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黃庭堅

　　蘇軾與黃庭堅之間發生什么事情呢?蘇軾與黃庭堅都是宋代非常著名的詞人，他們的文學創作對后世產生深遠的影響。下面是小編分享的蘇軾與黃庭堅交游考述以及兩人的筆墨心情，歡迎閱讀!

　　蘇軾與黃庭堅交游考述

　　蘇軾與黃庭堅這兩位宋代文苑巨子的友誼，始自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時蘇軾在湖州太守孫覺處見到黃庭堅詩文后嘆賞稱譽，熙寧十年(1077)在濟南李常處又對黃氏詩文再次推許褒揚。元豐元年(1078)春末夏初，蘇軾接到黃庭堅投寄的書信與贈詩，并于秋初作答，二人定交。此后，他們詩文唱和，翰墨往還，但直到元豐八年(1085)尚未見面。

　　京師初晤與翱翔館閣

　　蘇軾與黃庭堅于元豐八年秋初冬末先后相繼入京，然是年尚未面晤。至元祐元年(1086)初，這對相知相慕、朝思暮想、心神兩契的詩星至友，終于盼到了展晤之期。關于蘇黃初晤的準切時間，稽查諸書，均無確載，蘇黃集中亦未明示。檢《蘇軾文集》卷十九有《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其云：

　　洗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

　　郡洮岷，至中國。棄矛劍，參筆墨。

　　歲丙寅，斗東北。歸予者，黃魯直。

　　銘文寫石硯的打制、質地、產區、用途以及贈者、時間。其中"歲丙寅，斗東北"二句乃記贈硯年月。"丙寅"即哲宗元祐元年，無須贅言。"斗東北"則為時月。古人以北斗星方向的轉換代指季節。《鹖冠子·環流》云："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東北"(一作"斗南北"，是則非夏即冬，無確指性，疑為后人臆改，俟考)則言斗柄由北向東漸轉之象，此正是冬末春初態勢。由此可知黃庭堅贈硯蘇軾乃在元祐元年初春季節。蘇軾另有《題憩寂圖詩并魯直跋》云："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蘇子瞻、李伯時為柳仲遠作《松石圖》……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魯直下一句。或言：子瞻不當目伯時為前身畫師，流俗人不領，便是詩病。伯時一丘一壑，不減古人，誰當作此癡計。子瞻此語是真相知。魯直書。"(《蘇軾文集》卷68)是日眾人作畫題詩，而庭堅身與其間，議論并題書，則至晚此日已拜晤蘇公，抑或即此日贈硯。又考山谷晚年《跋子瞻木詩》謂"及元祐中，乃拜子瞻于都下"(《山谷題跋》卷2，叢書集成初編本，下引此本不另注);《題東坡像》又云"元祐之初吾見東坡于銀臺之東"(《山谷別集》卷10);可知蘇黃始晤于元祐元年春初，此正與蘇銘所記相合。《蘇詩總案》將"黃庭堅始拜公都下"系于元祐元年正月條下，雖未言依據，而大體不差。順便指出，古柏《蘇東坡年譜》云正月"八日黃庭堅拜于東坡門下為學生"乃由《總案》刪節推衍而來，恐非確實，難以為據。綜上資料可以推知黃庭堅于元祐元年春初首次拜晤蘇軾，并贈之以洮河石觀，終于實現了十數年來的夙愿。蘇軾自熙寧五年(1072)于孫覺處聞知黃庭堅，至此首尾十五載始得相見，而黃庭堅從元豐元年(1078)投書蘇軾，于今九度春秋，方得拜晤。從此，蘇黃步入了終生最為快意的一段翰墨友誼生活。

