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志異的論文

時間：2021-06-13 17:06:37 論文我要投稿

有關聊齋志異的論文

　　《聊齋志異》是一部題材豐富，思想深刻，藝術技巧很高的文言志怪小說集。作為中國古代文言志怪小說的杰出代表，魯迅先生曾評價其為“雖亦如當時同類之書，不外記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寫委屈，敘次井然，用傳奇法，而以志怪，變幻之狀，如在目前；又或易調改弦，別敘畸人異行，出入幻域，頓入人間；偶述瑣聞，亦多簡潔，故讀者耳目，為之一新。”這段話精辟地指出，《聊齋志異》既是對傳統文言志怪小說的一脈相承，有共同的創作規律，如內容龐雜豐富，注重搜身記異等，然而在與史區別，創作思想，形象塑造，語言之勝等方面以及總體水平上不同于傳統志怪小說而顯示出成熟精美的優勢，使得我國古代文言小說躍上巔峰。

有關聊齋志異的論文

　　“用傳奇法，而以志怪”，寫的是傳統志怪小說中的“神仙孤鬼精魅”，但他兼收并蓄，大量使用了更先進、更豐富的傳奇小說的表現手法。怪異、豐富的題材加上更加自由、藝術的表現形式，使這部作品更添了生活的真實感，也更富有了藝術的精致美和奇。故事和手法完美融合，使《聊齋志異》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文言志怪小說的一座峰巔。本文接下來將從作者創作思想、情節結構、形象塑造、語言運用等方面對“用傳奇而以志怪”的《聊齋》之所以能夠震古爍今，超越傳統志怪小說做出一些探討。

　　一、作者的創作思想

　　對于一部文學作品而言，作者創作的出發點首先就決定了一部作品價值的高低。對于文言志怪小說而言，這種創作的思想首先表現在作者自身的鬼神觀念及這種觀念對于創作的影響。傳統的志怪小說都非常相信鬼神的存在，甚至對于鬼神的存在，許多小說都不遺余力地加以證明和確認。如干寶《搜神記》序中就明確提出創作的目的是“發明神道之不誣”。這個觀念對于作家創作的影響表現在，由于他們認為鬼神乃實有，所以只要忠實地記錄就行，特別重視事實的真實性，強調的是“一耳一目之所親聞睹”而讓作品流于歷史的支流。對于作品作家也獨立其外，做一個記錄的旁觀者，完全不重視作家主觀世界的感受，粗陳梗概的敘事方式也讓作品的藝術魅力大打折扣。

　　而《聊齋》的作者蒲松齡，他也愛搜神記異，寫鬼寫狐，但是他在作品序言中明確告訴大家說:“披蘿帶荔,三閭氏感而為騷,牛鬼蛇神,長爪郎吟而成癖。...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最后又總結說:“集腋成裘,妄續幽冥之靈,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他創作的目的是為了托鬼言志，借以抒發胸中憤懣和萬千感慨。這樣的鬼神觀念對他創作的影響表現在，他也是寫一些神鬼狐媚，但這些形象實際上是代表著現實社會中各色人等，他懷著懲善揚惡的美好愿望，馳騁想象，通過擬人化的鬼狐形象，曲折地表現了人生理想和觀念。在作品中，到處可以體現出作者鮮明的愛憎態度，他批判封建社會貪官污吏，地主豪紳，他痛斥科舉制度害人、誤人，他同情下層人民和志不獲展的讀書人，他更同情女性痛苦無奈的人生，表達對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愿望，這表現出《聊齋志異》對于國運民生的關懷和憂患意識。

　　其次，傳統的志怪小說只是一種記事是對于正史的一種補充，還沒有到自覺結撰小說的自覺，是王惔所稱的“鬼之董狐”，是作為作為記述史事來看待的。而《聊齋志異》雖也有對傳統志怪的傳述怪異非常之事補史和稗史的意思，但主要是將其作為小說來創作的，用“描寫委曲，敘次井然”作為小說的創作技巧，“用傳奇法，而以志怪”是小說的創作方法，注重事實與虛構的關系，作品來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用傳奇法的精髓，即對于現實社會、人生的解釋來寫志怪，雖志的是怪，而執著的卻是現實社會。

　　二、藝術技巧

　　“用傳奇法、而以志怪”是《聊齋志異》的創作方法，其中在藝術技巧方面嫻熟的使用，是其脫穎而出的重要因素。

　　（一）情節和結構的安排

　　《聊齋志異》用傳奇法寫志怪最突出地表現在其“描寫委曲，敘次井然”這表明作者對于小說情節和結構的安排做了一番細致地安排。他繼承和發揚了我國傳奇文學的傳統，在構思故事時不是平鋪直敘，而總是要在“曲折”方面做了一番經營，把一個本來平常的故事寫得層巒疊嶂，波瀾起伏，讓人目不暇接。

