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自然災害詩

　　在白居易的詩集中，有一類詩歌長期未得重視，這就是他的以自然災害為題材的詩作。其災害詩共5首，收錄在諷諭詩中。感興趣的朋友們就一起來看看吧！

　　白居易的自然災害詩

　　《賀雨》

　　皇帝嗣寶歷，元和三年冬。

　　自冬及春暮，不雨旱忡忡。

　　上心念下民，懼歲成災兇。

　　遂下罪已詔，殷勤告萬邦。

　　帝曰予一人，繼天承祖宗。

　　憂勤不遑寧，夙夜心忡忡。

　　元年誅劉辟，一舉靖巴邛。

　　二年戮李锜，不戰安江東。

　　顧惟眇眇德，遽有巍巍功。

　　或者天降沴，無乃儆予躬？

　　上思答夭戒，下思致時邕。

　　莫如率其身，慈和與儉恭。

　　乃命罷進獻，乃命賑饑窮。

　　宥死降五刑，已責寬三農。

　　宮女出宣徽，廄馬減飛龍。

　　庶政靡不舉，皆出自宸衷。

　　奔騰道路人，傴僂田野翁。

　　歡呼相告報，感泣涕沾胸。

　　順人人心悅，先天天意從。

　　詔下才七日，和氣生沖融。

　　凝為悠悠云，散作習習風。

　　晝夜三日雨，凄凄復濛濛。

　　萬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

　　人變愁為喜，歲易儉為豐。

　　乃知王者心，憂樂與眾同。

　　皇天與后土，所感無不通。

　　冠珮何鏘鏘，將相及王公，

　　蹈舞呼萬歲，列賀明庭中。

　　小臣誠愚陋，職忝金鑾宮。

　　稽首再三拜，一言獻天聰：

　　君以明為圣，臣以直為忠；

　　敢賀有其始，亦愿有其終。

　　《捕蝗》

　　捕蝗捕蝗誰家子，天熱日長饑欲死。

　　興元兵后傷陰陽，和氣蠱蠹化為蝗。

　　始自兩河及三輔，薦食如蠶飛似雨。

　　雨飛蠶食千里間，不見青苗空赤土。

　　河南長吏言憂農，課人晝夜捕蝗蟲。

　　是時粟斗錢三百，蝗蟲之價與粟同。

　　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饑人重勞費。

　　一蟲雖死百蟲來，豈將人力定天災。

　　我聞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驅蝗蝗出境。

　　又聞貞觀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

　　一人有慶兆民賴，是歲雖蝗不為害。

　　《春雪》

　　元和歲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陰夜飛雪。

　　連宵復竟日，浩浩殊未歇。大似落鵝毛，密如飄玉屑。

　　寒銷春茫蒼，氣變風凜冽。上林草盡沒，曲江水復結。

　　紅乾杏花死，綠凍楊枝折。所憐物性傷，非惜年芳絕。

　　上天有時令，四序平分別。寒燠茍反常，物生皆夭閼。

　　我觀圣人意，魯史有其說。或記水不冰，或書霜不殺。

　　上將儆政教，下以防災孽。茲雪今如何，信美非時節。

　　《夏旱》

　　太陰不離畢，太歲仍在午。

　　旱日與炎風，枯焦我田畝。

　　金石欲銷爍，況茲禾與黍。

　　嗷嗷萬族中，唯農最辛苦。

　　憫然望歲者，出門何所睹。

　　但見棘與茨，羅生遍場圃。

　　惡苗承沴氣，欣然得其所。

　　感此因問天，可能長不雨？

　　《大水》

　　潯陽郊郭間，大水歲一至。

　　閭閻半飄蕩，城堞多傾墜。

　　蒼茫生海色，渺漫連空翠。

　　風卷白波翻，日煎紅浪沸。

　　工商徹屋去，牛馬登山避。

　　況當率稅時，頗害農桑事。

　　獨有傭舟子，鼓枻生意氣。

　　不知萬人災，自覓錐刀利。

　　吾無奈爾何，爾非久得志。

　　九月霜降后，水涸為平地。

　　【拓展閱讀】

　　一、白居易生平

　　二、 證史和補史

