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雅舍小品》憶周作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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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實秋《雅舍小品》憶周作人先生

　　引導語：梁實秋與周作人的友誼是如何的呢?下面是有關《雅舍小品》中的會憶周作人先生的事情資料，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周作人先生住北平西城八道灣，看這個地名就可以知道那是怎樣的一個彎彎曲曲的小胡同。但是在這個陋巷里卻住著一位高雅的與世無爭的讀書人。

　　我在清華讀書的時候，代表清華文學社會見他，邀他到清華演講。那個時代，一個年輕學生可以不經介紹徑自拜訪一位學者，并且邀他演講，而且毫無報酬，好像不算是失禮的事。如今手續似乎更簡便了，往往是一通電話便可以邀請一位素未謀面的人去講演什么的。我當年就是這樣冒冒失失的慕名拜訪。轉彎抹角的找到了周先生的寓所，是一所坐北朝南的兩進的平房，正值雨后，前院積了一大汪子水，我被引進去，沿著南房檐下的石階走進南屋。地上鋪著涼席。屋里已有兩人在談話，一位是留了一撮小胡子的魯迅先生，另一位年輕人是寫小詩的何植三先生。魯迅先生和我招呼之后就說：“你是找我弟弟的，請里院坐吧。”

　　里院正房三間，兩間是藏書用的，大概有十個八個木書架，都擺滿了書，有豎立的西書，有平放的中文書，光線相當暗。左手一間是書房，很爽亮，有一張大書桌，桌上文房四寶陳列整齊，竟不像是一個人勤于寫作的所在。靠墻一幾兩椅，算是待客的地方。上面原來掛著一個小小的橫匾，“苦雨齋”三個字是沈尹默寫的。齋名苦雨，顯然和前院的積水有關，也許還有屋瓦漏水的情事，總之是十分惱人的事，可見主人的一種無奈的心情(后來他改齋名為“苦茶庵”了)。俄而主人移步入，但見他一襲長衫，意態翛然，背微佝，目下視，面色灰白，短短的髭須滿面，語聲低沉到令人難以辨聽的程度。一仆人送來兩盞茶，日本式的小蓋碗，七分滿的淡淡清茶。我道明來意，他用最簡單的一句話接受了我們的邀請。于是我不必等端茶送客就告辭而退，他送我一直到大門口。

　　從北平城里到清華，路相當遠，人力車要一個多小時，但是他準時來了，高等科禮堂有兩三百人聽他演講。講題是《日本的小詩》。他特別提出所謂俳句，那是日本的一種詩體，以十七個字為一首，一首分為三段，首五字，次七字，再五字，這是正格，也有不守十七字之限者。這種短詩比我們的五言絕句還要短。由于周先生語聲過低，鄉音太重，聽眾不易了解，講演不算成功。幸而他有講稿，隨即發表。他所舉的例句都非常有趣，我至今還記得的是一首松尾芭蕉的作品，好像是“聽呀，青蛙躍入古潭的聲音!”這樣的一句，細味之頗有禪意。此種短詩對于試寫新詩的人頗有影響，就和泰戈爾的散文詩一樣，容易成為模擬的對象。

　　民國二十三年我到了北京大學，和周先生有同事三年之雅。在此期間我們來往不多，一來彼此都忙，我住東城他住西城相隔甚遠，不過我也在苦雨齋做過好幾次的座上客。我很敬重他，也很愛他的淡雅的風度。我當時主編一個周刊《自由評論》，他給過我幾篇文稿，我很感謝他。他曾托我介紹把他的一些存書賣給學校圖書館。我照辦了。他也曾要我照拂他的兒子周豐一(在北大外文系日文組四年級)，我當然也義不容辭，我在這里發表他的幾封短札，文字簡練，自有其獨特的風格。

　　周先生晚節不終，宦事敵偽，以至于身系縲紲，名聲掃地，是一件極為可惜的事。不過他所以出此下策，也有其遠因近因可察。他有一封信給我，是在抗戰前夕寫的：

　　實秋先生：手書敬悉。近來大有閑，卻也不知怎的又甚忙，所以至今未能寫出文章，甚歉。看看這“非常時”的四周空氣，深感到無話可說，因為這(我的話或文章)是如此的不合宜的。日前曾想寫一篇關于《求己錄》的小文，但假如寫出來了，恐怕看了贊成的只有一個——《求己錄》的著者陶葆廉吧?等寫出來可以用的文章時，即當送奉，匆匆不盡。?

