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的《武陵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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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的《武陵春》

　　李清照的《武陵春》此詞寫于作者晚年避難金華期間，時在紹興四年(1134)金與偽齊合兵南犯以后。其時，丈夫既已病故，家藏的金石文物也散失殆盡，作者孑然一身，在連天烽火中飄泊流寓，歷盡世路崎嶇和人生坎坷，因而詞情極為悲苦。

李清照的《武陵春》

　　《武陵春》

　　李清照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翻譯

　　風停花香消失，百花落盡，花朵化作了香塵，天色已晚還懶于梳頭。風物依舊是原樣，但人已經不同，一切事情都完了，想要訴說苦衷，眼淚早已先落下。

　　聽說雙溪春光還好，也打算坐只輕舟前往觀賞。只是恐怕漂浮在雙溪上的小船，載不動許多憂愁。

　　鑒賞

　　這首《武陵春》為作者中年孀居后所作，非一般的閨情閨怨詞所能比。這首詞借暮春之景，寫出了詞人內心深處的苦悶和憂愁。全詞一喝三嘆，語言優美，意境，有言盡而意不盡之美。這首詞繼承了傳統的詞的作法，采用了類似后來戲曲中的代言體，以第一人稱的口吻，用深沉憂郁的旋律，塑造了一個孤苦凄涼環中流蕩無依的才女形象。

　　這首詞簡煉含蓄，足見李清照煉字造句之功力。

　　其中“風住塵香花已盡”一句已達至境：既點出此前風吹雨打、落紅成陣的情景，又繪出現今雨過天晴，落花已化為塵土的韻味;既寫出了作者雨天不得出外的苦悶，又寫出了她惜春自傷的感慨，真可謂意味無窮盡。

　　這首詞由表及里，從外到內，步步深入，層層開掘，上半闋側重于外形，下半闋多偏重于內心。“日晚倦梳頭”、“欲語淚先流”是描摹人物的外部動作和神態。這里所寫的“日晚倦梳頭”，是另外一種心境。

　　這時她因金人南下，幾經喪亂，志同道合的丈夫趙明誠早已逝世，自己只身流落金華，眼前所見的是一年一度的春景，睹物思人，物是人非，不禁悲從中來，感到萬事皆休，無窮索寞。因此她日高方起，懶于梳理。“欲語淚先流”，寫得鮮明而又深刻。這里李清照寫淚，先以“欲語”作為鋪墊，然后讓淚奪眶而出，簡單五個字，下語看似平易，用意卻無比精深，把那種難以控制的滿腹憂愁一下子傾瀉出來，感人肺腑、動人心弦。

　　詞的下半闋著重挖掘內心感情。她首先連用了“聞說”、“也擬”、“只恐”三組虛字，作為起伏轉折的契機，一波三折，感人至深。第一句“聞說雙溪春正好”陡然一揚，詞人剛剛還流淚，可是一聽說金華郊外的雙溪春光明媚、游人如織，她這個平日喜愛游覽的人遂起出游之興，“也擬泛輕舟”了。“春尚好”、“泛輕舟”措詞輕松，節奏明快，恰好處她表現了詞人一剎那間的喜悅心情。而“泛輕舟”之前著“也擬”二字，更顯得婉曲低回，說明詞人出游之興是一時所起，并不十分強烈。“輕舟”一詞為下文的愁重作了很好的鋪墊和烘托，至“只恐”以下二句，則是鋪足之后來一個猛烈的跌宕，使感情顯得無比深沉。這里，上半闋所說的“日晚倦梳頭”、“欲語淚先流”的原因，也得到了深刻的揭示。

　　這首詞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巧妙運用多種修辭手法，特別是比喻。詩歌中用比喻，是常見的現象;然而要用得新穎，卻非常不易。好的比喻往往將精神化為物質，將抽象的感情化為具體的形象，饒有新意，各具特色。這首詞里，李清照說：“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同樣是用夸張的比喻形容“愁”，但她自鑄新辭，而且用得非常自然妥帖，不著痕跡。我們說它自然妥帖，是因為它承上句“輕舟”而來，而“輕舟”又是承“雙溪”而來，寓情于景，渾然天成，構成了完整的意境。

