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邊塞詩繁榮的歷史原因

　　唐代邊塞詩數量之多，詩人之眾，風骨雄渾豪壯，特別是盛唐邊塞詩，在中國歷朝同類詩歌中居于領先地位。

　　以軍旅、征戰等邊塞生活為題材的邊塞詩最早起源于《詩經》中有關戰爭和征戍題材的詩歌，經過漢魏六朝，邊塞詩無論從質上還是量上都有一定的提高，到了唐代，邊塞生活成為詩歌創造的普通題材，特別是自玄宗開元元年(713)至代宗大歷五年(770)這一盛唐時期的邊塞詩，更是以其充沛的感情，剛健的筆觸，描寫了壯麗的邊塞風光，豪邁的軍戍生活。在近些年的唐詩研究中，邊塞詩是眾所矚目的熱門課題，已發的論文多達數百篇，但大多都是從文學的角度研究邊塞詩的，從歷史的角度探討邊塞詩在盛唐盛行原因的論文甚少，從解放到現在主要相關論文有陳濤的〈〈盛唐邊塞詩的繁榮及內容再探〉〉，黎傳緒的〈〈論盛唐詩歌特征及其原因〉〉[2]等，還有個別的論文集也有所論及，其中胡大浚“深沉的歷史意識和特定的現實條件造就的時代精神，獨特的社會文化心理是盛唐邊塞詩盛極一時的根本原因”[3]是最重要的觀點，本文就是在此基礎上，展開并深入地論述邊塞詩盛行的歷史原因，在綜合前人的觀點上通過舉例等論述使之成為更為全面的結論，這不僅可以理清其盛行原因，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將有助于我們對唐文化史乃至中華文明史的認識。下面我將從物質、精神、文化、戰爭融合四個方面來淺析盛唐邊塞詩繁榮的歷史原因。

　　一、 唐帝國強盛的國力為邊塞詩的繁榮提供了物質基礎(物質方面)

　　唐承隋制，是在隋的基礎上重新建立起來的大一統封建王朝，并且在開元、天寶時期把中國封建社會推向了輝煌的頂峰。唐代是一個變革的大時代，國內各民族進一步融合，對外文化交流頻繁，思想高度活躍，整個社會生活呈現出一種積極健康向上的趨勢，給人以一種蓬勃而富有生機的感受。這樣的時代背景，必然有助于開闊人們的視野，充實人們的生活體驗，激蕩起感情和想象的波瀾，從而為藝術文化的創造開拓出嶄新的局面。盛唐邊塞詩正是在唐帝國所開創的空前強盛的政治經濟文化這一肥沃土壤里迅速成長繁榮起來的。

　　處在中國封建社會鼎盛時期的唐王朝經濟是十分發達的。由于唐初推行均田制，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由于隋末農民起義對豪強勢力的嚴重打擊，使農民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與地主階級的人身依附關系，從而使唐代的生產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與發展。到貞觀年間，唐代的經濟不僅得到全面的恢復，還有了很大程度的發展，<<貞觀政要.政體>>有當時“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備，又頗致豐稔，米斗三四錢”，就是見證。到玄宗時代，唐朝的經濟更是達到顛峰，<<杜甫.憶昔>>中已是“小邑猶藏萬家室”，“公私倉廩俱豐實”.

　　同時唐帝國也是一個氣度恢宏的大國，言路開通，思想活躍，政治文化氛圍較為寬松自由，這為唐邊塞詩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像元稹《連昌宮詞》、白居易的《采詩宮》等，雖然批評了皇帝，也并沒有因此犯忌諱。正因為這樣，所以朝野上下，有一種比較自由的空氣。<<杜甫.飲中八仙歌>>中有詩人可以“舉觴白望青天，皎如玉樹立風前”，可以“長安市上市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唐代的變革更帶來了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各個社會生活領域的全面興盛，形成了讓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欣羨贊美的“盛唐氣象”，唐代邊塞詩尤其是盛唐邊塞詩的雄豪風貌，正是以這種強大帝國蒸蒸日上的國勢及其所展示出來的“盛唐氣象”為其現實依憑的。

　　二、唐詩的整體繁榮和邊塞詩的長期發展是盛唐邊塞詩繁榮的內在邏輯起點(文化方面)

　　盛唐邊塞詩繁榮，既有其共時性的因素，諸如盛唐社會政治經濟軍事的強盛，同時又有其歷時性的“史”的因素，即從文學發展的流變來看，盛唐邊塞詩之所以能夠成為歷代邊塞詩之冠，主要是因為它是唐詩全面繁榮和邊塞詩自身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