　　蘇軾自黃州貶所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召以省郎，到省半月而擢為右史"(《辭免中書舍人狀》、《蘇軾文集》卷23)，元祐元年三月遷中書舍人，八月除翰林學士知制誥，直遷內制，視草西垣，至元祐四年三月十六日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于四月下旬離京赴任，前后在朝不足三年半，這是蘇軾入仕以來最為顯達的時期。而黃庭堅自元豐八年秋初至京任校書郎，直止元祐六年夏末丁母憂扶柩歸里居喪，立朝六載，官至起居舍人、著作佐郎，亦是仕宦鼎盛期。蘇黃在京供職相處三年有余，政暇雅集，講道論藝，酬唱贈答，切磋詩文，鑒書賞畫，大暢平生師友之情。據今傳蘇、黃詩注不完全統計，其間唱和幾達百篇之多，全都情調高雅，意味雋永，情趣相似，且主題意外地集中、統一，幾乎全是圍繞友誼和林泉志趣。如元祐元年春，庭堅作《有惠江南帳中香者戲答六言二首》，蘇軾有《和黃魯直燒香二首》，又有《再和二首》、《有聞帳中香以為熬蝎者戲用前韻二首》。贈香、燒香本瑣事、細事，乃至庸事，何為唱和再三不止?玩繹諸篇，則見多以佛典禪宗珠發妙語，傳達出世之思，既含機鋒，又富諧趣，正如黃詩所言"九衢塵里偷閑"，"深禪相對同參"，表現出心神兩契的非凡友誼。又如蘇軾作《送楊孟容》，且"自謂效黃魯直體"，而山谷有次韻《子瞻詩句妙一世……》表示遜謝;黃有《雙井茶送子瞻》，蘇作《次韻為謝》;蘇為《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三首》，黃皆次其韻……蘇黃唱和，既交流了情感，實現了心靈的勾通，增進了友誼，同時又開始倡導一種新文風，故有"元祐文章，世稱蘇黃"(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49)之說。

　　元祐元年十一月，蘇軾上《試館職策問》，"御筆點用"(《蘇軾文集》卷27《辯試館職策問札子》)，是月二十九日主持學士院考試，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等并擢館職。次年正月，庭堅除著作祐佐郎。至夏秋間，蘇軾、黃庭堅等人英集王詵西園，李伯時圖而畫之，東坡"烏帽黃道服，提筆而書"，山谷"團巾繭衣，手秉焦 而熟視"，補之"披巾青服，扶肩而立"，米元章稱"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西園雅集圖記》)。至冬，上《舉黃庭堅自代狀》云："蒙恩除臣翰林學士，伏見某官黃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瑋之文妙絕當世，舉以自代，實允公議"(《蘇軾文集》卷24)，舉狀對黃氏的品德與文學給予高度評價，其對黃庭堅的推舉已是無以復加，至成趙挺之彈劾蘇軾的口實。

　　元祐三年正月，蘇軾領貢舉事，辟黃庭堅等人為參詳官(《山谷題跋》卷8《題太學試院》)，同鎖試院，考試進士。據蘇軾《書試院中詩》云："三月初，考校即畢，待諸廳參，主數往詣伯時"，同觀李伯時畫馬并賦試，而"黃魯直詩先成，遂得之"(《蘇軾文集》卷68)，黃詩《觀伯時畫馬禮部試院作》尾云："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著鞭隨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不僅含有贊賞李畫、追隨東坡之意，而且坦露了向往自然之懷。蘇軾《次韻黃魯直畫馬試院中作》中有"十年髀肉磨欲透，那更陪君作詩瘦，不如芋魁歸飯豆"，謙謝之余，亦納歸隱雅意。榜出，李廌落第，蘇軾有《余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領貢舉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詩送之》，庭堅作《次韻子瞻送李豸》;三月十四日，蘇黃等人同游金明池，黃庭堅有《次韻宋茂宗……》詩，蘇軾作《和宋肇游西池次韻》篇;夏間，東坡叔丈王宣義致書求紅帶，軾"既以遺之，且作詩為戲，請黃魯直、秦少游各為賦一首";秋末、蘇軾作《送錢穆父出守越州絕句二首》，謂"我恨今猶在泥滓，勸君莫棹酒船回";庭堅《次韻子瞻送穆父二絕》，亦有"謫官猶得住蓬萊"之句;冬季，庭堅作《嘲小德》言子相之可愛，蘇軾有《次韻黃魯直嘲小德》，又于題中注云："小德，魯直子，其母微，故其詩云'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且以"名駒已汗血，老蚌空泥沙"嘆賞，悅同山谷。暮冬，庭堅有《擬省題歲寒知松柏》詩詠松自寓，"心藏后雕節，歲有大寒知"，蘇作《和黃魯直效進士》亦云"炎涼徒自變，茂悅兩相知"，神契可見。

