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行》：“瑟瑟”還是“索索”

　　白居易《琵琶行》是難得的佳作，采用的是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對于封建社會底層的琵琶女的遭遇寄予無限同情，這在以前的詩歌中還是罕見的。

　　白居易《琵琶行》一詩，為其貶謫江州后所作，該詩寫人寫己，道出宦海浮沉的悲涼，可以說是千古名篇。收入中學課本后，更是被現代人傳誦。其中開篇“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中“瑟瑟”一詞，古來大多訓為蕭瑟。明代楊慎始有新解，他在《丹鉛總錄》中舉出白居易其他詩中用“瑟瑟”的句子，如《莫江曲》“一道殘陽照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認為“秋瑟瑟”就是“秋色碧”。明代何良俊，清人吳景旭、今人池太寧均從其說，反駁此說者有明人陳耀文。此間聚訟可參看孫雍長《此“瑟瑟”非彼“瑟瑟”》，孫先生也討論了“瑟瑟”，認為是擬聲詞，狀聲音。

　　許久以來，對于“瑟瑟”的訓解，還有不少。一首詩中的一個疊音詞，引發了如此多的討論，值得注意。不過，這句話真的是作“瑟瑟”么?

　　一

　　“瑟瑟”一詞在白居易集(以下簡稱“白集”)版本中是有異文的。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校云：“宋紹興本、日本那波道圓翻宋本、《全唐詩》、盧文弨校俱作索索。何校(國圖藏失名臨何焯校本)：索索，蘭雪(蘭雪堂刊本是白集明代最早的刊本)同。”

　　可見，現存較早的幾個白集版本中“瑟瑟”均作“索索”。本來是簡單的押韻問題，有了早期版本的依據，其結論自然可靠。其實清中葉的校勘學家盧文弨在其《群書校補》里已對此校改，遺憾的是未能引起一些學者的重視，他們多據“瑟瑟”立說，頗有以為合韻的。現在看來都不妥當。

　　一些音韻學者也注意到了這處異文。俞敏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發表的《后漢三國梵漢對音譜》中將“瑟”字擬音為[]：“白居易這么偉大的詩人，剛作了兩句‘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就出韻，只有用這個音才湊合著壓得上。”如果俞先生見到宋本白集，想必不會有此疑問。

　　丁聲樹生前也曾談到這個問題。據他的學生張惠英回憶：“先生說，白居易《琵琶行》頭兩句‘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瑟為-t尾，有的本子作颯-p尾，都不能和客-k尾相押，而白居易詩押韻對-p、-t、-k尾分的很清。現在知道，宋本白氏集就作‘索’(-k尾)，唐宋時引此詩都作‘索’。”(《回憶丁先生的教導》)

　　張惠英所說“唐宋時人引此詩”，見于歐陽修《減字木蘭花》第二首：

　　傷懷離抱，天若有情天亦老。此意如何?細似輕絲渺似波。扁舟岸側，楓葉荻花秋索索。細想前歡，須著人間比夢間。

　　其中“楓葉荻花秋索索”句，明顯是摘用白居易的《琵琶行》首聯。

　　這之后，北宋以至于南宋早期，學者見到的白集均是作“索索”。北宋初年成書、南宋初年周必大等校刻的宋本《文苑英華》里收錄《琵琶行》，也作“索索”，亦可佐證。

　　筆者也考察了白居易歌行體詩，首聯幾無出韻現象。“索”字《廣韻》有三讀，蘇各切鐸韻，義為盡、散或者繩索和姓氏;山戟切陌韻，義為求;山責切麥韻，義為求、取。這樣的話，《琵琶行》“索索”需辨義以別音。我懷疑白居易的“索索”來源于《周易·震卦》：“震索索，視矍矍。”《經典釋文》“索”音桑落反，屬鐸韻。《震》卦的“震索索”是形容巨雷作而人顫抖，這與《琵琶行》“索索”狀摩擦聲當有同一語源，那么后者也應屬鐸韻。所以《琵琶行》首句當為陌、鐸合韻。這也與當時實際語音相符：陸機《嘆逝賦》“友靡靡而愈索”句，韻腳“索”為“盡”義，屬鐸韻，與文中陌韻的“客”等字相押，唐李善注說：“索，協韻，所格切。”可見唐代“索”字音義區別清楚。

　　因此，“瑟瑟”為后人所改，當無可疑。謝思煒認為“索索”形容“風起草木搖落狀”，較符合詩義。

　　二

　　白集原本的“索索”是何時遭改動的呢?據我們的考察，北宋以至南宋初年，“索索”改為“瑟瑟”的可能性恐怕比較小。出現“瑟”字異文大概是什么時候呢?

　　經查，南宋刊刻古書所收《琵琶行》，如祝穆《方輿勝覽》《事文類聚》續集、陳景沂《全芳備祖》后集尚且不誤，而《全芳備祖》前集已經誤作“瑟瑟”。值得注意的是，《全芳備祖》刊刻于寶祐年間，卷端題“江淮肥遁愚一子陳景沂編輯，建安祝穆訂正”，可見最晚在宋理宗寶祐時坊間已并存作“索索”和“瑟瑟”的白集本子，對《琵琶行》首句的改動也當在此以前。

　　出現這一情況的原因是什么呢?南宋時期，福建建安(建陽)一帶為當時坊刻中心。劉曉南《宋代閩音考》曾考察宋代閩方音，認為此時“入聲韻尾趨同，突破了《切韻》-p、-t、-k三分的局面，不同韻尾間入聲字亦大量相押”。他還舉出南宋中期建安人袁說友詩中“鶴葛”相押，認為南宋中期“-t、-k尾有混同的傾向”。可見，至少在宋理宗時，這一地區“客”和“瑟”兩字入聲韻尾應當已經趨于混同，且主元音相近，而“瑟瑟”本就和“索索”同義。因此我懷疑，可能是由于方音變化，加之坊本刊刻的隨意性，才導致對白集的改動。