　　作人啟七日夜

　　關于《求己錄》的文章雖然他沒有寫，我們卻可想見他對《求己錄》的推崇，按《求己錄》一冊一函，光緒二十六年杭州求是書院刊本，署蘆涇循士著，乃秀水陶葆廉之別號。陶葆廉是兩廣總督陶模(子方)之子，久佐父幕，與陳三立、譚嗣同、沈雁潭合稱四公子。作人先生引陶葆廉為知己，同屬于不合時宜之列。他也曾寫信給我提到“和日和共的狂妄主張”。是他對于抗日戰爭早就有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他平素對于時局，和他哥哥魯迅一樣，一向抱有不滿的態度。

　　作人先生有一位日籍妻子。我到苦茶庵去過幾次沒有拜見過她，只是隔著窗子看見過一位披著和服的婦人走過，不知是不是她。一個人的妻子，如果她能勤儉持家相夫教子而且是一個“溫而正”的女人，她的丈夫一定要受到她的影響，一定愛她，一定愛屋及烏的愛與她有關的一切。周先生早年負笈東瀛，娶日女為妻，對于日本的許多方面有好的印象是可以理解的。我記得他寫過一篇文章贊美日本式的那種紙壁地板蹲坑的廁所，真是匪夷所思。他有許多要好的日本朋友，更是意料中事，猶之魯迅先生之與上海虹口的內山書店老板過從甚密。

　　抗戰開始，周先生舍不得離開北平，也許是他自恃日人不會為難他。以我所知，他不是一個熱中仕進的人，也異于魯迅之偏激孤憤。不過他表面上淡泊，內心里卻是冷峭。他這種心情和他的身世有關。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日《聯合報》萬象版登了一篇《高陽談魯迅心頭的烙痕》：

　　魯迅早期的著作，如《吶喊》等，大多在描寫他的那場“家難”;其中主角是他的祖父周福清，同治十年三甲第十五名進士，外放江西金溪知縣。光緒四年因案被議，降級改為“教諭”。周福清不愿做清苦的教官，改捐了一個“內閣中書”，做了十幾年的京官。

　　光緒十九年春天，周福清丁憂回紹興原籍。這年因為下一年慈禧太后六旬萬壽，舉行癸巳恩科鄉試：周福清受人之托，向浙江主考賄買關節，連他的兒子也就是魯迅的父親周用吉在內，一共是六個人，關節用“宸衷茂育”字樣;另外“虛寫銀票洋銀一萬元”，一起封入信封。投信的對象原是副主考周錫恩，哪知他的仆人在蘇州誤投到正主考殷如璋的船上。殷如璋不知究竟，拆開一看，方知賄買關節。那時蘇州府知府王仁堪在座，而殷如璋與周福清又是同年，為了避嫌疑起見，明知必是誤投，亦不能不扣留來人，送官究辦。周福清就這樣吃上了官司。

　　科場舞弊，是件嚴重的事。但從地方到京城，都因為明年是太后六十萬壽，不愿興大獄，刑部多方開脫，將周福清從斬罪上量減一等，改為充軍新疆。歷久相沿的制度是，刑部擬罪得重，由御筆改輕，表示“恩出自上”;但這一回令人大出意外，御著批示：“周福清著改為斬監候，秋后處決。”

　　這一來，周家可就慘了。第二年太后萬壽停刑，固可多活一年;但自光緒二十一年起，每年都要設法活動，將周福清的姓名列在“勾決”名冊中“情實”一欄之外，才能免死。這筆花費是相當可觀的;此外，周福清以“死囚”關在浙江臬司監獄中，如果希望獲得較好的待遇，必須上下“打點”，非大把銀子不可。周用吉的健康狀況很差，不堪這樣沉重的負擔，很快的就去世了。魯迅兄弟被寄養在親戚家，每天在白眼中討生活;十幾歲的少年，由此而形成的人格，不是魯迅的偏激負氣，就是周作人的冷漠孤傲，是件不難想象的事。

　　魯迅心頭烙痕也正是周作人先生的心頭烙痕，再加上抗戰開始后北平愛國志士那一次的槍擊，作人先生無法按捺他的激憤，遂失足成千古恨了。在后來國軍撤離南京的前夕，蔣夢麟先生等還到監牢去探視過他，可見他雖然是罪有應得，但是他的老朋友們還是對他有相當的眷念。

　　一九七一年五月九日《中國時報》副刊有南宮搏先生一文《于〈知堂回想錄〉而回想》，有這樣的一段：

　　我曾寫過一篇題為《先生，學生不偽!》不留余地指斥學界名人傅斯年。當時自重慶到淪陷區的接收大員，趾高氣揚的不乏人，傅斯年即為其中之一。我們總以為學界的人應該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不料以清流自命的傅斯年在北平接收時，也有那一副可憎的面目，連“偽學生”也說得出口!——他說“偽教授”其實也可恕了。要知政府兵敗，棄土地人民而退，要每一個人都亡命到后方去，那是不可能的。在敵偽統治下，為謀生而做一些事，更不能皆以漢奸目之，“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說說容易，真正做起來，卻并不是叫口號之易也。何況，平常做做小事而謀生，遽加漢奸帽子，在情在理，都是不合的。