　　是年三月，蘇軾因臺諫攻擊不已，接連上札以疾乞郡，不許，又上《乞罷學士除閑慢差遣札子》云："頃自登州召還，至備員中書舍人以前，初無人言，只從參議役法，及蒙擢為學士后，便為朱光庭、王嚴叟、賈易、韓川、趙挺之等攻擊不已，以致羅織語言，巧加醞釀，謂之誹謗"，"蓋緣臣賦性剛拙，議論不隨，而寵祿過分，地勢侵迫"，"臣只欲堅乞一郡……得歸丘壑，以養余年，其甘如薺。今既未許請郡，……乞解罷學士，除臣一京師閑慢差遣，……庶免眾人側目，可以少安"(《蘇軾文集》卷28)，札上不許，而寵遇益厚。九、十月間，群小交攻不已，讒謗日至，故又連札請郡，其十月十七日《乞郡札子》云："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黃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棻，意欲于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其后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實對眾言，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貼黃又云："臣所舉自代人黃庭堅……皆誣以過惡，了無事實。"(見《蘇軾文集》卷29)。札中點明了臺諫交攻的根由，亦談及黃庭堅由此而受到攻擊和株連。

　　元祐四年春，黃庭堅過訪蘇軾，蘇軾得黃庭堅承宴墨半挺，至三月四日蘇軾書《記奪魯直墨》云："黃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于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墨求之，常攜古錦囊，滿中皆是物也。一日見過，探之，得承宴墨半挺。魯直甚惜之，曰：'群兒賤家雞，嗜野鶩'，遂奪之，此墨是也。"(《蘇軾文集》卷70)山谷之言正嘆蘇軾不同流俗。三月十六日，蘇軾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至四月離京時往別文彥博，文氏囑其"至杭少作詩，恐為不相喜者誣謗"(《總案》引《明道雜志》)。自此，蘇黃結束了終生難忘的京師歡聚，唱和迭入波谷。任淵謂"山谷在京師多與東坡唱和，四年夏，東坡出知杭州，遂無詩伴，而山谷常苦眩冒，多在史局，又多侍母夫人醫藥，至六年六月遂丁家艱，故此數年之間作詩絕少"(《<山谷詩集注>目錄》)。

　　元祐六年三月，蘇軾被召入朝任翰林學士知制誥，五月底抵京，繼遭洛黨攻擊，八月出知穎州，次年二月改知揚州，八月又以兵部尚書召還，旋遷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守禮部尚書。元 八年九月，哲宗親政后，蘇軾出知定州，永別京城。此間，黃庭堅于元祐六年三月因完成《神宗實錄》而遷起居舍人，六月丁母憂扶柩歸里，與蘇軾失之交臂，其后居喪在家，至元 八年七月除編修官，九月服除，知政局有變，故上章辭免。總之，元祐后期，蘇黃直接的接觸極少。

　　蘇黃友誼的深化：彭蠡訣別與挽歌湖海

　　哲宗紹圣元年(1094)，黨爭加劇，蘇軾于去年因受洛黨攻擊而出知定州，今年閏四月又以所謂"譏斥先朝"罪，落職追官，貶謫英州，"火急治裝，星夜就道"(《蘇軾文集》卷37《赴英州乞舟行狀》)，未至任所，六月再貶惠州，又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十月初抵惠州。是歲，黃庭堅繼去年辭免編修官居家待命，夏初始除知宣州，未抵任，旋改鄂州，尚未到官，臺諫指責所修《神宗實錄》"多誣"，史禍發生，朝廷于六月命"新知鄂州黃庭堅管勾亳州明道宮"，且令赴京畿勘問，十一月至陳留。蘇軾舟赴惠州，而黃庭堅離家就任，二人七月中旬相遇彭蠡，"相會三日"(黃庭堅《與佛印書》)，故后來山谷《題東坡像》云："紹圣之元，吾見東坡與彭蠡之上"(《山谷別集》卷10)。其間，蘇軾為庭堅作《黃魯直銅雀硯銘》(見《蘇軾文集》卷19)，據黃 《黃山谷年譜》言，蘇軾"親筆刻硯上"，且有款識"紹圣元年七月十三東坡居士書"。次年，蘇軾《與黃魯直書》有"承中途相見，尊候甚安"語，即指此事。蘇黃此次接晤彭蠡，遂成訣別，這是兩位文壇巨子所始料未及的，加之政局多變，行色匆匆，蘇、黃集中竟無唱和蹤跡。

