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燈》的上訪死結解讀

時間：2020-08-25 12:17:21 賈平凹我要投稿

《帶燈》的上訪死結解讀

　　《帶燈》中，賈平凹一如既往地表現了他對現代文明隱隱約約的不信任，特別是當現代文明將其意志一相情愿地強加于質樸安寧的鄉村生活，擾亂了村民們原始的和諧與穩定時。

　　古老的禮俗社會的權威在現代文明到來時而悄然隱退，宗廟及其與之相連的長期形成的禮俗約束的弱化，在經濟社會新的利益格局中不可能自然形成的新的制衡力量，新的鄉村社會無法保持自我平衡和穩定。法治精神的缺位和司法實踐的脆弱，以及政府的強勢介入，力求保持穩定的愿望與可以用來實現愿望的手段，表面上是綜合和嚴密的，而實際上是單一和失效的，使村民尋求公正的路徑，在原則上是暢通的(上告和上訪是允許的)，而實際上是堵塞的。就上訪而言，它本是公民的基本權利，由憲法和條例的保障，而實際上各級政府對上訪者嚴陣以待，層層設卡。這在事理上形成了一種不能自圓其說的悖論，實際上造成了村民申述冤屈的訴求被懸空。

　　鄉村中，人們明知上訪之路已被層層防范和嚴實封堵，為什么還要不屈不饒地選擇上訪這條艱難之路，而不就近走上法庭，尋求法律途徑的解決之道呢?《帶燈》中，面對綜治辦累積的大量上訪案件，竹子曾發出相似的疑問，她問帶燈：咱不是法制社會嗎?帶燈說：真要是法制社會了哪還用得著個綜治辦?成立綜治辦的初衷和本意是在法制建設過程中形成一個“緩沖地帶”，是給干澀社會涂抹點“潤滑劑”，而最終的結果是“綜治辦簡直成了丑惡問題的集中營”。

　　民眾的權利意識被喚醒，自然是上訪案件多起來的原因之一，如果把維權本身看作是上訪多起來的根本原因，那是倒果為因的詭辯，實際上侵權事件越來越多才是上訪多起來的根本原因，維權是對侵權的正當反應。維權的艱難、公正的被延遲、甚或成為維權的奢望，才是問題的癥結。

　　一方面，法治精神和法治的效力不可能建立在文化的流沙之上，另一方面，不健全的法制和運用的不公，使之失去了被信任、被選擇為維權手段的可能。何況很多上訪事件正是因不服法律的判決而引發的。《帶燈》中，朱召財因不服兒子被判無期徒刑而上訪，王隨風因不服合同未到期的經濟補償而上訪，等等。按理他們都可以繼續采用法律手段解決問題，但他們都半途而廢了，轉而選擇了上訪。法律的疲弱，法律解決問題的失效，上訪成為最后的希望。法律沒能成為解決問題的終極選擇，說明法治精神的缺位，或法律本身運用的不公還相當廣泛和嚴重的存在。

　　朱召財兒子涉嫌殺人的判決，因唯一證人的死亡而無法對證，本來法律對此應該有解決的辦法，而事實上法律沒有給他上訴的結果，一直懸在那里，他兒子也就一直呆在監獄里。朱召財上訪十幾年未果，死不瞑目，臨死時還要老婆代他繼續上訪，而兒子朱柱石在監獄里也打算寫信上訪，而他要上訪的事由和目的則讓法律和文明汗顏，令人痛心，他上訪是要說自己不再翻案了，要求改判自己死刑，否則他不死，已經害死了爹，還會害死娘。可見，民眾對法律的希望或絕望都寄托在上訪之上。

　　把上訪作為維權手段而被大范圍地運用，其思想文化上的根源是對“人治”時代“清官”亡靈的追懷。上訪的原始心理動因，源于對更高層次權力的信任。底層權力一方面唯上是從，高層權力可以否決底層權力，另一方面利益的交結使底層權力更容易失去公正性，并往往以犧牲受害者的公平來保持平衡。受害者總是弱勢的一方，利益交結的底層權力又總會恃強凌弱。

　　今天，政治體制、經濟制度、社會結構和人的身份等已經變化，原始鄉村正以開發和進步的名義走向混亂。維系鄉村原有平衡的力量——禮俗社會的權威已經式微，利益格局的多元和長期矛盾的累積，使鄉村走在社會轉型的半路上而無所依傍。元老海可以阻止高速路的開通，王后生已經不可能阻止大工廠的落戶，時代、制度和權力的合力使異己力量失去了反抗的空間，元老海的傳奇，只能屬于過去，它無法作為今天王后生的行動指南。馬副鎮長及其一群干事讓王后生最后馴服所采取的手段，是溢出合法之外的權力的濫用，甚至是不折不扣的犯罪，但是，權力以集體的方式發揮作用，鎮黨委書記的“七大原則”，辯證而精要，其實它不僅僅是櫻鎮的原則，也是整個中國為官者的原則，它的形成是時代、制度和權力合力下的官場智慧的怪誕法則，是中國現實環境下不得已的選擇。在帶燈竹子處理王后生的方式失效時，馬副鎮長一伙的處理方式很容易被進入實際操作程序，盡管這是見不得光的背后操作，但這樣操作要達到的效果和目的，卻是理直氣壯和光明正大的，那就是保證“七大原則”的貫徹和實施。