　　元和三年(808)冬至四年春，中國南方發生嚴重旱災，波及到今天的蘇、浙、皖、鄂、湘、贛、閩等地。直到四年閏三月才開始降雨，旱情有所緩解。這次旱災，史籍多有載錄。《舊唐書》卷十四《憲宗紀》：元和三年，“是歲，淮南、江南、江西、湖南、山南東道旱”。《新唐書》卷七《憲宗紀》：“(元和)四年正月壬午，免山南東道、淮南、江西、浙東、湖南、荊南今歲稅。……閏月己酉，以旱降京師死罪非殺人者，禁刺史境內榷率、諸道旨條外進獻、嶺南黔中福建掠良民為奴婢者，省飛龍廄馬。己未，雨。”《資治通鑒》卷二三七“元和四年”條下載錄尤為詳細：“南方旱饑。庚寅，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為江、淮、二浙、荊、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賑恤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赒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游山而已。’”白居易的《賀雨》詩，即作于本年閏三月，詳細地記錄了災害發生的經過。詩云：

　　皇帝嗣寶歷，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上心念下民，懼歲成災兇。遂下罪己詔，殷勤告萬邦。帝曰予一人，繼天承祖宗。憂勤不遑寧，夙夜心忡忡。元年誅劉辟，一舉靖巴邛。二年戮李锜，不戰安江東。顧惟眇眇德，遽有巍巍功。或者天降沴，無乃儆予躬。上思答天戒，下思致時邕。莫如率其身，慈和與儉恭。乃命罷進獻，乃命賑饑窮。宥死降五刑，責己寬三農。宮女出宣徽，廄馬減飛龍。庶政靡不舉，皆出自宸衷。奔騰道路人，傴僂田野翁。歡呼相告報，感泣涕沾胸。順人人心悅，先天天意從。詔下才七日，和氣生沖融。凝為油油云，散作習習風。晝夜三日雨，凄凄復濛濛。萬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人變愁為喜，歲易儉為豐。乃知王者心，憂樂與眾同。皇天與后土，所感無不通。冠珮何鏘鏘，將相及王公。蹈舞呼萬歲，列賀明庭中。小臣誠愚陋，職忝金鑾宮。稽首再三拜，一言獻天聰。君以明為圣，臣以直為忠。敢賀有其始，亦愿有其終。(《白居易集》卷一)

　　詩歌甫出，影響甚巨。白居易《與元九書》備載當時情狀說：“聞仆《賀雨詩》，眾口籍籍，以為非宜矣。”(《白居易集》卷四十五)今天來看，此詩并沒有什么“非宜”之處。事實上，詩歌對唐憲宗的反躬自省，下罪己詔，發布賑災制文等舉措，是持頌揚立場的。其受人批評的原因，可能與該詩“卒章顯其志”的后四句，也就是希望皇帝能體察民情，蠲免賦稅應善始善終的話，過于直露有關。

　　元和四年，白居易還作有《捕蝗》詩，系《新樂府》五十首之一。詩云：“捕蝗捕蝗誰家子，天熱日長饑欲死。興元兵后傷陰陽，和氣蠱蠹化為蝗。始自兩河及三輔，薦食如蠶飛似雨。雨飛蠶食千里間，不見青苗空赤土。河南長吏言憂農，課人晝夜捕蝗蟲。是時粟斗錢三百，蝗蟲之價與粟同。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饑人重勞費。一蟲雖死百蟲來，豈將人力定天災。我聞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驅蝗蝗出境。又聞貞觀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一人有慶兆民賴，是歲雖蝗不為害。”(《白居易集》卷三)本詩是對德宗興元、貞元初期蝗災的追憶。《舊唐書》卷十二《德宗紀》：興元元年(784)，“是秋，螟蝗蔽野，草木無遺”。又貞元元年(785)，“正月……去秋螟蝗，冬旱，至是雪，寒甚，民饑凍死者踣于路。……二月丙寅朔，遣工部尚書賈耽、侍郎劉太真分往東都、兩河宣慰。河南、河北饑，米斗千錢。……夏四月……時關東大饑，賦調不入，由是國用益窘。關中饑民蒸蝗蟲而食之。……五月癸卯，分命朝臣禱群神以祈雨。蝗自海而至，飛蔽天，每下則草木及畜毛無復孑遺。谷價騰踴。……秋七月……關中蝗食草木都盡，旱甚，灞水將竭，井多無水。有司計度支錢谷，才可支七旬”。白居易此詩可與正史互證，陳寅恪先生說：“夫兵亂歲饑，乃貞元當時人民最怵目驚心之事。樂天于此，既余悸尚存，故追述時下筆猶有隱痛。”(《元白詩箋證稿》第五章)

