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不適合神經質女人的地方論文

時間：2021-04-24 16:03:11 論文我要投稿

一個“不適合神經質女人的地方論文

　　關鍵詞：澳大利亞叢林女性叢林社會關系叢林神話男性中心

一個“不適合神經質女人的地方論文

　　摘要：叢林一向是一片男性的世界。對叢林的描寫，甚至是對叢林女性的詳述，也多是從男性的角度觀察的。但本文著眼于一份19世紀澳大利亞叢林女性的日記這一第一手資料，從生活在叢林中的女性的角度，分析她們的文本，解讀她們與叢林的關系，理解她們對叢林的感情；從她們的日記中審視當時叢林中的各種關系：階級關系，男性與女性的關系，黑人與白人的關系。

　　一、叢林：一個“不適合神經質女人的地方”

　　亨利·勞森曾經在作品中把澳大利亞叢林比喻為一個“不適合女人的地方”，而一群生活在叢林中的女性，則把自己的日記命名為“不適合神經質女人的地方”。勞森，作為一個深諳叢林的男性作家，曾經從男性的角度對叢林中的女性進行了多角度的深入的描摹，而范妮·芭柏及其他幾位叢林女性，憑借自己多年的叢林生活，用自己的筆，寫下了叢林女性自己的心聲。

　　“天哪，我真是個愛叢林的女孩，我確實是為叢林，而不是為城市而生。”1887年的某天，范妮·芭柏在忙碌了一整天之后，在澳大利亞北昆士蘭州寫下了這樣的日記。從這些話里，我們不難看出這種邊遠地區的叢林生活給她帶來的自由與活力。在范妮·芭柏的眼里，叢林是自然的社區，而城市則象征著墮落的文明。作為澳大利亞第一代國民，范妮·芭柏用自己的筆描述了19世紀末的叢林，澳大利亞人神秘的中心。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叢林貧瘠荒涼，是男性英雄抗爭、征服、勝利的場所，也是澳大利亞國民個性形成的場所，不是個適合女性生活的地方。這一切都可以從澳大利亞19世紀的文學作品中略見一斑。然而，范妮，一位叢林女性的代表人物，以及其他一些叢林中生活過的女性，在叢林這一男性空間雖無地位可言，更不可能去分享其平等觀、價值觀或“伙伴情誼”，卻用她們的筆在日記或信件中為我們今天審視叢林，理解叢林及其神話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角度。

　　19世紀20年代末，澳大利亞人開始從東南部和東部沿海向中部地區擴展，最先去居住的是擁有大片土地的牧場主。到了五六十年代，政府鼓勵本國其他土地上的選地農前往中部地區并允許他們擁有一小塊土地。60年代末到70年代，牧羊場主和選地農之間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同時，許多澳大利亞土著居民被迫離鄉背井。在這片以男人為主宰的土地上，充滿了骯臟與野蠻。也正是此時，構筑叢林神話的各個因素漸漸形成。人們對叢林長期以來形成的.觀點是：那里是男人的世界；因此叢林神話也形成了一套男性價值系統。Russel Ward 在他的《澳大利亞神話》中不無夸張地這樣寫道：“19世紀40年代，巴文河兩岸三百英里一個白種女性也沒有。”(Ward, 94) 一位當時的作家J. G. Byrne在1844年這樣評價：“如果有更多女人存在，叢林道德狀況也許會比現在好多了，但這是不可能的。”(Ward, 95) 這是因為當時的叢林生活艱苦，條件簡陋。叢林工作的季節性決定了它所需要的只是一支流動性強的男性勞動力。因其流動性，也就缺乏許多基本的服務機構和設施，從而使叢林生活對女人和孩子來說，不僅是艱難的，甚至可能是危險的。諸如此類的種種困難，在亨利·勞森的小說《趕牲口人的妻子》（The Drover’s Wife）中有所描述，我們從中可體會到叢林女性生活的艱辛。然而，卻有一些勇敢的叢林女性，不僅深入叢林，而且記載了一份截然不同的叢林生活，同時也對叢林的男性神話提出了挑戰。