　　作者生平簡介

　　家世

　　李清照出生于一個愛好文學藝術的士大夫的家庭。父親李格非是濟南歷下人，進士出身，蘇軾的學生，官至提點刑獄、禮部員外郎。藏書甚富，善屬文，工于詞章。現存于曲阜孔林思堂之東齋的北墻南起第一方石碣刻，上面寫有：“提點刑獄、歷下李格非，崇寧元年(1102年)正月二十八日率褐、過、迥、逅、遠、邁，恭拜林冢下。”母親是狀元王拱宸的孫女，很有文學修養。

　　秉承家學

　　李清照自幼生活在文學氛圍十分濃厚的家庭里，耳濡目染，家學熏陶，加之聰慧穎悟，才華過人，所以“自少年便有詩名，才力華贍，逼近前輩”(王灼《碧雞漫志》)，曾受到當時的文壇名家、蘇軾的大弟子晁補之(字無咎)的大力稱贊。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上說，李清照“善屬文，于詩尤工，晁無咎多對士大夫稱之”。《說郛》第四十六卷引《瑞桂堂暇錄》稱她“才高學博，近代鮮倫”。朱彧《萍洲可談》別本卷中稱揚她的“詩文典贍，無愧于古之作者”。

　　李清照的少年時代隨父親生活于汴京，優雅的生活環境，特別是京都的繁華景象，激發了李清照的創作熱情，除了作詩之外，開始在詞壇上嶄露頭角，寫出了為后世廣為傳誦的著名詞章《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 。此詞一問世，便轟動了整個京師，“當時文士莫不擊節稱賞，未有能道之者”(《堯山堂外紀》卷五十四)。

　　李清照讀了著名的《讀中興頌碑》詩后，當即寫出了令人拍案叫絕的和詩《浯溪中興頌詩和張文潛》兩首。此詩筆勢縱橫地評議興廢，總結了唐代“安史之亂” 前后興敗盛衰的歷史教訓，借嘲諷唐明皇，告誡宋朝統治者“夏商有鑒當深戒，簡策汗青今具在”。一個初涉世事的少女，對國家社稷能表達出如此深刻的關注和憂慮，不能不令世人刮目。因此，宋代周的《清波雜志》認為，這兩首和詩“以婦人而廁眾作，非深有思致者能之乎?”明代陳宏緒的《寒夜錄》評此兩詩：“奇氣橫溢，嘗鼎一臠，已知為駝峰、麟脯矣。”

　　琴瑟和弦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李清照18歲，與時年21歲的太學生趙明誠在汴京成婚。據李清照在《金石錄后序》中云：“余建中辛巳，始歸趙氏。”當時李清照之父作禮部員外郎，趙明誠之父作吏部侍郎，均為朝廷高級官吏。李清照夫婦雖系“貴家子弟”，但因“趙、李族寒，素貧儉”，所以，在太學讀書的趙明誠，當初一、十五告假回家與妻子團聚時，常先到當鋪典質幾件衣物，換一點錢，然后步入熱鬧的相國寺市場，買回他們所喜愛的碑文和果實，夫婦“相對展玩咀嚼”。古老神秘的碑文，把他們引向遙遠的歷史年代，帶給他們一種特有的文化藝術享受，使他們仿佛置身于無憂無慮的遠古時期，因而“自謂葛天氏之民也”。

　　后兩年，趙明誠進入仕途，雖有了獨立的經濟來源，但夫婦二人仍然過著非常儉樸的生活，且立下了“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趙家藏書雖然相當豐富，可是對于李清照、趙明誠來說，卻遠遠不夠。于是他們便通過親友故舊，想方設法，把朝廷館閣收藏的罕見珍本秘籍借來“盡力傳寫，浸覺有味，不能自已”。遇有名人書畫，三代奇器，更不惜“脫衣市易”。然而，他們的力量畢竟有限。一次，有人拿了一幅南唐畫家徐熙的《牡丹圖》求售，索錢20萬文。他們留在家中玩賞了兩夜，愛不釋手。但是，計無所出，只好戀戀不舍地歸還了人家。為此，“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新婚后的生活，雖然清貧，但安靜和諧，高雅有趣，充滿著幸福與歡樂。

