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而已集》雜文集:《再談香港》

　　引導語：《再談香港》是魯迅先生的雜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語絲》周刊第一五五期，后收錄于《而已集》雜文集，下文是小編收集的原文內容，我們一起閱讀學習吧。

　　再談香港〔1〕

　　我經過我所視為“畏途”的香港，算起來九月二十八日是第三回。

　　第一回帶著一點行李，但并沒有遇見什么事。第二回是單身往來，那情狀，已經寫過一點了。這回卻比前兩次仿佛先就感到不安，因為曾在《創造月刊》上王獨清先生的通信〔2〕中，見過英國雇用的中國同胞上船“查關”的威武：非罵則打，或者要幾塊錢。而我是有十只書箱在統艙里，六只書箱和衣箱在房艙里的。

　　看看掛英旗的同胞的手腕，自然也可說是一種經歷，但我又想，這代價未免太大了，這些行李翻動之后，單是重行整理捆扎，就須大半天;要實驗，最好只有一兩件。然而已經如此，也就隨他如此罷。只是給錢呢，還是聽他逐件查驗呢?倘查驗，我一個人一時怎么收拾呢?

　　船是二十八日到香港的，當日無事。第二天午后，茶房匆匆跑來了，在房外用手招我道：“查關!開箱子去!”

　　我拿了鑰匙，走進統艙，果然看見兩位穿深綠色制服的英屬同胞，手執鐵簽，在箱堆旁站著。我告訴他這里面是舊書，他似乎不懂，嘴里只有三個字：“打開來!”

　　“這是對的，”我想，“他怎能相信漠不相識的我的話呢。”

　　自然打開來，于是靠了兩個茶房的幫助，打開來了。

　　他一動手，我立刻覺得香港和廣州的查關的不同。我出廣州，也曾受過檢查。但那邊的檢查員，臉上是有血色的，也懂得我的話。每一包紙或一部書，抽出來看后，便放在原地方，所以毫不凌亂。的確是檢查。而在這“英人的樂園”的香港可大兩樣了。檢查員的臉是青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話。他只將箱子的內容倒出，翻攪一通，倘是一個紙包，便將包紙撕破，于是一箱書籍，經他攪松之后，便高出箱面有六七寸了。

　　“打開來!”

　　其次是第二箱。我想，試一試罷。

　　兩塊。”我原也肯多給幾塊的，因為這檢查法委實可怕，十箱書收拾妥帖，至少要五點鐘。可惜我一元的鈔票只有兩張了，此外是十元的整票，我一時還不肯獻出去。“打開來!”

　　兩個茶房將第二箱抬到艙面上，他如法泡制，一箱書又變了一箱半，還撕碎了幾個厚紙包。一面“查關”，一面磋商，我添到五元，他減到七元，即不肯再減。其時已經開到第五箱，四面圍滿了一群看熱鬧的旁觀者。

　　箱子已經開了一半了，索性由他看去罷，我想著，便停止了商議，只是“打開來”。但我的兩位同胞也仿佛有些厭倦了似的，漸漸不像先前一般翻箱倒篋，每箱只抽二三十本書，拋在箱面上，便畫了查訖的記號了。其中有一束舊信札，似乎頗惹起他們的興味，振了一振精神，但看過四五封之后，也就放下了。此后大抵又開了一箱罷，他們便離開了亂書堆：這就是終結。

　　我仔細一看，已經打開的是八箱，兩箱絲毫未動。而這兩個碩果，卻全是伏園〔3〕的書箱，由我替他帶回上海來的。至于我自己的東西，是全部亂七八糟。

　　“吉人自有天相，伏園真福將也!而我的華蓋運卻還沒有走完，噫吁唏……”我想著，蹲下去隨手去拾亂書。拾不幾本，茶房又在艙口大聲叫我了：“你的房里查關，開箱子去!”

　　我將收拾書箱的事托了統艙的茶房，跑回房艙去。果然，兩位英屬同胞早在那里等我了。床上的鋪蓋已經掀得稀亂，一個凳子躺在被鋪上。我一進門，他們便搜我身上的皮夾。我以為意在看看名刺，可以知道姓名。然而并不看名刺，只將里面的兩張十元鈔票一看，便交還我了。還囑咐我好好拿著，仿佛很怕我遺失似的。

　　其次是開提包，里面都是衣服，只抖開了十來件，亂堆在床鋪上。其次是看提籃，有一個包著七元大洋的紙包，打開來數了一回，默然無話。還有一包十元的在底里，卻不被發見，漏網了。其次是看長椅子上的手巾包，內有角子一包十元，散的四五元，銅子數十枚，看完之后，也默然無話。其次是開衣箱。這回可有些可怕了。我取鎖匙略遲，同胞已經捏著鐵簽作將要毀壞鉸鏈之勢，幸而鑰匙已到，始慶安全。里面也是衣服，自然還是照例的抖亂，不在話下。

