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閑適詩分析

時間：2024-09-28 16:37:36 白居易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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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閑適詩分析

　　白居易把自己創作的詩歌分為諷諭詩，閑適詩，感傷詩，雜律詩四類。從儒家詩學主張出發白居易最重視的是表現兼濟之志的諷諭詩，將其排在第一位，其次便是表現"獨善之意"的閑適詩了。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了白居易的閑適詩分析，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白居易的閑適詩分析

　　在白居易的閑適詩中，無論是描繪日常生活起居，還是抒發內心情志，排遣政治苦悶與人生悲哀，大都可見詩人達觀知足的思想貫穿其中。

　　白居易給自己閑適詩下的定義是：“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他的表述首先說明了閑適詩的創作多是在官閑或養病之時，沒有官務拘系，在閑居獨處的閑散狀態中進行；其次說明其題材，與“因事專題”以美刺比興為目的，描寫反映社會現實慷慨激昂的諷喻詩，以及“隨感遇而形于嘆詠”的記敘人生悲歡、感傷自己、他人和外物，哀怨委婉的感傷詩不同，其視角多集中在個人身上，多寫日常生活的飲食起居，交友出游，彈琴賦詩等活動及抒寫內心情懷和人生態度，可以說，閑適詩承擔了記錄白居易日常生活的任務，其吟詠的題材，從具有概括意義的廣泛事物轉向更為平凡、普通、微小的生活細節，詩歌格調的降低，感情抒發的直白形成其平淡瑣直的特色。

　　在白居易的筆下，生活的方方面面無一不能入詩。如寫睡眠“春被薄亦暖，朝窗深更閑。卻忘人間事，似得枕上仙。至適無夢想，大和難名言”（《春眠》）；寫飲酒“盡將沽酒飲，酩酊步行歸”（《晚春沽酒》）；寫出游“朝踏玉峰下，暮尋藍水濱”（《游藍田山卜居》）；寫天倫之樂“有侄始六歲，字之為阿龜。有女生三年，其名曰羅兒。一始學笑語，一能誦歌詩。朝戲抱我足，夜眠枕我衣”（《弄龜蘿》）；寫閑居“看山盡日坐，枕帙移時睡”（《閑居》）；寫彈琴“是時心境閑，稠疊長年情。勿輕一盞酒，可以話平生”（《喜陳兄至》）……詩人作細致描繪的同時，進一步抒寫生活中的感受，在寧靜閑散的環境中凸顯散淡閑逸、淡泊名利的形象。如《閑居》“空腹一盞粥，饑食有余味。……從旦直至昏，身心一無事。心足即為富，身閑乃當貴”；如《烹葵》“炊稻烹秋葵，粒粒香復軟，綠英滑且肥。饑來止于飽，飽后何所思？憶昔榮遇日，迨今窮退時。今亦不凍餒，昔亦無馀資。口既不減食，身又不減衣。撫心私自問，何者是榮衰？勿學常人意，其間分是非”，類似的詩句很多，在描繪自身食復飽，飽復睡，閑居無事、淡然寂靜的生活狀態之后進一步抒發知足保和、不慕榮利的情懷。可見，白居易對生活享受和精神境界是同時追求的，在種種瑣屑小事中流露出閑適情懷。

