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行〉并序》發微

時間：2024-10-09 05:24:15 琵琶行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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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行〉并序》發微

　　“事物牽于外，情理動于內，隨感遇而形于詠嘆”(《與元九書》)的《〈琵琶行〉并序》，是白居易 “因琵琶以托興”(明人周敬、周珽輯《唐詩選脈會通評林》)的大痛長恨的流吐傾泄。詩人 “感商婦之飄流，嘆謫居之淪落”(清人史承豫《唐賢小三昧集》)，所以“其意微以顯，其音哀以思，其辭麗以則”。(《唐宋詩醇》賞評認定《〈琵琶行〉并序》)詩以曲達之情辭，精妙之興感，宛轉周詳地傳遞寄寓著詩人“別有幽愁喑恨生”的悲悵怨憂之情。可是，詩序則以冷凝的直言慨嘆，迥異于“比興相緯，寄托遙深”詩情詞心，其苦楚思致似乎也僅僅只給予了輕風微波似的“鋪陳直書”。凡此，都應值得思考玩味。

《〈琵琶行〉并序》發微

　　然而，歷來詩評家似乎都只把鑒賞品味的興致心志僅僅“聚焦”于《琵琶行》詩上，而基本上置“詩”之“序”于不顧，即使留意一下，也頂多將其作為“背景”或 “本事”來看待。現緣“序”品“詩”，從“詩”“序” 體分要殊著眼，彰顯其異同分合的本旨所系，以求得獲白樂天之“意寄志存”的“新解”。

　　為說明問題，擬先將“行”與“序”略作分辨。

　　“行”為樂府詩體，沿至唐代白居易時，早已是“即事名篇，無復依傍”。其本義至今猶考釋難定，但其詩體特征，前人據詩評解，切入旨要者，足可信而遵循。如宋人張表臣認為“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者謂之行”(《珊湖鉤詩話》)，明人徐師曾則認為“步驟馳騁，疏而不滯者曰行”(《文體明辨序說》)。這類形象化的比喻描述之說，揭示了“行”體詩的鋪排敘事，舒緩急促，跌宕曲直，暢曉靈動的特點。胡震亨《唐音癸簽》說“衍其事而歌之曰行”，其“衍”就更直言明揭其 “即事名篇”“緣事而發”的以興感鋪敘為要旨的特征。與此相應，其章法藝術之講究自然也不同于其他詩體。明人王世貞《藝苑卮言》認為“七言歌行，……其發也，如千鈞之弩，一舉透革。縱之，則文漪落霞，舒卷絢爛。一入促節，則凄風急雨，窈冥變幻。轉折頓挫，如天驥下坂，明珠走盤。收之，則如柝聲一擊，萬騎忽斂，寂然無聲”。這既與其鋪敘敷衍，緣事發慨因情寄興密不可分，也與感蕩人心，引發神思的詩藝魅力極為相關。而沈德潛在《說詩晬語》中更是具體而微地點撥道：“歌行起步，宜高唱而入，有‘黃河落天走東海’之勢。以下隨手波折，隨步換形，蒼蒼茫茫中，自有灰線蛇蹤，蛛絲馬跡，使人眩其奇變，仍服其警嚴。至收結處，紆徐而來者，防其平衍，須作斗健語以止之;一往峭折者，防其氣促，不妨作悠揚搖曳語以送之，不可以一格論。”至于“用字須字字牢壯，用句須句句挺勁，用調須抑揚頓挫，用意須斬截淋漓，使讀之歷歷落落，有金石之節，眉開目朗”(徐增《而庵說唐詩》卷三)的講究推崇，更是“即事名篇”“緣事而發”的以敘事寫真為其骨，以傳情抒懷為其神，以寄意致思為其氣的機變隨意之應求了。凡此種種，這都與感人心脾，催人快讀，引人卒讀，令人回味，使人傳誦的藝術魅力相與因成。據前述考辨，“迤邐詳盡”的《琵琶行》的“位置森嚴，筋脈聯絡，走月流云，輕車熟路”(胡應麟《詩藪》)的特點彰顯，正是“歌行體”的“當行本色”的風貌神情之圓潤飛揚。

