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諾貝爾演講稿

時間：2023-04-14 19:16:10 講話稿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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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諾貝爾演講稿

　　演講稿的內容要根據具體情境、具體場合來確定，要求情感真實，尊重觀眾。在社會發展不斷提速的今天，需要使用演講稿的事情愈發增多，你知道演講稿怎樣才能寫的好嗎？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莫言諾貝爾演講稿，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莫言諾貝爾演講稿

莫言諾貝爾演講稿1

　　尊敬的瑞典學院各位院士，女士們、先生們：

　　通過電視或者網絡，我想在座的各位，對遙遠的高密東北鄉，已經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們也許看到了我的九十歲的老父親，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兒和我的一歲零四個月的外孫女。但有一個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親，你們永遠無法看到了。我獲獎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榮，但我的母親卻無法分享了。

　　我母親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莊東邊的桃園里。去年，一條鐵路要從那兒穿過，我們不得不將她的墳墓遷移到距離村子更遠的地方。據開墳墓后，我們看到，棺木已經腐朽，母親的骨殖，已經與泥土混為一體。我們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從那一時刻起，我感到，我的母親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訴說，就是對母親的訴說。

　　我是我母親最小的孩子。

　　我記憶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著家里唯一的一把熱水瓶去公共食堂打開水。因為饑餓無力，失手將熱水瓶打碎，我嚇得要命，鉆進草垛，一天沒敢出來。傍晚的時候，我聽到母親呼喚我的乳名。我從草垛里鉆出來，以為會受到打罵，但母親沒有打我也沒有罵我，只是撫摸著我的頭，口中發出長長的嘆息。

　　我記憶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隨著母親去集體的地里撿麥穗，看守麥田的人來了，撿麥穗的人紛紛逃跑，我母親是小腳，跑不快，被捉住，那個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個耳光。她搖晃著身體跌倒在地。看守人沒收了我們撿到的麥穗，吹著口哨揚長而去。我母親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臉上那種絕望的神情讓我終生難忘，多年之后，當那個看守麥田的人成為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在集市上與我相逢，我沖上去想找他報仇，母親拉住了我，平靜地對我說：“兒子，那個打我的人，與這個老人，并不是一個人。”

　　我記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個中秋節的中午，我們家難得地包了一頓餃子，每人只有一碗。正當我們吃餃子時，一個乞討的老人，來到了我們家門口，我端起半碗紅薯干打發他，他卻憤憤不平地說：“我是一個老人，你們吃餃子，卻讓我吃紅薯干，你們的心是怎么長的？”我氣急敗壞地說：“我們一年也吃不了幾次餃子，一人一小碗，連半飽都吃不了！給你紅薯干就不錯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滾！”母親訓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餃子，倒進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賣白菜，有意無意地多算了一位買白菜的老人一毛錢。算完錢我就去了學校。當我放學回家時，看到很少流淚的母親淚流滿面。母親并沒有罵我，只是輕輕地說：“兒子，你讓娘丟了臉。”

　　我十幾歲時，母親患了嚴重的肺病，饑餓，病痛，勞累，使我們這個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不祥之感，以為母親隨時都會自尋短見。每當我勞動歸來，一進大門，就高喊母親，聽到她的回應，心中才感到一塊石頭落了地。如果一時聽不到她的回應，我就心驚膽戰，跑到廚房和磨坊里尋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間也沒有見到母親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這時，母親背著一捆柴草從外邊走進來。她對我的哭很不滿，但我又不能對她說出我的擔憂。母親看透我的心思，她說：“孩子，你放心，盡管我活著沒有一點樂趣，但只要閻王爺不叫我，我是不會去的。”

　　我生來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當面嘲笑我，學校里有幾個性格霸蠻的同學甚至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親對我說：“兒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變美。”后來我進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當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親的話，便心平氣和地向他們道歉。

　　我母親不識字，但對識字的人十分敬重。我們家生活困難，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但只要我對她提出買書買文具的要求，她總是會滿足我。她是個勤勞的人，討厭懶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為看書耽誤了干活，她從來沒批評過我。

　　有一段時間，集市上來了一個說書人。我偷偷地跑去聽書，忘記了她分配給我的活兒。為此，母親批評了我。晚上，當她就著一盞小油燈為家人趕制棉衣時，我忍不住地將白天從說書人那里聽來的故事復述給她聽，起初她有些不耐煩，因為在她心目中，說書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務正業的人，從他們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話來。但我復述的故事，漸漸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給我排活兒，默許我去集上聽書。為了報答母親的恩情，也為了向她炫耀我的記憶力，我會把白天聽到的故事，繪聲繪色地講給她聽。