　　蘇、黃離別彭蠡，各奔南北。蘇軾十月初抵惠州貶所，至紹圣四年(1097)四月再貶海南，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今海南島)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六月渡海，三年后方得內遷。而黃庭堅十一月抵京畿陳留，勘問結束，以"誣毀"先朝罪于十二月責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次年四月至黔;元符元年又移戎州安置，蘇軾內遷時，庭堅亦復宣德郎，監鄂州在城鹽稅。這一時期，蘇黃貶居兩地，間隔千里，而相互縈懷，或書信往來，或題跋字畫，或追和舊作，友情似海，稱頌不已，斑斑見諸集中。

　　紹圣二年(1095)正月，徐彥和持黃庭堅永思堂所跋《遠近景圖》、《北齊校書圖》、《右軍斫檜圖》三畫謁見蘇軾，軾再跋之，發明山谷之意。四月，蘇軾作《桄榔杖寄張文潛》詩，題云："時初聞黃魯直遷黔南"，中有"身隨殘夢兩茫茫"、"遙知魯國真男子，獨憶平生盛孝章"句，表示對文潛、魯直的稱嘆和懷念。其《答張文潛》書又說，聞"魯直遠貶，為之凄然"。山谷赴黔途中傳書蘇軾，十二月，東坡作答：

　　方惠州遣人致所惠書，承中途相見，尊候甚安。即日想已達黔中，不審起居何如?風土何似?或云大率似長沙，審爾，亦不甚惡也。惠州已久安之矣。度黔，亦無不可處之道也。聞行囊無一錢，途中頗有知義者，能相濟否?某雖未至此，然亦近之矣。水到渠成，不須預慮。……隔絕，書問難繼，惟倍祝保愛。不宣。 --《蘇軾文集》卷52

　　其惦記、體貼、關心、安慰與勉勵之深情，溢于言表。紹圣三年(1096)，蘇軾侄婿王庠欲問學山谷，遣人求東坡作薦書，蘇軾"嘉其有奇志，故為作書"，信中陳述了作書緣由。且言王郎"文行皆超然，筆力有余，出語不凡，可收為吾黨也"，又云其"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為親，又欲往求。黃魯直，其窮殆未易量也"(《蘇軾文集》卷52)，推引同道，尤見神契。蘇軾有《跋山谷草書》(見《蘇軾文集》卷69)記曇秀持山谷草書一軸來見，而東坡作跋稱之。是年，黃庭堅亦有《跋秦氏所置法帖》，中云"東坡居士出于眉山。震輝中州，蔚為翰墨之冠"(《山谷題跋》卷1)，推重欽佩，可見一斑。

　　元符元年(1098)，已是蘇軾謫居海南的的第二年，是歲重九，黃庭堅在戎州與諸人游無等院，觀甘泉繞井，"見東坡老人題字，低回其下，久之不能去"(《黃山谷年譜》卷37)，想到生活在天涯海角的老人，擔心、記掛、思念、不平、憤懣等復雜的情緒交織一起，心情無比沉重。次年，黃庭堅在戎州發現了多年前蘇軾寫給叔丈王慶源的一封信，尚未為人珍視，山谷異常痛惜，故題其后云："東坡道人書尺，字字可珍，委頓人家蛛絲煤尾敗篋中，數十年后，當有并金懸購者"(《山谷題跋》卷7)《題子瞻與王宣義書后》。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太后向氏聽政，舊黨遭受迫害的局面稍有改觀。蘇軾五月內遷移廉州安置，黃庭堅復宣義郎，監鄂州鹽稅。時蘇軾《答秦觀書》謂"魯直云，宣義監鄂酒"，知山谷曾作書東坡。黃庭堅于秋季在青神作有《和東坡送仲天貺王元直六言韻》，其自序云："王元直惠示東坡先生與景文老將唱和六言十篇，感今懷昔，似聞東坡已渡瘴海"，顯見懷念之情。