　　元和六年(811)春二月，白居易在長安作《春雪》。詩云：“元和歲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陰夜飛雪。連宵復竟日，浩浩殊未歇。大似落鵝毛，密如飄玉屑。寒銷春茫蒼，氣變風凜冽。上林草盡沒，曲江水復結。紅干杏花死，綠凍楊枝折。所憐物性傷，非惜年芳絕。上天有時令，四序平分別。寒燠茍反常，物生皆夭閼。我觀圣人意，魯史有其說。或記水不冰，或書霜不殺。上將儆政教，下以防災孽。茲雪今如何，信美非時節。”(《白居易集》卷一)這次大雪，史書并無記載，但韓愈有詩記錄。其《辛卯年雪》云：“元和六年春，寒氣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圍。崩騰相排拶，龍鳳交橫飛。波濤何飄揚，天風吹幡旂。白帝盛羽衛，髿振裳衣。白霓先啟途，從以萬玉妃。翕翕陵厚載，嘩嘩弄陰機。生平未曾見，何暇議是非。或云豐年祥，飽食可庶幾。善禱吾所慕，誰言寸誠微。”(《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卷七)該詩作于元和六年二月，韓愈時任河南縣令。韓、白二詩，主旨不同。白居易認為雪在臘中為瑞，入春則多為災沴，所以說“茲雪今如何，信美非時節”。韓愈則認為大雪或許是豐年的祥兆，所以說“或云豐年祥，飽食可庶幾”。據此二詩，知元和六年二月大雪，此可補正史記載之不足。

　　元和九年(814)五月，白居易在下邽渭村，作《夏旱》。詩云：“太陰不離畢，太歲仍在午。旱日與炎風，枯焦我田畝。金石欲銷鑠，況茲禾與黍。嗷嗷萬族中，唯農最辛苦。憫然望歲者，出門何所睹。但見棘與茨，羅生遍場圃。惡苗承沴氣，欣然得其所。感此因問天，可能長不雨。”(《白居易集》卷一)此次旱災，正史有記載。《舊唐書》卷十五《憲宗紀》：元和九年五月，“是月旱，谷貴，出太倉粟七十萬石，開六場糶以惠饑民。……以旱，免京畿夏稅十三萬石、青苗錢五萬貫”。 　　元和十一年(816)，白居易在潯陽(今江西九江)作《大水》。詩云：“潯陽郊郭間，大水歲一至。閭閻半飄蕩，城堞多傾墜。蒼茫生海色，渺漫連空翠。風卷白波翻，日煎紅浪沸。工商徹屋去，牛馬登山避。況當率稅時，頗害農桑事。獨有傭舟子，鼓枻生意氣。不知萬人災，自覓錐刀利。吾無奈爾何，爾非久得志。九月霜降后，水涸為平地。”(《白居易集》卷一)朱金城先生認為此詩約作于元和十一年(816)至十三年(818)之間。(《白居易集箋校》卷一)據《舊唐書》卷十五《憲宗紀》，元和十一年至十三年，其中有兩年發生嚴重水患。元和十一年南方水災，“潤、常、湖、衢、陳、許大水”。距離江州較近的浮梁和樂平災情尤為嚴重：“九月丁卯，饒州奏浮梁、樂平二縣，五月內暴雨水溢，失四千七百戶，溺死者一百七十人。”元和十二年的水災主要發生在河南和河北：“是歲，河南、河北水。”“河北水災，邢、洺尤甚，平地或深二丈。”據此，可以確定本詩的作年應在元和十一年。

　　三、 災異思想

　　白居易的災異思想，反映在上述詩歌以及《策林》等相關論述中。總的來說，其思想是對漢代陰陽五行、天人感應災異觀念的繼承。但他又將災害詩作為勸誡進諫的工具，體現為繼承與革新的結合。

