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的翻譯風格解析

時間：2024-09-09 06:06:20 梁實秋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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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實秋的翻譯風格解析

　　翻譯觀與文藝思想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只是“和而不同”，因此翻譯家與散文家擔任的角色也不相同。以下是小編分享的梁實秋的翻譯風格解析，歡迎大家閱讀!

　　一、引言

　　正如描寫翻譯學派所演繹的：既然原文與譯文的對應關系(現象)是譯者選擇的結果，而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制于規范，那么該規律即塑造對等關系的關鍵因素。本文將翻譯家梁實秋作為研究對象，借助圖里(Toury)的翻譯規范理論，從預備規范(preliminary norms)、初始規范(initialnorms)和操作規范(operational norms)3方面對梁實秋的《莎士比亞全集》翻譯活動進行描述性研究，以期揭開這一矛盾現象背后的“廬山真面目”。

　　二、Toury翻譯規范的概述

　　描寫翻譯理論發軔于20世紀60年代，以霍姆斯的《翻譯研究的名與實》(The Name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為奠基之作，致力于在研究翻譯的過程、產物及功能時，以譯語系統為依歸，把翻譯置于政治、意識形態、經濟、文化之中去研究，按照翻譯活動和翻譯在我們經驗世界中表現出的狀況描述翻譯。

　　為尋繹不同時期各種文化中牽制譯者實際抉擇的普遍規律，營構一套涵蓋歷史、文化“事實”的制約因素體系，使之深契于譯學文化范式，圖里在《文學翻譯規則的本質與功用》(1978)一文中引入norm(“規范”)概念，他認為：“如果不考慮那些構成語言之間結構差異的規則，而將注意力集中在非義務性的選擇上，我們就能尋求外部的社會文化制約因素來解釋譯者于文中反復展示的種種抉擇。

　　這些制約因素即規范。” (Hermans，2004：75)該觀念占據了圖里譯學理論的中心，并不斷得到后繼學者的闡釋和發展，成為彌久長新的理論生長點。為描述規范在不同層次對文學翻譯活動的制約力，圖里將其三分為：預備規范、初始規范和操作規范，在翻譯過程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規范在起作用。預備規范影響譯者對翻譯文本的選擇，在翻譯開始前便發揮功效，涉及某一文化在特定時間內一些足以影響翻譯選材的政策和允諾的翻譯路徑。初始規范在邏輯上先于操作規范，初始規范從宏觀層面決定譯者翻譯的總體策略，決定其翻譯作品的特征，主要對譯者面臨的3種抉擇進行范疇分類：恪守原語規范，順應譯語規范，抑或折乎其中，兩不偏廢;而譯者面對的是兩大片文化，作為社會文化制約力的規范同樣異地而設，分為原語文化規范和譯語文化規范兩套截然不同的范式。

　　若譯者的選擇偏向原文，恪守原語文化規范，其翻譯就會更貼近原作，會產生“充分的翻譯”(adequacy)，盡管譯者對原著字隨句摹，如影隨形，但往往會因文化情節與目標語社會相去甚遠而難以獲得后者的認同;若譯語文化規范占上風，譯者更多地是想滿足譯語讀者的期待，則炮制出“可接受的翻譯”(acceptable)。而充分性和可接受性是一個連續統一體，因為翻譯從來就不可能完全充分或徹底可接受。操作規范則用以描述翻譯操作過程中影響譯者實際抉擇的各種語言和文本規范。

　　圖里預設的規范模式摒棄了傳統譯學所推崇的一對一的對應理念及文學或語言上等值的可能性，將原文與譯文在交叉的文化系統的符號網中進行聚合(Gentzler，1993：133~134)，也將翻譯置于譯語社會文化制約體系中進行全方位、多層次的經驗描述，其進步性自不待言。

　　下面將逐一分析這3類規范在梁譯本中的體現，說明梁譯本如此有爭議并非偶然，是3類規范相互作用的結果。

　　三、翻譯規范視角下梁實秋的《莎士比亞全集》翻譯

　　預備規范與文本的抉擇預備規范指某一特定語言文化背景下，那些在選擇翻譯文本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很顯然，選擇翻譯文本是翻譯過程中很關鍵的一步，由于受到不同時代主流文化和文藝思想的影響，譯者會選擇不同題材和內容的作品譯介。