　　南宮搏先生的話自有他的一面的道理，不過周作人先生無論如何不是“做做小事而謀生”，所以我們對于他的晚節不終只有惋惜，無法辯解。

　　“物之雅”與“物之哀”——梁實秋與周作人散文文風之比較

　　受白璧德哲學思想影響而形成的獨特的中庸思想，使得梁實秋的文章里處處展現出他的優雅，如《醫生》一文中寫到醫生看病，雖然也對庸醫進行了調侃，但是文章的重點是分析人們不尊重醫生的原因，“不病時以醫生為不祥，既病則不能不委曲逢迎他，病好了就一腳把他踢開。”(本文所有梁實秋的引文均出自花城出版社2008 年版《梁實秋集》，以下不注)所以在整篇行文當中，梁實秋并沒有單方面地批判醫生，而在同時也批判了忘恩負義的病人，由此而顯得全面，公正而中庸，他既沒有偏袒病人也沒有偏袒醫生，可見這一種態度這一種精神最能使人坦言，處處散發出優雅的氣息，與人無尤，的確值得向往之。

　　梁實秋的雅更體現在他對待物質生活的態度上。一是物質的雅，例如“舍”。他所居住的“雅舍”實為“陋室”，因為它“有窗而無玻璃，風來則洞若涼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來則滲如滴漏”。而且地處荒遠，室內高低不平，更有甚者是不斷受到鼠蚊的騷擾。但他卻總能找出如此“雅舍”的優點來。他說：“‘雅舍’最宜月夜———地勢較高，得月較先。看山頭吐月，紅盤乍涌，一霎間，清光四射，天空皎潔，四野無聲，微聞犬吠，坐客無不悄然!舍前有兩株梨樹，等到月升中天，清光從樹間篩灑而下，地上陰影斑斕，此時尤為幽絕。直到興闌人散，歸房就寢，月光仍然逼進窗來，助我凄涼。細雨蒙蒙之際，‘雅舍’亦復有趣。”這樣的環境讓梁實秋在精神上享受不已，“雅舍”又何陋之有呢?梁實秋說：“我有一幾一椅一沓，酣睡寫讀，均已有著，我已不復他求。”足以看出作為一名知識分子的他的清高淡雅，不為浮云富貴所迷惑，只為精神財富所著迷。艱難的歲月，在梁實秋心中卻因“雅舍”而變得有情有趣起來。

　　無人來訪時，他就鉆進小書房里，通宵不眠不休。在這里他以悠然超脫的筆調寫下了著名的《雅舍小品》。“梁實秋關注生活、關心人類，對身邊事物總是懷著一種平和心態，保持樂觀曠達的態度。無論是重慶的‘雅舍’,還是臺北的小貓，都是隨緣而遇，絕對不刻意追求。作家認為有緣便有情，隨緣相遇報之以愛心，但也不偏執;情感有度，凡事隨緣，對身邊的事物態度是溫馨而又曠達的。”⑥二是日常活動的雅，例如下棋。《下棋》中描寫一個人觀棋時怎么也憋不住要說，挨了下棋人的耳光后，“還要撫著熱辣辣的嘴巴大呼‘要抽車，要抽車!’”實在令人忍俊不禁。又例如寫一個人要悔棋，另一個人不許悔時，他們“在門后角里扭做一團，一個人騎在另一個人的身上，在他的口里挖車呢。被挖者不敢出聲，出聲則口張，口張則車被挖回，挖回則必悔棋，悔棋則不得勝，這種認真的態度憨得可愛”。寥寥幾筆，形神畢現，趣妙橫生。此文通過描寫下棋中發生的各種場景，深入地挖掘了人的心理，棋格即是人格，有的人是為了消遣，有的是為了發泄好斗的本能。總體上，這篇散文可謂小處著筆，大處著眼，語言細致幽默，生動傳神。

　　周作人大病之后于1923 年出版了第一個散文集《自己的園地》，接著在1925 年又出版了《雨天的書》。這兩部散文集真正代表了周作人小品文的風格，不僅因為作者的整個社會思想和文學思想都融進了這些散文當中，更因為這些文字是周作人生命思想的見證。周作人的散文集可以借他曾經寫過的一句詩來形容“惜無白粥下微鹽”。意思是一碗下了少量鹽的白粥，稀得甚至看不到鹽，或許未必每一粒米都沾上了鹽，每一粥汁里都含有鹽，但是那一撮鹽的確溶在這碗白粥里頭，每嘗一口，都能感覺到淡淡的咸味。而這里的淡淡的“咸味”則是指周作人的文風，蘊含著一層淡淡的哀傷、淡淡的憂愁，這就是“物哀”風格。