　　可惜好景不長，朝廷內部激烈的新舊黨爭把李家卷了進去。李清照出嫁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七月，其父李格非被列入元祐黨籍，不得在京城任職。其時被列黨籍者17人，李格非名在第五，被罷提點京東路刑獄之職。九月，徽宗親書元祐黨人名單，刻石端禮門，共120人，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而在同一年，趙挺之卻一路升遷，六月除尚書右丞，八月除尚書左丞。為救父之危難，李清照曾上詩趙挺之。對此，張嘗謂：“(文叔女上詩趙挺之)救其父云：‘何況人間父子情’，識者哀之。”(《洛陽名園記》序) 晁公武亦云：“(格非女)有才藻名，其舅正夫(挺之字) 相徽宗朝，李氏嘗獻詩云：‘炙手可熱心可寒’。”(《郡齋讀書志》)惜均未奏效。被罷官后的李格非，只得攜眷回到原籍明水。

　　朝廷黨爭愈演愈烈，李格非“元祐黨人”的罪名竟株連到李清照身上。崇寧二年(1103年)九月庚寅詔禁元祐黨人子弟居京;辛巳，詔：“宗室不得與元祐奸黨子孫為婚姻。”(《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紀》)崇寧三年(1104年)，“夏，四月，甲辰朔，尚書省勘會黨人子弟，不問有官無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自到闕下”(《續資治通鑒》卷八十八) 。據此，李清照與趙明誠這對原本恩愛的夫妻，不僅面臨被拆散的危險，而且偌大的汴京，已經沒有了李清照的立錐之地，不得不只身離京回到原籍，去投奔先行被遣歸的家人。

　　政治風云變幻，世事翻覆莫測。崇寧四年(1105年)暮春，趙挺之始除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六月，“(因)與(蔡)京爭權，屢陳其奸惡，且請去位避之”，遂引疾乞罷右仆射(《宋史?趙挺之傳》)。僅僅過了半年多，崇寧五年(1106年)二月，蔡京罷相，趙挺之復授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與此同時，朝廷毀《元祐黨人碑》，繼而大赦天下，解除一切黨人之禁，李格非等“并令吏部與監廟差遣”(《續資治通鑒拾補》卷二十六)，李清照也得以返歸汴京與趙明誠團聚。但是，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年)正月，蔡京又復相，無情的政治災難又降到了趙氏一家頭上。三月，趙挺之被罷右仆射后五日病卒。卒后三日，即被蔡京誣陷。家屬、親戚在京者被捕入獄，因無事實，七月獄具，不久即獲釋。但趙挺之贈官卻被追奪，其子的蔭封之官亦因而丟失，趙家亦難以繼續留居京師。李清照只好隨趙氏一家回到在青州的私第，開始了屏居鄉里的生活。

　　李清照、趙明誠屏居青州，始于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年)秋。次年李清照25歲，命其室曰“歸來堂”，自號“易安居士”。

　　“歸來堂”，取義于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其時，曾對清照極為稱賞的文學家晁補之與李清照之父同以黨籍罷官歸隱，自號“歸來子”。晁補之在故鄉緡城 (今山東金鄉)修“歸去來園”，園中的堂、亭、軒皆以《歸去來兮辭》中之詞語命名(見晁補之《歸來子名緡城所居記》) 。李清照、趙明誠以“歸來堂”名其書房，蓋出于對晁補之的仰慕，步其后而模仿之。《歸去來兮辭》中有“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句，清照自號“易安居士”，當亦取其中之雅意。“歸來堂”中，李清照與趙明誠雖然失掉了昔日京師丞相府中的優裕生活，然而卻得到了居于鄉里平靜安寧的無限樂趣。他們相互支持，研文治學創作;他們節衣縮食，搜求金石古籍，度過了一段平生少有的和美日月。在《金石錄后序》中，李清照對此作了較為詳盡紡敘述：

