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議劉勰修辭美學觀

發(fā)布時間：2016-3-25 編輯：互聯(lián)網(wǎng) 手機版

北華大學師范分院西校區(qū)　趙啟智　

劉勰（約465--520）南朝梁人。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然其名未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

文章修辭，傳統(tǒng)修辭學分為消極修辭和積極修辭兩大方面：消極修辭包括語音修辭--講究平上去入、陰陽清濁、音節(jié)對應、疊字雙聲、合轍押韻；語匯修辭--在同義近義詞語中，作適合語境的意義選擇與搭配選擇、作適合感情和語體的色彩諧調選擇；語法修辭--在同義表達中，對句式的長短整散、主動被動、肯定否定、常式變式、陳疑祈嘆等作最適合語境的恰當選擇；篇章修辭--文章的醞釀構思、選材布局、情感事理、風格詳略、修改評析等。積極修辭--特指經(jīng)過長期修辭實踐而形成的固定而公認的修辭格。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對這兩方面都有精當而深刻的論述，尤其對消極修辭的論述，不僅論及文章技巧，而且深入到心理活動和思維規(guī)律與語言生成關系的層面，不僅當時直至今天也仍有重要指導意義。

漢字以建筑式方形結構為獨立個體單位，一個個體單位為一個音節(jié)，音節(jié)又多具備陰陽上去不同調值，這種特點，為漢語語音修辭提供了有利條件。

在語音修辭方面，劉勰沒有沿習名人沈約的“八病說”，而著重提出了“飛沉”問題、“雙聲疊韻”問題。

在《神思》中，劉勰就提出了“尋聲律而定墨”的主張，在《聲律》中又說：“凡聲有飛沉，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沉則響發(fā)而斷，飛則聲飏不還。”意思是字調有陰陽清濁平聲仄聲之分，詞之聲韻之中有雙聲疊韻之別。（當時平仄之說，故以飛沉言之。此前借用音樂術語宮商角徵羽指稱聲調高低。《文鏡秘府論》講到調聲三術：指出宮商是平聲，徵是上聲，羽是去聲，角是入聲，上去入是仄聲。此處飛指陰清，平聲；沉指陽濁，仄聲）陰陽清濁之字，應平仄穿插交替，若連用仄聲，就有聲氣沉沉欲斷之覺，若連用平聲，又有聲氣升飏飄飄不降之感。（如曹植《美女篇》：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潘岳《悼亡詩》：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而雙聲疊韻之詞，必須連用，若兩詞之間插入他字，或將一詞分用于相鄰兩句，則會造成“吃文”--拗口的毛病。這確為卓見，諸多繞口令不都是故意運用這種穿插而造成“必睽”之“吃文”嘛。一旦產(chǎn)生了這種毛病，則須“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于吻，玲玲如振玉，辭靡于耳，累累如貫珠矣。”劉勰認為，作韻易而選和難--異音相從謂之和--平仄聲調配合得當叫和諧，同聲相應謂之韻--相應位置上同韻字遙相呼應叫押韻。足見劉勰不但非常重視而且準確把握了漢字漢語的語音特點，對語音修辭在理論上作出了可貴貢獻。如何用韻，《章句》有論：“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jié)文辭氣，……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躁，百句不遷，則唇吻告勞妙才激揚，雖觸思利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無咎。”折中的主張，是符合聲韻運用美學的。

在語匯修辭方面，劉勰提倡慎重遴選詞語。

《指瑕》凡舉用詞四疵，皆礙美文。--陳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圣體浮輕’，浮輕有似于蝴蝶，永蟄頗疑于昆蟲，施之尊極，豈有當乎！--以指稱微小蟲豸之詞而施于尊長，確屬搭配對象失誤。

潘岳為才，善于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幼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感口澤只能用來唁念辭世的母親，心如疑只能用來悲悼故去的父親，--潘岳用其哀挽同輩和小輩，分屬詞義運用錯誤、搭配對象錯誤，又是感情色彩分配失當。

所舉另兩種瑕疵，有左思反對孝道的思想錯誤和崔瑗把虞舜誤比不出名的李公，雖屬思想和比類之誤，然畢竟要通過遣辭用語表現(xiàn)出來，歸為語匯修辭亦非不當。

語匯修辭中，還涉及用字，劉勰在《煉字》提出用字“四要則”：……是以綴字屬篇，必須揀擇：一避詭異，二省聯(lián)邊，三權重出，四調單復。詭異，生辟險怪之字，如忷呶；聯(lián)邊，相同偏旁之字，如崢嶸；重出，同字相犯即同一個字在句中重復使用；單復，字形肥瘠筆畫多寡。--仔細想來，均有道理：讀文時遇詭異之字，猶赤足行于怪石每現(xiàn)之途，必耗神費力壞心緒；聯(lián)邊相集，如寄寓客家牢守寒窗空寂寞，迷途遠避退還蓮逕返逍遙之類，也會呆板乏目；重出之弊，字之音形無不單調乏味；字形肥瘠筆畫多寡如若不加調配，則會或失之于纖疏，或失之于壘重。無怪劉勰嘆曰：故善為文者，富于萬篇，貧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為難也。