　　由此可見，“七言歌行” 特征大體有三。一是篇長句暢，語詞新淺而雋永洗練;二是寄意托慨，鋪敘暢達而迂曲多致;三是繪景摹物，意象俱足而清華深永。

　　與詩言志抒情大異的“詩序”之“序”，宋人王應麟在《辭學指南》中指出，“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吳訥《文章辨體序說》征引宋人呂東萊所論說：“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又當隨事以序其實也。”而徐師曾進一步解釋說：“《爾雅》云：‘序，緒也’。字亦作‘敘’，言其善敘事理次第有序若絲之緒也。” 在《中國古代文體概論》里，著者褚斌杰先生據此而將“序”“定格”為：“序或敘，就是在著作寫成后，對其寫作緣由、內容、體例和目次，加以敘述、申說。” 這對于“序前詩后”的“序”來講，此說雖非縫密榫合。然由此辨認，詩序的特征、作用，可以《琵琶行》之“序”鑒而別之。首先，它具有即事記實的“本事”寫真特點，這既與詩的“興觀群怨”的本質相應，同時又有鑒賞導引的背景作用，其寫作緣起的交代，背景環境的呈現，心境情志的流露，實為讀者解詩、賞詩的切入點——這一緣事而發所含有的，諸如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的“實錄”交代，與詩中詩人之所見、所聞、所感、所為，相與呼應隨和。其次，它又有概括提要、語美詞雅、言簡意賅、情真志顯的美文特征。詩序將感慨寓于時事，情思托于景物，以冷靜清明的文字發抒深微之思，傳達悠渺之意。它通情達志地把因言志而賦詩的心態予以了簡潔凝煉的表述。從這個角度講，“序”是詩的提要概略，變體縮寫，庶非為過。

　　但是，如果我們由此稍加揣想，當《琵琶行》之歌吟詠唱的起伏搖蕩與“序”之直流通貫的洗練含蓄的這一不同，將其顯隱掩映各得風神的“詩味”與“文采”“合體共存” 時，其“別有幽愁喑恨生”的“深情幽懷”的真義要旨，也就自當有著“別裁”一番的必要了。