　　上古時期，人們對自然界各種異端現象感到困惑，亟需一種合理的解釋，以《洪范》為代表的五行學說應時而生。經由漢儒伏勝、劉向劉歆父子，以及董仲舒、班固等人的闡釋，五行學說不僅成為解釋自然界災異的理論，而且還是推占未來的重要工具。漢唐災異思想的共同核心是陰陽五行和天人感應，正如《晉書》卷二十七《五行志序》所歸納的：“綜而為言，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則和氣應，休征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眾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征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修德，共御補過，則消禍而福至。此其大略也。”簡單來講，其要點可歸納為“休征”、“咎征”和“自省”三方面。“休征”是祥瑞，即陰陽調諧，政治清明的反映;“咎征”是災異，即陰陽失和，政治混亂的表征;所謂“自省”，就是面對“咎征”的消禍之道。這種思想在唐代占據主流地位。如唐玄宗認為：“政教不修，則陰陽隔并，精誠有感，則風雨順時。”(《答裴光庭等賀雨詔》，《全唐文》卷三十)他認為求雨得到應驗，即是“休征”，是群臣“同心燮理，戮力謀猷”的結果。唐人普遍認為：“太平之代，天地合而流津;至德之時，陰陽和而布澤。”(崔融《為百官賀雨請復膳表》，《全唐文》卷二一八)而“人事失于下，則天變形于上，咎征之作，必有由然”(《舊唐書》卷十二)。這樣就將自然界災異現象與政治和人事緊密聯系起來。推究天災成因，往往歸咎人禍。所以，防災救災也就要從燮理陰陽，推行善政等方面著手。

　　受上述災異思想的影響，白居易曾在《策林》中明確提出對災害的認識以及防災救災的主張。他認為災害的產生，主要是由于君上失道：“或兵戈不戢，軍旅有強暴者;或誅罰不中，刑獄有冤濫者;或小人入用，讒佞有得志者;或君子失位，忠良有放棄者;或男女臣妾有怨曠者，或鰥寡孤獨有困死者;或賦斂之法無度焉，或土木之功不時焉。”(《策林》第十八)于是憂傷之氣，憤怨之心，積以傷和，變而為沴。這與歷代《五行志序》中所引《洪范傳》的看法是一致的：認為違背物性，不合常理是導致災害產生的根本原因。白居易的災害詩也體現出這種思想。比如《捕蝗》認為蝗災的產生，主要是“興元兵后傷陰陽，和氣蠱蠹化為蝗”。在《春雪》中，作者提出“茲雪今如何，信美非時節”，認為二月下雪，違反時令傷害物性，因而造成災害。二月本是冰河解凍，萬物復蘇的季節，突如其來的一場大雪，使得剛發芽的花草被凍死，才消融的冰河又重新結冰。這種反常現象，是上天對人世的預警：“上將儆政教，下以防災孽。”

　　白居易的救災主張也受陰陽五行災異思想的影響。他認為災異出現，皇帝首先要自省，追問有無政令之失，而改過自新。在《賀雨》詩中，作者詳細地記述了唐憲宗自省的罪己詔。皇帝罪己，既是自省，也是減災救災的措施。據《通鑒》載，憲宗在罪己詔中提出的各項救災舉措，都是應白居易和李絳之請：“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上言，以為‘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使之余，其數猶廣，事宜省費，物貴徇情’。又請‘禁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又言‘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為奴婢，乞嚴禁止’。閏月，己酉，制降天下系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二臣之請”(《資治通鑒》卷二百三十七)。從這里我們看到白居易務實的風格。