　　建中靖國元年(1101)皇太后去世，徽宗親政并改元。蘇軾于去年十一月得旨復"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在外州郡任便居住"(見《謝表》)，而黃庭堅亦離戎東歸。是歲正月，庭堅有《書王周彥東坡貼》云：

　　東坡云："大字難于結密而無間，小字難于寬綽而有余"，此確論也。余嘗申之曰：結密而無間，《瘞鶴銘》近之;寬綽而有余，《蘭亭》近之;若以篆文說之，大字如李斯繹山碑，小字如先秦古器科斗文字。東坡先生道義文章，名滿天下，所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者也。心悅而誠服者，豈但中分魯國哉!士之不游蘇氏之門，與嘗升其堂而畔之者，非愚則傲也。……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乙酉書。

　　--《山谷題跋》卷9

　　可見其對東坡先生的欽服、崇敬。四月間，山谷至荊州，在承天寺觀閱東坡和陶詩卷，"嘆息彌日，作小詩題其后"(山谷自序)：

　　東坡謫嶺南，時宰欲殺之。

　　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

　　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

　　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

　　--《跋子瞻和陶詩》、《詩注》卷17

　　詩中飽含義憤不平、理解同情和對品格情操的高度贊揚。五月間，黃庭堅與王霖等人同觀蘇軾墨寶于沙市舟中，作《題東坡字后》云："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并回憶"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見過，案上紙不擇精粗，書遍乃已"，且謂"東坡簡札，字形溫潤，無一點俗氣"(《山谷題跋》卷5)。至七夕，黃庭堅在荊州"次東坡七夕韻"作《鵲橋仙》，起句云"八年不見"(自彭蠡分別至是首尾八年)，結尾又謂"百錢端欲問君平，早晚具、歸田小舫。"又有《病起荊州亭即事十首》，其七專為東坡而發：

　　文章韓杜無遣恨，草詔陸贄傾諸公。

　　玉堂端要直學士，須得儋州禿鬢翁。

　　作者哪里料想得到，其詩成不久，蘇軾于七月二十八日仙逝。黃庭堅失卻了這位終生欽服的良師益友，心中無限悲痛，懸像室中，奉之終身。邵博《邵氏聞見后錄》(劉德權、李劍雄點校本，中華書局1983年出版)載，"趙肯堂親見晚年懸東坡相于室中，每早作衣冠，薦香肅揖甚敬。或以同時聲名相上下為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東坡門，弟子耳，安敢失其敘哉!'"

　　蘇軾人歸道山之后，黃庭堅用筆表達著沉痛的哀思和深切的懷念，同時也竭盡全力發揚光大蘇軾的文化思想，僅崇寧元年(1102)中，此類文字就達二十余篇。是年初夏，其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去年失秦少游，又失東坡公，今年又失陳履常，余意文星已宵墜矣!"(《山谷別集》卷20《簡雜》)且言"至太平且遣人往祭之"(指蘇軾)。五月，在赴任太平途中，經江州湖口時，李正臣持蘇軾去年四月所作次韻《壺中九華詩》來見，山谷見詩懷人，感慨萬端。蘇軾所喜歡的"異石九峰"已為人取走，"石既不可復見，東坡亦下世矣!感嘆不足，因次前韻"，詩有"能回趙璧人安在?已入南柯夢不通"之句，筆重情深，摧人淚下。六月中旬，在太平看到蘇軾所畫墨竹，睹畫懷人，遂作《書東坡畫郭功父壁上墨竹》詩："郭家髹屏見生竹，惜哉不見人如玉。凌勵中原草木春，歲晚一棋終玉局。巨鰲首戴蓬萊山，今在瓊房第幾間?"庭堅至太平領州事，九日而罷，"即日解船至江口"，于江州紫極宮見蘇軾元豐七年所和李白詩，遂《次蘇子瞻和李太白潯陽紫極宮感秋詩韻追懷太白子瞻》，云"不見兩謫仙，長懷倚修竹"，"往者如可作，抱被來同宿"。九月抵鄂州(今湖北武漢)，遂流寓此地，寫了《追和東坡題李亮功歸來圖》稱揚子瞻古雅之風，又有《武昌松風閣》詩悼念"東坡道人已沉泉"。