　　在情節的安排上，作者有的是娓娓道來，變化莫測，故事發展基本上沒有征兆預測，例如《青梅》寫得書生張介受先后娶王進士的小姐及婢女青梅為妻的故事，如果平平敘述，則內容既陳腐，故事也會索然無味，但是作者將這個故事寫的萬般曲折，捉摸不定，常常有“山窮水復無疑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如但明倫所說：“層層疑駭，驚鬼驚神，至此裂開旗門，將軍突現，令人目眩神搖，筆亦跳脫欲飛”；有的是平中有奇，于整齊中見參差，事散但神不散看似眼花繚亂，但主題卻自有法度。如《續黃粱》作者著重寫“得意”與“失意”的對比，卻列舉了三生三世中種種事情來表現這兩種狀態，雖然看似眼花繚亂，但是“得失”像一條線把種種事件串在一起。按照時間先后，詳略得當，層次分明，盡然有序；還有的是陡然出奇，怪異迭出。這里就不一一舉例了。

　　在結構的處理上，作者也經過一番精細研磨。結構是文學作品的組織方式和內部構造，是根據主題和塑造人物形象按照各種藝術表現手法，把一系列生活材料、人物、事件等按照輕重主次合理地加以安排和組織。這在文言志怪小說中首先表現為繁簡的處理，魏晉時期的志怪因為本身就粗陳更梗概自然是相當精簡的，《聊齋志異》的簡繁有度主要是相對于唐代傳奇而言，唐傳奇開始，注重小說的曲折委婉，是志怪小說的一大進步，但由于小說技藝不是相當成熟，所以在結構處理上常常表現為繁簡失度。唐代小說中有許多冗贅是來自多余的交代，比如為了證明所寫是實有其人，就對此人的家世歷數一番，而這又都與作品的正題無關，讓人讀著甚為繁瑣。然而《聊齋志異》在結構處理上就比較妥當，有的用的是單線敘述，基本上按照時間順序記敘一個人或一件事的發展過程，例如《考城隍》，就是述說宋燾熹考中城隍的故事；有的是將幾個彼此聯系而又有關聯的事件串聯起來，就像是串糖葫蘆一樣。如《仇大娘》；還有的是兩段式的，整個作品由兩大塊組成，或前輕后重，或輕重后輕，或平分秋色。如《云蘿公主》；還有的是雙線并行。無論是情節還是結構，都是作者細心雕琢，巧妙安排的，即使是一些短篇小說如《偷桃》、《罵鴨》、《種梨》等也是做了創造性的虛構和驚心組織，突出情節引人入勝。

　　（二）人物形象的塑造

　　《聊齋志異》給人最大的享受是塑造了一批為數眾多、個性鮮明、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常常讓人“過目難忘”，尤其是其中的女性形象她們有容華絕代的外貌、多才賢德的才情、不讓須眉的俠義、有膽有識的智慧、縱橫商海的干練。通過這些生動的人物形象，或讓人茅塞頓開，或讓人喜愛不禁，或讓人咬牙切齒，或讓人自行慚愧。這些豐富多才的人物形象，讓《聊齋志異》相比其作品高出許多。

　　首先，《聊齋》用傳奇手法寫志怪，在塑造人物形象時，特別注重刻畫人物性格和心里。如《促織》中，他在意外地捕到一只“巨身修尾，青項金翅”的蟋蟀時，他喜不自勝，珍貴收養。待蟲死于兒手，兒子又不知去向，他“如被冰雪”，遷怒于兒子，表現了“樂極生悲” 的心理變化。當“得尸于井”，兒子復蘇后，他“化怒為悲”， “心稍慰”，細膩地展示了他的心理轉變。得到一只如“土狗”一般的小蟋蟀，但“意似良”，又使他在絕望中看到了希望，這才“轉悲為喜” 。在“試斗”情節中，他又經歷了慚愧、大喜、驚喜的情感波動。由憂、喜、怒，又到喜、愧、驚喜，把成名的情感心理描寫得一波三折，入木三分。蒲松齡對人物心理世界的描寫，表現了他傳奇手法出神入化的運用。

　　其次，蒲松齡注重描寫同一類型的人物形象時又區分他們細微的差別，而是他們同中有異，個性鮮明。例如，同樣是“癡”，孫子楚癡于愛情，刑云飛癡于石頭，張幼量癡于養鴿，郎玉柱癡于讀書。同樣是溫柔專情的狐女，青風拘謹而深沉，嬰寧天真而浪漫，蓮香冷靜而干練。由此可以看出，蒲松齡對于人物的塑造真正達到了“每個人都是典型，但同時又是一個單個人”的高度。