　　作“瑟瑟”的誤本，元代似乎已占據主流。從語音來看，宋末至元，北方官話逐步形成。從宋末元初的《古今韻會舉要》和二十余年后的《中原音韻》可知，這時北方話系統中以-p、-t、-k收尾的入聲韻已經趨同。瑟、索、客三字，在周德清的《中原音韻》中，都是入聲作上聲。元代大都人(一說河北)馬致遠據《琵琶行》改編的雜劇《江州司馬青衫淚》，引用《琵琶行》首句已作“瑟瑟”。現存《江州司馬青衫淚》版本均為明刊本，明人對俗文學題材又頗有改寫，我們難以知曉早期刊本情況。元末倪瓚《清閟閣遺稿》卷七有《寄德朋》詩：“故人欲問梁鴻宅，遺跡猶應杵臼存。楓葉菊花秋瑟瑟，荒園廢圃雨昏昏。”第三句顯系化用的白居易詩。

　　不過，在元人官話系統中，“客”和“索”字都屬皆來韻。元人張可久小令《練溪晚渡》【霜角】：

　　淡煙微隔。幾點投林翮。千古澄江秀句，空感慨、有誰索。拍拍。水光白。小舟爭過客。沽酒歸來樵叟，相隨到、許仙宅。

　　其中“隔翮索拍白客宅”相押，他們都是古入聲字。可見此時“索”和“客”語音還是很近的，這種情況該怎么解釋呢?

　　根據李蕊統計《全元散曲》用韻情況，“索”字皆來入韻2次，宵豪入韻8次，歌戈入韻2次(《全元曲用韻研究》，華中科技大學2009年博士論文)。可見這一時期“索”字語音由于語義的不同而有較大變化。明沈寵綏《度曲須知》“文同解異考”說：“韻中有一字兩三音而解釋各別者。在南曲入聲則蕭索之索，當葉，索取之索，當葉嗇。”南曲和北曲入韻差距并不大，且沈寵綏宗中州雅音，其作“文同解異考”的目的就是“雖便北亦便南也”。“”字見《中原音韻》宵豪韻。筆者考察了“蕭索”連用時“索”在元曲里的押韻情況，發現入宵豪韻的8次，“索”均作蕭索解，而上面舉的張可久的小令，索、客押韻，索字作索取講。可見元人對“索”的音義區分比較清楚。

　　因此，元末倪瓚寫詩用典，未注意其中不妥，可能是因為實際語音中支思與皆來韻音近，而當時“索索”作蕭索解，已經在宵豪韻，和皆來韻的“客”有些遠;另一方面也反映當時所見通行本恐怕已多作“瑟瑟”了。

　　三

　　已知“索索”至少在南宋中后期就已被改為“瑟瑟”。以博學著稱的楊慎為何又會犯這種錯誤呢?這還要從明中葉的語音演變說起。

　　王力的《漢語語音史》認為明清入聲與元代入聲的區別是“元代入聲多轉為上聲，明清入聲多轉為去聲”，而且“明清的入聲的分配已經接近現代了”。麥耘在反映明中后期官話音的李登《書文音義便考私編》里，發現入聲二質中，瑟注為師入聲，是[]，又見于九陌，與色、嗇等字同音，當讀[](見《漢語語音史上的韻母》)。按色、嗇正是皆來韻的字，和客同。考慮到官話系統入聲已經派入三聲，而且當時人未發現“瑟”與“客”押韻的不妥，“瑟”的“師入聲”讀音可能已經從當時的官話系統中消失。

　　所以，這一時期語音變化的結果是，“索”仍然為上聲。而“客”在全元曲里入皆來韻92次，車遮韻僅1次。不過至遲到了明中晚期，“客”字在官話系統中，當已為車遮韻。這在當時謠語材料里可以體現。清人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記載：

　　明天啟間客氏魏忠賢用事，當時有‘茄花委鬼’之謠，蓋京都語‘客’如‘茄’也。《元史》怯烈氏或作克烈。英宗國語謚曰‘格堅皇帝’，石刻有作‘怯堅’者(泰安府東岳廟圣旨碑)，蓋亦讀‘格’為‘客’，因與‘怯’相近也。

　　錢氏討論的雖然是聲母問題，但據此可知明天啟間京都“客”字與茄、格、怯等音近，主元音應當同是[]。所以“客”和“瑟”，主要元音和聲調相同。楊慎等當時人用官話讀，未加深究，加之無作“索索”的善本參照，自然不會察覺其中不妥。

　　回頭看馬致遠《江州司馬青衫淚》前四句：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別。

　　前四句明顯對白居易原文進行了改動，而且有意讓“客、別、瑟”押韻。其中“別”，是車遮韻，有可能是明人改寫。

　　由于實際語音的改變，南宋以來的白集誤本，還導致后人改動其他古書。《全芳備祖》的明毛氏汲古閣本、《文苑英華》明隆慶元年刻本、《方輿勝覽》《事文類聚》的四庫全書本都被改為“瑟瑟”，可見誤本的流弊。

　　就今天來看，現代北京音，瑟、客都是開口呼去聲，主元音相同，而索是合口呼的上聲，讀音區別較大。因此我們讀《琵琶行》中“瑟”“客”當然較“索”“客”相押朗朗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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