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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白居易軼事：糊涂老者
軼事，漢語詞語，意思是不見于正式記載的事跡。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解讀白居易軼事：糊涂老者，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解讀白居易軼事：糊涂老者
南京大學莫礪鋒教授上《百家講壇》演繹中唐詩人白居易，第一講就提到其謁顧況的故事。現將陜西省渭南市志辦公室姜子揚先生發表于《陜西史志》(2001年第1 期)《白居易謁顧況事的傳聞與考訂》摘錄如下。
最早是唐末張固的《幽閑鼓吹》載：“白尚書應舉初至京，以詩謁顧著作。顧睹姓名，熟視白公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即嗟賞曰：《道得個語，居即易矣。》因為之延譽，聲名大振。”
此后，《舊唐書·傳》《新唐書·白居易傳，》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七，宋朝王讜《唐語林》卷三，元朝辛文房《唐才子傳》卷六，等均載此事。但對該事的時間和地點說法各異。
《幽閑鼓吹》：白居易“應舉初至京”;
《舊唐書·白居易傳》：白居易“年十五六時”，未說地點;
《新唐書·白居易傳》：白居易“未冠”時，未說地點;
《唐才子傳》：白居易“弱冠未達，觀光上國”;
《白居易年譜簡編》：白居易十八歲。在長安;(顧學頡編)
吳言生編著《文壇風流錄》：“唐德宗貞元四年(788)，16歲的白居易來到京城洛陽”。
關于《幽閑鼓吹》和《唐才子傳》系指白居易到京城長安應試，當在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28歲。但此前十年，顧況已被貶饒州任司戶參軍，不在長安。《中國文壇掌故事典》就此事說：“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卷三云：顧況在長安任秘書省在貞元三年至五年三·四月。據此，后人多以為白謁顧事不實。”但，按語接著說：“又，白《得湖州崔十八使君喜與杭越鄰郡因成長句代賀兼寄微之》詩末自注：‘貞元，同登科，崔君名最在后’.而白登科實在貞元十五年，貞元凡二十一年，十五年未可謂“初”;疑居易誤把初舉之年當作登科之年。則《幽閑鼓吹》等所述，仍可能是事實。”這段話的意思是，貞元初白居易到長安應進士試，有可能見到顧況。但這只是顧況的行蹤，而非白居易行蹤。據專家李中編《白居易在渭南故里》等書載，貞元初，白居易隨父避戰亂，流落江南蘇杭一帶，不可能在長安。
1956年，萬曼著的《白居易傳》中說：“白居易以所業謁顧況事，見《唐摭言》等書，都說白居易當時十五六。可是在788年(貞元四年)以前白居易到長安是不可能的。貞元五年以后，顧況就因為嘲謔貶官饒州。”
近年，對于白居易謁見顧況的地點，摒棄了“長安”說，采取了衢州或蘇州。如1998年大連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代十大詩人精品全集·白居易》的《附錄一白居易生平創作年表》中記：貞元五年(789)十八歲。在衢州。顧況貶官饒州，路經衢州，居易以《賦得古原草送別》詩謁見。又2000年長春出版社出版的吳偉斌著《白居易全傳》中說：白居易十五六歲時，隨堂叔白季康職務的變遷，白居易跟隨堂叔來到蘇州，當時詩人顧況貶謫饒州司戶，正在蘇州刺史韋應物處做客停留。在叔父的指引下，白居易單獨來到顧況暫住的街坊。
大連出版社和長春出版社的說法，接近貼合白居易與顧況在時間上和地點上的行動軌跡。對白居易謁見顧況的佳話，有了較大的可信度。
此佳話的疑云產生在唐朝張固的“應舉初至京”幾個字，把白居易謁見顧況的時間，地點弄錯了。張固《幽閑鼓吹》成書在唐末，千百年來許多專家學者在傳頌這段佳話的同時，又帶著問號和遺憾，來探索。
為此，姜子揚先生認為，凡寫歷史人物，必須在時間，地點上要認真，以免讓后人質疑。
筆者又據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白居易年譜》第十二頁：貞元三年丁卯(787)十六歲，其中述及“貞元四年(788)以前，居易無赴長安之可能，貞元五年后，顧況即因嘲謔貶官饒州司戶，復至蘇州，與蘇州刺史韋應物，信州刺史劉太真相往還，如謂居易有謁顧況之事，或相遇饒州及蘇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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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介紹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生于河南新鄭。白居易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并稱“劉白”。
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太子少傅、刑部尚書，封馮翊縣侯。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陽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
白居易文學成就
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里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并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凄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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