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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
【導讀】：大唐的風煙已逝，連同大唐的繁華和那些曾經耀眼的星辰，大宋的帷幕拉開，時光流轉，西蜀的山水間走來了一位風骨絕代的大家，頓時劃亮了大宋王朝文化的天空。他目光深邃，一臉冷峻，風神俊朗，一襲青衫，幾縷美髯。他就是蘇軾，中國文學史上一個響亮的名字，歷史的巨浪淘盡了多少王侯公卿、才子佳人，卻淘不掉他詞中的一個字。林語堂說他是“秉性難改的樂天派，悲天憐人的道德家，黎民百姓的好朋友”；他與父蘇洵弟蘇轍，合稱“三蘇”，同時開創(chuàng)了豪放派的詞風，他橫空出世般的亙古曠達感染了歷代文人雅士。
中華幾千年的文明史中，名垂青史的文人多如牛毛，被后人格外喜歡的詩人亦不計其數。但往往詩文作得好的，可人不可愛；人品相當不錯的，詩文卻不過爾爾。而像蘇東坡這詩文書畫和人品道德都趨于完美都富于魅力者實在也是鳳毛鱗角。所以，我總覺得自從有了蘇東坡后，除去李白之外的其他中國文人都在他的光照對比下顯得黯然失色。
喜歡蘇東坡當然最先是由他的詩文開始。對于蘇子詩文，用什么樣的溢美之詞都不覺得有過。在中國，如若游歷名山名水，如若中秋月下飲酒，人們往往會情不自禁地提到蘇東坡。仿佛離了蘇東坡，山、水、月、酒都會大為遜色。歷史上最具文化意義的山是廬山，將廬山寫得最有韻味的詩是蘇東坡（"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最具文化意義的水是西湖，將西湖寫得最為傳神的詩也是蘇東坡（"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而中秋，自有了蘇東坡大醉而作的"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后，其他便都"余詞盡廢"。無論蘇東坡是在思親，或在懷舊，無論他自品孤傲，或自作瀟灑無論他心情暢快，或冷清苦悶，總而言之，但凡他有所作，其作品都幾乎可列人同類作品"之最"。當年神宗陛下每逢"舉箸不食"時，人們就知道他必是在讀蘇東坡的文章；學者章元弼家有美妻，可因大愛蘇子詩文，每日讀之不肯放手，其妻難以忍受，章便為蘇而休了妻。一個人的才華到了這種地步實在是讓人除卻佩服和仰慕，再無話可說。
蘇東坡之讓無數的后人崇敬和偏愛．除了他的才華蓋世，還因為他的既智慧又仁厚、既曠達又幽默、既儒雅又豪放、既富于正義又富于情感的天性所致。他的性格色彩層次豐富，太具魅力，人們不由自主地為他傾倒。他的人生經歷也算是夠坎坷的了，因為才華太出眾而一生受小人陷害：坐牢于京城，遭貶于黃州，浪跡于天涯，最后還上了個"元佑黨人碑"，累及子女。觀其一生，其實他并沒有過多少太平寧靜的日子，然而他也并沒有因了這些而整日里蓬頭垢面哀哀切切，見人便"痛訴革命家史"。困惑雖有過，煩惱也有過，但這些到底也還是如同煙云從他悟性非凡的心里只作穿行而從不停滯。他依然我行我素地熱愛著生活，樂觀著人生，使他的天才橫溢一生；他一戲墨，就創(chuàng)立了中國文人畫；他一寫字，就有著驚世的書法流芳千古；他一好吃，就傳出東坡肉"、"東坡餅"諸類佳肴；他一穿戴，就使"東坡帽"、"東坡屐"民間長存；他一說笑，就讓和尚成為名僧……如此等等，仿佛只要蘇東坡稍一動彈，就會留下一道濃重的文化色彩。一個人能活得如此舉足輕重，那該是件多么有趣的事。中國的文化倘若將蘇東坡連根須帶枝蔓地挖取出來，我相信整個中國文化史都會因之而失重。正是有了蘇東坡的存在，有了他的生活態(tài)度和人生精神的存在，才讓我們后人真正見識到什么叫做天才詩人。什么叫做大家氣度。
我喜歡蘇東坡有些入迷，甚至聽不得別人不喜歡蘇東坡。如有聽之，便一定是紅下臉來，意欲一爭高低。這種態(tài)度，使得我家先生-次不由得問：如果你同蘇東坡活在同一時代，你是不是會嫁給他？只要蘇東坡肯娶我的話。回答自然是肯定的。他不知道，能成為世上第一個閱讀蘇東坡詩文的人，能一天到晚聽到蘇東坡談笑風生的人該是怎樣的幸福！
【知識鏈接】：蘇軾（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是宋代（北宋）著名的文學家、書畫家。他與他的父親蘇洵、弟弟蘇轍皆以文學名世，世稱“三蘇”；與漢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齊名。 且蘇軾與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歐陽修、蘇洵、蘇轍、王安石、曾鞏合稱“唐宋八大家”。并與黃庭堅、米芾、蔡襄被稱為最能代表宋代書法成就的書法家，合稱為"宋四家"。
他的父親蘇洵，即是《三字經》里提到的“二十七，始發(fā)憤”的“蘇老泉”。蘇洵發(fā)憤雖晚，但用功甚勤。蘇軾晚年曾回憶幼年隨父讀書的狀況，感覺自己深受其父影響。當然，假若沒有蘇洵的發(fā)奮讀書，也就不可能使蘇軾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學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虛歲二十一的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在翌年，他參加了禮部的考試，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高中進士。