　　一般情況下，譯作越接近目的語文化環境，越接近目的語讀者的需求與期待，就越受歡迎。因此譯者會盡量使自己的選材符合目的語主流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梁實秋的翻譯選擇從歷史出發，根據自身民族的文化特點尋求定位，繼承了中國傳統詩學的人本主義精神，希望以古典審美極力恢復中西傳統健全的人文精神;同時他執著于文化傳播和文學自身建設的追求，對莎士比亞作品的譯介是出于文化傳播和吸收的目的，試圖通過翻譯構建起倫理人性的詩學觀，這是借外來文化提升本土文化的一種努力，同時也為本土文化接受和吸收更多的外來優秀文化奠定了基礎。梁實秋選擇翻譯莎翁全集正體現了預備規范的影響。

　　首先，梁實秋的文藝思想深受其師白璧德的影響。梁實秋早年崇尚浪漫主義，他的翻譯活動也深受其文藝思想的影響，也是“缺乏紀律”的。但自從師從白璧德之后，他從浪漫主義的立場轉到新人文主義立場上來，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思想與儒家思想是有暗合之處的，其中西思想的交匯與互動，讓他對“五四”以來的文藝思潮進行反思，重新對儒家思想進行審視。他開始對翻譯外國文學作品持一種慎重的態度，在翻譯的選材上，他反對毫無選擇地將外國的作品介紹過來，而極力主張譯介一流的作品。梁實秋之所以翻譯莎士比亞全集，是因為莎士比亞的作品就是那種“頂好的”的古典文學，梁實秋曾說：“古典文學有一種特質——其內容為人性的描寫。因其所描寫的為人性，故能‘古’而不死，故能雖‘古’而常新。其描寫的手段是優美的，故能成為 ‘典’，故能歷久而不失其妙。”

　　(梁實秋，1988：182~183)他反復強調莎士比亞作品的偉大體現在其中對永恒的人性的描寫。他的翻譯選擇與其始終堅持以“人性論”為文藝思想的核心是一致的，這種因時通變的理念正是儒家思想和新人文主義思想的碰撞在他翻譯實踐中的體現。其次，梁實秋受到“贊助人”胡適對他的影響。譯者可以接受“贊助人”的要求，很多時候(比如外來“贊助”與譯者本人文藝思想有沖突的時候)也可以拒絕合作。

　　“贊助人”可能對譯者某一時期的翻譯產生影響，但難以對其所有翻譯產生影響;而文藝思想卻會影響譯者一生的翻譯活動，是譯者翻譯的內因。當內因與外因一致時候，便會給譯者帶來強大動力。胡適是梁實秋翻譯莎翁作品的發起人。梁實秋也多次提到胡適對他翻譯莎士比亞作品的影響。他說：“我譯莎劇，不是由我的選擇，是由于胡適先生的倡導正合于我讀第一流書的主張，我才接受了這個挑戰。”(余光中，1988：419~437)在胡適和梁實秋看來，莎士比亞的作品無疑是一流的，他們都認為翻譯就應該翻譯一流的作品。

　　梁實秋在翻譯莎士比亞時受到胡適的贊助，從事這一翻譯活動同時又與他的文藝思想不謀而合，這樣就為他翻譯莎士比亞創造了巨大的合力，使他用了30多年的時間鍥而不舍地完成了這一翻譯巨作。概而論之，梁實秋翻譯莎士比亞的作品與其文藝思想、選擇動機都有很大的關系。梁實秋之所以選擇莎士比亞的作品，是因為莎士比亞的作品完全符合譯介經典作品的條件;同時，梁實秋有自己所定的翻譯標準，在實際翻譯活動中與贊助人(胡適)的翻譯原則不謀而合。他的翻譯選材深受其文藝思想的影響，同時也通過翻譯來宣傳其文藝思想。2.初始規范與譯者的翻譯策略初始規范是譯者對翻譯策略的總體把握，是決定翻譯產品最終特征的重要因素。

　　按照圖里的說法，譯者要么傾向于遵循原語規范，從而產生“充分的”譯本;要么更傾向于目的語規范，更多關注譯文讀者的閱讀習慣與期待，以及譯本的“可接受性”。圖里指出，譯者必將在這兩種翻譯模式中做出選擇。總體而言，梁實秋譯莎士比亞的翻譯策略以異化為主，譯文便更多地注重其 “充分性”，主要包含兩個層面的內涵：其一是指文化內容，其二是指語言形式。

　　在文化內容層面上，譯者主要是盡量呈現原汁原味的異域文化，不作任何刪改;在語言形式這一層面上，譯者注重引進新鮮的表達方式，力求對目的語文化中的某些規范進行擴展和充實。首先，梁實秋考慮到讀者對異域文化的期待視野。

