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明禮誠信的板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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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禮誠信的板報
明禮誠信是公民應遵循的行為準則，它對于規范人們在社會關系中的道德行為，提高人的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
一般說來，“明禮”是人的外在行為表現，“誠信”是人的內心狀態。
中西方的誠信觀念存在著很大的差異。
誠信已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迫切需要。
《現代漢語詞典》解釋說，誠信，即誠實守信，講信用，守諾言，辦實事。
文化內涵
兩千多年前，至圣先賢孔子就曾說過“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又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可見，明禮誠信早已被古人所重視、所推崇。
今天，在我們的公民道德建設中，明禮誠信又被列為公民基本道德規范之一，足見其意義深遠。
道德傳承
中國素以禮儀之邦、文明古國著稱于世。
“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這些都是中國自古講究禮儀、禮貌的代表言論。
的確，明禮是人的外在行為表現，而誠信則是人的內心狀態。
“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誠于內而禮于外，是對明禮誠信的最佳詮釋，明禮，只有表現了人內心的誠信本質，才不會流于虛偽的形式;誠信，只有通過明禮的外在形式，才能最恰當地表現出來。
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這是公民基本道德規范準則，而明禮誠信正是其中之一。
“明禮”
《綱要》提出的基本道德規范即所謂的五句話、二十個字中，分解開來，實際包含著十個道德規范，其中有九個規范都是過去已有和常用的，“愛國”、“守法”、“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這些規范，確實不能說是這次制訂《綱要》時新創造出來的。
在這十個道德規范中，唯獨“明禮”是一個創新的規范，在以往的文獻記載和日常使用中，很少見把“明禮”作為正式的道德規范來使用的。
仔細掂量，“明禮”作為創新的規范提出來，既是很有意義的，具有現實的針對性，又是合情合理的，貼切地、簡明地綜合概括了“禮”的多重含義。
中國素以“禮儀之邦”、“文明古國”著稱于世。
中國獲得這樣的美名，首先是由于中國自古以來就格外講究“隆禮”。
這里的“禮”，既是指“禮儀”、“禮節”、“禮貌”，又是講“禮讓”、“中和”、“謙敬”。
從“禮儀”而言，孔子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論語·泰伯》)大意是說，君子嚴肅自己的容貌，就可以避免別人的粗慢無禮;端正自己的神色態度，就可以使別人相信;談話時注意言辭聲調，就可以避免別人的粗俗和錯誤言論。
《禮記》上還專門有這樣的規定：“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禮記·曲禮上》)意思是說，進入一個地區，先要問當地的法制禁令;進入一個國家，先要問該國的風俗習慣;進入別人家里，先要問主人有什么忌諱。
這些都是自古以來中國文化中講究“禮儀”、“禮節”、“禮貌”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言論。
從“禮讓”而言，荀子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
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禮論》)大意是說，人生來都是有欲望的'，有欲望而得不到滿足就有追求，有追求而無限度就會造成爭奪，有爭奪就會造成社會 混亂，禮的作用，就是制定一系列的標準和限度，使人們相互禮讓、安分守己，從而使社會和諧穩定。
荀子的這一思想，是中國古代禮治思想的代表，也是“禮讓”思想最著名的言論之一。
中國“禮儀之邦”的美名，正是從講究“禮儀”和“禮讓”的文化傳統中獲得的。
而“文明古國”的美名，既是講中國古代有燦爛的文化，更是強調中國是一個“隆禮重法”，彬彬有禮，謙謙君子的國度。
在這個意義上看，“文明”和“禮儀”、“禮讓”是密切相關的。
“文明”與粗俗、野蠻相對，而“禮儀”、“禮讓”，正是表明人們彼此之間尊重、謙和與體諒的關系，也就如孔子所說的，“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今天，在我國公民道德的建設中，提出“明禮”作為基本道德規范之一，至少在形式上，是綜合、概括了過去的“禮”所涉及的“禮儀”、“禮讓”和“文明”的含義。
在公民道德建設中，“明禮”不僅是申明、倡明“禮”，而且是注重“禮”的實踐。
作為我國公民道德基本規范的“明禮”，主要包括狹義和廣義兩個方面的內容。
從狹義上講，“明禮”就是講究“禮儀”和“禮讓”，包括重禮節和講禮貌。
“禮儀”和“禮讓”，應滲透到職業場所、公共場合和家庭生活中。
職業人員在處理與被服務對象的關系，處理與其他職業的關系時，“禮儀”和“禮讓”是必不可少的職業道德的要求。
彬彬有禮，辦事熱情，服務周到，互相尊重，都會在基本的“禮儀”和起碼的“禮讓”中得到展示。
人們在公共場合，大到國際的交往、外交關系，小到日常生活中與他人打交道，都要遵守起碼的禮節，講究起碼的禮貌。
特別是在一些正式場合，如外交場合，還必須嚴格遵守規定的“禮儀”，穿著打扮，行為舉止，都要做到得體、適宜。
公共場合的“禮儀”、“禮讓”，包括“禮節”、“禮貌”，不僅事關個人的形象，而且常常關系到國家的國格，因此，決不能把“禮儀”、“禮讓”、“禮節”、“禮貌”，通通斥為虛偽的繁文縟節而加以輕視。
人們在家庭生活中，同樣要講究“禮儀”和“禮讓”。
對年長者要孝敬，對同齡人要平等友善，對年幼者要慈愛，這些要求，都伴隨著相應的“禮節”和“禮貌”。
荀子曾說，所謂“禮”，就是“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荀子·大略》)，這些話對今天處理好家庭關系中的“禮”的關系，也還是有一定借鑒意義的。