　　是年幕秋，張耒以房州別駕黃州安置來到蘇軾曾經謫居的黃州，這里與武昌隔江相對，庭堅與張耒多相過從，舊友重逢，感嘆今昔，唱和詩篇，山谷寫了《次韻文潛》、《和文潛舟中所題》、《次韻文潛立春日三絕句》等："年來鬼崇覆三豪，詞林根柢頗動搖。天生大材競何用?只與千古拜圖象"、"經行東坡眠食地，拂試寶墨生楚愴";"信矣江山美，懷哉譴逐魂";"眇然今日望歐梅，已發黃州首更回"、"傳得黃州新句法，老夫端欲把降幡";其對故人的懷念深情溢于字里行間。

　　次年，黃庭堅在鄂州寫了《夢中和觴字韻》詩，其序云："崇寧二年正月已丑夢東坡先生于寒溪西山之間，予誦《寄元明觴字韻》詩數篇，東坡笑曰：'公詩更進于曩時。'因和予一篇，語意清奇。予擊節稱嘆，東坡亦自喜。于九曲嶺道中連誦數過，遂得之"，其因思成夢，而夢中猶在論道賦詩，神契之篤可見。是年十一月，黃庭堅被除名羈管宜州，歲末自鄂州赴貶所，次年春經衡州，于花光寺見蘇軾、秦觀詩卷，作詩悼友，題云："花光仲仁出蘇、秦詩卷，思兩國士不可復見，開卷絕嘆，因花光為我作梅數枝及畫煙外遠山，追少游韻記卷未"，詩謂："長眠桔洲風雨寒，今日梅開向誰好?何況東坡成古丘，不復龍蛇看揮掃"，"嘆息斯人不可見，喜我未學霜前草。"

　　崇寧四年(1105)是黃庭堅人生旅途中的最后一年，五月間《題東坡小字兩軸卷尾》云："此一卷多東坡平時得意語，又是醉困已過后書，用李北海、徐季海法，雖有筆不到處，亦韻勝也。軒轅彌明不解世俗書而無一字，東坡先生不解世俗書而翰墨滿世，此兩賢，隱見雖不同，要是魁偉非常人也。王右軍書妙天下，而庾稚初不信，況單見淺聞又未嘗承其言論風旨者乎!刺譏嗤點蓋其所也。崇寧四年五月丙午觀于宜州南樓"(《山谷題跋》卷5)。九月三十日，黃庭堅闔然長逝。但蘇黃友誼并未就此終結，而是繼續影響著一代乃至數代優秀正直的文人學子，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產生著不容低估的積極影響。

　　蘇黃一為天賦型全才，一為勤苦型通才，二人均博學多識，思力果銳，于詩文詞賦、書畫哲思都堪稱名家巨匠，他們本身就具備著很強的影響力，其友誼又使這種影響力大為擴張，從而自然地形成了以蘇黃為中心的強勁凝聚力和推動力，促進著宋代文化的發展，給宋代文化帶來了繁榮與生機。明代宋濂曾謂："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竟以已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后，詩人迭后，或波瀾富而句律疏，或鍛煉精而性情遠，大抵不出于二家，觀于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宋學士文集》卷二十八《答張秀才論詩書》)正從一個角度指出了蘇黃友誼對宋詩發展產生的影響。

　　黃庭堅與蘇軾的筆墨心情

　　《花氣薰人帖》是宋代著名詩人、書法家黃庭堅的一件書法小品，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其內容為一首28個字的小詩，意興淋漓。老朋友王晉卿數次寫詩給黃庭堅，他都沒有及時答和，于是王晉卿通過頻頻送花來催促，想以此提醒黃大詩人。以詩歌作為媒介進行文學上的切磋，是古代文人們進行交往的方式——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方式，人們通過唱和、酬答來表達對風景、歷史、事件、人物等的看法，或者記錄當時的集體記憶與感受。文人之間的情感在這樣特別的敘述、感慨、評論的過程中加深，由此基礎上形成一個個小團體或社群。

　　面對王晉卿送來的花，黃庭堅享受著它們開放時的香氣，仿佛平日修行安定的功夫都被破除了，他想不到自己人過中年竟然還有這樣為自然感動的心情。在這個春天，詩人終于動起寫詩的念頭，卻像經歷著一層層逆水的灘頭，船要上行，何其艱難：“花氣薰人欲破禪，心情其實過中年。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