　　新文化運動波瀾乍起，西學在中國廣泛傳播，中國讀者有接受異域文化的要求和心理準備，他們以開放的心理不斷調整、充實和更新自己的文化先結構，這一切需要譯者將最大限度地傳達原文的文化信息視為自己的一種職責。梁實秋譯莎的詩學取向受到儒家“中庸”思想的熏陶，擁有理性及寬容的文化態度又具備西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崇尚個性獨立的特質，這決定了其譯文能夠包容異域語言及文化，也決定了其譯文過程中的嚴謹與細致。五四時期，翻譯界也崇尚異化風尚，所以當時的異化譯法吸收了大量的西方詞匯、西方語言的句法結構和中國沒有的文學樣式，促進了現代漢語和中國文學創作的發展與成熟。

　　梁實秋認為原作者的精神內核體現在其所在文化的傳統以及民族意識中，譯者的作用在于以詩學取向進行文化對話，這種觀點體現了重視差異性的解釋學精神(轉引自嚴曉江，2008：132~137)。其次，在翻譯標準上，正如嚴復有譯者 “信”、“達”、“雅”三難的慨嘆，梁實秋也主張翻譯應該忠實、流利、傳神。梁實秋這里所說的“忠實”和“流利”與嚴復所謂的“信”與“達”相近;而“傳神”即為要忠實傳達出原作的精神、語氣、風格，也應劃歸“信”的范疇。

　　在梁實秋看來，“信”是翻譯中最重要的一個標準，其核心是對原作的忠實，譯者要盡量將原文原汁原味地呈現給讀者，在翻譯中使自己成為隱形人。眾多翻譯研究家都贊同，“信”是梁實秋翻譯作品的一個突出特點，在“信”方面已經做到了人力所能做的頂峰，這是與朱生豪譯本的一個重大區別。周兆祥說《哈姆雷特》一劇中“Be thoua spirit of health，or goblin damned”一句，6種譯本中只有梁實秋譯本“清楚而正確”地“傳達出前后兩種東西的分別與對比關系”，劇中各種鬼魂的名稱，梁譯本“最一貫”，“最有條理”，6種譯本中，只有梁譯本沒有刪除古典比喻的部分，不管是用作上演還是研究，“效果都平均比其他各種譯本優勝”(周兆祥，1981：382)。雖然很多評論者都認為梁實秋的翻譯在“信”、“達”方面特點突出，而在“雅”的方面有些不足。

　　劉炳善也認為朱譯本以“達”、“雅”取勝，而“信”有不足;梁譯本以“信”、“達”見長，而“雅”有不足。事實上，梁實秋沒有過分強調“雅”，在他看來，談“雅”是多余的，原作“雅”則譯得“雅”;原作不“雅”，則譯文也不一定“雅”，不能因為其不“雅”而任意刪改。事實上，梁實秋完全可以采用他所說的那種“不很難”的譯法，將莎士比亞作品“翻譯”得像他的《雅舍小品》那樣文采斐然，但他沒有去迎合一部分讀者的喜好，而是采取了吃力并不見得討好的做法。

　　在這一點上，梁實秋與魯迅有一致之處，不過，魯迅走得太遠，譯文太過于聱牙，梁實秋則希望將“信”與“達”控制在一定的度里面，試圖在二者之間走一條“中庸”的道路。梁實秋的創作是他的才思、思想性格、感情色彩的體現，然而在翻譯時，他則盡量使自己成為一個隱身人，不喧賓奪主，而竭盡全力希望將原作者推向前臺，讀者從中感受到其翻譯與其散文好似完全出自兩人之手。

　　3.操作規范在譯本中的體現如果說初始規范從宏觀層面影響譯者對翻譯模式的選擇，那么操作規范則涉及實際翻譯過程中譯者在微觀層面對原作進行的語言處理，即主要描述譯文的呈現及語言內容。盡管規范是習慣性的行為常式，但翻譯規范本身是隱性的，我們最終必須從翻譯過程和翻譯文本中去揭示潛在的規范，即各種規范都是體現在譯文篇章內的。圖里將操作規范定義為實際翻譯過程中影響譯者抉擇的準則。他將操作規范又細分為母體規范(matricial norms)和篇章語言規范(textual-linguistic norms)。母體規范與譯文的完整性有關，包括對段落的刪節或重置、對原文的分割以及段落或腳注的增加等，篇章語言規范則制約著譯文語言素材的選擇，如詞項、短語及文體特征。限于篇幅，我們主要探討篇章語言規范在梁實秋譯本中的體現，也就是著重研究梁實秋對《莎士比亞全集》所進行的翻譯處理。

　　梁實秋在《關于莎士比亞的翻譯》等文里都談到了版本問題，并指出他選擇牛津版的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在于，在他看來，這個版本基本保留了莎士比亞作品的全貌，不像有些版本那樣刪除了其中的某些章節。