　　“序”之首句，“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以怨隱恨藏的平靜口吻，如實道出不期橫遭貶黜的時間與貶所，而“貶謫”之因由卻諱言不記，可見“志在兼濟”的詩人的怨苦痛深與萬般無奈。而“元和十年”凸出于主語“予”前，雖屬“去年”事，可并非時過境遷，而令素懷“救濟人病，裨補時闕”之志的詩人能夠與時俱化、隨風淡忘的年月。據《舊唐書》本傳所記，元和十年六月初三日，力主用兵討伐吳元濟的宰相武元衡被平盧節度使李師道派人殺死，其意旨在威脅朝廷息兵，以解吳元濟之圍。白居易即越職“首上疏”，“急請捕賊，以雪國恥”。不意，當朝權貴卻“以宮官(時為太子左贊善大夫)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為由，攻擊白居易。接著朝中“素惡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置彼周行。”先“貶為江表刺史”，緊接著又因“言居易所犯狀跡，不宜治郡”之“疏論”，“改授江州司馬”。在京城恐惶，人心驚懼時，白居易參政議政的激奮之情，干練之舉，本當首肯褒揚，反而因此招來橫禍。面對這種“是非不由己，禍患安可防”(《雜感》)的黑暗昏昧、專橫腐敗的朝政，詩人的點到為止、不動聲色的如此敘事，真有曲達通幽盡顯凄楚無奈之妙。在詩中與之對應的“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的怨苦遭際之自敘，卻是在琵琶女初彈表演絕技，自敘淪落“情史”之后，詩人不由得大發“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物傷其類的感傷。這是憑借倡女事，來映射類比己事，以抒同病相憐之情，而寄寓自恨自悲自嘆自訴之思。但在詩，開篇入題即先渲染清秋冷月，靜夜湓浦送別的凄涼情景，恰是詩人內心那種遷客逐臣所獨有的冷寂孤苦、失意悵然心境的自然流瀉。“秋瑟瑟”時“夜送客”、“慘將別”時“江浸月”的情景交融——悲涼酸楚的心緒與蕭瑟清冷的秋江的“互藏其宅”，其借景抒情，因事悲苦，又恰好是“序文”第一句的形象敷衍與悲情“補遺”。“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序中第二句既有敘事承接之緊促順暢，又有與詩之入題開篇密合之妙，但其“說喜不言喜，說怨不言怨”“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冷靜“實錄”，真令人不寒而栗。詩人以“獨在異鄉為遷客”的失意落魄之形神，送客于秋夜，凄清愁悲，其郁悶怨恨之情自當如江潮涌雪，蕩漾不息，但序文卻隱忍不發，其妙意深藏，全在有苦不訴，含恨不申的“淡化”之中。秋夜送客，天涼氣冷，心情低落，湓浦話別，黯然神傷，逐臣送客，怨哀之情陡漲倍增，此不用明言故不言之;而此時恰有凄婉幽怨，但又美妙無比的琵琶聲從江上舟中響起，這一不同于“山歌村笛”的“京都聲”飄蕩穿飛在月白清夜中，自當別有一番驚喜悲酸在心頭：當年長安進士及第時的“春風得意”，“征伶皆絕藝，選伎悉名姬”(《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狂熱冶游情景，如畫卷般一一浮現于眼前，而今寄身所處，卻是偏僻荒遠的潯陽苦地，雖有“嘔啞嘲哳難為聽”的歌聲笛音散愁解悶，其天差地別，自當毋庸言道。深藏內心幾多酸苦而如此平鋪直敘，真有語盡情起，詞完意蕩之妙。