　　信訪制度本來是為了補救法律不足的權宜之計，在當今的農村卻幾乎成了法律的替代品，甚至被上訪者看做是比法律更有效的解決不公正的途徑。以至于作為公正的保護和捍衛者的法庭一直在上訪者的內心深處休眠，而讓補救不足的信訪辦走上前線沖鋒陷陣，阻擋如洪水般洶涌而來的上訪大軍，信訪辦作為政府的行政機構，其本身不具有司法的職能，它的裁決不應該比法律更具效力，如果任其裁決，便是對法律的僭越，勢必更加弱化了法律的力量。

　　盧梭說：“只要法律不再有力量，一切合法的東西也就不會再有力量。”在維穩“一票否決制”的情形下，只看結果，不問手段，地方政府在處理上訪事件上的瀆職和濫權就難以避免，權力的濫用和誤用，使本來應該是化解矛盾和維持穩定的綜治辦，成了激化矛盾和上訪事件的制造者。《帶燈》中，真正因為民間矛盾而上方的并不多，也并非不能合法地解決，而在法律休眠和行政活躍的時候，行政人員在處理上訪時的違法手段比比皆是。《帶燈》中，月兒灘村村長因沒有看管好本村村民，致使有人到縣里上訪而被帶燈訓斥，他奉命要把到縣里上訪的人拉回來，他先到朱召財家罵朱召財老婆，老婆回嘴，村長就扇老婆耳光，老婆哭著趴在床沿上不敢吭聲;到了縣上發現上訪的不是朱召財而是王隨風，帶燈好言勸說王隨風回去，村長說這要勸到啥時候?你要勸我就不管了，他對王隨風說：“我可認不得你，只認你是敵人，走不走?”一腳踢在王隨風的手上，手背上蹭開一塊皮，幾個人像抬豬一樣把王隨風抬走了，王隨風像殺豬一樣地叫喊。

　　扇耳光、踢手背、視上訪者為敵人，顯然是用違法的手段在解決上訪問題。而對痛苦的漠不關心和對痛苦的掩蓋幾乎成了權力的生存之道。《帶燈》中，馬副鎮長帶領一幫干事，到灣鋪村抓超生的孕婦做人流，沒抓到孕婦本人，就到廟子溝村孕婦的娘家，罰娘家老兩口的款，全然不顧罰款的合理合法與否，更不顧老兩口家窮得屋里空蕩蕩的，連個老鼠都不來，而他們一干人坐在炕上，等老漢出去借錢，不交罰款就不走人，可他們罰款的用途則是給車子加油，再吃一頓飯。這樣一群敲詐勒索的官員，群眾怎么能奢望他們給上訪以公正，他們就是上訪事件的直接制造者。再如《帶燈》中寫道，一場洪災死了12個人，通過櫻鎮黨委書記在會議上的一番技術性引導而形成了一套統一口徑的巧報，成了死亡2人，其中一人成了抗洪英雄，12名死難者被掩蓋，成就了一名英雄，變成了可以為本鎮帶來榮耀的資本。而帶燈說：“死了的人家，會因為沒有生活補貼而上訪”，揭示出有時不僅是擁有權力的某個人或某一群人，而是整個一級政府機構就是上訪事件的制造者。　　對穩定秩序的過度追求，用超越合理合法的手段維持秩序的沖動，勢必犧牲基礎性的公平正義，掩蓋了病態，必然造成虛假秩序背后暗藏的破壞性混亂的滋生漫長，最終必將給秩序帶來事與愿違的更為嚴重的混亂。