　　后屏居鄉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連守兩郡，竭其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同共勘校，整集簽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為率。故能紙札精致，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

　　青州古城是古齊國的腹心地區，是古老的文物之邦，豐碑巨碣，所在多有，三代古器，時有出土。趙明誠夫婦在當地收集到《東魏張烈碑》、《北齊臨淮王像碑》、唐李邕撰書《大云寺禪院碑》等一大批石刻資料。益都出土的有銘古戟，昌樂丹水岸出土的古觚、古爵，陸續成為他們的寶藏。

　　政和四年 (1114年) 新秋，趙明誠題“易安居士三十一歲之照”，云：“清麗其詞，端莊其品，歸去來兮，真堪偕隱。政和甲午新秋，德父題于歸來堂。”(《易安居士畫像》及趙明誠題詞，近人多判其偽。但據《上海師范大學學報》1987年第二期吳金娣《有關趙明誠、李清照夫婦的一份珍貴資料》一文介紹，上海博物館藏《歐陽修(集古錄)跋尾》趙明誠墨跡與《畫像》題詞墨跡相比較，許多字的字形結構與運筆都甚相似。以此該文認為《畫像》題詞確為趙明誠手跡。)

　　政和七年(1117年)，在李清照的襄助下，趙明誠大體上完成了《金石錄》的寫作。除自作序言外，還特請當時著名學者劉跂題寫了一篇《后序》。史稱，趙明誠撰《金石錄》，李清照“亦筆削其間”(張端義《貴耳集》卷上)。

　　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李清照38歲。春、夏兩季仍在青州。四月二十五、二十六日，趙明誠嘗游仰天山水簾洞并題名刻洞內石壁。不久即知萊州。初，李清照未同行。至秋八月，清照才由青州赴萊州。途經昌樂，宿于驛館，作《蝶戀花·晚止昌樂館寄姊妹》，表達對青州姊妹的惜別之情。八月十日，清照到達萊州，又作《感懷》詩一首。詩前有小序云：“宣和辛丑八月十日到萊，獨坐一室，平生所見，皆不在目前。幾上有禮韻，因信手開之，約以所開為韻作詩。偶得‘子’字，因以為韻，作感懷詩云。”

　　在萊州期間，李清照繼續幫助趙明誠輯集整理《金石錄》，且“裝卷初就，蕓簽縹帶，束十卷為一帙。每日晚更散，輒校勘二卷，跋題一卷”《金石錄后序》。

　　宣和七年(1125年) ，李清照42歲。趙明誠改守淄州。趙明誠曾得唐白居易所書《棱嚴經》與李清照共賞。

　　宋欽宗靖康元年(1126年)，李清照43歲，仍隨趙明誠居淄州。是年，趙明誠因平定地方逃兵擾亂有功轉一官。

　　顛離漂泊

　　宋欽宗靖康二年、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李清照44歲。金人大舉南侵，俘獲宋徽宗、欽宗父子北去，史稱“靖康之變”，北宋朝廷崩潰。五月，康王趙構即位于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改元建炎，是為高宗，南宋開始。是年三月趙明誠因母親死于江寧(今南京市)，南下奔喪。八月，起知江寧府，兼江東經制副使。北方局勢愈來愈緊張，李清照著手整理遴選收藏準備南下：“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后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屢減去，尚載書十五車，至東海，連艫渡淮，又渡江，至建康。” (《金石錄后序》)十二月，青州兵變，殺郡守曾孝序，青州剩余書冊被焚。(李清照在《金石錄后序》中曾這樣記載此事：“青州故第，尚鎖書冊用屋十余間，期明年再具舟載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此處文字當因在傳抄中或奪或衍而臻誤。史實應為“青州兵變”。)