至于“江”“舟”這一立足托身所仰仗憑借的“意象”，更是興寄別有：寄身舟船，漂泊江上，其無根如浮萍的輕賤失據，與宦海沉浮、福禍無常的荒唐不經的契合，正好是彼此人生經歷遇合的傳真寫照。而序中之“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為賈人婦”句，是聞聲動心因事動意的驚而奇之的探詢行為反應，“尋聲暗問”之中的驚奇當不在“錚錚然京都聲”所傳遞出的高超彈奏技藝之流響，而在于為什么會在秋夜月白風冷之際，錚然清響于遠離京城的潯陽江邊。這自然會引發心存兼濟之志，行有獨善之德的詩人的內心“感傷”：色藝雙絕的長安歌伎從繁華墮入荒江，是因“年長色衰”這一不可逆轉的衰變，只好“委身”于“賈人”，與自己從帝京貶至荒僻，是因激于義憤“首上疏”，“急請捕賊，以雪國恥”這一急公好義順乎情理之舉，而為朝廷遠拋閑置的悖謬現實，在“似與不似”之間找到了借題發慨、緣事抒情的切口因由。即：一個是在文化藝術繁榮中心倍受 “觀眾”“聽眾”寵愛的藝術奇才，一個是在政治經濟中心“志存兼濟”而獨有“救濟人病，裨補時闕”之德行的政治“明星”，都在無聊之“彈”，不虞之 “聞”，有意之“聽”，用心之“問”中，在直書實錄不假情色中，將“左遷”“委身”的跌落凄苦，事異情通的聯接在一起，坦露了唐王朝政治社會現實的冷崖寒壁般凄冷荒涼。“序”文借他人應答之言，得取質實之介紹，妙在有心之問全本于處境心境的神合貌同。而詩卻以“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的忘情失態，這一“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的自然傳神的描述，烘托映帶出“京都聲”的美妙精熟。一“忽”字更是突出了弦音的清脆和月清空靜夜冷寂寥的境況，以及主人“忘歸”客“不發”的出神靜聽的思境相諧情景相和的意蘊。于是，詩中“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的單向“激動”，正可看出詩人情趣意味由抑郁低落而欣喜快然的情緒跳換，由悲傷凄涼一轉而為出乎意料的“驚喜”，以及聊可平復凄苦的暫時歡愉，雖然可將動因歸之為“有京都聲”的琵琶弦音清響，但也正是詩人久已心系情寄，神歸意存的志趣“邂逅”所為：昔日的優游閑悠，樂伴舞侶，今夕的凄苦冷落，形單影只;昔日“志存兼濟”身處要津的有所依憑，今日遠謫偏遠的閑置封凍，都疊情重意于一“聞”一“邀”、一“彈”一“聽”之間了。而序中“遂命酒，使快彈數曲”的情急意切，與詩中“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疑憂遲緩，更有詩風文情，各呈韻致之妙。“序”文僅八字，狀貌圖形寫詩人，其“遂”緊承所問之實的焦灼急切，“命酒”的恭敬，與“使快彈”的急不可奈，“數”之聞聽之“饑渴”等等“失態”“忘形”的舉動，所溢散揮發而出的情志意趣，都有著清明通暢率真超脫般傳神表現。與詩句中琵琶女“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的遲疑，恰又形成異曲而同工的情意訴求：“千呼萬喚”的真誠與急切，與“始出來”的慎重“反應”;“使快彈數曲”風急火急般的情真意明，與“猶抱琵琶半遮面”的不情非愿的隱忍之痛憂，都極富張力地包蘊著詩人與琵琶女各自騰涌潛流的幽愁暗恨，凄清冷落的悲緒怨情。從敘事記行的角度，序文與詩都各現風神，前者直質而情志深隱，后者清暢婉轉而情味直切。如果說，序文與詩至此將如影隨形，相伴齊進地對應講述和應感詠唱給予了互補而又奇異的呈現的話，那么，以下則是二水分流了。即一為靜碧如潭淵而深隱其憂懷;一為疾徐似江流而縱放其苦情。

