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圣杜甫的襟懷

時間：2024-11-20 23:34:37 嘉璇杜甫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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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詩圣杜甫的襟懷

　　杜甫關心民間疾苦，憂國憂民的思想感情有詩可證：“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這種感情，詠歌不足以表達，所以詩人發出了由衷的感嘆：“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抒發作者憂國憂民的情感，表現了作者推己及人、舍己為人的高尚風格，詩人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理想，至此表現得淋漓盡致。下面是小編整理的中國詩圣杜甫的襟懷。

中國詩圣杜甫的襟懷

　　中國詩圣的襟懷

　　——紀念杜甫誕辰1300周年

　　杜甫，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千百年來一直被中國人民尊稱為“詩圣”。那么，杜甫為什么會被推崇為“詩圣”呢？是因為他的詩寫得多、寫得好嗎？是因為他的詩諸體咸備、登峰造極嗎？是因為他的詩記錄了大唐王朝由盛轉衰的真實歷史嗎？當然，這些條件都是他所固有和具備的！但是，僅僅具備這些條件還遠遠不夠。從其《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及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篇中可以得知：杜甫之所以成為一代詩圣的關鍵，正是他無比寬厚、無比偉大的“詩圣的襟懷”！

　　安史之亂前夕，唐王朝內部尖銳的政治的斗爭，已反映為突出的社會矛盾：“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詩人先被任命為河西縣尉，后又被改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職責是看守兵甲器仗，管理門禁鎖鑰。“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官定后戲作》)杜甫當真是“怕趨走”、想“逍遙”嗎？非也！安史之亂發生時，詩人正自長安赴奉先縣探親。誰知小兒子被饑餓奪去幼小的生命，然而，即使這樣，詩人得知安史叛亂后，毅然決然地滿懷愛國熱情，投奔剛在靈武即位的太子李亨而去。路上被捕，后又逃出長安再奔鳳翔，“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述懷》)這其間的艱險與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就在鳳翔，詩人被授予左拾遺之職，雖只八品，但卻清要。然而，也只不過幾個月，杜甫即被唐肅宗打發回家了。詩人一腔的憂國憂民之情、報效國家之志終于未能得以充分展示的良機。此后，八年的安史之亂，腥風血雨更給社會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的生產生活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災難。“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的嚴酷現實，使得詩人發出了“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春望》)的感嘆——面對如此破敗的江山，中年“詩圣的襟懷”表現為憂時憂國、厭戰愛民的復雜情感。而當戰亂終于結束，朝廷平叛勝利之時，詩人立即詠出了“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的“生平第一快詩”，愛國精神和喜悅之情躍然紙上。于今讀來，仍覺令人情感激蕩，似乎青春也要“鼓翼而飛”了(霍松林語)。

　　熱愛人民，關心人民，親近人民，在杜甫那“詩圣的襟懷”中始終占據著一個特殊的位置——“南國旱無雨，今朝江出云”(《喜雨》)，若非關心農民和農事者，是不會如此渴望甘霖的。而《又呈吳郎》，則是詩人煞費苦心寫出的一首勸言詩：“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已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沾巾。”為了寡婦打棗這樣一個看似平淡的小事，詩人卻于平凡中深刻地揭示了陷人民于水火的社會根源，這不是杜甫憂國愛民偉大情懷的自然流露嗎？

　　為了躲避戰亂，早已遭貶罷職的杜甫，帶領全家歷盡千難萬險來到了遠離中原的蜀都平原。在許多親友的資助之下，詩人選址在風景秀麗的浣花溪畔，營建了一座著名的杜甫草堂：“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堂成》)不料，次年秋天的一個傍晚，一場秋風裹著秋雨，無情地將茅屋吹破，同時也催成了杜甫一首表現著詩人崇高理想和博大胸懷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里裂。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的秋雨之夜，詩人的思緒，并沒有局限在自己個人的恩怨得失，也沒有拘泥于一座茅屋的殘破漏雨，而是推己及人，由自己的不幸遭遇聯想到了處于同樣境況中的“天下寒士”。正是因為這樣改變現狀和濟世救人的崇高理想，正是因為這樣犧牲個人和幸福他人的思想境界，晚年的詩圣才更由衷地顯示出他感人至深的博大胸懷，這首詩也才具有了廣泛而深刻的社會意義！

　　當然，在我國數千年的文化歷史上，能夠“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憂國憂民之士并非少數。但是，能夠像杜甫這樣無論“居廟堂之高”或無論“處江湖之遠”都能始終如一地憂國憂民之人卻不很多。尤其在個人命運多舛、朝不保夕的困苦境況之下，尚能夠設身處地地為國為民而憂樂，則使人尤感敬佩之至！

　　杜甫的家國襟懷

　　無論處于廟堂還是遠走江湖，他都懷揣“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自始至終地關注社會現實，關懷民族命運，關心蒼生社稷，他就是唐代詩人杜甫。

　　杜甫(712-770年)，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京兆杜陵人，生于鞏縣，晉朝名將杜預之后，祖父杜審言是初唐著名詩人，奉儒守素的家庭文化傳統造就了他一生的“稷契”襟懷。

　　“稷契”即稷和契的合稱，稷是后稷，傳說他在舜時教人稼穡;契，傳說是舜時掌管民治的大臣，二人皆為唐虞時代的賢臣。《孟子·離婁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這種人溺己溺，人饑己饑的思想，其實也就是儒家民胞物與、推己及人的心懷，我們在杜甫的詩文中也常常能感受得到。

