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的讀書之道

　　韓愈，唐代文學家、哲學家，在文學上有著極高的造詣，為唐宋八大家之首。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韓愈的讀書之道，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韓愈的讀書之道

　　《進學解》是韓愈任國子博士時所作，假托向學生訓話，勉勵他們在學業、德行方面取得進步。學生提出質問，他再進行解釋，故名“進學解”。書中講道，“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為勤矣。”這一論述集中而精辟地闡明了韓愈的讀書方法。細細品來，的確能給我們不小的啟發。

　　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

　　韓愈指出：“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記事者”在面對紛繁復雜的閱讀材料時要善于提煉與概括，拎起其基本要旨，以便于理解與記憶；而“纂言者”要善于深入挖掘閱讀材料中的深層意涵與內容實質，進而寫出自己的認識與體會。在韓愈看來，讀書不僅僅是一股腦地埋頭苦讀，在自己的頭腦中機械地堆砌大量的閱讀素材，而是要邊讀邊思考，邊讀邊記憶，在讀中思考，在思考中記憶，不斷增強對事物本質認識的能力，增強明辨是非的能力。這樣，讀書才能從“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的第一階段進入到“然后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者焉，昭昭然白黑分矣……”的更高境界。韓愈認為，讀書不是復制性地背誦“古圣賢人”的陳詞濫調，不是對前人成果的沿襲剽竊，而是在汲取前人優秀成果的基礎上，“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韓愈在文學上具有較深造詣，造語生新，自成一家。這與他讀書“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是分不開的。

　　貪多務得，細大不捐

　　正如韓愈自己所言，他以“讀書著文”為“業”。既然讀書是為了作文，那么文章的內容就必須豐富、充實。要想文章的內容豐富、充實，就必須有廣博而扎實的知識，要想有廣博而扎實的知識，就必須有大量的閱讀。韓愈閱讀的范圍相當廣博。他認為，掌握和積累更多的知識是基礎，否則學業就難以達到精深的地步。“讀書患不多”，讀書應廣泛涉獵，如果讀書僅僅局限于儒家經傳，那學業與知識面有些窄。李漢在《昌黎先生集序》中記載了韓愈“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韓愈認為，不但要讀諸子百家的書，還要讀一些史書，這樣可以拓寬自己的知識面，獲得多方面、多領域的知識。正如韓愈在《答侯繼書》中所言：“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在廣泛閱讀的基礎上，韓愈更強調要牢牢掌握所讀書中的知識，不管是大的方面的思想觀點還是細節上的知識問題，都不宜隨便將之拋棄，而須對所獲得的知識轉化為己有。

　　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

　　韓愈讀書是為了恢復儒學的“禮”“道”，弘揚循禮治國。因此，他主張倡導古文運動。他致力于整理古代典籍，以使世人明圣人之道。韓愈除了提供較為完整、準確的閱讀范本之外，如對《荀子》《鵝冠子》《儀禮》等古代典籍進行了刪校、辨偽的整理工作，他還詳細提供了自己的閱讀書目。為了實現他恢復儒學的遠大志向，韓愈讀書思想開明，不拘泥于儒家經典的閱讀內容。韓愈把學“道”與學“辭”結合起來，旨在為文明道。顯然，這對于扭轉六朝以來浮華空虛的駢體文有著重要作用。在整理古籍等倡導古文運動的過程中，韓愈不畏艱辛，腳踏實地。正如他在《進學解》中說：“業精于勤，荒于嬉”，“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

　　在他那個時代，韓愈以讀書學習為突破口，為扭轉六朝以來浮華空虛的學風、文風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值得稱道。

　　拓展閱讀：韓愈《原道》

　　按：自東漢以來，道喪文敝，異端并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蘇子瞻《潮州廟碑》）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兇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于其口，而又筆之于其書。噫！后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后為之衣，饑然后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后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后，為之樂以宣其湮郁，為之政以率其怠倦，為之刑以鉏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唿！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圣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凈寂滅者。嗚唿！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見黜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見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

　　《傳》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韓愈簡介

　　韓愈誕生于唐代宗大歷三年（768）的長安，出生僅僅三年之后，他的父親韓仲卿便去世了，自那時開始，幼年的韓愈便開始隨長兄韓會生活，視兄嫂一如父母，并在韓會的輔導下讀書學習。

　　到七歲時，韓愈身上已經能體現出一種文學的天賦，所謂“七歲屬文，意語天出”、“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受到當時有名的文人蕭存的賞識。