　　二、全新的自由

　　19世紀的澳大利亞婦女地位低下，在社會生活中處于從屬地位，沒有自由可言。但是，叢林婦女的生活卻相對自由許多。雖然叢林生活意味著比以前繁重得多的勞作，但叢林婦女們卻十分享受這里相對自由的空間。婦女們必須不停地工作，干一些從沒干過的活，很多人因此疲勞不堪。以另一位叢林女性安妮·拜克斯特為例，她每天必須養家禽，打理果園，做飯，擠奶，做奶油，照看孩子。但是，她們的作品中卻都無一例外地反映了對叢林生活，對這一全新的環境的喜愛之情。許多人在日復一日的勞作和生活中慢慢地了解、親近叢林，最后也幾乎都選擇了叢林，而不是那個早先她們渴望回去的舊生活、舊世界。同樣，安妮·拜克斯特這樣表述她對叢林的感情：“周圍每個地方都如此之美，每個角落對我都充滿魅力……”

　　叢林生活的特殊性決定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相對疏遠，因此，叢林生活必然意味著傳統意義上社會關系的松弛。盡管要干很多苦活，但佩內洛普·瑟爾比卻對這種全新的自由和叢林生活的靈活性欣喜若狂：“為了我享有的自由感，我寧愿忍受（物質上的苦難）……從前我總是得注意自己的儀表和舉止，但現在，我才不管誰來了，他們有多富有，也不關心他們的生活方式。”瑞切爾·海寧在叢林中的家沒有窗玻璃，她也不希望有，因為她喜歡“這種輕松的戶外生活”，時髦的衣服不適合叢林，而且因為距離和與世隔絕，婦女們也遠離了時尚。當佩內洛普·瑟爾比打算去墨爾本時，她寫下了下面的話：“我……當然不知道應該穿什么衣服。自從我離開倫敦到現在，我還沒看到過一個打扮時髦的人，或是一件最新款式的衣服，而墨爾本的女士們可都是打扮入時的。記得過去我在墨爾本時，曾經見過一位顯然是在叢林里住了好幾年剛到墨爾本的婦女，我還曾嘲笑過她的打扮。所以，如果我也一樣遭人嘲笑，也沒什么可抱怨的。”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還能有如此心境調侃自己，我們不能不承認叢林女性的堅強和勇敢。

　　三、叢林中的社會關系

　　1.叢林中不同階層女性之間的關系

　　19世紀，前往叢林的婦女中，有很多來自英國的中產階級，她們去叢林是為了和父母或丈夫一起建立一個牧場。因此，她們和叢林其他階層有著天然的矛盾。當貧苦的叢林女子們在為寒衣而發愁時，中產階級女子們卻正為能擺脫胸衣的束縛而高興。叢林中的階級關系雖然在殖民時期有些變化，但仍然明顯存在著階級等級。中產階級女子們抱怨說：“她們（指她們的仆人們）是非常獨立的一群人……在叢林里如果想找到并留住一個好女仆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你責備她們，她們就會來找你要工錢，辱罵你，然后立刻走人……因為她們知道：沒有你，她們照樣可以生存，而你卻離不開她們。”由此可見，叢林中不同階層女性之間的關系并不像叢林外那樣對立，而是相互依存的。