語法修辭部分，劉勰在《章句》中提出了要按內容安排章句和按情韻安排章句的主張。按內容，要“控引情理，送迎際會”即根據(jù)表達的情理，有時枝蔓扶疏旁征博引，有時緊扣題旨不蔓不枝；據(jù)情韻，則“若夫章句無常，而字有枚數(shù)，四字密而不促，六字裕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jié)也。”劉勰主張，句式的選擇上，用長用短，或長短穿插，整散結合，完全要符合情韻需要，情韻急，少音節(jié)短詞句，情韻緩，可用舒曼之長句，情韻起伏跌宕，則可長短并用整散結合，以收蕩氣回腸之效。

劉勰修辭美學最為璀璨的部分，在篇章修辭。

重涵養(yǎng)，立風格。《體性》之體，文章體貌，《體性》之性，人之性情，《體性》即論文章風格和作者個性的關系。文有“八風之議”即窮列文章八種風格--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又據(jù)不同標準分為四組：思想內容--雅與奇反，情理義蘊--奧與顯殊，題材表達--繁與約舛，體象氣韻--壯與輕乖。凡為文者，均望盡快形成自己獨特風格，劉勰指出文章風格和作者涵養(yǎng)有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夫情動而言形，理發(fā)而文見，蓋沿隱而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并性情所爍，陶染所凝，是以筆區(qū)云譎，文苑波詭有矣。故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由是觀之，文如其人，理應不錯。作者的內心情理外化為語言文章，作者的才學、氣質、性情、習慣所陶染而成的個性，必然盈溢為文章風格。因此，要熔鑄自己獨特文風，必須注重修養(yǎng)才學，涵性怡情完善個性品質。無怪劉勰在《神思》中提倡“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臟，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也只有如是，才有助于文章風格的形成。

文章有風格，更有風骨，才煽情動人，辭采煥然。什么是風骨呢？“《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怊（ch o悲憤）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于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簡言之，風就是充盈于作品中的情志和才氣，是感化的根本力量。骨則是切中肯綮、言簡意賅、恰如其分、流暢和諧的語言。風骨指向了感人才情和生動語言的修辭美學。要使文章含風樹骨，則須“練于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劉勰還進一步指出有無風骨對文章的不同效果：“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tǒng)，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huán)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相如賦仙，（作《大人賦》）氣號凌云，蔚為辭宗，乃其風力遒也。”如是觀之，白居易“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之論，與劉勰風骨之議，均為至言也！

感人的才情和生動的語言固然重要，但一定要為情而造文，而不要為文而造情。要寫真情實話，不要假意虛言。“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于情性。”劉勰之論，對匡正無病呻吟、言不由衷、矯柔造作、空假俗媚之流，不啻當頭棒喝警鐘長鳴。

重熔裁，明隱秀。文章長短、內容詳略、語意顯隱、精警庸凡，亦為文之必慮。《熔裁》指出：“規(guī)范本體謂之熔，剪裁浮辭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熔則綱領昭暢。”簡言之，熔是煉意，提煉中心，裁是煉辭，錘煉語言。因為“凡思緒初發(fā)，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所以，劉勰提出了“三準論”--“是以草創(chuàng)鴻筆，先標三準：履端于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于中，則酌事以取類；歸賒于終，則撮辭以舉要。然后舒華布實，獻替節(jié)文（獻：可，替：否。即根據(jù)需要調節(jié)文字），繩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圓合，條貫統(tǒng)序。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故三準既定，次討字句。句有可削，足見其疏，字不得減，乃知其密。”“三準論”提出了寫好文章的三步曲、三準則：首先根據(jù)情理確定文章體裁；其次分析素材遴選典型題材；再次簡言要義提綱挈領。然后加工潤色，處理詳略，條貫首尾，敲定全文。

語意顯隱、精警庸凡，義涉隱秀。《隱秀》云：“夫心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奧而派生，根盛而穎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ch ng）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復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今日言之，隱即弦外余音，秀即篇中警語。文章淺白直露固無余香滿口，通篇俗語庸言亦難振聾發(fā)聵。文有余音，猶“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潤”；篇納秀語，似月依日而夜明，樹沾春而林翠。