　　序文簡筆敘事：“曲罷憫然，自敘少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于江湖間。”神情黯然，今昔霄壤，歸宿無根，語短而情意悵惘且有余苦難盡之妙。這一“點到為止”，語淺意明的樸實陳述，在詩中卻又旁枝逸出、曲徑通幽，且不惜筆墨地鋪描排寫出另一番氣象。即，詩在“自言本市京城女”之前，先以生花傳神之筆，摹聲擬形地再現琵琶女的神乎其技和妙達其情的真切，借琵琶女奏彈而清響的弦音琴韻所飄揚彌漫的“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的動人心脾、感人肺腑、激人神飛、催人情移的藝術魅力，映照詩人自己“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才干志趣，“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和“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與元九書》)，“秉國權，治天下”的宏愿真意，智識膽氣，才器志趣，可類比相侔，且又妙切事理。至于借“曲終收撥當心畫，四弦一聲如裂帛”的曲終急煞之脆響以突出“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的悲涼冷寂氣氛，并烘托渲染其弦音樂聲所流吐出的悽惋不幸，怨恨不甘，憤激不平的情怨愁恨，難道不也正是詩人借此來興感寄寓著因 “首上疏”，“急請捕賊，以雪國恥”的“為君、為臣、為民、為事而作”的行為，卻反遭貶謫這一是非不分，黑白顛倒、忠奸不辨，善惡混淆的天大冤屈與天大怨恨，以及天人震驚而令志士扼腕、忠臣向隅的悲憤怨苦嗎?如此鋪排描摹，恐怕正是詩人的情心所在：在詩中先是盡顯“長安倡女”的絕妙才藝，而這“絕妙才藝” 又是通過弦音“說盡心中無限事”來宣示“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的寄托之辭興感之意的。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中認為白居易的這首《琵琶行》詩是“既專為長安倡女感今傷昔之作，又連綰己身遷謫失路之懷，直將混合作此詩之人與此詩所詠之人，二者為一體。真可謂能所雙亡，主賓俱化，專一而更專一，感慨復加感慨”。真是既獨具慧眼又深刻精到。琵琶女出神入化的即席演奏絕技，所展示化變出的錯落有致而又瞬息忽變，清暢悠揚而又激越高亢的弦音意象，寓寄的詩人“本意”，正如宋人洪邁所說：“樂天之意，直欲攄寫天涯淪落之恨耳。”事實上，自屈原 “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的“引類譬喻”興寄象征，成為托物寓情的傳統之后，詩人假借女子的處境、身份、心態、情思來抒寫其思想情志，往往是自存“寄托”于其里的。當詩人“聽聲類形”而“以形喻聲” “以聲喻樂”地描摹妙韻靈飛的音樂所凸顯的愁情憂思心態時，以及由此而彌漫的色老失寵下嫁非人怨苦難訴的情調時，詩人自身的“遷謫失路”感，真正是“ ‘能’所雙亡”于“潯陽江頭”“琵琶聲里”，各自獨有的“能”也都“主賓俱化”于“繞船月明江水寒”的空船苦守和“黃蘆苦竹繞室生”的荒寂冷凄的人生遇合中。因“彈”而誠“邀”，緣“邀”而苦“彈”的應和，其聯接的心理訴求均體現在反常的人生遭際與通常的人生理想的追求期盼這一人生來既是矛盾難解，且又糾纏不已的痛苦“敲擊”“彈撥”之中。詩人驚奇的是“明耳仙樂”竟然會在僻地荒江的冷月凄清時彈響，琵琶女驚異的是夜彈自遣愁苦于秋夜時，竟然會有人激賞邀聽。這實際是淪落天涯的“文化苦旅”的不期而遇，是正常超常的文化藝術的非常反常地跌落拋擲。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其詩文創寫準則的白居易是不可能淡忘“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夙愿初衷的，即使是其“儒學之外，尤通釋典，常以忘懷處順為事，都不以遷謫介意。”(《舊唐書·白居易傳》)不然，又何以凄苦自抱牢愁在心地嘆悲：“胸襟曾貯匡時策，懷袖猶殘諫獵書”，(《端居詠懷》)“逢時棄置從不才，未老衰贏為何事?”(《謫居》)的不為君用的愁苦失意，“我本北人今譴謫，人鳥雖殊同是客”，(《放旅雁》)“夢鄉遷客展轉臥”，(《山鷓鴣》)“且愁江郡何時到，敢望京都幾歲還!”(《舟行阻風寄李十一舍人》)的遷客之悲與身在江湖，心存魏闕的志心難酬的凄涼苦悶， “蕭條司馬宅，門巷無人過。