　　“你給我們十塊錢，我們不搜查你了。”一個同胞一面搜衣箱，一面說。

　　我就抓起手巾包里的散角子來，要交給他。但他不接受，回過頭去再“查關”。

　　話分兩頭。當這一位同胞在查提包和衣箱時，那一位同胞是在查網籃。但那檢查法，和在統艙里查書箱的時候又兩樣了。那時還不過搗亂，這回卻變了毀壞。他先將魚肝油的紙匣撕碎，擲在地板上，還用鐵簽在蔣徑三〔4〕君送我的裝著含有荔枝香味的茶葉的瓶上鉆了一個洞。一面鉆，一面四顧，在桌上見了一把小刀。這是在北京時用十幾個銅子從白塔寺買來，帶到廣州，這回削過楊桃的。事后一量，連柄長華尺五寸三分。然而據說是犯了罪了。

　　“這是兇器，你犯罪的。”他拿起小刀來，指著向我說。

　　我不答話，他便放下小刀，將鹽煮花生的紙包用指頭挖了一個洞。接著又拿起一盒蚊煙香。

　　“這是什么?”

　　“蚊煙香。盒子上不寫著么?”我說。

　　“不是。這有些古怪。”

　　他于是抽出一枝來，嗅著。后來不知如何，因為這一位同胞已經搜完衣箱，我須去開第二只了。這時卻使我非常為難，那第二只里并不是衣服或書籍，是極其零碎的東西：照片，鈔本，自己的譯稿，別人的文稿，剪存的報章，研究的資料……。我想，倘一毀壞或攪亂，那損失可太大了。而同胞這時忽又去看了一回手巾包。我于是大悟，決心拿起手巾包里十元整封的角子，給他看了一看。他回頭向門外一望，然后伸手接過去，在第二只箱上畫了一個查訖的記號，走向那一位同胞去。大約打了一個暗號罷，--然而奇怪，他并不將錢帶走，卻塞在我的枕頭下，自己出去了。

　　這時那一位同胞正在用他的鐵簽，惡狠狠地刺入一個裝著餅類的壇子的封口去。我以為他一聽到暗號，就要中止了。而孰知不然。他仍然繼續工作，挖開封口，將蓋著的一片木板摔在地板上，碎為兩片，然后取出一個餅，捏了一捏，擲入壇中，這才也揚長而去了。

　　天下太平。我坐在煙塵陡亂，亂七八糟的小房里，悟出我的兩位同胞開手的搗亂，倒并不是惡意。即使議價，也須在小小亂七八糟之后，這是所以“掩人耳目”的，猶言如此凌亂，可見已經檢查過。王獨清先生不云乎?同胞之外，是還有一位高鼻子，白皮膚的主人翁的'。當收款之際，先看門外者大約就為此。但我一直沒有看見這一位主人翁。

　　后來的毀壞，卻很有一點惡意了。然而也許倒要怪我自己不肯拿出鈔票去，只給銀角子。銀角子放在制服的口袋里，沉墊墊地，確是易為主人翁所發見的，所以只得暫且放在枕頭下。我想，他大概須待公事辦畢，這才再來收賬罷。

　　皮鞋聲橐橐地自遠而近，停在我的房外了，我看時，是一個白人，頗胖，大概便是兩位同胞的主人翁了。“查過了?”他笑嘻嘻地問我。

　　的確是的，主人翁的口吻。但是，一目了然，何必問呢?或者因為看見我的行李特別亂七八糟，在慰安我，或在嘲弄我罷。

　　他從房外拾起一張《大陸報》〔5〕附送的圖畫，本來包著什物，由同胞撕下來拋出去的，倚在壁上看了一回，就又慢慢地走過去了。

　　我想，主人翁已經走過，“查關”該已收場了，于是先將第一只衣箱整理，捆好。

　　不料還是不行。一個同胞又來了，叫我“打開來”，他要查。接著是這樣的問答--“他已經看過了。”我說。

　　“沒有看過。沒有打開過。打開來!”

　　“我剛剛捆好的。”

　　“我不信。打開來!”

　　“這里不畫著查過的符號么?”

　　“那么，你給了錢了罷?你用賄賂……”

　　“…………”

　　“你給了多少錢?”

