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良心杜甫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

　　造化鐘神秀，陰陽割昏曉。

　　蕩胸生層云，決眥裂歸鳥。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在公元七三六年第一次游歷齊趙期間，杜甫寫下這首《望岳》。這首詩，一二句說遠望之色，三四句寫近望之勢，五六句寫細望之景，七八句虛摹極望之情志，處處突出一個“望”字，全詩色調(diào)對比強烈，造語奇崛，氣象闊大，體勢飛動，音韻鏗鏘，顯示出青年杜甫非凡的詩歌藝術功力，和對于生命、生活及前途，充滿了樂觀和自信，洋溢著積極向上、一往無前的樂觀主義精神。杜甫的準備看來是充分的;在我看來，正是這樣一位以如此闊大的胸襟和氣度“望岳”，并誓言“會當凌絕頂”的人，才有資格要求以詩人的名義進入他的時代。事實上，正是從《望岳》開始，一位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偉大詩人終于用一生的時間穿過時代的黑暗走廊，登上了“一覽眾山小”的中國古典詩歌藝術高峰。

　　讀這首詩，每每感慨系之：我們似乎很難將這樣一位杜甫，與另一位憂國憂民、終生輾轉(zhuǎn)流離、吃盡苦頭、最終貧病交加、不得不在一條破船上悲慘死去的老年杜甫放在一起。杜甫生于公元七一二年，死于公元七七零年，享年五十九歲。杜甫經(jīng)歷了安史之亂前所謂開元盛世，也經(jīng)歷了安史之亂的全過程。大體看來，三十五歲以前，是一段相對平靜的讀書和游歷的時期。但由于這一段快意生活，在現(xiàn)存不到三十首詩中，還沒有什么代表性的佳作。從三十六到四十四歲，渡過了一段長安困守的時期。由于奸臣當?shù)溃�這段時間，杜甫不僅不能實現(xiàn)“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反而不得不過著“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這一時期寫下《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五百字》等現(xiàn)實主義杰作。四十五至四十八歲，正值安史大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難深重，詩人歷盡艱辛，在身陷叛軍、后又只身出逃的過程中，看到了叛軍焚掠屠殺的社會慘象、親身經(jīng)歷了家破國亡的巨大痛苦，接連寫出《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三吏三別，達到了現(xiàn)實主義的高峰。自四十九歲起，杜甫辭官，由華州經(jīng)秦州、同谷，吃盡千辛萬苦到達成都，開始了一生中最后一段漂泊西南的生活。《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遭田父泥飲》《諸將》《歲晏行》《秋興》等，即為此一階段所作之代表作。公元七七○年冬，在“戰(zhàn)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的哀吟中死在由長沙至岳陽途中的一條破船上，直到八一三年，才由他的孫子杜嗣業(yè)把停在岳陽的靈柩運回故里，歸葬偃師。