唯對大江水，秋風朝夕波”(《司馬宅》)的悲涼苦嘆，“世間富貴應無分，身后文章合有名”(《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的自嘲式的曠達，“但是詩人多薄命”(《李白墓》)的悲愴醒悟， “愁君獨向江南宿，水繞蘆花月滿船”，(《贈江客》)“謾寫詩盈卷，空盛酒滿壺。只添新悵望，豈復舊歡娛”(《東南行一百韻》)的舊愁新怨和悵望失落，等等，真不一而足。從前引詩人反復苦吟悲嘆“遷謫失路”的情懷心意的詩句，我們理應覺察體悟出以詩文著稱于世的白居易之“感發志意”“引譬連類” 最為痛徹的當然既是個人仕途宦海中的升遷浮沉，更應是個人的志得意滿命乖運舛與朝政的治平衰敗因成不爽這一讓志高才卓者敏感的現實苦難，總是又與忠心而情真，志大而才高，識遠而膽壯的有為之士有著不解之緣的荒唐的因成聯系。唐王朝的興盛衰微以“安史之亂”為其區分類別的界判，這在白居易《江南遇天寶樂叟》一詩中，可以見其情心所在，姑全錄以證：“白頭老叟泣且言：‘祿山未亂入梨園，能彈琵琶和法曲，多在華清隨至尊。是時天下太平久，年年十月坐朝元。千官起居環佩合，萬國會同車馬奔。金鈿照耀石甕寺，蘭麝熏煮溫湯源。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飄飄錦袍暖，春風蕩漾霓裳翻。歡娛未足燕寇至，弓勁馬肥胡語喧。豳土人遷避夷狄，鼎湖龍去哭軒轅。從此漂淪落南土，萬人死盡一身存。秋風江上浪無限，暮雨舟中酒一樽。涸魚久失風波勢，枯草曾沾雨露恩’。‘我自秦來君莫問，驪山渭水如荒村。新豐樹老籠明月，長生殿闇鎖春云。紅葉紛紛蓋欹瓦，綠苔重重封壞垣。唯有中官作宮使，每年寒食一開門。’”《唐宋詩醇》評道：“前敘樂叟之言，天寶舊事也。后敘告樂叟之言，亂后景象也。俯仰今昔，滿目蒼涼，言外黯然欲絕。樂叟未必實有其人，特借以抒感慨之思耳。”據王汝弼先生推斷，“此詩”“至遲當不晚于貶居江州時”，并對“我自秦來”作注通說：“按自此以下，雖系實寫秦中風物，然氣象蕭條，色調陰郁，中間實蕩漾著白氏初貶江州時消沉苦悶的情感”。( 《白居易選集》，王汝弼選注，1980年10月上海古籍版)詩人無辜而貶謫荒遠，猶念念不忘京都風光不再，其“消沉苦悶” 斷非只為一己之得失之榮衰。“特借樂叟漂淪”“抒感慨之思”，實無獨有偶。在琵琶女“弦弦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之后，緊接著詩人又讓琵琶女以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悲情愁緒今略昔詳地“鋪敘傾吐”了往日的春歡秋笑榮寵有加，現今的江冷夜涼凄苦難忍的遭遇其落差懸殊，前后霄壤的直接原因。表面上雖然是 “弟走從軍阿姨(弟：女伴。“弟走從軍”指女伴改籍為地方軍隊的樂伎。阿姨：教坊中年長、從事生活管理的女性。詳見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作品選注》第二卷第469頁。中華書局2007年6月第1版)死”所致進而被“遠拋閑置”，并因之淪為“老大嫁作商人婦”的不幸“邊緣者”。但是，對這樣的結局，真正起絕對決定作用的，確應是朝廷在元和五年用兵藩鎮，國庫窘迫，不得不權令斷樂，并詔令削減教坊衣糧用度的這一政治局勢的囿限因素。傳統習慣上的歌舞升平，是需要政治上的穩定、軍事上的強盛為其后臺支撐與前臺示威來做保證的。其溯因而顯果的用意，自當將浩然長嘆頹然悲吟的怨情恨意，歸咎于“果”由“因”成的悖謬。這也就是說，“以音樂為代表的文化藝術的繁榮和衰落，同政治上的上升與衰敗完全一致，而音樂國手的淪落，又同有意改革弊政的有積極進取心的朝士的被貶，命運相同。而這又不是偶然的，它正是唐王朝無可挽回地走向衰亡的反映!”(王達津《漫談〈琵琶行〉》載《文學遺產》增刊十四輯。中華書局，1982年 2月第1版第248～249頁)如果說，這種由當初的熱捧追捧與榮華倏忽一變而到如今的冷遇凄慘，與“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的“長恨歌” 中的唐玄宗、楊玉環，“歡娛未足燕寇至，弓勁馬肥胡語喧”，“從此漂淪落南土”的“樂叟”，都是以一人之落魄凄苦之行色神情，抒寫朝政之荒廢衰敗，那么，而以“曲罷常教善才伏，妝成每被秋娘妒”的才藝色貌卓絕享譽于世的藝術人才，卻浪跡混跡于江湖的蹭蹬厄運，賦寫比照既有兼濟之志心，更具善濟之才器膽識的輔弼良才，卻貶謫左遷于偏遠的蹉跎困頓，也就有著情理因成的相侔等同意義。“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的日思夜夢與萬狀凄苦的回味咀嚼，與“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的清冷孤苦和愁牢恨結的現實苦況，正好是以一人之悲凄酸苦曲盡其致地彰顯一朝之衰微敗落的形象寫真。