家庭生活中的“禮儀”、“禮讓”還包括處理許多其他方面的關系，例如，怎么接待客人，客人來時應持什么禮節，客人走時應持什么禮節，等等。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比較重視這些細節的，如《禮記》中記載：“凡與客入者，每門讓于客。”(《禮記·曲禮上》)大意是說，與客人一起進門，在每一個門前都要請客人先進。
今天我們開展公民道德建設，重視家庭美德建設，也應當注重家居生活中這些禮節、禮貌中的細節問題，使人們特別是青少年在這些生活細節中，養成懂禮節、講禮貌的習慣，歸根到底，是養成尊重他人、互相禮讓的道德精神。
從廣義上講，“明禮”就是講“文明”。
從這個角度看，“明禮”就不是一般地講“禮儀”、“禮讓”，不是專注于“禮”的倡明和踐行，而是講注重公共文明和公共道德，這就是講究《綱要》中強調的“社會公德”。
“社會公德”注重的是社會交往和公共生活中的道德，包括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中的道德，要求每一個公民，自覺遵守在這些關系中表現出來的基本道德規范。
《綱要》對“社會公德”具體規范的概括，繼承了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中的表述，即“文明禮貌、助人為樂、愛護公物、保護環境、遵紀守法”。
這五句話、二十個字包含的許多內容，都可以從“文明”、從“明禮”的角度去加以理解。
甚至包括維護公共秩序、遵守交通規則、不隨地吐痰、不亂扔垃圾、不在公共場合大聲喧嘩等要求，都應當算做“明禮”的內在涵義。
“誠信”
把“明禮”與“誠信”放在一起組成“明禮誠信”，這不應理解為是偶然的、隨意的，也不能理解為僅是為了朗朗上口。
“明禮”和“誠信”，確實具有內在的聯系。
一般來說，“明禮”是人的行為的外在表現，“誠信”是人的內心狀態。
“明禮”只有表現了人內心“誠信”的本質，才不會流于虛偽的形式或繁文縟節;“誠信”只有通過“禮儀”、“禮讓”的形式，才能夠最恰當、最真實地表現出來。
《禮記》對“禮”有一個解釋：“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
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禮記·禮器》)說明古人早就把“忠信”視為“禮”的本質。
“誠”于內而“禮”于外，是對“明禮”與“誠信”相互關系的最好的解說。
不“誠”，則無“禮”;無“禮”，則不“誠”。
確實應從這樣的辯證關系中來把握“明禮”與“誠信”的內在聯系。
“誠信”的基本內涵，包括“誠”和“信”兩方面。
《周易》有“君子進德修業。
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周易·乾·文言》)孔子講“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這些都是古人關于“誠信”的代表性觀點，這些觀點在今天大體上也是成立的，可以為我們所借鑒。
“誠”主要是講誠實、誠懇;“信”主要是講信用、信任。
“誠信”的含義，主要是講忠誠老實、誠懇待人，以信用取信于人，對他人給予信任。
“誠信”首先是處理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個人之間相互關系的基礎性道德規范。
孔子講“民無信不立”，是指國家的統治者應取信于民，否則就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
孔子講的是國家與民眾的關系。
把孔子的話引申開來，在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個人之間，也可以說是“無信不立”。
國“無信不立”，統治者“無信不立”，領導者“無信不立”，家庭“無信不立”，個人當然也是“無信不立”。
今天我們在公民道德建設中，要大力倡導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以信待人、以信取人、以信立人的美德。
“誠信”其次還是市場經濟領域中基礎性的行為規范。
在公民道德建設中，突出強調“誠信”規范，無疑具有明確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現實針對性。
我國自開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經濟發展駛入了快車道，成就巨大，世所矚目。
但是，由于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前所未有的創舉，遇到的困難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在經濟領域，當前的一個嚴重問題，是假冒偽劣和欺詐行為十分猖獗，不僅僅是一般的商品假冒偽劣現象嚴重，而且連統計、審計、財會和合同，也出現了嚴重的欺詐現象。
可以說，假冒偽劣和欺詐行為已遍及當今經濟領域的各個角落，人民的生活為之受苦，企業的經營為之遭殃，國家的聲譽為之敗壞。
黨和國家領導同志大聲疾呼要以誠信為本，不但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法律體系，而且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道德體系。
國務院專門頒布了整頓和治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法規，其中強調要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靠法治和德治兩手，從源頭上根治假冒偽劣和欺詐行為。
這一系列舉措的基本道理就在于，假冒偽劣和欺詐行為的背后，本質上是“誠信”的危機。
一些企業和個人，不是把企業的經營效益和個人的收益寄托在“誠信”之上，而是豪賭在坑蒙拐騙之上，幻想在一夜之間通過不法和缺德的手段暴富。
因此，真正的治本之道，一要靠法律的嚴厲制裁，二要靠道德、靠“誠信”的教化，尤其要靠營造一個“誠信”才能致富，欺詐必定破產的社會道德和輿論氛圍。
這樣才能夠使假冒偽劣和欺詐行為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從而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性道德準則，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道德體系，從道德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快速健康的發展保駕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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