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子建小說中對知識分子形象的詩性批判

　　對知識分子的批判在當代文學上一直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遲子建對知識分子的形象有著自己的批判。

　　與其他作家不同，在遲子建筆下，關于知識分子的描寫，處處滲透著她特有的理解與溫情，這種理解與溫情不同于其他作家充滿政治意識或哲學內涵的理解，遲子建對筆下知識分子的理解是來自于生活的，充滿著生活的氣息，這里邊沒有太多的哲學的內蘊，沒有太多的政治的紛爭。如《解凍》一文中王統良對校長蘇澤廣的評價：“你們這些喝墨水的，說風光挺風光，說倒霉就比誰都倒霉。”在這類對知識分子的評價中，我們看不到其他作家筆下經常會出現的一種對立的思維模式，反之，我們看到的是非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表示出了充分的寬容和理解，雖然非知識分子并不確切的知道知識分子在各個時期的悲劇命運的來源。非知識分子們看到的只是生活的表象，他們看到知識分子的命運浮塵之后并沒有去深究其背后潛在的政治社會因素，而是把這些精力節省下來，用來同情這些生活的受難者們。在這種同情中，我們看不到任何的階級屬性的顯現，受難成為了聯系人與人之間的紐帶，使人與人之間的階級性得到的消解，同情和理解在這里就成為了單純的同情和理解，這就使得遲子建小說中對于知識分子的同情與理解超越了中國當代政治與歷史的構架，被賦予了更多的普世價值的意義，在這種人與人之間的互相理解中，人性被徹底的還原了，充滿著一種詩性美的色彩。

　　但是反觀遲子建筆下的知識分子，顯然和這些非知識分子有著很大的差別。遲子建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對非知識分子并沒有顯現出非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的這種寬容和理解。我們在知識分子對非知識分子的態度里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種輕蔑和鄙薄。在《嶺上的風》一文中，身為大學講師的嚴書禮對妻子賀金玲的清掃衛生的工作的態度可以看出知識分子對于體力勞動者的輕視，倒是那位打更的老頭說的話一語中的：“你們知識分子就是磨不開面子，打掃衛生又沒什么丟人的，誰愿意見天活在屎窩尿窩里?”而嚴書禮在之后的情節中認為“他竟然對囂張的廢紙簍感興趣，將手伸向別人不屑的地方，這有多么的卑瑣和骯臟，這哪里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行為?”“覺得自己的這個舉動不像知識分子的行為，猥瑣卑微，便在內心罵了自己一聲。”這里有一個細節是值得玩味的，即“不像知識分子的行為”，那么，這些“猥瑣卑微”的行為“像”是誰做的呢?顯而易見，在嚴書禮心中，這種行為是非知識分子才會做的事情，其中所隱含的輕視之意躍然而出。而在小說最后，校長王乾義的一番話更使得這種輕視具有了普遍的意義，王乾義說：“我痛恨知識分子也搞這種把戲”，一個“也”字，就使得王乾義對于知識分子和非知識分子的態度截然不同，似乎是非知識分子搞這種把戲就不值得痛恨，而知識分子由于某種異常高尚的緣由，再去搞這種把戲就是值得痛恨的了，知識分子對于自己作為知識分子的驕傲在這些自覺或不自覺地與非知識分子的對比中顯示得清清楚楚。這種在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之間劃定的二重標準顯然具有對非知識分子的歧視性，知識分子是標準的制定者，且處于居高臨下的位置，他們默認自己具有某種非知識分子不具備的良好品質，而非知識分子做出卑劣的事情，也在這種歧視性的寬容下得到化解。這種歧視的態度不僅僅出現在知識分子的內心獨白或知識分子之間的對話中，在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產生交集的時候，這種歧視也顯然存在著。“嚴書禮思緒紛亂的回到家里。賀金玲已經安頓好孩子睡下了。嚴書禮看了會書，就覺得頭昏腦脹，便洗漱上床歇息。賀金玲偎在被窩里還沒睡著，嚴書禮關掉燈后在黑暗中聞到了一股撩人的體香味，賀金玲已經洗過了澡，以一種脫胎換骨的面貌出現在他面前。按捺不住這種誘惑，嚴書禮將這個女人緊緊地抱在懷里，發泄著自己的苦悶、驚恐、思慮和愛戀，覺得久違的幸福又跌跌撞撞、絲絲縷縷地回到了心頭。”在這里我們看到了即使是在現實生活中作為知識分子的嚴書禮處于需要非知識分子的賀金玲的安慰的時候，雙方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作者在這里特別地用到了“發泄”一詞，顯然，在這“發泄”里邊是沒有平等可言的。嚴書禮認為在苦悶的時候，最好的方式是“找一個人來傾訴自己的煩悶”。“每當這種時候他就無限嫉妒那些妻子也是知識人士的男人。知識分子夫妻之間的爭吵也充滿了智慧和哲學意味，因為那是建立在平等意義上的爭吵。而他和妻子則不一樣，他只要和她拌了幾句嘴，便老是心生愧疚，這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憐憫。”而這種憐憫使得嚴書禮對賀金玲只能是“發泄”，而不是“溝通”。這里有一個細節，作者提到了賀金玲“脫胎換骨”，這樣，我們可以把“關燈”這一行動看作是一種儀式，只有關了燈，“在黑暗中”，知識分子和非知識分子的距離才會被拉近，非知識分子才有著讓知識分子“發泄”的可能性。原來這些非知識分子在知識分子心中的地位是如此的低下!