　　很快的，我就不滿足復述說書人講的故事了，我在復述的過程中，不斷地添油加醋。我會投我母親所好，編造一些情節，有時候甚至改變故事的結局。我的聽眾，也不僅僅是我的母親，連我的姐姐，我的嬸嬸，我的奶奶，都成為我的聽眾。我母親在聽完我的故事后，有時會憂心忡忡地，像是對我說，又像是自言自語：“兒啊，你長大后會成為一個什么人呢？難道要靠耍貧嘴吃飯嗎？”

　　我理解母親的.擔憂，因為在村子里，一個貧嘴的孩子，是招人厭煩的，有時候還會給自己和家庭帶來麻煩，我在小說《牛》里所寫的那個因為話多被村里人厭惡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時的影子。我母親經常提醒我少說話，她希望我能做一個沉默寡言、安穩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卻顯露出極強的說話能力和極大的

　　說話欲望，這無疑是極大的危險，但我的說故事的能力，又帶給了她愉悅，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盡管有我父母親的諄諄教導，但我并沒改掉我喜歡說話的天性，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對自己的諷刺。

　　我小學未畢業即輟學，因為年幼體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灘上去放牧牛羊。當我牽著牛羊從學校門前路過，看到昔日的同學在校園里打打鬧鬧，我心中充滿悲涼，深深地體會到一個人哪怕是一個孩子離開群體后的痛苦。

　　到了荒灘上，我把牛羊放開，讓它們自己吃草。藍天如海，草地一望無際，周圍看不到一個人影，沒有人的聲音，只有鳥兒在天上鳴叫。

　　我感到很孤獨，很寂寞，心里空空蕩蕩。有時候，我躺在草地上，望著天上懶洋洋地飄動著的白云，腦海里便浮現出許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我們那地方流傳著許多狐貍變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著能有一個狐貍變成美女與我來做伴放牛，但她始終沒有出現。但有一次，一只火紅色的狐貍從我面前的草叢中跳出來時，我被嚇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貍跑沒了蹤影，我還在那里顫抖。有時候我會蹲在牛的身旁，看著湛藍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時候我會模仿著鳥兒的叫聲試圖與天上的鳥兒對話，有時

莫言諾貝爾演講稿2

尊敬的瑞典學院各位院士，女士們、先生們：

　　通過電視或網絡，我想在座的各位，對遙遠的高密東北鄉，已經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們也許看到了我的九十歲的老父親，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兒和我的一歲零四個月的外孫子，但是有一個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親，你們永遠無法看到了。我獲獎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榮，但我的母親卻無法分享了。

　　我母親生于20xx年，卒于20xx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莊東邊的'桃園里。去年，一條鐵路要從那兒穿過，我們不得不將她的墳墓遷移到距離村子更遠的地方。掘開墳墓后，我們看到，棺木已經腐朽，母親的骨殖，已經與泥土混為一體。我們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從那一時刻起，我感到，我的母親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訴說，就是對母親的訴說。

　　我是我母親最小的孩子。

　　我記憶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著家里的一把熱水壺去公共食堂打開水。因為饑餓無力，失手將熱水瓶打碎，我嚇得要命，鉆進草垛，一天沒敢出來。傍晚的時候我聽到母親呼喚我的乳名，我從草垛里鉆出來，以為會受到打罵，但母親沒有打我也沒有罵我，只是撫摸著我的頭，口中發出長長的嘆息。

　　我記憶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集體的地理揀麥穗，看守麥田的人來了，揀麥穗的人紛紛逃跑，我母親是小腳，跑不快，被捉住，那個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個耳光，她搖晃著身體跌倒在地，看守人沒收了我們揀到的麥穗，吹著口哨揚長而去。我母親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臉上那種絕望的神情深我終生難忘。多年之后，當那個看守麥田的人成為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在集市上與我相逢，我沖上去想找他報仇，母親拉住了我，平靜的對我說：“兒子，那個打我的人，與這個老人，并不是一個人。”

　　我記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個中秋節的中午，我們家難得的包了一頓餃子，每人只有一碗。正當我們吃餃子時，一個乞討的老人來到了我們家門口，我端起半碗紅薯干打發他，他卻憤憤不平地說：“我是一個老人，你們吃餃子，卻讓我吃紅薯干。你們的心是怎么長的？”我氣急敗壞的說：“我們一年也吃不了幾次餃子，一人一小碗，連半飽都吃不了！給你紅薯干就不錯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滾！”母親訓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餃子，倒進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賣白菜，有意無意的多算了一位買白菜的老人一毛錢。算完錢我就去了學校。當我放學回家時，看到很少流淚的母親淚流滿面。母親并沒有罵我，只是輕輕的說：“兒子，你讓娘丟了臉。”

