨客傳唱。除此之外，他的諷喻詩也被人們所推崇，他自己本人則認為所著諷喻詩的成就遠高于他其他的詩歌的成就，其諷喻詩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更是學者們推崇、研究的主要內容。在思想內容上，其諷喻詩選材極其廣泛，多反映社會現實，揭露社會丑惡，批判貧富不均的社會現象。其詩歌有反映百姓疾苦的，有反映戰爭給百姓帶來苦難的，也有反映婦女悲苦命運的，其取材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生活現實反映社會丑惡，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在藝術特色方面，白居易的諷喻詩語言通俗易懂，老嫗亦能懂也;其內容多因事起意，一詩反映一事;其諷喻詩多是敘事詩，在敘事中塑造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此外，詩人對比手法在諷喻詩中的運用使得詩歌對比鮮明、感情充沛、感染力強。雖然白居易的諷喻詩反映現實的思想內容，但其諷喻詩的文學性并沒有《長恨歌》、《琵琶行》之類的感傷詩的社會評價高。其原因在于諷喻詩直白易懂、批判社會，缺乏藝術想象的空間，詩歌創作的情感源泉也不是出于自身情感，其目的在于改變社會，在某種程度上缺乏文學的想象性、形象性和情感性。

　　一白居易諷喻詩的思想內容

　　(一)反映社會現狀

　　白居易的諷喻詩取材十分廣泛，幾乎涉及到現實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有控訴官欺民的《賣炭翁》，描寫了一位冒著嚴寒進城賣炭的老人被“黃衣使者白衫兒”搶走;有反映農民疾苦的《杜陵叟》，是“傷農夫之困”的代表作，批判了貪官污吏的罪惡;此外還有批判戰爭的罪惡、朝廷的腐敗、婦女的不幸等詩歌。當然，這些取材廣泛的詩歌都是來源于生活，是詩人細心觀察生活所得，體現出詩人心系民生、心系國家的政治情懷。白居易的諷喻詩反映了中唐社會的現狀，但反過來，中唐社會的社會形態也是白居易創作諷喻詩的源泉。而白居易諷喻詩取材涉及之廣，正體現出中唐社會腐敗之深，其社會腐敗的因子早已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由此，作者才能創作出題材廣泛的諷喻詩。以《新樂府》為例，《新樂府》包含了五十首詩歌，就涉及到大量黑暗的社會現象，比如《上陽白發人》、《母別子》等。白居易創作這些取材廣泛的諷喻詩的目的，也在于警醒當朝，勸諫皇帝關心民生疾苦。同時也是白居易政治上不得意的體現，他只能以這種方式，將自身的政治情懷注入到詩歌中，由此成就了白居易現實主義詩人的地位。

　　(二)揭露朝廷丑惡

　　中唐朝廷的腐敗，封建統治的剝削，使得社會底層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白居易身處其中，也感受到底層人民的辛酸，他的諷喻詩有不少是在揭露統治當朝的腐敗，揭露封建社會的丑惡。

　　以《買花》一詩為例，暮春時節，牡丹花兒開的正艷，帝城里的富貴人家都爭先恐后的買花賞花，一副悠然奢侈、樂生往死的市井奢靡圖。而此時，卻是莊稼人早出晚歸的農忙時節，最后農忙的成果卻只有富貴人家享用，帝城里人的每一筆花銷都是農民節衣縮食、辛苦勞作換來的。這首詩對買花者的批判，正是對腐敗朝廷、對黑暗社會的批判，也是對在田間辛勤勞作的人民無限的同情。這些揭露朝廷腐敗、黑暗的諷喻詩是白居易憂國憂民的詩歌創作主張的體現，也是他想借用詩歌來替皇帝補察時政，為民請命，可以說，他的詩歌里裝滿了人民和國家。這也是中國文人歷來的、傳承下來的愛國情懷，廣大文人墨客以報效祖國為己任，以實現宏圖壯志為目的，白居易同樣有這樣的情懷，他將愛國情懷表現在他的詩歌中，流傳千古，成為見證。