文章秀句，或自出錦心，或得益援引。《事類》認為：無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的化用暗引，也無論“取舊辭萬分之一”的擇要精引，還無論“頗酌詩書傳記”的綜采博引，只要是為“以其據(jù)事類義，援古證今”，則無可指責。而《指瑕》認為：“若掠人美辭，以為己力”，則“寶玉大弓，終飛其有。全寫則揭篋，傍采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同時者為尤矣。”由是觀之，劉勰并非反對引用，而是反對抄襲。引用乃明借，旨在助己之文，抄襲是明抄，旨在當己之章。全抄無異開箱搶劫，小抄亦如掏腰綹竊，抄襲前代的賊味稍輕，同代相竊則堪堪致罪了。

透過鑒賞論的有關內容，也可看出劉勰篇章修辭的觀點。他在《知音》中指出鑒賞作品要從兩大方面六項內容入手，提出了“六觀說”--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即體裁情志），二觀置辭（即鋪飾辭采），三觀通變（即通古變今適應時代）四觀奇正（即語言態(tài)勢是雅正通暢還是奇詭怪誕），五觀事義（即據(jù)事類義，指典型題材）六觀宮商（即調聲協(xié)律，安排語調辭氣）。斯術既形，則優(yōu)劣見矣。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fā)，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以上六觀，位體、通變、事義屬于作品內容，置辭、奇正、宮商屬于作品形式。從上論看出，只有從內容到形式作通盤考慮，這六個方面都熨燙妥帖恰到好處，才可以使文章“譬春臺之熙眾人，樂餌之止過客”。

在積極修辭即辭格的運用方面，劉勰也予以了諸多觀照。《麗辭》專講對偶，將對偶分成相容的兩組四種--以內容分，言對、事對為一組；以意義分，正對、反對為一組。言對事對各有反正，兩組互相包容。在具體運用方面，劉勰指出“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必使理圓事密，聯(lián)璧其章。迭用奇偶，節(jié)以雜佩，乃其貴耳。”

劉勰生活在殊重駢儷的時代，本人又對其青眼有加，一部洋洋大觀的《文心雕龍》，通體駢儷為文，足證其愛。故所倡之法，可謂獨得神髓，深諳三昧--駢散間出，方顯錯綜之美，長短雜用，乃有靈動之活。

《夸飾》專講夸張。劉勰沒有像今天這樣從形式上將夸張分為擴大式、縮小式、串前式等加以研究，而是抓住夸張得是否合乎事義情理這一關鍵，將夸張分為兩類并指出其不同效果：“然飾窮其要，則心聲蜂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如果夸張得合情理得神髓，就會引起強烈共鳴，反之，就會違背事實不合情理。

今天，我們如果面對這樣的夸張--“麥秸粗粗像大缸，麥芒尖尖到天上。一片麥殼一片瓦，一粒麥子三天糧。秸當柱，芒當梁，麥殼當瓦蓋樓房，樓房頂上寫大字，社會主義大天堂。”“玉米稻子密又濃，遮天蓋地不透風。就是衛(wèi)星掉下來，也要彈回半空中。”--誰能不深切地感到劉勰所論，切中要害而又至關重要呢！

此外《比興》講到比喻，《事類》講到引用，都有不刊之論。茲不贅述。

劉勰約生于公元465年，年登而立，始著《文心》，他能在距今1500余年之遙，提出這如許之多的至今難超其苑囿的精辟修辭理論（拙文所及，可謂掛一而漏萬），實為難能可貴。其修辭之論，既有理性的闡釋，又有言證、事證，既涉文章內容形式，又關作者思維、氣質、涵養(yǎng)、才情。他能從美才、美德、美情與美辭美文的關系方面，闡釋情動而辭發(fā)、因內而符外的修辭美學觀，他承認“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辭必巧麗”，盡管當時還沒有堂皇的辯證唯物主義之說，然而在今天看來，這完全符合這種觀點。在這種觀點指導之下，他從內容決定形式的認識出發(fā)，建立了系統(tǒng)的剖情析采理論，他從歷史唯物主義和現(xiàn)實唯物主義的認識出發(fā)，提出了“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這種選擇繼承、據(jù)時創(chuàng)新的修辭觀，這種服務于時代的“時文”修辭觀，時至今日，也是必須遵循的一條修辭美學原理。

《文心雕龍》體大思精，深文周納，拙文僅就修辭而蜻蜓點水，掠影浮光。若成引玉之磚，亦幸遂微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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