　　黃庭堅是一位執著的修行者，他與佛教人士交往頻繁，在他們之中擁有廣泛的影響力，甚至享有在禪宗著名經典《五燈會元》中留下聲名的殊榮。他的詩歌也非常有特色，寫作結構往往出人意表，令人猜測不透，其“山谷體”獲得過“硬轉折”和“瘦硬”的評價。當我們細心審看這幅《花氣薰人帖》的時候，就會感受到禪、詩、書是怎樣同臻一境的。

　　黃庭堅的運筆溫和而倔強，雖然是寫草書，筆速并不很快，沉著冷靜的過程既像是按照預設的路徑行走，又像是在緩緩行進中等待無數種可能的創生。這跟禪宗中的“漸悟”和“頓悟”何其相似，運動中的“遵守”“期待”和“想象”并不矛盾，它們統一在“禪”中。

　　可是，書寫的進程被打斷了，黃庭堅將之歸罪于“花氣薰人”，也許并非如此，但現實是，筆墨既有的節奏慢慢產生了變化，牽繞、縈帶也漸漸多了起來，筆畫越來越方、硬，墨色越來越焦、渴，速度越來越快、急，字里行間的“硬轉折”出現了，隨著情感的舒泄，神采也聚合呈現出來：嗔怪、驚喜、狡獪、無奈、爛漫，一時心緒自然而隨性地流淌泄露在紙間。

　　《花氣薰人帖》硬朗而飽滿的筆畫讓人印象深刻，觀察生活細致入微的古人用“折釵股”來形容書法的這種筆畫形態：筆毫平鋪，筆鋒圓勁，如釵股彎折仍然體圓理順。“山谷體”的奧妙也盡在于此。詩意點亮了生活，讓這幅信手而成的作品成為珍貴的“文物”。如果說閑適的生活能夠滋養藝術，那么困頓、苦難的生活則更是藝術的添加劑。

　　和門人兼好友黃庭堅一樣，宋代最天才的文人蘇軾也在遠謫的遭際中度過人生的大部分時間。蘇軾的樂天性格是那樣的“無可救藥”，他非凡的性情化解了不少厄運和悲苦，他甚至在晚年自題小像的詩句中得意地宣稱：“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但即便心理素質足夠強大，在“烏臺詩案”之后左遷黃州的蘇軾，仍時時被焦慮、悲傷甚至凄愴等心情所折磨。來到黃州三年后的寒食節，蘇軾寫下了兩首寒食詩，后又寫成長卷，留給我們一個悲嘆傷惋的天才的背影：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臥聞海棠花，泥污燕支雪。闇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頭已白。

　　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濕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

　　生活竟能這樣沉重而令人絕望!南方濕冷陰寒的氣候無意讓蘇軾的心緒更加糟糕。在以忠孝為最高的道德標準的時代，蘇軾卻經歷著“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的煎熬和痛楚，那種“死灰吹不起”的潮濕、困頓、壓抑、遺憾、潦倒、孤寂、無助和欲哭無淚，簡直穿越千年，撲面撞來。在詩帖中，蘇軾一改慣常的溫柔敦厚，頓挫提按，轉腕如軸，加粗、放大、拉長，沉雄、激昂、婉轉，墨跡的變化猶如心情和命運的變化。在《寒食詩帖》中，我們看不到前后赤壁賦書卷中的那種平緩溫厚，看不到《中山松醪賦》中的那種暢達浩蕩，也看不到《渡海帖》中的那種率真無畏，只有一股倔強、執拗、孤悶、彷徨。這件光彩照人的杰作在中國書法史上留下了不朽的聲名，人們將其評為繼王羲之《蘭亭集序》、顏真卿《祭侄文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書”。經歷過兩宋的文禍和黨政，不論主流意識形態是否肯定，人們對蘇軾及其書法的喜愛程度只增不減，這也讓歷史的書寫者真正感受到純粹的藝術所能產生的巨大魅力和影響。