　　2.叢林男性與女性之間的關系

　　叢林中男性與女性的關系也頗為復雜。叢林中有許多勞動婦女，她們不是在牧場里充當廉價勞動力，就是在家中為丈夫、孩子和家庭整日操勞。這些處在社會最底層的叢林婦女們，無辜，無助，沒有自由，只有無能的丈夫和幼小的孩子。薩拉·達文波特寫道：“靴子和鞋子是我們最需要的。……在叢林里住了六個月以后，我們現在已經沒什么衣服可穿了。”但是她那只知揮霍的丈夫卻沒什么辦法。又生下一個孩子之后，她病倒了，病得很重，有四個月無法干重活。當她要求她的丈夫出去找活干時，卻被他斷然拒絕了。叢林中辛苦勞作的女性，面對的除了困難就是貧窮，而她們唯有靠自己的堅強與勇敢去抗爭，而不是依賴她們自私的丈夫。叢林對于男子來說是自由的，他們可以從一個牧場遷到另一個，把他們的妻子和孩子孤零零地扔在叢林中。可見，叢林的自由是相對的；從真正意義上來說，這種自由，只是男性的自由。

　　3.叢林中白人與黑人之間的關系

　　叢林里白人移民和當地黑人居民以及土著居民的關系是變化不定的。對于那些常常獨自在家的白人叢林女性們來說，土著人或是黑人就意味著一種潛在的威脅。她們對這些人保持機警，但有時也對他們報以同情。安妮·拜克斯特記下了自己的經歷：“黑人最近一直來找麻煩——他們常來偷東西——我在他們的槍上蓋上帽子，并對他們說：‘開槍吧，但要小聲點。’”多么勇敢的一位女子，令人肅然起敬。有時，拜克斯特也會對黑人女子施以同情之心。她曾經幫助過一位染上性病的黑人姑娘，她的病源自她的那些“白種情人”們。

　　四、“我永遠的叢林”——叢林女性存在的重大意義

　　從這些女性對叢林生活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發現澳大利亞叢林神話中內在的矛盾與含糊性，因為它在任何角度上都排除了女性的存在。這片蠻荒之地對從舊世界來到新世界的女性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她們的生活態度日常工作以及社會角色都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但大多數人都能適應甚至可以以苦為樂。她們對叢林的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有一點很明顯：常常是女性的努力才使得一家農場或是一個家庭得以生存。女性生兒育女，才使得叢林擁有一支穩定的勞動力后備軍。叢林女性在分娩時經常是獨自一人，生下的孩子常死于意外或疾病；她們還不得不自己教育孩子；她們的社交和家庭聯絡不得不中斷；起到撫慰作用的宗教機構也遠離她們。但她們并沒有因此而沮喪，她們著迷于周圍的環境，喜愛那里的獨立；盡管她們身上有著原來所屬階層的階級和種族觀念，但這些觀念在叢林里卻產生了變化。

　　范妮·芭柏，這個土生土長的澳大利亞人，為自己對叢林的認同而欣喜：“我永遠的叢林”，她回到“可怕的城市”時這樣呼喊著。她雖然和很多其他女子一樣屬于中產階級，但她們的經歷確實反映了與叢林的動態的意味深長的關系。叢林，一個充滿想象的空間，一個政治實體，一個歷史或神話構件，或是一種解讀方式，從傳統意義上來說，是一片男性天地。對女性在叢林中地位的承認改變了這種慣有的男性中心，同時也展示了一片截然不同的女性叢林。叢林女性的存在，改變了叢林傳統的男性中心；叢林女性的作品，展示了一片截然不同的女性天地。

　　參考文獻：

　　［1］ Barbour, Fanny. Diary, 1887-88. Ms. La Trobe Collection, State Library of Victoria.Baxter, Annie Maria. Sketchbook. Ms. 3276.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2］ Davenport, Sarah. Diary. Ms. 10541. La Trobe Collection, State Library of Victoria.

　　［3］ Frost, Lucy, ed. No Place for a Nervous Lady. Fitzroy, Victoria: McPhee Gribble/ Penguin, 1984.（有關譯文均出自此書，不再另注）

　　［4］ Henning, Rachel. The Letters of Rachel Henning. Ed. David Adam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9.

　　［5］ Ward, Russel. The Australian Legend. Melbourne: Oxford UP,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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