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說中的色彩喻意

　　色彩的大膽運用，構建了屬于莫言的獨特的心靈世界和感覺世界。

　　莫言很可能是不會被遺忘的。因為他奇兀、鮮亮得像他筆下的那片紅得耀眼的高粱地。對感覺世界的一種奇異而又淋漓盡致的展示，是莫言作品給人印象最深的特點。鮮明色彩的運用，營造了獨特的感覺世界，喻意著深層的文化心理。

　　色彩與感覺世界的架構

　　莫言在他的小說中構造獨特的主觀感覺世界。在跨過了30年代的“新感覺派”之后，王蒙、劉索拉的嘗試在感覺領域也未能有大的建樹，直至莫言與殘雪作品獨特的構造，倒令人刮目相看了。但與殘雪相比，莫言在作品中常常表現出對于色彩的近于完美的良好感覺。他的作品也往往給人濃郁得揮之不去的色彩印象，例如《紅高粱》、《紅蝗》等作品。在莫言廣闊而深蘊的感覺世界中，那種難以用文字來表達的感覺閾限，有相當分量就是訴諸色彩的大膽移位、創造性運用來加以實現的。

　　色彩與感覺自古就有深層的血肉聯系。但所謂的文學作品中的感覺世界，突出的是作家本人的視覺、聽覺、嗅覺及觸覺，也就是從直接感官的體驗中，創造一個誘導讀者介入，使之同樣產生感官反應的世界。從五種感官體驗出發，訴諸作家本人的感性直現方法，具有使讀者產生感官=反應的藝術效果。莫言就極善于以其獨特的靈性捕捉著感覺的瞬間靈光，并善于溝通色彩視覺與聽覺、觸覺、嗅覺等諸多感覺的界限，造成感覺互通與感覺變形，把感覺加以多方位的展現。

　　莫言感覺世界的個性特征就是對視覺夸張的偏重。而這種視覺夸張，莫言最喜歡借助色彩來實現。例如寫那只神奇的紅蘿卜，“透明的、金色的外殼里包孕著活潑的銀色液體”。再如血可以是藍色的，太陽可以是綠色的等。除此之外，莫言還善于將聽覺形象迅速地轉變成色彩鮮明的視覺形象。譬如，他形容子彈尖銳的呼嘯聲，像“綠色的蘆葦上長著紅色的穗子”(見《紅高粱家族》)。

　　莫言早期作品中的色彩象喻意義

　　莫言在他不同時期的作品中，對色彩賦予了不同的意義和定位。作家作為主觀能動性的個體存在，他對色彩的感知有民族的成分，也有其個人獨特自覺調整的成分。莫言作為一個對色彩有著奇特而近乎完美感覺的作家，自然更不例外。更為復雜的是，莫言作品中所呈現出的色彩感知特征，早期與晚期有著明顯的差異。

　　在莫言早期的作品中，最初的如《民間音樂》，偏重于文人文化色彩知覺形式。自《秋水》、《透明的紅蘿卜》至《紅高粱家族》，莫言則明顯地向民間藝術色彩感知形式轉移。鮮艷明朗的色彩與物像隨意搭配，產生了明顯的自我指涉語義，主要的隱喻效果就是由色彩的鋪染產生的，莫言喜歡用色彩鬼精靈般的跳動去觸動讀者的每一根神經。

　　莫言對紅色似乎有著特殊的敏感，或者說偏好甚至敬畏。紅色仿佛賦予了莫言的才情以一個集中的宣泄口，當紅色意象從他的腦際浮起時，它對莫言便有一種神秘的召喚力。在《透明的紅蘿卜》中，黑孩從蘿卜地里拔來了紅蘿卜，“泛著青藍幽幽光的鐵鋤上，有一個金色的紅蘿卜”，“透明的、金色的外殼里包孕著活潑的銀色液體”。這個象征著人生美好憧憬的紅蘿卜映象，就是以幽藍的底色紅托出金色的基調。而這個美好的映象的出現依賴于兩個外在條件：其一，是小石匠與菊子姑娘兩情相屬，走進橋洞的時候，在火爐的映照下，一個是紅色，一個是黃色，而紅色與黃色的協調，正是赤足的金色。因此，紅蘿卜映象中的金色基調就意味著性，是一種野性的圣潔;紅色則意味著健康與激情。其二，一向沉默的老鐵匠，突然唱起悲愴凄婉的一段戲文。因此，紅蘿卜映象中那幽默底蘊所指的意義，就是對現實傾向的兩性情愛之中人生苦難底蘊的感悟。《紅高粱》中，那濃重的紅色底蘊達到了一種極致，紅色是紅高粱中最重要的角色，那是充滿了戰斗性的血腥味的紅高粱。莫言的《紅高粱》能夠震撼人心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紅色本身。

