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出家》古詩賞析

　　在日常學習、工作或生活中，大家對古詩都再熟悉不過了吧，古詩包括唐律形成以前所有體式的詩，也包括唐朝及唐以后仍按古式創作的詩。還苦于找不到好的古詩？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在家出家》古詩賞析，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古詩《在家出家》

　　年代:唐

　　作者:白居易

　　衣食支吾婚嫁畢，從今家事不相仍。夜眠身是投林鳥，

　　朝飯心同乞食僧。清唳數聲松下鶴，寒光一點竹間燈。

　　中宵入定跏趺坐，女喚妻呼多不應。

　　作品賞析

　　【注解】：

　　①跏趺：兩腿左右交叉，相盤而坐，是一種坐禪方法。

　　【鑒賞】：

　　僧人要出家修行，以求證心，獲得解脫。但若要廣泛普及佛法，要求世人全都出家，顯然是不可能的，于是有在家修行之說，出現了所謂“居士”。居士中最著者是維摩詰。他是吠舍離城的一位長者，以白衣敬奉沙門，以佛法教化眾人。他曾經對前來問疾的文殊師利講說“本無”、“空空”之義，深受敬佩。

　　在《維摩經》中，他闡述了“示有資生，而恒觀無常，實無所貪;示有妻妾彩女，而常遠離五欲污泥”的觀點，認為這才是“通達佛道”，是真正的“菩薩行”。《維摩經》自六朝以來就在文人中廣泛流傳，維摩詰本人那種既不廢世間生活，又精通禪理，以世間為出世間的形象，就成為中國文人士大夫心中的理想。

　　這種思想之所以與白居易一拍即合，主要是因為二者的生活狀態幾乎完全相似。白自己也說：“唯是名銜人不會，毗耶長者白尚書。”(《刑部尚書致仕》)所以，他就使自己的心境始終處于和諧之中。白居易在佛學上幾乎沒有什么獨特的建樹，但他對后世文人的影響卻超過了在佛學上更有造詣的柳宗元諸人，不能說這不是一個原因。

　　作者簡介：

　　白居易（772年2月28日~846年9月8日），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生于河南新鄭。白居易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并稱“劉白”。

　　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太子少傅、刑部尚書，封馮翊縣侯。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陽逝世，葬于龍門香山。[49]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

　　個人作品：

　　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并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么慘烈的情景。

　　作品書法

　　閑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后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后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后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于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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