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感傷詩中的孤獨感及其原因

時間：2024-07-18 15:09:42 白居易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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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感傷詩中的孤獨感及其原因

　　導語：白居易給后人以其樂天、達觀、閑適的形象，對于他的詩歌我們也多關注其中的諷喻詩和閑適詩。然而他真正的內心世界卻更多的是在其感傷詩中流露出來的，這其中貫穿著揮之不去的孤獨感。下面我們一起來究其原因?

白居易感傷詩中的孤獨感及其原因

　　白居易于長慶四年(824)編定的《白氏長慶集》中，將自己的詩作分為四類：諷喻、閑適、感傷、律詩。對于這四類詩作，歷代研究者多關注其中的諷喻詩和閑適詩，除了《長恨歌》和《琵琶行》，感傷詩一直關注甚少。然而“深于詩，多于情者”(陳鴻《長恨歌傳》)的白居易，他真正的內心世界，往往是在“事物牽于外，情理動于內，隨感遇而形于嘆詠者”(《與元九書》)的感傷詩中才流露出來。

　　《白氏長慶集》中感傷詩有四卷，然而到會昌六年(846)詩人去世前的二十多年間，又創作出數量眾多的感傷詩，而且在閑適詩和律詩中也有一定數量的詩歌抒寫的是感傷的內容。如果要對感傷詩做全面了解，對詩人的真實內心做全程探究，這些詩作同樣需要我們關注，因此，只要符合“事物牽于外，情理動于內，隨感遇而形于嘆詠者”這一定義的詩，都應當歸屬到感傷詩一類。

　　在數量眾多的感傷詩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些詩歌標題：《曲江獨行》《閏九月九日獨飲》《首夏南池獨酌》《杪秋獨夜》《秋池獨泛》《司馬廳獨宿》……光從標題上我們可以看到詩人獨行、獨飲、獨宿、獨行，在后人印象中樂天知命、交友廣泛的詩人實際上很多時候卻是獨來獨往、形單影只的。再看他的具體作品，我們會更深入地看到貌似無憂無戚的白居易內心深處的種種悲苦孤獨。

　　作于貞元十六年以前的《寒食月夜》：“風香露重梨花濕，草舍無燈愁未入。南鄰北里歌吹時，獨倚柴門月中立。”再如《冬至宿楊梅館》：“十一月中長至夜，三千里外遠行人。若為獨宿楊梅館，冷枕單床一病身。”此時白居易尚未到長安應試，還是位不到三十歲風華正茂的年輕人，然而在這兩首詩中卻流露出無比凄涼的情緒和深深的孤單。即便是因為離家遠行、每逢佳節倍思親，這樣的凄涼感也是太過強烈。

　　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于中書侍郎高郢下，“以第四人及第，十七人中年最少”。貞元十九年(803)，“以書判拔萃科登第”，“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806)，“應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授尉”，年輕的詩人從此踏入仕途。

　　然而在這樣前程似錦的風光時刻，白居易卻依然有著令人費解的寂寞情懷。如為翰林學士時所作的《禁中秋宿》：“風翻朱里幕，雨冷通中枕。耿耿背斜燈，秋床一人寢。”元和五年作《秋題牡丹叢》：“晚叢白露夕，衰葉涼風朝。紅艷久已歇，碧芳今亦銷。幽人坐相對，心事共蕭條。”

　　唐代進士錄取名額較少，士人應試中舉是相當困難的。白居易剛剛三十多歲就如此順利地連中三試，可謂十分幸運!而且元和三年(808)，白居易娶好友楊虞卿從妹，對于重視 “婚”“宦”的當時人來說，白居易可以說是事事如意的成功人士。此時出現這樣蘊含無限孤單蕭條之意的詩歌，不能不引人深思。

　　元和六年白居易丁母憂，退居下。至九年冬，召授太子左贊善入朝。第二年，因上疏請捕刺武相(元衡)之賊，被惡被誣，貶至江州司馬，至十四年轉忠州刺史，直到十五年才被召回。這段人生經歷對白居易的打擊較大，在此期間，他也創作了許多感傷詩。如《司馬宅》：“蕭條司馬宅，門巷無人過。”《東樓竹》“空城絕賓客，向夕彌幽獨。”……

　　長慶元年后，白居易的仕途很順。在外任杭州、蘇州刺史之外，他大都是在洛陽分司。直到會昌二年(842)年七十一歲以刑部尚書致仕。年齡漸老、官位愈高，在大量吟詠、唱和贈答詩中，仍然有一些凄涼孤獨的感傷詩。

　　如長慶元年作《立秋日登樂游原》：“獨行獨語曲江頭，回馬遲遲上樂游。蕭颯涼風與衰鬢，誰教計會一時秋?”

