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丘中有一士二首·其二》古詩鑒賞

　　在現實生活或工作學習中，許多人對一些廣為流傳的古詩都不陌生吧，古詩言簡意豐，具有凝煉和跳躍的特點。你還在找尋優秀經典的古詩嗎？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白居易《丘中有一士二首·其二》古詩鑒賞，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丘中有一士·其二》

　　作者：唐·白居易

　　丘中有一士，守道歲月深。

　　行披帶索衣，坐拍無弦琴。

　　不飲濁泉水，不息曲木陰。

　　所逢茍非義，糞土千黃金。

　　鄉人化其風，熏如蘭在林。

　　智愚與強弱，不忍相欺侵。

　　我欲訪其人，將行復沉吟。

　　何必見其面，但在學其心。

　　注釋

　　①帶索衣:以繩索為帶的衣服。貧者所穿。《列子·天瑞》:“孔子游于太山，見榮啟期行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

　　②蕭統《陶靖節傳》:“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弦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

　　作者介紹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晚年自號香山居士，后人稱白香山、白傅、白太傅，原籍太原，后遷居下邽（今陜西渭南）。是唐代的杰出詩人和文學家，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對白居易稱“詩魔”、“詩王”、“詩豪”、“詩史”等，日本學界則稱白居易為“詩神” 。其實，在唐代對白居易的稱呼是“詩仙”之稱，請看唐宣宗的詩：“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唐德宗貞元十六年（800）進士，由校書郎累官至左拾遺。在此期間，他關心朝政，屢屢上書言事，并寫了不少諷諭詩，要求革除弊政，因而遭權貴忌恨，被貶為江州司馬。此后他歷任忠州、杭州、蘇州等地刺史。官終刑部尚書。

　　白居易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他與元稹一起，倡導旨在揭露時弊的“新樂府運動”，寫了《秦中吟》十首，《新樂府》五十首等，對當時社會的黑暗現實作了深刻批判。在藝術上，白居易詩以平易曉暢著稱，在當時就流布很廣。有《白氏長慶集》，存詩近三千首，數量之多，為唐人之冠。

　　白居易主要成就

　　官場

　　翰林學士

　　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后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十六年（800年）29歲時中進士，先后任秘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后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

　　江州司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于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書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于是被貶謫為州刺史。王涯說他母親是看花的時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于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現九江）給白居易以沉重的打擊，他說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后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于是他極力請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職期間，他見杭州一帶的農田經常受到旱災威脅，官吏們卻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議，發動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壩水閘，增加了湖水容量，解決了錢塘（今杭州）、鹽官（今海寧）之間數十萬畝農田的灌溉問題。白居易還規定，西湖的大小水閘、斗門在不灌溉農田時，要及時封閉；發現有漏水之處，要及時修補。白居易還組織群眾重新浚治了唐朝大歷年間杭州刺史李泌在錢塘門、涌金門一帶開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條件。

　　文學

　　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里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并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凄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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