　　另外，莫言早期的作品，象征著民族血性鋼骨與自由靈魂的先人們所活動的場景，都是色調明朗單純的。譬如浩茫無涯的秋水(見《秋水》)，潔白如雪的梨花(見《老槍》)。白色意味著純潔、剛正;黑色代表神秘、殘忍與死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時期，紅綠兩色是對比明快、鮮明而協調的。紅高粱作為高密東北鄉的圖騰，一律挺拔葉子油綠，且有通紅的穗子，一派流金溢彩的風貌;堅韌的老茅草“不知是紅還是綠”(見《大風》);在辛勤勞作的農民背后，最濃重的是綠色背景。綠色代表了樸野頑強的生存耐力、希望與生命力。

　　莫言晚近作品中色彩的變異

　　我們無法否認莫言運用“視覺”在色彩的表現上高人一籌、精確入微的分辨力，但我們同時也驚詫于莫言的變化。早期那種明朗多姿的色彩象喻系統在莫言晚近的作品中(1987年以后)發生了明顯的變異。

　　紅色、綠色等最為主要的色調都呈現了背逆。描寫紅蘿卜時那種野性的圣潔，描寫紅高粱時那種野性的悲亢，在《紅蝗》里卻如此混濁，近于野性的發泄。紅色開始和蝗蟲這樣的自然災害相關聯(見《紅蝗》)。曾經玲瓏剔透的紅色，曾經火一般搖曳的紅色，變得腥臊污濁，涂滿穢垢。在《透明的紅蘿卜》和《紅高粱》里可以感覺到一種冷冷的情緒性偏激，在《紅蝗》里變得更為沖動而且又夾雜著作者止不住的嘲諷。在《罪過》中，那奪走弟弟生命的逆水上行的奇花也是紅色的。在這里，紅色已經不再能引起我們美好的感覺了。很顯然，在這個階段的作品中，紅與綠都已發生了變異，失去了先前作品中那種鮮明與協調的關系。這時，紅與綠的隱喻意義，都關聯到人類原欲的罪衍，暗示著人性自身的邪惡。有著一種生命的力量――反叛精神――罪惡原欲的轉變。

　　很明顯，早期《紅高粱》中的“紅色”與“綠色”意象和晚期《紅蝗》、《歡樂》中的“紅色”與“綠色”意象已形成了一個對立的體系。莫言對他家鄉的“黑土”深沉的愛與恨，對鄉村文明與城市文明的愛與恨就完整地體現在“紅”與“綠”這對立的意象系統之中。

　　色彩變異的文化心理

　　莫言以其浪漫主義情感夸張的極致，完成了人類永恒道德理想的情緒表達。然而莫言終究是一個中國人，他未能超越民族集體潛意識中倫理情感的價值取向。民族民間(特別是地域)歷史文化母體，給予作者巨大的心靈負荷，使他極敏感于民族倫理生存現狀的混亂，并由此在對人類本體悲劇境遇的感悟中，陷入對自身力量的懷疑，也在他正面另一種文明時，哲學意念在經歷著由尼采到叔本華的轉變，以至于在《紅蝗》的結尾處，他特別注明作品的敘述者“我”不是莫言。

　　色彩象喻系統的變異最直接地體現了這種題旨的轉變。在莫言晚期作品中，綠色的使用分量加大，并且總是和卑賤蒙昧的生存相關聯。《三匹馬》中，圍繞著被性壓抑著的蒙昧的人，基本場景是盛夏密如屏障、密不透風的綠色玉米地;《棄嬰》中的故事也開始于綠無邊際的玉米地;作者深惡痛絕的雜交高粱也有著暗綠色的毒液(見《奇死》后的信筆涂鴉);《狗道》中，瘋狂的狗群是由綠、紅、藍三條瘋狗率領著對人的攻擊;《歡樂》中，所有綠色的物像都是丑陋骯臟的，主人公對自身生存環境的由衷憎惡，干脆抽象為對綠色的瘋狂詛咒。綠色的象喻指涉語義是丑陋、污穢、蒙昧的生存、盲目的生殖力。那結尾黃色的麻花蝴蝶，更區別于黃色的一般含義，更多地與死亡、邪惡聯系在一起。

　　莫言晚期作品中的色彩，尤其是紅色與綠色，就如希臘神話中打開了的潘多拉的盒子、阿拉伯神話中去封了的所羅門的瓶子一樣，喻示原欲的罪衍。作者由此表達出對人類本體欲望的道德懷疑。莫言在道路的選擇面前露出了猶疑困惑的神色，但對虛偽、丑陋的憎惡又常常使他無力去譴責直露的野蠻。而且，他實在更愿意對粗獷、質樸的野性發出贊美。當那種野性的沖動躍上紙面時，莫言自己也會沉浸到對它的欣賞中去。當他由對野性的欣賞轉而表露出對另一種文明的鄙夷時，他所鐘愛的色彩便也發生了引人注目的變異。

　　在莫言精心營造的感覺世界中，色彩如同跳躍著的精靈無處不在，它不僅給作品增添了詩意，而且很大程度上加深了作品的思想性，凝聚著作家的主體意識，愛憎毀譽，各不相同。總之，色彩之于莫言小說，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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