　　(三)同情勞苦大眾

　　在白居易的諷喻詩中對勞苦大眾給予了深切同情，這其中，白居易特別關心廣大婦女的命運，并用自己的詩歌對不合理的封建禮教和婚姻制度進行控訴。比如在《過昭君村》一詩中，“白黑即可變，丹青何足論?”一句反映了封建統治王朝對青春少女的扼殺，多少青春少女在高大的城墻下由青絲變白發，付出一生的青春直至紅顏逝去也看不到光明，甚至為了不再上演昭君的悲劇，少女們寧愿自毀容顏也不愿進宮，這是對封建統治王朝的批判和對當時婦女的無限同情。《后宮詞》一詩，更是道盡宮中女性的悲慘命運，“三千宮女胭脂面，幾個春來無淚痕”更是寫出了女子凄涼的命運，陪伴她們的只有淚痕。當然，白居易對婦女命運的關注和他開明的婦女觀是分不開的。封建社會，婦女的地位底下，而他和他的妻子卻能相敬如賓，這就是白居易開明的婦女觀的體現。

　　二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

　　(一)語言通俗易懂

　　白居易創作的諷喻詩繼承了現實主義的詩歌風格，所創作的每一首詩，都從生活現實出發，直指生活中的各種弊端，由此，其諷喻詩語言上的最大特點即通俗易懂，簡單明了。曾有記載，白居易在創作諷喻詩時，每創作一首詩就念給家里的老人聽，直至老人聽得懂，明白意思，才不做任何改動。這一個小故事反映了白居易對其詩歌語言通俗易懂程度的嚴苛，也反映出白居易的諷喻詩不像大多數詩人的詩歌那樣，運用各種詩歌的創作手法，運用各種典故，而是借助最直接、最通俗的語言將詩歌的主題表現出來，且詩歌很少出現生僻字，這也是其諷喻詩通俗易懂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白居易的諷喻詩利于理解的一個原因在于其詩“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即在詩的首句表明此詩的目的，在詩的末句表現詩的主題，《新樂府》中的詩歌就是其中的代表。《新樂府》共五十首詩，在每首詩標題后面都表明此詩的主旨，強調詩的主題。如此，詩的主題自然很容易被讀者接收到。其諷喻詩大多是采用這樣的套路，所以，白居易諷喻詩的語言通俗易懂就成了白詩諷喻詩最大的藝術特色。

　　(二)對比鮮明，情感充沛

　　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還包括他在詩中運用了大量對比的寫作手法，所謂對比，即是將兩種不同的事物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在白居易諷喻詩中，對比手法的運用主要體現在將兩種不同的狀態融入同一首詩中進行對比，突出百姓的苦難，從而批判封建統治的罪惡，表達對貧苦百姓的深切同情。

　　在《議婚》一詩中，詩人通過分別描寫富家女兒和貧困家庭女兒之間的在婚事上的差距，突出貧富差距的懸殊，社會的不公。富家女兒的婚事，不用父母擔心，早已有人踏破門檻紛紛求婚，即使富家女兒驕奢任性不懂事，卻也是年輕男子追求的對象。而勤勞孝順的貧窮家的女兒卻無人問津，任青春年華在孤獨歲月中不斷流失。這樣鮮明的對比，讓人不禁感嘆社會的不公，在追逐名利的驕奢氛圍中，金錢權利才是人們重視、追逐的對象，而真正美好的、善良的品質，卻只能埋沒在時代的惡臭之下，無法散發出些許光芒。這和朝廷的腐敗統治脫不了關系，而白居易以獨特的視角，細微的觀察，將對朝廷的不滿和對腐敗的批判盡情展露，這也是對比手法所起到的效果。