　　首先，唐詩的整體繁榮帶動了邊塞詩的創作水平，提高了邊塞詩的藝術成就。唐代是中國古典詩歌的極盛時代，詩歌總量現存超過50000首，詩歌作者近2300人，詩歌繁榮盛況空前，技巧之成熟，流派之眾多，體裁之完備，揭露社會矛盾之深刻，描摹人物心態之細致，幾乎空前絕后之地步!唐代詩歌的這種整體氛圍和總體格局，使得作為唐代詩歌重要組成部分的唐代邊塞詩的創作水平和規模也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和拓展。

　　其次，從邊塞詩自身發展的邏輯來看，在唐以前，邊塞詩歌已有悠久的歷史，《詩經》始為濫觴。兩漢時期，武功卓著，對匈奴的長期戰爭和經營西域的成就，不僅對當時社會，而且對整個中國歷史都有深遠的影響。盡管由于詩歌創作的不發達，沒有為我們留下成熟的邊塞詩，然而漢樂府中的《上之回》、《戰城南》，以及許多已亡佚的作品，如《隴頭水》、《出塞》、《入塞》、《關山月》等等，卻成了唐人邊塞詩中最常見的題目，《烏孫公主歌》、《李陵歌》、《匈奴歌》成為典故常為唐人所歌詠。建安魏晉南北朝詩歌對唐代邊塞詩的影響就更為明顯了，它們之間有著更加直接的淵源關系。

　　三，民族邊患戰爭的長期存在也促進了盛唐邊塞詩的發展與繁榮。(戰爭和融合方面)

　　自大唐建國伊始，便面臨著嚴重的邊患。事實上，在李唐近三百年的歷史中，邊患一直沒有真正解除。于是，在唐代士人中，特別是那些渴望建功立業而揚名沙場的高潔之士便大量涌現出來，這就為從軍出使，漫游塞上提供了方便，實際上也就為詩人直接和間接地吸取邊塞生活養料創造了可觀條件。而與此相關的邊塞詩也便應運而生了。當時邊事不休，文人崇尚軍功，“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楊炯《從軍行》)成為當時眾多士子的共同心態;而國內承平氣象又自然使人想到秦漢王朝空前威嚴雄渾氣象(因此之故，唐代文人愛在詩中出現“秦漢”字眼，王昌齡《出塞》中“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17]，這種對秦漢王朝的追慕情懷，筆者姑名之為“秦漢情結”)，這更激起詩人心中的豪情。 　　盛唐邊塞詩人中作豪壯語者頗多。如岑參《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以“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極寫軍情之急，以“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幕中草檄硯水凝”力襯唐軍之勇。高適在《燕歌行》中，以將士面對“殺氣三時作陣云，寒聲一夜傳刁斗”的酷烈戰爭，表現出“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哪顧勛”[18]的無私報國。

　　但不可回避的是，盛唐邊塞詩人的這種豪情也往往伴隨著“邊愁”。邊地遼遠，生活苦寒，“五月天山雪， 無花只有寒”(李白《塞下曲》)，羌笛“怨”楊柳自在情理之中。在組詩《從軍行》中，王昌齡才抒發“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明敕星馳封寶劍，辭君一夜取樓蘭”的豪情，又流露出“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19]的愁緒。

　　由于戰爭的影響，所以各民族出現了空前的融合，再加上唐統治者采取開明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思想，從而扭轉了自古以來大漢民族鄙視少數民族的偏見，如<<資治通鑒>>中唐太宗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在李世民的帶頭下詩人們也逐漸摒除了民族偏見，這就從很大形勢下促進了民族關系的改變，為各民族邊塞詩人的互相交流提供了一個平臺，由于各民族詩歌風格的相互融 合，為詩歌的發展補充了異樣的血液，從而促進了 邊塞詩的繁榮.

　　作為一個獨立的整體，唐朝邊塞詩派的出現，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同時，它的形成也經歷了較長時間的醞釀。事實上早在邊塞詩派形成之前，不少文人已經創作出數量可觀且遠勝于前代的邊塞詩，像駱賓王，陳之昂等，但唐代邊塞詩派的真正形成卻是在盛唐時期。從駱賓王到陳之昂，初唐邊塞詩大大地發展、豐富了，雖然還未能形成獨立的流派，但已為盛唐邊塞詩派的出現做了多方面的準備，預示著一個更加繁榮的邊塞詩創作時代的到來。

　　由此觀之，盛唐邊塞詩繁榮的原因不是單方面造就的，而是由多方面因素綜合構成的，是唐王朝雄厚的國力、開明的文化政策、士人銳意進取的民族精神及下層民族之間長期的戰爭與融合譜寫出來的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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