　　白居易所表現出來的這種生活方式與人格理想，富有時代性和典型意義。隨著中唐社會政治經濟的重大變化，士人們的社會理想、人生理想和審美理想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六朝至隋及唐初，士階層與君國的結合尚不夠緊密，士階層仍保持著一定的自由和個性，到了中唐，政治現實的發展使道德觀念有了較大的轉變，中唐士人們更為自覺地依附王權，作為君為國計，此時他們在如何看待人生的問題上，有了兩種不同的選擇，一是以韓愈為代表，以道自任，恢復先秦儒家“志于道”的傳統，強化自身為君為國的自覺性，具有天下舍我其誰的氣概與雄心；一是以白居易為代表，他們在混亂的社會現實、黑暗的官場面前放棄了兼濟天下的社會理想，開始正視自己作為平凡人的欲求和情感，選擇了追求“適性”的生活道路。在白居易的閑適詩中，對“適”有大量的吟詠。有從生理的角度吟詠，表現身、形、口、足、體等的“適”，如“足適已忘履，身適已忘衣”（《三適贈道友》），“或行或坐臥，體適心悠哉”（《立秋涼風忽至》）；有從精神的角度吟詠，表現心、情、意、性的“適”，如“心適復何為，一詠逍遙篇”（《犬鳶》）；“飛沉皆適性，酣詠自怡情”（《春池閑泛》）；“適情處處皆安樂，大抵園林勝市朝”（《諭親友》）。這種適性，已成為白居易的人生追求，包含在其獨善之義中，顯示出一個閑士的人生哲學。他一再表述：“官不官，系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江州司馬廳記》）；“至如瀑水怪石，桂風杉月，平生所愛者，盡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適也。今日之心，誠不待此而后安適，況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適又適，而不知命之窮、老之至也”《答戶部崔侍郎書》）。白居易與屈原不同，他同情屈原的遭遇，欣賞屈原正直高潔的品質，卻不會效仿屈原“彷徨未忍決，繞澤行悲吟”（《讀史》之一）苦己一身的做法，他坦言：“長笑靈均不知命，江籬叢畔苦悲吟”（《詠懷》），從而選擇了追求適性的人生之路，更多地體現出知足常樂的心態，他一再在詩中宣稱“知分心自足，委順身常安”（《詠懷》）；“朝睡足始起，夜酌醉即休。人心不過適，適外復何求”（《適意二首》之一）等，不僅如此，在閑適詩中，詩人還通過幾種情況的對比來抒發知足之情。

　　在一些詩中，白居易將自己的生活與農民辛苦的生活對比，此時他的感情是復雜的，既同情農民窮苦的命運，對自己舒適安逸的自愧，又流露出目前享受俸祿，過著逍遙自適生活的滿足與慶幸。他對農民們“請看原下村，村人死不歇。一村四十家，哭葬無虛月”（《九日登西原宴望》），“筋力苦疲勞，衣食常單薄”（《觀稼》）的悲慘現狀有深刻的認識，在“自慚祿仕者，曾不營農作”的自責之后，又有“終朝飽飯食，卒歲豐衣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為足”（《秋居抒懷》）的知足心態。

　　為官多年，白居易深感公務繁忙，朝不保夕，他一方面在詩中表達歸隱之情，一方面對自己遠離政治漩渦的閑官生活也多有知足之情。在其部分詩作中，他對比自己和同僚們為官的苦辛，指出官小可知足，處閑更應知足。“富貴在此中，何必居高位？君看裴相國，金紫光照地。心苦頭盡白，才年四十四。乃知高蓋車，乘者多憂畏”（《閑居》），他自己過去雖在朝為官，卻是“昔雖居近密，終日多憂惕。有詩不敢吟，有酒不敢吃”（《詠懷》），而今官職雖閑，卻可以“竟歲無牽役，飽食坐終朝，長歌醉通夕”。兩相對照，詩人更指出他人生追求的目標：“人生百年內，疾速如過隙。先務身安閑，次要心歡適”（《詠懷》），追求身閑心閑，白居易不斷在詩中津津樂道其閑適的生活，知足之情，溢于言表。