　　而傳統的志怪小說，要么是直接對無人物形象的塑造，要么是人物形象塑造的特別失敗讓人覺得無味掃興，當然也有一些形象塑造的還是比較可人喜愛的，如“干將莫邪”中的韓憑夫婦等，但是，相比于《聊齋》中的優秀的人物形象，就顯得不夠豐滿和深刻。因此，在人物形象一方面，《聊齋志異》是傳統志怪小說所不能媲美的。

　　（三）語言的運用

　　《聊齋志異》在清代白話文已經出現的情況下還依然能夠家喻戶曉，受到人民大眾的追捧與喜愛，這不能不歸功于蒲松齡對語言藝術的探索。讀《聊齋》，給人的感覺是，通常三言兩語就能準確傳神地勾勒出一個場面，一副風景，一個形象。那是因為，一方面，文言文的簡練簡潔對其的創作有很大影響。另一方面，《聊齋志異》吸收和借鑒了唐傳奇的語言藝術技巧，而又對其進行創造和發展。唐傳奇語言已然是生動，簡介而富于表現力，這少不了唐代詩歌的潤色，而且注意汲取駢文，講究藻飾，為《聊齋》的語言風格及表現方法提供了借鑒。同時。因為蒲松齡一直生活在社會下層，所以《聊齋》的語言汲取了民間口語的精華，既保留了文言文的簡潔高雅又具有口語的親切流暢，既鏤金雕玉，言辭艷麗，又自然生動，通俗易懂。駢文的華麗藻飾，詩詞的委婉含蓄，使《聊齋志異》的語言繪聲繪色，極是生動。像《夜叉國》里對“官”的說明“出則輿馬，入則高堂，上呼而下百諾；見者側目視，側足立，此名為官”。又如對嬰寧的美麗和愛笑“榮華絕代，笑容可掬 ”句式對偶，辭藻華麗，借用駢體，把人物外貌特征及內在氣質，寫的淋漓盡致。蒲松齡化腐朽為神奇，在繼承中不斷探索創新，給日漸僵化的文言小說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作品家喻戶曉。

　　值得一提的.是，《聊齋志異》在詩歌運用方面注重對唐傳奇的吸收借鑒和發展。在小說敘述過程中，它們都比較運用詩歌描寫環境，烘托意境氣氛，表現人物特定的心里和行為狀態等。但唐傳奇有些地方詩歌顯得冗贅，有的作品中可說是詩多成災，使人們讀小說時遇到無窮無盡的詩。例如張文成的《游仙窟》此篇共有詩七十首。而《聊齋》中的此類詩歌多事為了傳情達意為了作品中人物的創作而寫，它們與小說中人物、身份、思想、所處的情勢天然渾然天成。詩歌的意象也常常融入小說中的具體描寫中，煉詞造句極具意象化特征，聊齋中敘事、寫人、狀物中常常用一兩個內涵豐富的詞使敘事簡介明快，人物形象躍然紙上，這些詞通常有意向的神韻。如《王大》中寫周子明的吝嗇，“汝真鐵豆，炒之不能爆也 ”只用“鐵豆”這一意象形象地揭示出人物慳吝的本質。

　　三、作品的思想內涵

　　《聊齋志異》400多篇的文章，向我們展示了一段生動活潑而又不乏真實的斷代史。它揭示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對于科舉制度，官僚制度，思想道德，婚姻愛情，婦女地位等做了廣泛的揭示。而且，在這些作品中，作者是為了抒發“孤憤”的，所以他的態度愛憎分明，態度堅定，同時，對科舉制度，官府制度黑暗等問題做了前所未有的深入挖掘，尖銳揭示。《王子安》、《葉生》、《考弊司》、《書癡》等或揭露了科舉制度對讀書人身心的殘害，或者嘲諷科舉入仕的酸腐無能，充分表現科舉制度的實質是“黜佳士而進凡庸”；《席方平》、《夢狼》、《促織》、《續黃粱》等，揭示了官場的黑暗，吏治敗壞給人民造成的深重的苦難；《罵鴨》、《正心》、《立身》、《救過》等表現了世道人心澆薄，人與人之間道德倫理關系的淪喪，有勸善懲戒的作用；《嬰寧》、《小翠》、《青梅》、《聶小倩》等反對道學強加人青年男女身上的枷鎖，熱情歌頌自由的基于愛情的婚姻，對理想的愛情婚姻模式有一定的探索，同時揭示了婦女在家庭和社會的地位。

　　總體而言，《聊齋志異》對統治階級的各個方面做了全面的揭示和深刻的批判，這種深度和廣度是傳統文言志怪小說中任何一部都不能媲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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