　　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入門聞號啕，幼子餓已卒。吾寧舍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遭遇中年喪子的人生巨痛，痛定思痛后，詩人仍能將惦念和憂慮推己及人，“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這份襟懷著實讓很多人自愧弗如。南宋張戒《歲寒堂詩話》有云：“方幼子餓死之時，尚以‘常免租稅’‘不隸征伐’為幸，而‘思失業徒’,‘念遠戍卒’至于‘憂端齊終南’，此豈嘲風詠月者哉？”

　　“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杜甫既以稷契自許，亦以此來要求自己，他在指斥佞小干政，斥責這些人“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憤恨“君側有讒人”，揭露他們“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兒媚至尊”的同時，仍不忘盡可能為百姓辦實事，所謂“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就是指此而言。故而杜甫雖為一介寒儒，卻有著強烈的責任意識。“安得覆八溟，為君洗乾坤”，由時局動蕩不寧而想到欲傾覆八溟之水，一洗乾坤污雜，為天下掃除禍患，雖為詩中之語，亦足見其勇于擔當的責任意識。北宋王安石在一首題杜甫畫像詩中說：“惟公之心古亦少, 愿起公死從之游。”說來，這就是杜甫稷契襟懷的魅力之所在。

　　安史之亂，杜甫落入了叛軍手中, 一度身陷長安險境，從此他的傷亂憂時便與自身的遭遇聯系在了一起，相繼寫下了《春望》《羌村三首》《北征》“三吏”“三別”等名篇。“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 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一場突如其來的戰事擊碎了國家的安寧祥和，盛世王朝變得滿目瘡痍。國難家仇，不知何時休止的戰亂使其憂慮滿懷！于是《哀江頭》有云：“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這無聲的哭泣是為自己，更是為這個王朝。

　　雖身逢戰亂，但杜甫的忠君戀闕之心絲毫未變。“況我墜胡塵，及歸盡華發。”為國為民憂憤成疾，頭發都急白了。他“脫身得西走”“辛苦賊中來”時，已經是“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兵荒馬亂之中，不畏艱險，拋離家小只身投奔新君肅宗，這是怎樣的一個“稷契”之臣？

　　乾元二年(759年)暮冬，杜甫因避安史之亂入蜀到成都，次年春，在親友的幫助下，于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蓋起了一座茅屋，有了一個棲身之處。誰知到了八月，一場秋風吹破茅屋，接著大雨又至，“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一家的窘困可以概見。然而，就在這最沮喪、最無助、最需要關懷的時候，杜甫卻發出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慨嘆。雨腳如麻的凄冷寒夜之中，置自己床頭屋漏的劣境于不顧，推己及人，大愛天下，這樣的稷契襟懷，怎不讓人感動、景仰？

　　寶應二年(763年)春，杜甫居梓州、閬州間，時春旱嚴重,忽有夜雨降臨，喜不自禁，遂作《喜雨》：“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農事都已休，兵戎況騷屑。巴人困軍須，慟哭厚土熱。滄江夜來雨，真宰罪一雪。谷根小蘇息，沴氣終不滅。何由見寧歲，解我憂思結。崢嶸群山云，交會未斷絕。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

　　由天旱想到農事，由旱災想到兵禍，突然降臨的夜雨,讓杜甫喜出望外。但他深知，久旱之后的一場雨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老百姓仍不知何時能過上安寧的日子，自己心中郁積的愁思心結亦不知何時才能解開。這種心境之下，杜甫的思緒再一次由巴蜀飛躍到了吳越。據《舊唐書·代宗本紀》所載，寶應元年八月，臺州人袁晁陷臺州，連陷浙東州縣。遠在巴蜀的杜甫，剛剛因為一場及時雨緩解了這里的旱情而眉頭略為舒展，轉眼之間，又擔心起數千里之外的吳越之民來了。此等情懷，確實讓人不得不感喟。

　　杜甫有過居廟堂的經歷，但更多的時候是身處江湖，可他始終保持著初始的那份稷契襟懷。位卑未敢忘憂國，暮年的杜甫憂國憂民的情懷非但沒有減弱，反而更加強烈，思君報國之心處處可見。如“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長懷報明主，臥病復高秋”“霜天到宮闕，戀主寸心明”“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尚想趨朝廷，毫發裨社稷”“馮唐雖晚達，終覬在皇都”等。對此，南宋洪邁《容齋續筆》有云：“杜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未嘗忘君。”

　　杜甫的政治理想從感同身受的苦難出發卻又遠遠超越了個人，北宋黃徹說他是“跡江湖而心稷契”。想必，這也正是杜甫感動后世千年的偉大之處。

　　軼事典故

　　字號別稱

　　杜甫表字子美。因居長安時期，曾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稱少陵野老。因在唐肅宗時曾任左拾遺，在成都時被舉薦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故后世又稱他為杜少陵、杜拾遺、杜工部。在唐代文學史上，他與李白合稱“李杜”（為與“小李杜”杜牧、李商隱區分，還稱為“大李杜”），為與“小杜”杜牧作區分，也常被稱為“老杜”；也有人將其與韓愈并稱為“杜韓”“韓杜”。因在文學方面杰出的成就，杜甫也有“詩圣”的尊號。

　　炙手可熱

　　青壯年時期的杜甫，曾因察覺當權者不顧民生只顧自己享樂的做法，定然會導致國家的敗亡，于是大為憤慨地揮筆寫下七言長篇古詩《麗人行》。該詩由于把楊家那炙手可熱的奢侈生活作了大膽的諷刺和深刻的揭露，成為一首名副其實的“史詩”；而人們還從中概括出一個成語“炙手可熱”，用來表明氣焰很盛，權勢很大的那一號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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