　　在有唐燦如群星的詩人群里，只有李白堪與杜甫比肩。在李白的年代，社會安定，萬國來朝，人民安居樂業(yè)，國力達到極盛，整個社會充滿信心，從唐僧取經(jīng)的故事看到，邊疆蕞爾小國無不以大唐為尊，詩人們感受到的正是這種蒸蒸日上的盛唐氣象。從詩人一面看，由于全社會呵護和供奉詩歌，朝廷以詩取仕(唐的中國，恐怕是全世界惟一以詩取仕的國家)，詩人居于社會明星地位，李白僅憑詩名，居然能壯游天下，待招翰林。李白的詩充分表達了那個時代，反映了大唐帝國蓬勃向上的精神風貌。而杜甫則完全不同，安史之亂沉重打擊了李唐王朝，詩歌的聲部從此讓位于杜甫那沉郁頓挫的悲愴之聲。前人認為，李白的詩才得自天授，率意天成，不事雕琢;杜甫的詩學養(yǎng)豐贍，法度嚴謹，扎實硬朗，更多錘煉功夫，乃人力之極致;青年時把玩李詩，到老年轉(zhuǎn)而把玩杜詩，這些說法都頗有見地。李白和杜甫，乃是同一詩心在不同時代發(fā)出的不同聲響。詩歌的聲音變了，因為時代的現(xiàn)實變了，對詩人研磨的力度變了。如果說李白天馬行空、獨往獨來、使氣任性的詩篇，最大限度地滿足了后世讀者個性張揚的白日夢，那么，杜甫的詩則沉潛到時代生活的最深處，深深地觸及了生活堅硬的河床，容納了他那個時代最為深廣的生活內(nèi)容。杜甫的詩藝，題材廣闊，縱橫揮灑，爐火純青，達到了化境。有論者認為，古典詩到杜甫這里就到頭了，本人深以為然。杜甫在詩歌藝術上的集大成性，從兩方面說：一是從題材，杜甫詩歌的題材是最寬泛的，在杜甫那里什么都可以入詩，除了那些抒情詩的傳統(tǒng)題材，舉凡老吏捉人、新婚夫婦別離、向前線開拔的軍隊、朝廷里的政治事件、公孫大娘舞劍、曹琨畫馬、個人的生活事件等等，都得以擷取入詩，并在杜甫的詩里化為絕唱。詩歌的題材對杜甫而言從來不是一個問題。他用詩寫傳記、寫游記，寫自傳，寫奏議，寫書札，大凡別人用散文來寫的，他都可以用詩的形式來寫。在他之前，七言律詩多為歌功頌德和贈答酬別之作，杜甫卻用來抒寫現(xiàn)實。他的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精神和“即事名篇”的寫作手法，直接開啟了以白居易為首的新樂府運動。其次是各種詩體，在杜甫這里全面成熟，幾乎每一種詩體，杜甫都寫出了好詩。詩歌作為一門技藝，在杜甫這里不再成為困難。杜甫是以自己的實力登上唐代眾詩人之上的一座高峰。三是從作品的量看，杜甫既有眾多膾炙人口的抒情短章，也有許多長篇巨制。打開杜詩全集，各類詩體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大部分詩人窮其一生，都只是在詩歌的某一個傾向上挖掘，不惜將這一傾向推向極端，只要在某一個向度上挖掘得足夠深，開掘得足夠遠，就已經(jīng)是一個很大、很大、也很重要的詩人了，很少有人像杜甫這樣在全方位的向度上挖掘，幾乎在每一個向度上都挖出了富礦，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高度。

　　時代對每一個人是公平的。大家都面對著同樣的時代，只有杜甫以那樣闊大的胸襟擁抱了自己的時代。更可貴的是，哪怕是在一生最困難的時候，他都能把這種愛保持到底，使他的詩歌擁有了史的堅實內(nèi)容和詩美的燦爛外觀。杜甫的藝術實踐表明，只有那些準備充分、并且意志極為堅定的詩人，才有可能格外有力地從時代內(nèi)部穿過，從而觸及到生活的谷底。詩人的成功，取決于詩人個人生活經(jīng)歷的深度和廣度，與一個詩人進入時代的姿態(tài)密切相關。詩人的成就是時代合力的結(jié)果，那些自然的情境、社會政治運動、甚至個人經(jīng)歷的重大事件，都像是一把把重錘，時時刻刻以不同的力度、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合力打造詩人，詩人杜甫以自己一生的苦行，恰好通過了詩歌的極為苛刻的遴選。杜甫的一生是悲慘的一生，也是偉大的一生。著名學者葛曉音這樣寫道：“他一生將自己與國家的命運聯(lián)系在一起，深切地同情人民的苦難，執(zhí)著地關懷現(xiàn)實政治，寫下了大量抨擊時弊的優(yōu)秀篇章，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急劇轉(zhuǎn)變，尤其是安史之亂以后廣闊的社會現(xiàn)實，因而被稱為‘詩史’;他的詩歌集前代詩歌藝術之大成，形成了博大精深、沉郁頓挫的獨特風格，同時又擅長各種詩體，表現(xiàn)變化多端。被后人尊為‘詩圣’的杜甫，為中國的人文精神樹立了憂國憂民的百世楷模;為中國的詩歌藝術樹立了沉雄博大的最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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