　　寶歷二年作于蘇州的《偶作》：“闌珊花落后，寂寞酒醒時。”

　　會昌二年作于洛陽的《寒亭留客》：“冷落若為留客住，冰池霜竹雪髯翁。”

　　總之，縱觀白居易一生的詩作，有羈旅懷鄉、思念親友，有春愁秋感、老病之悲，還有貶官之痛、失親之哀……不再是松間泉畔、佛殿道觀中樂觀豁達的白居易，而是籠罩在愁云凄霧中孤獨難以自拔的詩人。

　　原因何在呢?

　　一、身世遭遇

　　白居易出身孤寒之族，盡管他在為祖父撰寫的《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中將自己的門閥提升很高，然而通過前人考證事實并非如此，如陳寅恪先生在《白樂天之先祖及后嗣》一文中提出了質疑，并指出其中的矛盾。可以說在講究門閥出身的唐代他是沒有任何優勢可言的。自曾祖以下，大都官位較低，只能算是脫離了農民的 “中人”之家。

　　貞元十年(794)，白居易二十三歲時，父親白季庚卒于襄陽官舍，白家的經濟狀況就更加艱難了。他在《與元九書》中清楚地講述了家貧多故的艱難：

　　家貧多故，二十七方從鄉試。……中朝無緦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于利足之徒，張空拳于戰文之場。

　　貞元十五年，白居易在《傷遠行賦》中寫道：

　　貞元十五年春，吾兄吏于浮梁。分微祿以歸養，命余負米而還鄉。……茫茫兮二千五百，自鄱陽而歸洛陽。……況太夫人抱疾而在堂。

　　這一段人生經歷，白居易切身體會到生活的艱難和滄桑。他在一首詩中這樣寫道：

　　時難年荒世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田園寥落干戈后，骨肉流離道路中。

　　吊影分為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家貧族寒，少年多故，這樣的出身和經歷，對白居易一生的心態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為衣食奔波的勞苦，仕途孤立無援的辛酸，都在詩人心中刻下了永不磨滅的創傷和陰影。

　　進入仕途后，詩人又遭遇了一次更大的打擊，那就是被誣貶官事件。本來白居易是“志在兼濟”，滿腔抱負，“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眾耳，跡升清貴，出交賢俊，入侍冕旒。”誰知“使得名于文章，終得罪于文章”(《與元九書》)，頗以為傲的諷喻詩居然成了走向厄運的導火線，命運再一次的打擊讓白居易徹底回到 “獨善”的世界中：“劍匣塵埃滿，籠禽日月長。”(《九日醉吟》) 　　有這樣一段評論十分中肯：“白居易生當治平之世，直道見黜，高才難展。……糾結于內心深處的悲苦情結。這種情結因了白居易樂天知命曠達超然遂被掩蓋，一般人不易察覺，但他對詩人的影響卻是深遠的，甚至當白在脫離謫籍之后，也還一再陷入痛苦往事的回憶之中。”

　　二、婚戀之哀

　　白詩中被后人普遍關注的一個女性就是“湘靈”，據前人考證，她就是白居易的初戀情人。他有《寄湘靈》和《冬至夜懷湘靈》兩詩，分別作于貞元十六年和貞元二十年，后詩云：“艷質無由見，寒衾不可親。何堪最長夜，俱作獨眠人。”可見“湘靈”應該是與詩人相戀的女子。《長相思》云：“妾住洛橋北，君住洛橋南。十五即相識，今年二十三。”《感情》云：“昔贈我者誰，東鄰嬋娟子。”兩人應該算是一起長大、青梅竹馬的戀人。

　　不過這份美好的情感卻無果而終，原因不得而知，只是從“蔓短枝苦高，縈回上不得”(《長相思》)可知，大概是門戶不當，最后只能是《潛別離》：“不得哭，潛別離。不得語，暗相思。兩心之外無人知。深籠夜鎖獨棲烏，利劍春斷連理枝。”

　　這對白居易是個深深的遺憾，“十五年來明月夜，何曾一夜不孤眠?”(《獨眠吟二首》)直到元和三年(808)，三十七歲的白居易才與楊氏夫人結婚，之后他仍然無法排遣內心的痛苦。元和十二年被貶江州時，仍寫下《感情》懷念贈送他鞋子的戀人：“因思贈詩語，特用結終始。永愿如履綦，雙行復雙止。”物是人非，少年情真，留給多情詩人的只能是永遠無法磨滅的惆悵寂寞。