　　大歷十二年（777），韓會因在官場上受到牽連，被貶韶州刺史，韓愈也隨韓會南遷。不幸的是，抵達韶州不久，韓會即因病去世。韓愈先隨長嫂鄭氏送葬于安陽，再一同避居江南，從處理喪事，到往返奔波、撫育子弟等一切重擔，都被鄭氏一人挑起，而其維持不易，自然可以想見。

　　經濟的重負使得韓愈早早成熟起來，當他十九歲時，便獨身前往長安，要在仕途上有所進取。但與他所預料截然相反的是，自己不僅未能“一戰而霸”，且連續參加三屆考試均無成果。長安米珠薪桂，大不易居，而考試的挫折與對長嫂的愧疚，更使得他“蹉跎顏遂低，摧折氣愈下”。然而他仍然勉力支撐，始終不肯效溜須拍馬之輩四處活動。

　　隨后，他打道回府，在宣州住了一年，貞元七年（792）再度入京考試。這一次考試的主考官是兵部侍郎陸贄，他是中唐時期有名的駢文家。陸贄以駢文名世，同時對古文也極為在行，并嘗試將古文文法融入駢文。韓愈雖然為了考試違心的習學駢文，真正偏好的卻是古文風貌，所寫文章恰投考官之好，終于一舉得中。

　　考中進士意味著韓愈獲得了入仕資格，但要想真正得到官職，還要再經過一次吏部的考試。貞元八年（793）年，韓愈返回河陽老家與盧氏女完婚，并取得吏部博學宏詞考試的資格，隨即赴長安應試。

　　這段時間里，韓愈曾嘗試與官員交游，寫過《與鳳翔邢尚書書》、《應科目時與人疏》等文字，他有名的“相須”、“相資”之說就是在此時提出的。他的干謁書函，始終圍繞著一個議題展開，那就是健全國家發現人才、引用人才的制度。

　　在第一次博學宏詞試中，韓愈在被中書省復審后駁下落選。這一則是因為他不肯效仿“浮囂之徒”游于公卿之門，專事干謁的舉動，二則是他的古文主張及文風依舊不能被接納。隨后的考試依然如第一次一樣失敗，韓愈生活的窘困也到了極為嚴重的程度。《馬厭谷》、《苦寒歌》都是他在此時的作品。

　　長安十年，未得一官，韓愈在憤懣憂傷的心情中回到河陽，與盧氏相守。鄉居生活誠然清苦，卻給了他思考的時間。這段時間中，他的思想開始真正涉足一些深刻的問題。貞元十一年（796）九月，他去往洛陽官員云集之處，想要看看是否能在那里得到一些機遇。從貞元十一年到貞元十八年，韓愈的仕宦生涯不過是兩入軍幕，在官職上沒有什么大的起色。但他一生學問道德的理論基礎，卻是在此階段打下的。著名的“五原”，《原道》、《原性》、《原毀》、《原人》、《原鬼》及《師說》、《答李翊書》等文章，都是他這段時間的成果。

　　貞元十七年（801），韓愈再入京選官，得到祠部員外郎陸傪的引薦，授四門博士。四門博士是四門學的學官。這一職務，與韓愈“汲汲于富貴，以救世為事”的理想相去甚遠，但他對工作也極為竭力盡心。當時，韓愈在京師已經有些名聲，學校學生以外，慕名而來，求學問道者也往往有之。他有問必答，凡登門稱弟子者，他一概不回避師徒名分，這又大悖于當時士子恥于求師的風氣，因此招致許多非議。

　　貞元十九年（803），韓愈的文名愈盛，由此升遷為監察御史。但當年即因上書《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被貶連州陽山。

　　陽山處嶺南窮荒之地，韓愈在當地關心教育，興辦學校，有許多惠民之政，甚至在他離去時，當地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名其子”。

　　貞元二十一年（805），韓愈得到命令，離開陽山，于郴州等待新的任令——即江陵府法曹參軍。這一職務實則屬于職掌猥雜的俗吏，因此韓愈對此憤憤不平，極為不滿。

　　判司江陵未滿七月，朝中的政局人事都發生著劇烈的變化，韓愈感到有了回歸長安的指望。到元和元年（806），他領到朝中“國子博士”的任命，至元和三年（808），正式擔任此職。元和四年，改官都官員外郎，但他在任上因祠部事務與宦官發生激烈的斗爭，隨后為息事寧人，被改官為河南令。