　　當李清照押運15車書籍器物，行至鎮江時，正遇張遇陷鎮江府，鎮江守臣錢伯言棄城而去(《續資治通鑒》卷一0一)，而李清照卻以其大智大勇在兵荒馬亂中將這批稀世之寶，于建炎二年(1128年)春押抵江寧府。

　　李清照至江寧后，雪日每登城遠覽以尋詩。周《清波雜志》卷八有云：“傾見易安族人言，明誠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頂笠披蓑，循城遠覽以尋詩。得句必邀其夫賡和，明誠每苦之也。”以宋高宗為首的妥協投降派，借口時世危艱，拒絕主戰派北進中原，一味言和茍安。李清照十分不滿，屢寫詩諷刺，曾有“南來尚怯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之句。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趙明誠罷守江寧。三月與李清照“具舟上蕪湖，入姑孰，將卜居贛水上”(《金石錄后序》)。舟過烏江楚霸王自刎處，清照有感而作《絕句》以吊項羽。以項羽寧肯一死，引頸烏江以謝江東父老的壯烈史跡，對南宋統治者進行諷喻。五月，至池陽(今安徽貴池)，趙明誠被旨知湖州。李清照在《金石錄后序》中回憶說，趙明誠將“過闕上殿。遂駐家池陽，獨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負擔，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爛爛射人，望舟中告別。余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戟手遙應曰：‘從眾。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被，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馳馬去”。不幸的是，由于途中感疾，趙明誠竟于八月十八日卒于建康。

　　趙明誠卒后，李清照為文祭之，文曰：“白日正中，嘆龐翁之機捷;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謝《四六談麈》卷一)葬畢趙明誠，李清照大病一場。當時國勢日急，趙明誠妹婿李擢權兵部侍郎，從衛太后在洪州(今江西南昌)。為保存趙明誠所遺留文物書籍，李清照派人運送行李去投奔他。不料當年十一月，金人陷洪州，所謂連艫渡江之書散為云煙。李清照只好攜帶少量輕便的書帖典籍倉皇南逃。之后，李清照曾一度往依時任敕局刪定官的弟弟李迒。這時傳有密論列趙明誠者，有所謂“頒金”之語，李清照被迫以所有銅器等物追隨帝蹤，希圖投進朝廷。顛沛流離中，所余文物又散失大半。

　　建炎四年(1130年)春，李清照追隨帝蹤流徙浙東一帶。“到臺，守已遁。之剡出陸，又棄衣被走黃巖，雇舟入海，奔行朝，時駐蹕章安，從御舟海道道之溫，又之越。”九月，劉豫在金人扶持下，建偽齊政權。李清照有詩斥之曰：“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十一月，朝廷放散百官，李清照到達衢州。

　　紹興元年(1131年)三月，李清照赴越(今浙江紹興)，居土民鐘氏之家，一夕書畫被盜。她悲痛不已，重立賞收贖。至此，所有圖書文物大部散失。

　　紹興二年(1132年)，李清照到達杭州。圖書文物散失殆盡造成的巨大痛苦，顛沛流離的逃亡生活給予的無情折磨，使李清照陷入傷痛百般走投無路的絕境。孤獨無依之中，再嫁張汝舟。張汝舟早就覬覦她的珍貴收藏。當婚后發現李清照家中并無多少財物時，便大失所望，隨即不斷口角，進而謾罵，甚至拳腳相加。張汝舟的野蠻行徑，使李清照難以容忍。后發現張汝舟還有營私舞弊、虛報舉數騙取官職的罪行。李清照便報官告發了張汝舟，并要求離婚。經查屬實，張汝舟被除名編管柳州。李清照雖被獲準離婚，但宋代法律規定，妻告夫要判處3年徒刑，故亦身陷囹圄。后經翰林學士綦崇禮等親友的大力營救，關押9日之后獲釋。(對于李清照改嫁張汝舟之事，后世學者頗有爭議。其實，婦女改嫁在宋代前期并不少見，且不影響李清照人品，宋人多家談及此事，應當可信。古人辯誣之說，實際是受封建禮教觀念束縛的結果。)