　　“你去問你的一伙去。”

　　他去了。不久，那一個又忙忙走來，從枕頭下取了錢，此后便不再看見，--真正天下太平。

　　我才又慢慢地收拾那行李。只見桌子上聚集著幾件東西，是我的一把剪刀，一個開罐頭的家伙，還有一把木柄的小刀。大約倘沒有那十元小洋，便還要指這為“兇器”，加上“古怪”的香，來恐嚇我的罷。但那一枝香卻不在桌子上。

　　船一走動，全船反顯得更閑靜了，茶房和我閑談，卻將這翻箱倒篋的事，歸咎于我自己。

　　“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販雅片的。”他說。

　　我實在有些愕然。真是人壽有限，“世故”無窮。我一向以為和人們搶飯碗要碰釘子，不要飯碗是無妨的。去年在廈門，才知道吃飯固難，不吃亦殊為“學者”〔6〕所不悅，得了不守本分的批評。胡須的形狀，有國粹和歐式之別，不易處置，我是早經明白的。今年到廣州，才又知道雖顏色也難以自由，有人在日報上警告我，叫我的胡子不要變灰色，又不要變紅色。〔7〕至于為人不可太瘦，則到香港才省悟，先前是夢里也未曾想到的。

　　的確，監督著同胞“查關”的一個西洋人，實在吃得很肥胖。

　　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著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伙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瑤〔8〕是我們的前輩。九月二十九之夜。海上。

　　【注解】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語絲》周刊第一五五期。

　　〔2〕王獨清(1898-1940)陜西西安人，創造社成員，后成為托洛茨基派分子。他這篇通信發表在《創造月刊》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題為《去雁》，是他在這年五月寫給成仿吾、何畏兩人的。信末說他自廣州赴上海，經過香港時、一個英國人帶著兩個中國人上船“查關”，翻箱倒篋，并隨意打罵旅客，有一個又向他索賄五塊錢等事。《創造月刊》，創造社主辦的文藝刊物，郁達夫、成仿吾等編輯，一九二六年三月創刊于上海，一九二九年一月停刊，共出十八期。

　　〔3〕伏園孫伏園，參看本卷第383頁注〔5〕。

　　〔4〕蔣徑三(1899-1936)浙江臨海人，當時任中山大學圖書館館員、歷史語言研究所助教。

　　〔5〕《大陸報》美國人密勒(F.Millard)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創辦的英文日報。一九二六年左右由英國人接辦，三十年代初由中國人接辦。一九四八年五月停刊。

　　〔6〕“學者”指顧頡剛等。參看《華蓋集續編·海上通信》。

　　〔7〕關于胡須的形狀，參看《墳·說胡須》。下文說的關于胡須顏色的警告，指當時廣州《國民新聞》副刊《新時代》發表的尸一《魯迅先生在茶樓上》一文，其中說：“把他的胡子研究起來，我的結論是，他會由黑而灰，由灰而白。至于有人希望或恐怕它變成‘紅胡子’，那就非我所敢知的了。”按尸一，即梁式，廣東臺山人。當時是廣州《國民新聞》副刊《新時代》的編輯，后墮落為漢奸文人。

　　〔8〕苗瑤我國兩個少數民族。他們在古代由長江流域發展至黃河流域，居住于中國中部;后來經過長期的民族斗爭，逐漸被迫轉移至西南、中南一帶山區。

　　魯迅1927年在香港的講演：無聲的中國

　　現在，浙江、陜西，都在打仗，那里的人民哭著呢還是笑著呢，我們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這里的中國人，舒服呢還是不舒服呢，別人也不知道。

　　發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給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來達意，現在一般的中國人還做不到。這也怪不得我們;因為那文字，先就是我們的祖先留傳給我們的可怕的遺產。人民費了多年的工夫，還是難于運用。因為難，許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于連自己的姓也寫不清是張還是章，或者簡直不會寫，或者說道：Zhang。雖然能說話，而只有幾個人聽到，遠處的人們便不知道，結果也等于無聲。又因為難，有些人便當作寶貝，像玩把戲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幾個人懂———其實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數的人們卻不懂得，結果也等于無聲。文明人和野蠻人的分別，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夠把他們的思想、感情，借此傳給大眾，傳給將來。中國雖然有文字，現在卻已經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難懂的古文，講的是陳舊的古意思，所有的聲音，都是過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盤散沙。

　　將文章當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認識，使人懂得為好，也許是有趣的事罷。但是，結果怎樣呢? 是我們已經不能將我們想說的話說出來，我們受了損害，受了侮辱，總是不能說出些應說的話。