　　三、失親之悲

　　白居易一生承受了太多失去親人的痛苦。尚未應舉父親就去世，貞元十六年剛剛及第，辛勤撫養他和弟弟的外祖母去世，剛剛走上宦途有俸祿奉養母親，元和六年(811)母親又去世。小弟弟幼美九歲夭折，元和十二年，長兄白幼文卒，僅剩的唯一親人弟弟白行簡在寶歷二年(826)也離開人世。

　　至于他的子女更是讓他傷心欲絕：四十歲長女金鑾子夭亡，在江州又夭折了一個女兒。最讓白居易痛心的是五十八歲才姍姍而來的兒子阿崔，也只活了三歲就夭折。

　　沒有了生命延續的希望，至親之人又一個個離他而去。再高的官職、再多的俸祿、再好的詩文、再響的名聲，也就無人分享、無人傳續。他在詩中寫道：

　　悲腸自斷非因劍，啼眼加昏不是塵。懷抱又空天默默，依前重做鄧攸身。(《哭崔兒》)

　　文章十帙官三品，身后傳誰庇佑誰!(《初喪崔兒報微之晦叔》)

　　朝哭心所愛，暮哭心所親。親愛零落盡，安用身獨存?(《自覺二首》)

　　凄涼欲絕不忍卒讀。失去親人的痛苦是人生最大的痛苦，帶給人的是無法排遣和消除的孤單寂寞。正如他在《祭弟文》)中所寫：“哀纏手足，悲裂肝心。痛深痛深，孤苦孤苦!”所以詩中一再出現的寂寞環境與孤單心情，也是與他的失親之痛不可分開的。

　　四、交游零落

　　白居易交友廣泛，從貞元至會昌年間，幾乎有名的詩人和政治人物都與他有所來往。這其中包括早年的朋友楊氏兄弟，一同中舉的元稹、李復禮、呂穎、哥舒恒、崔玄亮，之后認識的李紳、陳鴻、李建、劉禹錫、元宗簡、張籍、韓愈，為制策考官時登第的牛僧孺、皇甫、李宗閔，甘露事變中被殺的舒元輿、賈，中年以后交往的王建、姚合、李商隱……

　　正如前人所說，糾纏于中晚唐的牛李黨爭中，白居易與兩黨人物都有交往。然而，正如葉夢得在《避暑話二則》寫道：

　　白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累于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于元稹、僧孺;為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

　　盡管白居易盡最大可能做到與人為善，我們還是能夠想象他的矛盾和困難處境。從以下兩件事中就可以看出：

　　元和三年。是年，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牛僧孺、皇甫、李宗閔登第，以三人對策切直，宰相李吉甫泣訴于上，均出為幕職。考官楊於陵、韋貫之、王涯等皆坐貶。居易上《論制科人狀》，極言不當貶黜。其后李吉甫子德裕與牛李等“黨爭”數十年，即種因于此。后居易屢為德裕所排擠，亦與此有關。

　　長慶元年，充重考試進士官，覆試禮部侍郎錢徽主試下及第進士鄭朗等十四人。時李宗閔婿、楊汝士弟皆及第。李德裕、元稹與李宗閔有隙，因同李紳上言，以為不公。詔居易與王起重試，黜朗等十人。錢徽、李宗閔、楊汝士皆遠貶。自是李德裕及李宗閔各分朋黨，相傾軋垂四十年。{4}

　　處在如此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中，可以想見白居易必須要小心謹慎、務求兩全。后人只看到詩人的外在行為，卻很少考慮到那樣復雜動蕩的政局中詩人內心的孤獨。早年他寫：“同心一人去，坐覺長安空。”(《別元九后詠所懷》)晚年他寫：“丘園共誰卜?山水共誰尋?風月共誰賞?詩篇共誰吟?花開共誰看?酒熟共誰斟?”(《哭崔常侍晦叔》)大和七年他在《感舊詩卷》中這樣總結：“夜深吟罷一長吁，老淚燈前濕白鬢。二十年前舊詩卷，十人酬和九人無!”無限辛酸孤苦，只有在詩歌中反映出來。

　　親情、友情、愛情，是支撐圓滿人生的全部情感，而在白居易身上，我們會看到這任何一種情感都讓他嘗盡了痛苦和孤單!

　　總之，盡管白居易一生寫下那么多詩酒林泉、忘形佛道的閑適篇章，在他感傷詩中，我們仍不難看出他內心孤獨的一面。雖然老莊、佛教思想給了白居易極大的安慰和解脫，然而作為一位比常人更為敏感多情的詩人，在面臨人生種種遭遇時，內心的孤獨感也是比常人更加深刻、更難以擺脫的，在他的感傷詩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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