　　任河南令不足一年，韓愈在繁劇的政務中堅定地與不法軍人斗爭，興教育，整頓風俗。元和六年（811），韓愈調任職方員外郎。自此時到元和十三年（818），韓愈一直在長安為官，達到他一生仕宦的頂峰。

　　元和十四年，唐憲宗預備奉迎法門寺佛骨，這是憲宗朝最隆重的一次禮佛活動。歷來堅持反佛的韓愈感覺無法坐視傾城的崇佛狂潮，于是上表切諫，即后世極為有名的《論佛骨表》。言語辛辣，充滿輕蔑嘲諷。這篇上書恰恰是在佛骨已迎入長安，長安士庶的佛事活動達到最高潮之際寫的，文中更有東漢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一類的話，憲宗見書而盛怒，韓愈則因此被貶八千里外的潮州。

　　被貶時，韓愈已在晚年，且體弱多病，又在荒僻之鄉，境遇極苦。但他在任中勤于王事，忠于職守，去害除弊，安定百姓，興辦學校，培育人才。歷代潮州官員中，在職僅半年的韓愈不過是來去匆匆的一個，但他在潮州人文史上的影響卻是最大的，也是最為潮州百姓愛戴的。

　　元和十四年（819），韓愈被移袁州，次年十一月，又回到長安任職。長慶四年（824），他因病去世，在長安靖安里私第離開了人世，這一年，他五十七歲。

　　韓愈文學成就

　　文學創作

　　文學創作理論上： 他認為道（即仁義）是目的和內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強調文以載道，文道合一，以道為主。 提倡學習先秦兩漢古文，并博取兼資莊周、屈原、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諸家作品。 主張學古要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堅持詞必己出、陳言務去。 重視作家的道德修養，提出養氣論，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 提出不平則鳴的論點。認為作者對現實的不平情緒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風格方面，他強調奇，以奇詭為善。

　　韓愈被列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又將他與杜甫并提，有杜詩韓文之稱。

　　詩歌創作

　　他在詩歌創作上也有新的探索。所謂以文為詩，別開生面，用韻險怪，開創了說理詩派的詩風。當然，他的詩也存在著過分散文化、議論化的缺點，對后代有不良影響。

　　論說文

　　韓愈在論說文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為主要內容的中、長篇，有《原道》、《論佛骨表》、《原性》、《師說》等，它們大都格局嚴整，層次分明。嘲諷社會現狀的雜文，短篇如《雜說》、《獲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遠；長篇如《送窮文》、《進學解》，運用問答形式，筆觸幽默，構思奇特，鋒芒畢露。論述文學思想和寫作經驗的，體裁多樣，文筆多變，形象奇幻，理論精湛。敘事文在韓文中比重較大。學習儒家經書的，如《平淮西碑》，用《尚書》和《雅》、《頌》體裁，篇幅宏大，語句奇重，酣暢淋漓；《畫記》直敘眾多人物，寫法脫化于《尚書·顧命》、《周禮·考工記·梓人職》。繼承《史記》歷史散文傳統的，如名篇《張中丞傳后敘》，融敘事、議論、抒情于一爐。學《史記》、《漢書》，描繪人物生動奇特而不用議論的，如《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清河張君墓志銘》等。記文學摯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銘》、《南陽樊紹述墓志銘》、《貞曜先生墓志銘》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銘中，韓愈也有些諛墓（指為死者歌功頌德，在墓志銘中不論其功績如何，一概夸大其詞予以贊頌的行為）之作，當時已受譏斥。抒情文中的祭文，一類寫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韻常規，如《祭十二郎文》；一類寫朋友交誼和患難生活，四言押韻，如《祭河南張員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書信如《與孟東野書》、贈序如《送楊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韓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穎傳》、《石鼎聯句詩序》之類，完全出于虛構，接近傳奇小說。韓愈散文氣勢充沛，縱橫開合，奇偶交錯，巧譬善喻；或詭譎，或嚴正，藝術特色多樣化；掃蕩了六朝以來柔靡駢儷的文風。