　　拿最近的事情來說，如中日戰爭，拳匪事件，民主革命這些大事件，一直到現在，我們可有一部像樣的著作?民國以來，也還是誰也不作聲。反而在外國，倒常有說起中國的，但那都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聲音，是別人的聲音。

　　這不能說話的毛病，在明朝是還沒有這樣厲害的;他們還比較地能夠說些要說的話。待到滿洲人以異族侵入中國，講歷史的，尤其是講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殺害了，講時事的自然也被殺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間，人民大眾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說話了。所謂讀書人，便只好躲起來讀經，校刊古書，做些古時的文章，和當時毫無關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還是不行的;不是學韓，便是學蘇。韓愈蘇軾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文章來說當時要說的話，那當然可以的。我們卻并非唐宋時人，怎么做和我們毫無關系的時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時代的聲音，韓愈蘇軾的聲音，而不是我們現代的聲音，然而直到現在，中國人卻還要耍著這樣的舊戲法。人是有的，沒有聲音，寂寞得很。——人會沒有聲音的么?沒有，可以說：是死了。倘要說得客氣一點，那就是：已經啞了。

　　要恢復這多年無聲的中國，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個死掉的人道：“你活過來!”我雖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為正如想出現一個宗教上之所謂“奇跡”一樣。

　　首先來嘗試這工作的是“五四運動”前一樣，胡適之先生所提倡的“學革命”。“革命”這兩個字，在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聽到就害怕的。但這和文學兩字連起來的“革命”，卻沒有法國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過是革新，改換一個字，就很平和了，我們就稱為“文學革新”罷，中國文字上，這樣的花樣是很多的。那大意也并不可怕，不過說：我們不必再去費盡心機，學說古代的死人的話，要說現代的活人的話;不要將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話文章。然而，單是文學革新是不夠的，因為腐敗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話做。所以后來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結果，是發生社會革新運動。這運動一發生，自然一面就發生反動，于是便釀成戰斗……

　　但是，在中國，剛剛提起文學革新，就有反動了。不過白話文卻漸漸風行起來，不大受阻礙。這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因為當時又有錢玄同先生提倡廢止漢字，用羅馬字母來替代。這本也不過是一種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歡改革的中國人聽見，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過了比較的平和的文學革命，而竭力來罵錢玄同。白話乘了這一個機會，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反而沒有阻礙，能夠流行了。

　　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里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愿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時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

　　其實，文言和白話的優劣的討論，本該早已過去了，但中國是總不肯早早解決的，到現在還有許多無謂的議論。例如，有的說：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話就各處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發達就好，那時就人人都能懂較為易解的白話文;至于古文，何嘗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里，也沒有許多人懂得的。有的說：如果都用白話文，人們便不能看古書，中國的文化就滅亡了，其實呢，現在的人們大可以不必看古書，即使古書里真有好東西，也可以用白話來譯出的，用不著那么心驚膽戰。他們又有人說，外國尚且譯中國書，足見其好，我們自己倒不看么?殊不知埃及的古書，外國人也譯，非洲黑人的神話，外國人也譯，他們別有用意，即使譯出，也算不了怎樣光榮的事的。

　　近來還有一種說法，是思想革新緊要，文學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淺顯的文言來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對。這話似乎也有理。然而我們知道，連他長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決不肯剪去他的辮子的。

　　因為我們說著古代的話，說著人家不明白，不聽見的話，已經弄得像一盤散沙，痛癢不相關了。我們要活過來，首先就須由青年們不再說孔子孟子和韓愈柳宗元們的話。時代不同，情形也兩樣，孔子時代的香港不這樣，孔子口調的“香港論”是無從做起的，“吁嗟闊哉香港也”，不過是笑話。

　　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著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但是，這也要受前輩先生非笑的。他們說白話文卑鄙，沒有價值;他們說年輕人作品幼稚，貽笑大方。我們中國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余的都只能說白話，難道這許多中國人，就都卑鄙，沒有價值的么? 至于幼稚，尤其沒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對于老人，毫沒有什么可羞一樣。幼稚是會生長，會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敗，就好。倘說待到純熟了才可以動手，那是雖是村婦也不至于這樣蠢。好的孩子學走路，即使跌倒了，她絕不至于叫孩子從此躺在床上，待到學會了走法再下地面來的。

　　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態度，就不容易真，講演時候就不是我的真態度，因為我對朋友、孩子說話時候的態度是不這樣的。———但總可以說些較真的話，發些較真的聲音。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我們試想現在沒有聲音的民族是哪幾種民族。我們可聽到埃及人的聲音? 可聽到安南、朝鮮的聲音?印度除了泰戈爾，別的聲音可還有?

　　我們此后實在只有兩條路：一是抱著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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