　　元符三年(1100年)，應收藏者蜀州張浩之邀，黃庭堅在觀賞《寒食詩帖》之后，于拖尾題寫了長跋：“東坡此詩似李太白，猶恐太白有未到處。此書兼顏魯公、楊少師、李西臺筆意。試使東坡復為之，未必及此。它日東坡或見此書，應笑我于無佛處稱尊也。”出于對蘇軾的理解和認同，黃庭堅以輕松的筆調贊譽了蘇軾這首詩同時也是書法作品的高超水準，他認為其中熔冶了前輩大師如顏真卿、楊凝式、李建中等的高明技法，并提煉出東坡書法獨有的意趣。這些評價可能會讓熟悉蘇軾和黃庭堅的人們想到以前兩人互開的玩笑，黃庭堅戲言肥扁斜側的蘇字是“石壓蛤蟆”，對比這個很難看出有什么贊揚意味的評價，《寒食詩帖》的題跋仿佛出自另一位欣賞者的手筆。當然，黃庭堅正是看到了《寒食詩帖》的特別之處，首先是字體不再一味肥厚傾側，而是大小錯落參差，動感十足。二是隨著造型的前后變化，許多字的重心也不再穩定地構成中軸線，由此看上去更為自然且更具驚喜，正如蘇軾自己所說的那樣：“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自然而生活化的藝術，也讓生活更自然地藝術化。

　　不過，可能只有很少人注意到一個不尋常的現象，那就是作為卷尾題跋的黃字，竟然要比作為主體中心部分的蘇字大許多，而在內容上來看，黃庭堅在遵循題跋舊式贊揚蘇字之后，又談起了自己，談起了自己的書法和蘇軾書法的微妙關系。正像石守謙先生觀察到的那樣，“它日東坡或見此書，應笑我于無佛處稱尊也”，黃庭堅的自評分成了好幾個層次，雖然承認《寒食詩帖》的巔峰成就，稱得上是書界的“佛”，但也表露了對自己書法成就的絕高信心，欲與東坡一同稱佛稱尊;非但如此，他所謂的“于無佛處稱尊”還要安排由東坡之口說出。推東坡為“佛”，自許為“尊”，再以“尊”向“佛”抗爭叫板，這就是黃庭堅以如許大字驕傲題跋的爭勝心理。

　　其實，在寫這段跋文之際，正是黃庭堅生命由困頓轉向奮發的好時光，徽宗登基以后，他的“前罪”遭赦，更得到監管鄂州鹽稅的官職。本擬即刻赴任，卻因江水大漲不能成行，索性乘舟到青神和戎州探訪親友，盤桓三月有余，其間應遠來求字的張浩之請題跋，留下了這段與蘇軾的隔空對話。也許是對蘇軾太過熟悉，也許在川期間看到太多蘇軾的“身影”，黃庭堅的這段題跋看起來寫得非常自然，又暗含力量，絕不比他刻意為之的任何一件書法遜色，或有過之——因此，題跋內容中對《寒食詩帖》的評價轉而成為黃庭堅的自況，“試使東坡復為之，未必及此”，就算讓黃庭堅再寫一次，同樣也難以達到既有的樣貌和效果。

　　次年，也即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的五月，黃庭堅寫下了他另一件重要的作品：《經伏波神祠》長卷。這件書法雖非擘窠大字，仍覺驚人心魄，文徵明評其“真得折釵、屋漏之妙”。蘇軾和黃庭堅二人早年均學顏真卿，在顏、柳之外，黃庭堅也常臨蘇字，直到他于京口見斷崖《瘞鶴銘》，開始劇烈變法，終于脫出陳臼，形成長槍大戟、舟子蕩槳的個人面目。《經伏波神祠》是黃庭堅晚年的代表作，黃庭堅亦頗自得，他在卷后題道：“持到淮南，見余故舊可示之，何如元祐中黃魯直書也。”在詩法上標榜“奪胎換骨”的黃庭堅，終于見證自己書法的“奪胎換骨”——不過，就像蘇軾在《寒食詩帖》中寫到的“病起頭已白”那樣，黃庭堅也以“山谷老人病起須發盡白”幾字收束《經伏波神祠》全卷。

　　未及四年，這位耿直、狷介、高傲的老人，在貶所宜州那個狹窄、陰暗、潮濕的戍樓中凄苦孤寂地離開人世，此時他的身上剛剛背負起一條叫做“幸災謗國”的新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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