　　所以，在遲子建小說中，我們看到了其所塑造的知識分子形象在家庭生活和情感生活上都是不甚專一的。《嶺上的風》中，嚴書禮在情感上更傾向于曾經的大學同學徐靜，以至于當他“涉足學生們那塊兒女情長的凈土，他會心痛的”�！督鈨觥分刑K澤廣也對學校新來的音樂老師有著一種曖昧而難以言說的感情，以至于使得妻子黎素扇對其不滿。對于這種情感上的不專一，遲子建以她一貫的方式，平靜而生動的進行了批判。我們看到在《嶺上的風》中，嚴書禮在一提到徐靜的時候表現出的顧此失彼的慌張;《鬧庵》中子元和子從妄圖調戲女服務員和尼姑的丑態;《解凍》中蘇澤廣由于和音樂老師的曖昧關系導致夫妻失和。在這些情節的描述中，遲子建將知識分子對待非知識分子配偶的態度描述的淋漓盡致，不用作者站出來更多的說話，讀者對這些知識分子的形象已經有了一個評價。但是，顯然遲子建并沒有使自己的批判止步于此，而是更加深入的以一種人性的角度去反思知識分子的種種問題。

　　遲子建在批判知識分子的時候，始終把自己的位置放在和批判對象同樣的水平線上，以一種平等和理解去看待批判對象，使得這種批判具有了一種詩性的色彩，而這種詩性蘊含在其文學中的一個特定的意象中，那就是家庭。家庭是社會的細胞，社會的每一次微小的動蕩與更迭在家庭中都表現為巨大的喜怒哀樂和悲歡離合。家庭在遲子建的小說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我們看到，無論是遲子建任何一個時期的創作，家庭始終處于文本構建的核心，遲子建的許多文本實際上就是在重新演繹一個家庭在無論是平靜或是激蕩的社會環境中所經過的路程。遲子建對所批判的知識分子是同情和理解的，這表現在其知識分子題材的小說中總會有一個類似于大團圓的結局：嚴書禮終于敢于和穿著有灰塵的衣服的妻子共同走在校園里;蘇澤廣和黎素扇在爭吵后預示著和解的大春天的晚風，都預示著家庭對于知識分子心靈的救贖，這種救贖并非居高臨下的，而是知識分子親身經歷的，慢慢淌過的生活。這正是遲子建在進行知識分子的批判時的特殊之處，這種批判顯得充滿詩意而又不無深刻，正如《二重唱》一文結尾處那杯“晶瑩剔透的水”一樣，看似平淡，卻美的動人心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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