　　他善于揚棄前人語言，提煉當時的口語，如蠅營狗茍（《送窮文》）、同工異曲、俱收并蓄（《進學解》）等新穎詞語，韓文中較多。他主張文從字順，創造了一種在口語基礎上提煉出來的書面散文語言，擴大了文言文體的表達功能。但他也有一種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謂不可時施，只以自嬉（《送窮文》），對后世有一定影響。韓愈也是詩歌名家，藝術特色以奇特雄偉、光怪陸離為主。如《陸渾山火和皇甫用其韻》、《月蝕詩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內容深刻；《南山詩》、《岳陽樓別竇司直》、《孟東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韓詩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語、押險韻。韓愈也有一類樸素無華、本色自然的詩。韓詩古體工而近體少，但律詩、絕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答張十一功曹》、《題驛梁》，七絕《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題楚昭王廟》等。韓集古本，以南宋魏懷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為最善；廖瑩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遺文》（明徐氏東雅堂翻刻）最為通行。清代顧嗣立、方世舉各有詩集單行注本。今人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為韓集作校勘或補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陳景云、王元啟、沈欽韓、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譜以宋洪興祖《韓子年譜》最為詳備。趙翼《甌北詩話》、方東樹《昭昧詹言》、林紓《韓柳文研究法》中有關部分，是評論其詩文的代表著作。《馬說》被選入初中課本。

　　散文作品

　　韓愈散文內容豐富，形式多樣，語言鮮明簡煉，新穎生動，為古文運動樹立了典范。韓文風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

　　①論說文，可分為兩類，一是宣揚道統和儒家思想，如《原道》、《原性》、《原人》；另一類也或多或少存在著明道傾向，但重在反映現實，作不平之鳴，而且不少文章有一種反流俗、反傳統的力量，并在行文中夾雜著強烈的感情傾向，如最有代表性的《師說》、《馬說》。

　　②雜文，與論說文相比，雜文更為自由隨便，或長或短，或莊或諧，文隨事異，各當其用。如《進學解》通過設問設答的方式，反話正說，全文多用辭賦鋪陳的手法排比對偶，行文輕松活潑。雜文中最可矚目的是那些嘲諷現實、議論犀利的精悍短文，如《雜說》、《獲麟解》等，形式活潑，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③序文（即贈序），大都言簡意賅，別出心裁，表現對現實社會的各種感慨，如《張中丞傳后敘》、《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孟東野序》等。此外，韓愈還在傳記、碑志中表現出狀物敘事的杰出才能，如《毛穎傳》《柳子厚墓志銘》等。

　　④傳記、抒情散文，韓愈的傳記文繼承《史記》傳統，敘事中刻畫人物，議論、抒情妥帖巧妙。《張中丞傳后敘》是公認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

　　《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絕調，具有濃厚的抒情色彩。

　　思想意義

　　韓愈是我國唐代著名的文學家，他領導了中唐時期的古文運動，在散文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被蘇軾譽為文起八代之衰；在詩歌創作方面，針對大歷以來詩人竊占青山白云，春風芳草以為己有（皎然《詩式》）的浮蕩習氣，往往涉于齊梁綺靡婉麗（高仲武《中興間氣集》）的詩風，自覺地繼承和發揚李白、杜甫在詩歌創作上的業績，力圖恢復盛唐氣象。因此，他在詩歌創作上勇于創造，大膽革新，另辟蹊徑，獨樹一幟，較廣泛地反映了當時的現實，成為中唐時期詩壇上一個影響較大的詩人。但是，一些文學史和有關韓愈研究的論著，以反映人民疾苦為評價韓愈詩歌的準則，也就是政治標準第一，因而認為韓愈反映現實的詩歌數量不多，沒有像白居易那樣繼承杜甫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意義不大。如游國恩諸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有這樣的意見：從創作實踐來看，韓愈主要是繼承李白的自由豪放，和杜甫的體格變化、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藝術傳統，獨立開拓道路。和白居易著重繼承杜甫現實主義精神有所不同。詹锳先生《唐詩》也是這樣說的：在韓愈詩里也有些反映現實的。但這樣的詩數量不多，而且往往和個人的不幸交織在一起，認識不夠深刻。張燕瑾同志《唐詩選析》認為：韓愈的詩歌追求奇險，形成了宏偉奇崛和以文為詩的特色。但反映社會重大生活內容少，比較膚淺。類似的意見還有，這里不一一列舉。我以為上述諸先生的論斷值得進一步探討。韓愈反映人民疾苦的詩篇，在數量上不及杜甫和白居易，但反映人民疾苦不是評價作家作品的唯一標準，就韓愈而論，他的詩歌既有深切同情人民苦難，揭露統治集團罪惡的篇章，也有不少是反對藩鎮割據，維護國家統一的佳什，更有猛烈抨擊佛、道二教危害之作，還有指斥當權者壓抑人才，抒發懷才不遇的作品。這些都從不同方面較為深刻地反映了中唐時期社會的重大生活，有強烈的戰斗性，應該說也是現實主義的優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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