嘉佑六年，蘇軾應中制科考試，即通常所謂“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憂扶喪歸里。熙寧二年（1069）服滿還朝，仍授本職。
蘇軾幾年不在京城，朝里已發(fā)生了天大的變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變法。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恩師歐陽修在內，因在新法的施行上與新任當國王安石意見不合，被迫離京。朝野舊雨凋零，蘇軾眼中所見的，已不是他二十歲時所見的“平和世界”。
蘇軾因在返京的途中見到新法對普通老百姓的損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認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書反對。這樣做的一個結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離京的師友一樣，不容于朝廷。于是蘇軾自求外放，調任杭州通判。
蘇軾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滿后，被調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這樣持續(xù)了有大概十年，蘇軾遇到了生平第一禍事。當時有人故意把他的詩句扭曲，大做文章。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到任湖州還不到三個月，就因為作詩諷刺新法，“文字毀謗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獄，史稱“烏臺詩案”。
蘇軾坐牢103天，幾瀕臨被砍頭的境地。幸虧北宋在太祖趙匡胤年間即定下不殺仕大臣的國策，蘇軾才算躲過一劫。
出獄以后，蘇軾被降職為黃州團練副使（相當于現代民間的自衛(wèi)隊副隊長）。這個職位相當低微，而此時蘇軾經此一獄已變得心灰意懶，于公余便帶領家人開墾荒地，種田幫補生計。“東坡居士”的別號便是他在這時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豐七年，蘇軾離開黃州，奉詔赴汝州就任。由于長途跋涉，旅途勞頓，蘇軾的幼兒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遙遠，且路費已盡，再加上喪子之痛，蘇軾便上書朝廷，請求暫時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準。當他準備南返常州時，神宗駕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聽政,新黨勢力倒臺，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蘇軾于是年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個月后,升中書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學士。
俗語：“京官不好當。”當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拼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盡廢新法后，認為其與所謂“王黨”不過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諫議。
蘇軾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黨，又不能見諒于舊黨，因而再度自求外調。他以龍圖閣學士的身分，再次到闊別了十六年的杭州當太守。蘇軾在杭州修了一項重大的水利建設，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邊筑了一道堤壩，也就是著名的“蘇堤”。
蘇軾在杭州過得很愜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為政見不合，被外放穎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黨再度執(zhí)政，他以“譏刺先朝”罪名，貶為惠州安置、再貶為儋州（今海南省儋縣）別駕、昌化軍安置。徽宗即位，調廉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復任朝奉郎，北歸途中，卒于常州，謚號文忠。享年六十六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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