　　白居易的知足思想，作為自我心理調節手段，可以使詩人承認現狀，滿足現狀，消解現實生活帶來的困擾，從而獲得精神自由，這與道家“知足”思想是分不開的。陳寅恪先生說：“樂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來。蓋求‘不辱’，必知足始可也。”（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道家主張看淡名利，寡欲清心，其表現就是知足，惟其知足，才能看淡榮華富貴，養性保身，這是道家理想人格中的一面。《老子》中多有表達知足之語，如“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第四十四章）；“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第四十六章）等。白居易以此作為處事原則之一，自覺斂抑自我的需求，并一以貫之。他自己也曾說：“五千言里教知足，三百篇中勸式微。”（《留別微之》）為官之初，就以知足之念來平衡官小位卑，兼濟之志難施的狀況，如“朝饑有蔬食，夜寒有布裘。幸免凍與餒，此外復何求”（《永崇里外觀居》）；“葛衣御時暑，蔬飯療朝饑。持此聊自足，心力少營為”（《官舍小亭閑望》）。他以后官位越做越高，也能以知足之心處世，自言“四十至五十，正是退閑時。年長知命分，心慵少營為”（《白云期》），在四五十歲這樣大有作為的人生壯年之期，在地方官閑散的生活中優游度日，知足而止，消解政治上的苦悶，增強個體生命的適意度。白居易更在晚年時期，不斷吟詠知足主題的詩歌，津津樂道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事一物、一情一景。　　白居易晚年長期閑居洛陽，坐著太子賓客分司、太子少傅分司的閑官，自號“醉吟先生”、“香山居士”，過著“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做閑人”的優游閑適的生活，以及對適性生活的追求。買田置產、縱酒談禪、彈琴吟詩、妓妾聲色、夏涼冬暖等最具體的生活瑣事，最細致的情緒，無一不出現在他的筆下，如“弄水回船尾，尋花信馬頭。眼看筋力減，游得且須游”（《且游》）；“閑傾殘酒后，暖擁小爐時。舞看新翻曲，歌聽自作詞”（《殘酌晚餐》）等。生活面的狹小，使他此時的詩作少有別的題材。當然，他晚年時期的詩作與當時中唐社會的現實和他本人經歷密切相關。當時的社會內有牛李黨爭，宦官專權，外有藩鎮割據，白居易為了遠避禍害而退居洛陽，就在大和九年，朝官與宦官的矛盾又一次激化，發生“甘露之變”，社會危機四伏、動蕩不安，可以說，當時社會政治的變化，給文人們的心理以很大的社會壓力，他們的心理日趨內向、封閉，盛唐時代浪漫豪爽的氣質、昂揚明朗的基調以及對建功立業的追求的政治熱情已經逐漸消失，詩人的創作從對社會政治的關心轉變為描寫身邊瑣事，抒發內心情緒與體驗。作為當時文人代表的白居易，他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歌詠日常生活，一己悲歡成了詩歌創作的主要題材，與他早年提出的現實主義文學主張和諷喻詩的創作相比，詩風發生了很大變化。諷喻詩機械的、政治目的性較強的創作意圖在閑適詩中得到改變，詩人注入自身一時一地的真實感受，關注個人平凡適性的生活，反應日常生活狀況和復雜的內心世界，題材走向世俗化且更為廣泛，正如江進之所說：“前不照古人樣，后不照來者議。意到筆隨，景到意隨，世間一切都包囊括入我詩內。詩境界，到白公不知開闊多少。”（明江進之《雪濤小書》）

　　白居易的閑適詩能發掘生活一角小小的情趣，顯示出平凡生活的美，因而具有藝術美感。如“夜雨槐花落，微涼臥北軒。曙燈殘未滅，風簾閑自翻”（《禁中曉臥因懷王起居》）的清幽靜謐；“新棗未全赤，晚瓜有余馨。依依田家叟，設此相逢迎”（《秋游原上》）的其樂融融；“命酒一臨泛，舍鞍揚掉謳。放回岸傍馬，去逐波間鷗。煙浪始渺渺，風襟亦悠悠”（《游湓水》）的瀟灑適意；“有意不在大，湛湛方丈余。荷側瀉清露，萍開見游魚。每一臨此坐，憶歸青溪居”（《小池二首》）的閑情逸趣；“早梅結青實，殘櫻落紅珠。稚女弄庭果，嬉戲牽人裾。是日晚彌靜，巢禽下相呼。嘖嘖護兒鵲，啞啞母子烏。豈唯云鳥爾，吾亦引吾雛”（《官舍》）的天倫之樂……在其閑適詩中，這樣的詩句比比皆是，詩人以平易淺顯的語言，用敘事、抒情和議論相結合的手法娓娓道來，真實且多方面地表達出日常生活的情趣、情思，展現了平凡生活的美。

　　不過由于詩人生活面的狹窄，感情抒發的直白，不少閑適詩缺乏深度和開掘，缺乏含蓄蘊藉的詩味。張戒曾云：“其詞傷于太煩，其意傷于太盡，遂成冗長卑陋耳……若收斂其詞而稍加含蓄，其意味豈復可及也。”（宋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尤其是他晚年的閑適詩，“晚更作知足語，千篇一律”，（明王世貞《藝苑卮言校注》卷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詩歌的藝術性，這不能不說是白居易閑適詩的一個缺憾。錢鍾書先生曾指出：“香山才情，照應古今，然詞沓意盡，調俗氣靡，于詩家遠微深厚之境，有間未達。其寫懷學淵明之閑適，則一高玄，一瑣直，形而見拙矣。其寫實比少陵之真質，則一沉摯，一鋪張，況而自下矣。”（錢鍾書《談藝錄》）且不論白詩與陶詩、杜詩之高下，瑣直與鋪張卻是白居易閑適詩的特點之一，是優是劣，是高是下，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白居易簡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并稱“劉白”。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陽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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