　　雖然經歷了一場再嫁匪人、離異系獄的災難，但是李清照生活的意志并未消沉，詩詞創作的熱情更趨高漲。她從個人的痛苦中解脫出來之后，把眼光投到對國家大事的關注上。紹興三年(1133年)五月，朝廷派同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和工部尚書胡松年出使金朝。李清照滿懷激情地作古詩、律詩各一首為二公送行。詩中有“欲將血淚寄山河，去灑東山一抔土”之句，表達了反擊侵略、收復失地的強烈愿望，充滿了關念故國的情懷。

　　紹興四年(1134年)，李清照完成了《金石錄后序》的寫作。十月，避亂金華，寫成《打馬圖經》并《序》，又作《打馬賦》。雖為游戲文字，卻語涉時事。借談論博弈之事，引用大量有關戰馬的典故和歷史上抗惡殺敵的威武雄壯之舉，熱情地贊揚了像桓溫、謝安等忠臣良將的智勇，暗諷南宋統治者不識良才、不思抗金的庸碌無能，寄寓對收復失地的愿望，抒發了個人“烈士暮年”的感慨。

　　在金華期間，李清照還曾作《武陵春》詞，感嘆輾轉漂泊、無家可歸的悲慘身世，表達對國破家亡和嫠婦生活的愁苦。又作《題八詠樓》詩，悲宋室之不振，慨江山之難守，其“江山留與后人愁”之句，堪稱千古絕唱。

　　紹興十三年(1143年)前后，李清照將趙明誠遺作《金石錄》校勘整理，表進于朝。越十余年，大約在紹興二十六年(1156年)或者以后，李清照懷著對死去親人的綿綿思念和對故土難歸的無限失望，在極度孤苦、凄涼中，悄然辭世，享年至少73歲。

　　《武陵春·春晚》全詩賞析

　　朝代：宋代

　　作者：李清照

　　【原文】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這首詞是宋高宗紹興五年（１１３５）作者避難浙江金華時所作。當年她是53歲。那時，她已處于國破家亡之中，親愛的丈夫死了，珍藏的文物大半散失了，自己也流離異鄉，無依無靠，所以詞情極其悲苦。

　　首句寫當前所見，本是風狂花盡，一片凄清，但卻避免了從正面描寫風之狂暴、花之狼藉，而只用風住塵香四字來表明這一場小小災難的后果，則狂風摧花，落紅滿地，均在其中，出筆極為蘊藉。而且在風沒有停息之時，花片紛飛，落紅如雨，雖極不堪，尚有殘花可見；風住之后，花已沾泥，人踐馬踏，化為塵土，所余痕跡，但有塵香，則春光竟一掃而空，更無所有，就更為不堪了。所以，風住塵香四字，不但含蓄，而且由于含蓄，反而擴大了容量，使人從中體會到更為豐富的感情。次句寫由于所見如彼，故所為如此。日色已高，頭猶未梳，雖與〔鳳凰臺上憶吹簫〕中起來慵自梳頭語意全同，但那是生離之愁，這是死別之恨，深淺自別。

　　三、四兩句，由含蓄而轉為縱筆直寫，點明一切悲苦，由來都是物是人非。而這種物是人非，又決不是偶然的、個別的、輕微的變化，而是一種極為廣泛的、劇烈的、帶有根本性的、重大的變化，無窮的事情、無盡的痛苦，都在其中，故以事事休概括。這，真是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所以正要想說，眼淚已經直流了。