　　《輕肥》一詩，更是對貪官污吏的諷刺，揭露宦官被朝廷寵幸而為非作歹的事實。他們衣著光鮮、明目張膽、耀武揚威地前去赴宴，吃的是山珍海味，喝的是瓊瑤佳釀，聽得是靡靡之音，過著豪奢的生活而洋洋自得，目空一切。“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一句就是對宦官們耀武揚威之態的貼切形容。而詩的末尾，詩人卻將描述的筆鋒突轉，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一年，江南大旱，民生疾苦，食不果腹，竟然到了人吃人的地步。白居易通過對比的手法將這兩種社會現象融入一詩之中，產生強烈的反差和矛盾，由此形成鮮明的對比而給讀者帶來強烈的心靈震撼，從而對貪官污吏的奢侈糜爛風氣無比憎恨，卻對受苦受難的百姓無限同情。

　　(三)人物形象鮮明

　　白居易的一百多首諷喻詩，有許多詩歌塑造了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至今令人難忘。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涉及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各級各層的人物，有上至九五之尊的皇帝，有在朝為官的貪官污吏，同樣也有忠義兩全的賢臣，還有貧苦的百姓，甚至將死之人也在白居易的關注范圍之內。其詩中描述的人物形象之廣泛，正是詩人觀察生活所得，也是詩人胸懷之寬廣的表現。因為胸懷天下，才能看見天下間的丑惡，才能感受到世人的悲苦和貴族的驕奢。

　　白居易的諷喻詩《紫藤》也是塑造人物的代表作品之一。這首詩塑造了外表如優美的紫藤般的慣于阿諛奉承的小人。“紫藤”雖然美好，卻只是假象，“藤花紫蒙茸，藤葉青扶疏”的美好樣子卻是奸惡之人滿臉堆笑的奉承，表面和顏悅色，背后卻各懷鬼胎。而紫藤如蛇般纏繞的身姿正像小人在權貴面前的卑躬屈膝。這首詩塑造了小人偽善的嘴臉，刻畫的十分生動形象。其詩《蛤蟆》也是一首人物形象刻畫的十分形象的佳作之一，寫出了小人得志后的得意嘴臉，其得意忘形之態躍然紙上，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詩人在刻畫人物的時候，還常常用到外貌描寫和心理描寫的方法，比如“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一句，就生動形象的描繪出長年辛苦勞作的賣炭老人的形象。而心理描寫的運用，則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動，同樣是《賣炭翁》一詩，老人身上衣服淡薄，卻期望著天氣變得更寒冷一些，這樣炭火才會賣的更好，這樣的心里反差，鮮明地突出人物的悲慘處境。

　　三白居易諷喻詩的不足之處

　　雖然白居易的詩歌具有以上種種值得稱頌的地方，也有許多現實主義創作者可以學習的地方，但白居易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詩人，其詩歌創作也具有不足之處。

　　(一)缺乏藝術想象的空間

　　雖然白居易的諷喻詩取材廣泛，又具有現實意義，批判了現實生活中的種種不平之事，在創作手法上也具有白居易詩歌創作的特色，但其諷喻詩直白易懂、的語言、善于評論的方式都給詩歌創作帶來了很多弊端，讓讀者缺乏藝術想象的空間，也就是缺乏文學作品中的想象力。例如《夜宿紫閣山北村》一詩，描寫了這樣一個場景：詩人在紫閣山游玩，和一位老人談笑風生，但還未來得及把酒言歡就被一群蠻橫之人突然“奪我席上酒，掣我盤中饗”，面對這樣的場景，詩人發表了自己的觀點，“主人慎勿語，中尉正承恩”。一句就十分明確地指出原來這伙蠻橫之人是一群恃寵而驕的人，仗著皇帝對其的恩寵，就明目張膽打著皇帝的旗號，巧取豪奪，目中無人。在其他諷喻詩中，詩人也常常發表自己的看法，詩人發表自己的見解無可厚非，但是強行將自身的觀點強加給讀者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文學的趣味，缺乏藝術想象空間的文學作品并不能算是優秀的作品。這一點，同樣是現實主義詩人的杜甫就比白居易高明的多。同樣是現實主義詩人的杜甫在進行詩歌創作時也和白居易一樣，取材廣泛，并且多描述事實，但杜甫只止于此，他并不對社會事件或者某種現象發表自己的觀點，而是將發表觀點的權利交給讀者，這一點上，杜甫就比白居易冷靜、節制很多。同杜甫相比，白居易更像是心直口快之人，毫不掩飾自己的意見。