　　小說是通過主人公帶燈之眼來展現現實矛盾的，而她自己就是一個矛盾的集合體，并置身于矛盾的漩渦之中。帶燈是綜治辦主任，其主要職責就是處理上訪事件，在與上訪者的矛盾關系中，在阻止上訪方面，她與鎮政府的其他人員一樣，是上訪者的'對立方;但是，在對待上訪者的態度甚至立場上，以及在處理上訪事件的具體手段、方式的選擇上，她又與馬副鎮長為代表的政府全體人員相矛盾，她甚至力所能及地幫助上訪者一方來對付政府人員的不法行為，如在馬副鎮長對超生孕婦的娘家罰款時。她一方面阻止上訪，一方面又同情上訪，她在給袁天亮的信中吐露：“山里人實在太苦了，甚至那些糾纏不清的令你煩透了的上訪者，可當你聽著他們哭訴的事情是那些小利小益，為著微不足道而鋌而走險，再看他們粗糙的雙手和腳上的草鞋，你的骨髓里都是哀傷和無奈。”她替十幾個矽肺病人爭取經濟補償，幫東岔溝村13位婦女到鄰縣摘蘋果，替南河村爭取篩沙權，替南勝溝村借抽水機，替貧病而死的老伙計范庫榮流下凄涼的眼淚，把自己給范家的1500元錢說成是政府的救濟，等等，她用良知和同情的力量，柔化和減輕著周圍的邪惡和苦難。而她的良知和同情心與她的身份和行政職責之間的矛盾與尷尬，使她無法自拔地陷入自我矛盾的兩極，“帶燈夜行”的疲憊，只有在向袁天亮的傾訴中，才能得到心靈的稍息，借以維持現實和內心的平衡。

　　但勉強維持的嚴重失衡的平衡，總面臨著被打破的危險。在小說的最后，袁家和薛家一場血淋淋的械斗及其處理結果，宣告了櫻鎮現行維穩政策的失敗，無情地打破了帶燈強力維持的現實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平衡，她變成了一個精神錯亂的夜游者。而竹子則把一份上訴材料給上訪專業戶王后生看了，交流起受委屈的感受來。王后生說：我只說我們當農民受委屈，鎮干部也有委屈事呀!受委屈的心情都一樣么。

　　專司維穩、嚴堵上訪的綜治辦干部要上訪了，這是小說最為辛辣的一筆，且這一筆并非文學敘事上的偶然，而是事理邏輯的必然。

　　袁家和薛家的矛盾，并非傳統家族史上的恩怨，也非日常生活的細小糾葛，而是現代文明的大工廠到來時，引發的生存與發展道路上新的利益之爭。在禮俗權威退場、法治缺位、上訪被堵的情形下，他們用自己的方式——身體的肉搏，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火拼。結果不僅矛盾雙方死的死、傷的傷，成為15年來全縣最為嚴重的特大暴力事件，而且械斗是在綜治辦人員在場、并極力阻止下失控的，帶燈為此頭上撞出了一個大血窟窿，竹子則失去了一顆門牙。兩個弱女子以命相拼想制止械斗的強烈愿望和她們代表的一向說一不二的政府權力，在這場械斗面前都顯得無能為力而完全失控。

　　事件處理的結果是：書記、鎮長“應認真反思”，主持工作的馬副鎮長“給予嚴肅批評”，而帶燈、竹子則被降級、撤職。書記、鎮長們引進大工廠是政績，他們對袁薛兩家的沙場劃分是其權力和利益所在，更是引發械斗的根源，械斗時他們置身事外，毫發未損，而受到的處分則是象征性的;帶燈和竹子與械斗的根源無關，阻止械斗并被傷害得血肉模糊，而她們受到的處分則是實實在在的，成為事件責任的實際承擔者。說明越是努力真正去維穩者，越會成為真正的受害者。

　　綜治辦干部自身的公平和權益尚無法自保，又如何保障上訪者的公平和權益?顯然，具有道德感和同情心的帶燈們的可悲，不是由于她們自身品格和履職能力的不足，而是源于體制的缺陷。小說向我們展現了：權利機構的體系性弊端造成的惡果，不可能靠個人的良知和努力而得到救贖，他們自身最終也會成為體制的犧牲品和受害者。

　　法治精神和司法在現實中的缺位或贏弱，權力的濫用或誤用，使獲得公平的渠道仍是皇帝時代的擊鼓喊冤和攔道告狀，人治的現實使上訪重現于現代文明的諷刺中。

　　在現有體制下解決上訪，沒有人會成功，無論是書記鎮長們一方，還是帶燈竹子們一方，兩方在解決上訪問題上都帶有機會主義的暫時僥幸，在解決方法和最終出路上，只有程度上的而無本質上的不同，這就是賈平凹在《帶燈》里展示的上訪體制的死結。

　　一些理論家指出：現代民主法治國家，在法治完善的情形下，依然保留類似于我國的信訪制度，其信訪問題簡單且積累量少，并不會因信訪而需要維穩，原因在于其立法、司法、行政和社會監督都是通暢有效的。因此，要治理信訪而帶來的社會穩定問題，重點不在于改革信訪制度本身，而應放在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體制塑造人類前進的方向。對上訪的歷史之源和現實之源作一番尋根之后發現，農村公正的獲得不存在能夠回歸到過去禮俗社會的理想，也不存在可以從現有制度中去尋繹出解決之道的出路，現有上訪事件越治越多、越堵越嚴重的死結，不可能靠改革和完善上訪制度本身而必須有新的體制來破解。小說家的展現和理論家的探討，在此殊途同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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