　　前兩句，含蓄；后兩句，真率。含蓄，是由于此情無處可訴；真率，則由于雖明知無處可訴，而仍然不得不訴。故似若相反，而實則相成。

　　上片既極言眼前景色之不堪、心情之凄楚，所以下片便宕開，從遠處談起。這位女詞人是最喜愛游山玩水的。據周輝《清波雜志》所載，她在南京的時候，每值天大雪，即頂笠、披蓑，循城遠覽以尋詩。冬天都如此，春天就可想而知了。她既然有游覽的愛好，又有需要借游覽以排遣的凄楚心情，而雙溪則是金華的風景區，因此自然而然有泛舟雙溪的想法，這也就是上一首所說的多少游春意。但事實上，她的痛苦是太大了，哀愁是太深了，豈是泛舟一游所能消釋？所以在未游之前，就又已經預料到愁重舟輕，不能承載了。設想既極新穎，而又真切。下片共四句，前兩句開，一轉；后兩句合，又一轉；而以聞說也擬只恐六個虛字轉折傳神。雙溪春好，只不過是聞說；泛舟出游，也只不過是也擬，下面又忽出只恐，抹殺了上面的也擬。聽說了，也動念了，結果呢，還是一個人坐在家里發愁罷了。

　　王士稹《花草蒙拾》云：載不動許多愁與載取暮愁歸去只載一船離恨向兩州，正可互觀。雙槳別離船，駕起一天煩惱，不免徑露矣。這一評論告訴我們，文思新穎，也要有個限度。正確的東西，跨越一步，就變成錯誤的了；美的東西，跨越一步，就變成丑的了。像雙槳兩句，又是別離船，又是一天煩惱，惟恐說得不清楚，矯揉造作，很不自然，因此反而難于被人接受。所以《文心雕龍·定勢篇》說：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茍異者以失體成怪。巧之與怪，相差也不過是一步而已。

　　李后主〔虞美人〕云：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只是以愁之多比水之多而已。秦觀〔江城子〕云：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則愁已經物質化，變為可以放在江中，隨水流盡的東西了。李清照等又進一步把它搬上了船，于是愁竟有了重量，不但可隨水而流，并且可以用船來載。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仙呂·點絳唇纏令·尾〕云：休問離愁輕重，向個馬兒上駝也駝不動。則把愁從船上卸下，駝在馬背上。王實甫《西廂記》雜劇〔正宮·端正好·收尾〕云：遍人間煩惱填胸臆，量這些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又把愁從馬背上卸下，裝在車子上。從這些小例子也可以看出文藝必須有所繼承，同時必須有所發展的基本道理來。

　　這首詞的整個布局也有值得注意之處。歐陽修〔采桑子〕云：群芳過后西湖好，狼藉殘紅，飛絮蒙蒙，垂柳欄干盡日風。笙歌散盡游人去，始覺春空，垂下簾櫳，雙燕歸來細雨中。周邦彥〔望江南〕云：游妓散，獨自繞回堤。芳草懷煙迷水曲，密云銜雨暗城西，九陌未沾泥。桃李下，春晚未成蹊。墻外見花尋路轉，柳陰行馬過鶯啼，無處不凄凄。作法相同，可以類比。譚獻《復堂詞話》批歐詞首句說：掃處即生。這就是這三首詞在布局上的共有特點。掃即掃除之掃，生即發生之生。從這三首的第一句看，都是在說以前一階段情景的結束，歐、李兩詞是說春光已盡，周詞是說佳人已散。在未盡、未散之時，芳菲滿眼，花艷驚目，當然有許多動人的情景可寫，可是在已盡、已散之后，還有什么可寫的呢？這樣開頭，豈不是把可以寫的東西都掃除了嗎？及至讀下去，才知道下面又發生了另外一番情景。歐詞則寫暮春時節的閑淡愁懷，周詞則寫獨步回堤直至歸去的凄涼意緒，李詞則寫由風住塵香而觸發的物是人非的深沉痛苦。而這些，才是作家所要表現的，也是最動人的部分，所以叫做掃處即生。這好比我們去看一個多幕劇，到得晚了一點，走進劇場時，一幕很熱鬧的戲剛剛看了一點，就拉幕了，卻不知道下面一幕內容如何，等到再看下去，才發現原來自己還是趕上了全劇中最精彩的高潮部分。任何作品所能反映的社會人生都只能是某些側面。抒情詩因為受著篇幅的限制，尤其如此。這種寫法，能夠把省略了的部分當做背景，以反襯正文，從而出人意外地加強了正文的感染力量，所以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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