　　而序文“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為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兩句，其辭隱約深意別具的味外之旨，足可再三咀嚼一番。

　　按王汝弼先生選注的《白居易選集》所錄“出官二年”間的詩篇，可以看出樂天的“序”之“言”，實有弦外之音可以辨聽，言外之意可以揣摩。如“作于元和十年八月”( 815年)的《初貶官過望秦嶺》中的“草草辭家憂后事，遲遲去國問前途。望秦嶺上回頭立，無限秋風吹白發”的悽悽惶惶，憂懼悵惘，豈可以“恬然自安”來遮掩其恐懼害怕的內心情感。王汝弼先生認為“乃白氏故作鎮靜之語，非其本心”，大是。至于作于元和十一年(816年)江州任所的《端居詠懷》中的“賈生俟罪心相似，張翰思歸事不如”的畏苦思歸之嘆，更難看出詩人在“恬然自安”“二年”后，才會產生 “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的悲情愁心的。所以，其“是夕始覺有遷謫意”而“因為長句，歌以贈之”的深意隱情，自然要在以淋漓酣暢直泄奔涌如江潮涌浪般的“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這首詩中，去揆情度意驗理，去索求品玩。

　　惟其如此，我們才能從詩人“我聞琵琶已嘆息，又聞此語重唧唧”的感同身受的凄切情狀的天然流露，從詩人極盡鋪陳之能事再現“謫居病臥”之地的荒僻惡劣，“取酒獨傾”之時的孤苦寂寥等用心取意方面，看出詩人對制造詩人與琵琶女“同是天涯淪落人”這一同慨共悲的悲劇意義的悲吟浩嘆之所指，就在于“有意義有價值”的東西都只有在留念回味中，顯示著被失落、被缺席、被閑置、被廢棄的荒誕不經、荒謬絕倫，進而凸顯出對 “復還來”的輪回歷史的心酸情悲性的寄意致思。而“感我此言良久立，卻坐促弦弦轉急”的琵琶女，彈奏出的“凄凄不似向前聲”的弦音樂聲，所催生引發出的令 “滿座重聞皆掩泣”的“同情”之共鳴，同慨之認知，便具有了普遍性輻射意義和深刻性透視意義。這也許正是“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的真情所系，更是“序文”中“因為長句，歌以贈之”，“發明為詩”的深意所在。由此放眼審視，我們也就不難看出白居易被貶江州之后，道家所尚之虛無，佛家所宗之寂滅，為什么會將其此前所尊奉的儒家正道直行剛健進取的精神“消隱散落”的情由所在。樂天知命的儒家，知足保和的道家，四大皆空的佛家成了詩人后期以官為隱的安身理念。其“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詠懷》)的藏智隱真而全身避禍，“無情水任方圓器，不系舟隨去住風”(《偶吟》)的順遂適分而明哲保身，雖然只是情感心志的表露與抒發，但也可看出，正是詩人大悲苦進而大失望之后，“知足保和，吟玩情性” 的“換盡舊心腸”的“閑適”情志之所本。

　　因此，“詩”與“序”各自獨有的意蘊托寄與情心包寓，恐怕不能僅以“通過對琵琶女始榮終衰的命運的敘述，抒發了自己忠而被貶、才而遭謗的失意情懷，塑造了一個政治上失意生活上潦倒、精神上郁悶的江州司馬的形象”(《中國文學寶庫·唐詩精華分卷》王洪主編朝華出版社1991年10月版)來評說衡量。序以雋永凝重之文心而直寫情思，盡顯記實的內斂與悲涼，其記事寫心之平實，以及被動“感染”而“覺悟”的情態，所映顯出的厄運降臨逼人緘口沉默、不得不“超脫” 的酸楚痛苦，都必然會因為詩中的酣暢淋漓的吐恨放悲而更顯寄懷托情的深永和沉重;而詩之別發慨嘆，其抒情的搖蕩震撼性深沉意義，就在于以不同的個體無可奈何的對悲劇性“飄淪”的承擔領受，放悲歌哭了唐王朝社會政治的黑暗、整體“飄淪”這一現實的大荒唐、大不幸。

　　這或許就是以“居易”“樂天”自詡的人，卻要賦寫出千載以來令人同慨齊嘆同懷共傷的傳世之作的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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