　　與上述務實風格似乎不同，他在《捕蝗》詩中極力主張“善政驅蝗”。白居易認為發動饑民來撲蝗無補于事，因為人力不可勝天，蝗蟲永遠撲不完，“一蟲雖死百蟲來”。唐代經常發生蝗災，救災的方法多種多樣。開元四年，姚崇以火滅蝗，及時緩解了山東境內的災情(《舊唐書》卷九十六《姚崇傳》)，可見人力撲蝗確實能夠救一時之急。但在白居易看來，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應追溯問題產生的根源。蝗災作為一種“咎征”，它產生的根本原因還是君臣失道，陰陽不和。所以推行善政才是最徹底的解決方法。由此可見，白居易“善政驅蝗”的主張，也是受陰陽五行災異學說影響的結果。《捕蝗》詩最后表達了對唐太宗的敬仰和贊頌：“又聞貞觀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一人有慶兆民賴，是歲雖蝗不為害。”詩歌的指向是非常明顯的，也就是希望唐憲宗能像太宗一樣，能夠在災難面前反躬自省，勇于擔當。由此來看，白居易并非迂腐之徒，其借詩歌來勸誡和諫議的意圖也就十分明顯。

　　四、 文學史意義

　　白居易災害詩的文學性主要體現為三個方面。一是民本情懷的抒發。白居易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其災害詩的基本出發點就是要反映現實。自然災害對農業生產造成極大的破壞，受災最重的永遠是農人，因此憫農就成為詩歌的基本主題。詩人為民請命，大聲疾呼：“嗷嗷萬族中，唯農最辛苦”(《夏旱》)，“況當率稅時，頗害農桑事”(《大水》);對農人遭災，感同身受：“奔騰道路人，傴僂田野翁。歡呼相告報，感泣涕沾胸”(《賀雨》);面對農村凋敝景象，詩人哀嘆：“雨飛蠶食千里間，不見青苗空赤土”(《捕蝗》)。這些詩歌當與《觀刈麥》、《村居苦寒》、《納粟》、《重賦》、《輕肥》等其他憫農詩相參看，可見詩人民本情懷前后貫通的一致性。

　　其二，切直顯露的諷諫方式。白居易極力鋪寫百姓的深重災難，目的不只是寄予同情，還在于通過詩歌來向當時最高統治者進諫。但他的進諫方式卻與“主文譎諫”傳統不完全相同，急切而直白，頗受時人批評。這當然與他的性格有關。《通鑒》載白居易因論事切直得罪憲宗：“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資治通鑒》卷二三八)表達方式之所以如此切直，是因為他希望能引起朝廷的重視，也即“欲聞之者深誡也”(《新樂府序》)。在上述詩人為民請命詩句中，我們不難感受到其內心的熾熱和知無不言的激情。

　　其三，藉物興寄。在災害詩中，白居易一方面向皇帝進諫，另一方面還順帶譏諷了丑惡的小人。比如《夏旱》詩所描寫的棘與茨，本是矮小多刺而成叢的灌木，要比普通禾麥更為耐旱。這原本是一種很正常的自然現象，但詩人卻賦予更多內涵，借它們來諷刺現實中的小人：“憫然望歲者，出門何所睹。但見棘與茨，羅生遍場圃。惡苗承沴氣，欣然得其所。”說它們是“惡苗”，其直指當道小人的意圖也就十分明顯。再如《大水》中的“傭舟子”，也是詩人批判的對象：“獨有傭舟子，鼓枻生意氣。不知萬人災，自覓錐刀利。”這里的“傭舟子”不僅是指借水災發 國難財的人，而且也直刺朝廷中只圖私利的小人。從這些別有所寄的詩句中，可以看到白居易對比興傳統的繼承。

　　正是由于上述三方面原因，白居易的災害詩對當時及后世都產生較大影響。以《賀雨》為例，詩歌甫出，即“眾口籍籍”，風行元和詩壇。此后流布更廣，影響也越來越大，以至于皇帝“親批”，而學士盛傳(元稹《進詩狀》，《元稹集》卷三十五)。宋初，盛行“白體”。宋僧智圓在《讀白樂天集》中說：“謇諤《賀雨》詩，激切秦中吟。樂府五十章，譎諫何幽深。……所以長慶集，于今滿朝野。”(《全宋詩》冊三，卷一三九)其后陳巖肖在《庚溪詩說》中評價白詩：“昔人目元和《賀雨》詩為諫書，余特目此詩為心跡論也。”(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話》卷二)發展至清代，張品楨《讀白樂天詩書后》還認為：“細玩樂天詩，情真語自摯。……高吟《賀雨篇》，孰是音可嗣。”(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一六九)由此可見，白居易災害詩在中國詩歌史上的不凡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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