　　周作人一生當中研究日本文化五十余年，深得日本文學理念的精髓。錢理群指出周作人散文存在著一種只能意會難以言傳的“情”(調)，“氣味”，或者“境界”，“這種只能意會難以言傳的‘情’(調)，‘氣味’，或者‘境界’，是周作人散文的藝術生命所在，它正是與日本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周作人的散文是更接近日本的。”⑦而這種難以言傳的情調或者境界，就是“物哀”。細讀周作人的文章，字里行間，深深淺淺的情思當中總是涌動著一股淡淡的“物哀”思緒。“對日本文藝中的‘物哀美’，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悲哀美’。悲哀只是‘物哀’中的一種情緒，而這種情緒所包含的同情，意味著對他人悲哀的共鳴，乃至對世相悲哀的共鳴。”在不同的層次里，“物哀”可能是悲哀的消解、超越或深化。正如葉渭渠所指出：這種無常的哀感和無常的美感，正是日本人的“物哀美”的真髓。⑧

　　“物哀”在周作人的作品里被表現得淋漓盡致。其一是關于“人”的哀。《雨天的書》收錄了周作人1921 年至1925 年創作的雜感隨筆，當時的周作人剛進入不惑之年，他先是經歷了一場大病，有九個月的時間是在病床度過的;隨后又與自幼保護、指導自己的大哥魯迅永遠地決裂，遭遇了精神上的巨大幻滅;而愛女若子又患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幾近死而復生……這些切身體驗帶給周作人情感和心靈的震動是強烈而持久的，而他尚存的社會責任感亦使他陷入彷徨與苦悶之中。這里悲痛的人生經歷無疑讓周作人身上的“物哀”思想愈發強烈。他于是談病，談死，談愛羅先柯，以及被屠殺的尸體。

　　其二是關于“物”的哀。例如“雨”，在《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里面，周作人說：“今年冬天特別的多雨。……想要做點正經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出了氣的燒酒，一點味道沒有，只好隨便寫一兩行，并無別的意思，聊以對付這雨天氣悶的光陰罷了。”⑨簡簡單單的幾句話就道出了書名的'由來，也把自己心中對雨所生的感情抒寫到書中來，在他纏綿悱惻的文字間滲透著雨天的陰沉，皆因“冬雨是不常有的，日后不晴也將變成雪霰了。但在晴雪明朗的時候，人們的心里也會有雨天，而且陰沉的期間或者更長久些，因此我這雨天的隨筆也就常有續寫的機會了”⑩。這實際上是周作人內心的一種哀情，他把陰雨幻化成自己內心的陰沉。

　　“從佛學心性思想入手致力于人格修養，周作人特別推重佛家‘忍’的精神。周作人認為，佛家的所謂‘忍’，其實是一種歷盡磨難而終不為所動的強韌意志的表現，所以對他人是寬和，對自己是堅忍。”輥輯訛于是他懂得了在陰冷的雨天里用筆去抒發自己內心的苦悶和焦慮，把磨難當成一種磨練。他的所謂“苦雨齋”者，其實是佛教的苦諦、堅韌的苦忍與以苦為樂的苦趣的復雜交合罷了。

　　“與傳統文人之游心佛老相近，周作人最早接觸佛學是以解脫內心苦悶為目的的。南京就讀期間在‘人生無常’情緒支配下，他偏于接受‘生本不樂’的佛教生命觀，這成為形成他一生苦質情結的起點。”輥輰訛正是這樣的周作人，才能在他沖淡的筆調下“哀而不怨”地談到蒼蠅的傳說、江南的野菜、北京的茶食以及平安的吻，更在憂傷的筆調下談到水鄉的烏篷船以及被屠殺的尸體。在這些或深或淺的闡述中，周作人用他憂傷的筆調向世人展示了深刻的意味及其一生的苦質情結。如果說，前期的憂患意識給周作人散文的“物之哀”添上某種貌似相近實則相悖的色彩的話，那么可以說越到后期，周作人的隱逸的思想更為濃厚，隱逸的風格更為明顯，其散文的“物之哀”越發脫離社會現實，脫離斗爭，轉入個人的內心與自己的園地，一變為純粹，也變為狹隘。

　　由此可見，周作人身上的“物哀”情結不單單是建立在日本的文化熏陶上，而是在各種各樣復雜的環境條件下產生的。而梁實秋的“物雅”也一樣，都是各種各樣復雜條件下形成的獨具個人特色的文學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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