　　(二)缺乏情感性

　　文學創作離不開作者的情感活動，作品更是作者情感活動的體現，也就是說，作者通過文學作品表現自身的情感變化。同樣，詩歌創作也是如此，詩人創作詩歌的目的是為了傳達到自己的情感體驗。但這樣的情感性，卻是白居易諷喻詩歌所欠缺的，白居易所做諷喻詩的目的并不主要是為了排解自己的感情，其詩歌創作的源泉并不是出于自身情感，其目的在于通過諷喻詩，改變社會，改變中唐腐敗的統治，具有強烈的政治功用，雖然是“文以載道”傳統的傳揚，也繼承了《詩經》反映社會現實、批判社會丑惡的優良傳統，但也使得白居易的諷喻詩缺少情感性。由此觀之，白居易的諷喻詩并不能完全將其當作文學作品觀之，或視為政治文書更為恰當。畢竟，淺顯通俗、缺乏藝術性的作品并不利于文學的發展。而談論至此，就不得不提到文學與政治的關系。

　　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一直都是學術界爭論的話題，文學到底可不可以參與政治?政治能不能將文學納入其中?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文學之所以為文學，在于其具有想象力、情感性和形象性，但政治卻一直都是個沉重的話題，而將政治與文學結合起來的唯一辦法就是用文學性的創作手法來反映政治，這也是將文學性與政治性聯合在一起的唯一辦法。這一點值得學習的詩人是屈原。屈原被稱為浪漫主義詩人，但他的詩歌卻是反映了社會現實生活中的種種缺點，他的《離騷》并不只是一篇浪漫主義的詩篇，同時也揭露了統治者的腐敗和社會的黑暗，但屈原的《離騷》一詩中所呈現出的情感性卻讓人動容。因為屈原創作《離騷》的目的，并不是為了勸諫楚王勤于朝政，也不是為了改變楚國的現狀，而是為了抒發心中的憤懣和憂愁。在其抒發自身情感的同時，帶出其他現實主義的東西，這也是無法避免的，因為詩人所生活的環境正是他抑郁情緒產生的原因，而他為了抒發自身的抑郁而創作的詩歌達到了批判朝廷、批判社會的目的，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無法分割的。只有這樣的作品才能永遠被后人詠唱而不忘，這也是文學的特點之一，即具有情感性。

　　屈原將政治與文學，政治與情感緊密的聯系在一起，成就了屈原的在詩歌領域的地位。而反觀白居易的諷喻詩歌的創作，則遠遠不及此，倒是他不太看好的感傷詩歌的代表作《長恨歌》、《琵琶行》倒成了人們喜愛的文學作品。這兩首詩歌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正和屈原的詩歌成功的原因一樣，是帶有情感的創作，只不過白居易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也就無法理解人們推崇那兩首詩而不推崇其諷喻詩的原因所在。白居易未能明白這一點的原因也和他的文學主張和政治主張相關，“文以載道”的思想是他認為的最正確的文人應該有的情懷，這也是中國文化幾千年的熏染所致。文學可以反映政治，卻不能成為政治的工具。也許是白居易愛國之心太過強烈，渴望中唐社會發生變革的心愿太過強烈，所以白居易才采用這樣的方式，這樣的詩歌創作方式來批判事實，批判腐敗。他的政治出發點是好的，但是這一點在文學上，卻是不見得受用的，也不利于文學發展。

　　總之，白居易作為中唐現實主義的代表詩人，他用自己的筆和情懷對那個充滿不公、充滿腐敗的社會進行了有力的抨擊，給當朝統治者以有力的撞擊，也給后人留下了豐富的寶藏。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正視白居易諷喻詩中的不足之處，理性地看待白居易諷喻詩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吸收其積極的部分，拿來為我所用，摒除其中消極的部分，使中國文學朝著正確的、積極的方向去發展，也改變中國歷來的政治參與文學的傳統，還給文學一個干凈、清明的空間。只有這樣，中國文學史上才會出現更多的文學家被世人銘記，被世界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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