　　莎士比亞選用其標點符號，也像五步抑揚格一樣，是為了達到一定的節奏而采取的一種藝術手段。梁實秋沒有保留原作的五步抑揚格，但卻希望通過保留原作的標點符號來彌補，這是梁實秋用心良苦的一條翻譯原則。即使梁實秋保留了莎士比亞的標點符號，也沒有很大的意義，因為他使用的是現代標點，而只有少數讀者會明白標點符號在莎士比亞時期的用法。

　　相反，“力求保存”原文的標點卻對他傳達莎士比亞的藝術感染力產生了負面的影響。現以以下實例來說明：King　Take thy fair hour,Laertes;time bethine,And thy best graces spend it at thy will.But now,my cousin Hamlet,and myson,--Ham　[Aside.] A little more than kin,andless than kind.King　How is it that the clouds still hang onyou?Ham　Not so,my lord;I am too much I’thesun.梁實秋譯文：王　珍重你的青春罷，賴爾蒂斯;時間是你的，你自用的善自遣用罷!現在，——我的侄子哈姆雷特，也是我的兒子，——哈　[旁白]比侄子是親些，可是還算不得兒子。(注釋：哈姆雷特的第一句話就是“旁白”，并且就包涵一個雙關語，是可注意的。此語顯然是接上下文而言，意謂不僅是族侄(因彼已為繼父)然終非同一血統，古云。Malone，Stevens諸氏所解，俱不恰。)王　怎么，你臉上還是罩著一層愁云?哈　不是的，陛下;我受的陽光太多了。(莎士比亞，2001a：26~54)從這段話里，我們看到，在梁實秋的譯文里，所使用的標點符號與原文完全一致。在上面還有一處雙關語是 “A little more than kin，and less than kind.”梁直接翻譯成“比侄子是親些，可是還算不得兒子。”可惜，譯文只是傳達出了原文的意思，其本身并不包含雙關語。梁在注釋里指出，他不同意馬隆等人的解釋，但沒有指出其觀點到底是什么。而另一譯者卞之琳的譯文相比之下更加巧妙：“親上加親，越親越不相親!”

　　譯文傳達出了原文中“more than kin”與“less than kind”的對照關系。從以上翻譯來看，梁實秋的譯文顯得很拘謹。梁實秋希望譯文盡量保留原文的標點符號，這是造成其譯文缺乏文采的一個原因。同時，梁譯文也似乎受到了原文某些字句的束縛。例如，“But now，my cousin Hamlet，and my son，——”這句話不僅每個標點符號都保留了下來，而且，除了“but”之外，每個詞(包括“and”)都按照其詞序翻譯了過來，這樣，譯文顯得不大像是自然的對話。上述例子，我們看到了梁實秋處理雙關語的方法，正如他所言，“雙關語(pun)，苦難多譯，可譯者則勉強譯之，否則只酌譯字面之一義而遺其 ‘雙關’之意義”以及“無法多譯時則加注說明”(莎士比亞，2001b：1~3)。在處理原文中的典故的時候，梁實秋也采取了類似的方法：Ham　My fate cries out，And hardy as the Nemean lion’s nerve.哈　我的命運在那里喊叫，使得我身上每一根微細的血管變成奈米亞的獅子的筋一般的硬。梁實秋翻譯時，也是完全保留了原文的標點，使后一句話長達27個字。“Nemean lion”是一個典故，梁實秋將其按照字面意思翻譯為“奈米亞的獅子”，并在其后加上注釋：“原文Nemean lion乃希臘神話中赫鳩里斯所殺怪獸之一”。

　　可以看出，梁實秋對莎士比亞版本的原則、以及處理標點符號、雙關語、典故等所采用的具體翻譯方法，基本上是梁實秋“信”翻譯準則的體現。梁實秋完全支持胡適所提倡的白話文運動，在翻譯莎士比亞全集時候，堅持使用白話文，盡力在翻譯過程中保留原作的標點符號、雙關語、典故;另外，為了將莎士比亞忠實地呈現給中國的讀者，梁實秋還盡力將作品的猥褻語翻譯過來，這一做法是不大能被當時的一些中國讀者所接受的。

　　此外，他還加上比較翔實的注釋，這也是他翻譯思想中強調“忠實”的表現。但這里的“忠實”也只是梁實秋本人所理解的“忠實”，當他試圖將標點符號、雙關語等劃到忠實的范圍的時候，其他的方面例如文體卻被留在了這個范圍之外。但這種情況事實上是任何翻譯家都難以避免的。

　　當譯者強調某一方面的時候，在其他方面必然會有所缺失。但使用白話、保留原文的標點符號、忠實地傳達出作品的猥褻成分，這些無疑會給中國原來的詩學體系帶來沖擊，為建立新文學開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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