　　我十幾歲時，母親患了嚴重的肺病，饑餓，病痛，勞累，使我們這個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不祥之兆，以為母親隨時都會自己尋短見。每當我勞動歸來，一進大門就高喊母親，聽到她的回應，心中才感到一塊石頭落了地。如果一時聽不到她的回應，我就心驚膽戰，跑到廚房和磨坊里尋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間也沒有見到母親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這時母親背著一捆柴草從外面走進來。她對我的哭很不滿，但我又不能對她說出我的擔憂。母親看到我的心思，她說：“孩子你放心，盡管我活著沒有一點樂趣，但只要閻王爺不叫我，我是不會去的。”

　　我生來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當面嘲笑我，學校里有幾個性格霸蠻的同學甚至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親對我說：“兒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變美。”后來我進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當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親的話，便心平氣和地向他們道歉。

　　我母親不識字，但對識字的人十分敬重。我們家生活困難，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但只要我對她提出買書買文具的要求，她總是會滿足我。她是個勤勞的人，討厭懶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為看書耽誤了干活，她從來沒批評過我。

　　有一段時間，集市上來了一個說書人。我偷偷地跑去聽書，忘記了她分配給我的活兒。為此，母親批評了我，晚上當她就著一盞小油燈為家人趕制棉衣時，我忍不住把白天從說書人聽來的故事復述給她聽，起初她有些不耐煩，因為在她心目中說書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務正業的人，從他們嘴里冒不出好話來。但我復述的故事漸漸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給我排活，默許我去集上聽書。為了報答母親的恩情，也為了向她炫耀我的記憶力，我會把白天聽到的故事，繪聲繪色地講給她聽。

莫言諾貝爾演講稿3

女士們先生們，下午好！

　　開了兩天會，終于談到了文學。上個月，我因為胃出血住進了醫院，出院以后身體虛弱，本來想跟有關方面打個招呼，在家養病，不來參加這個會議。但我妻子說：既然已經答應了別人，就應該信守承諾，盡管你一爬樓梯就冒虛汗，但我建議你還是要去。你若不去，對會議主辦方很不尊重。聽妻子話，我來了。我臨出門的時候，妻子對我說：聽說德國的高壓鍋特別好，你買一個帶回來。我這才明白她讓我來的真正目的是讓我來買鍋。我前天上午已經完成了任務，買了個高壓鍋在床頭放著。這次來呢，我還知道德國某些媒體給我上背上了一個黑鍋——非常抱歉，可能給同傳翻譯的女士增加了困難，中國人將強加于自己的不實之詞稱為‘背黑鍋’——中國有一些小報經常這樣干，經常造我的謠言。我沒想到像德國這樣號稱嚴謹的國家的媒體也會這么干。由此我也明白，全世界的新聞媒體都差不多。這次我來法蘭克福，收獲很大，買回了一個銀光閃閃的高壓鍋，同時卸下了一個黑鍋。我是山東人，山東人大男子主義，如果一個男人聽老婆的話會被人瞧不起的，我這次來才體會到老婆的話一定要聽。我如果不來，第一買不回高壓鍋，第二我的黑鍋就要背到底了。我老婆的話體現了兩個很寶貴的原則，一個是要履行承諾，答應了別人一定要做到；第二個就是別人好的東西我們要拿過來。德國的鍋好，我們就買德國的鍋。我老婆的這兩點寶貴品質值得很多人學習。前天晚上我給她發了個短信，把我這次的行動做了匯報。她給我回短信：再買一個高壓鍋。兩個高壓鍋太沉了！我就給她撒了一個謊：德國海關規定每個人只能買一個高壓鍋。假如我們的德國朋友不反對，不怕中國人把德國的高壓鍋買得漲價的話，我回去會利用我在中國的影響，寫文章宣傳德國鍋的好處，讓全中國的家庭主婦都讓她們的丈夫來買鍋。

　　光說鍋也不行，我們還得說文學。我認為優秀的文學作品是應該超越黨派、超越階級、超越政治、超越國界的。作家是有國籍的，這毫無疑問，但優秀的文學是沒有國界的。優秀的文學作品是屬于人的文學，是描寫人的感情，描寫人的命運的。它應該站在全人類的立場上，應該具有普世的價值。像德國的作家：歌德的作品，托馬斯·曼的作品、伯爾的作品、君特·格拉斯的作品、馬丁·瓦爾澤的作品還有西格弗里德·倫茨的作品，這些作品我大部分都讀過。我認為他們的作品就是具有普世價值的、超越了國界的文學。盡管他們描寫的是中國讀者并不熟悉的德國生活，講的是德國的故事，但因為他們的作品在描述了德國生活的特殊性的同時，也表現了人類情感的共同性，因此他們的作品就獲得了走向世界的通行證，因此他們的文學既是德國的文學也是世界的文學。我必須坦率地承認，中國當代文學中也就是從20xx年到現在的文學當中，確實有一批作品是不具備世界文學的素質的。因為這批作品的

　　作家才有可能取得自己在文壇當中的地位，作為一個國家的文學才有可能取得在世界文壇上的地位，但是這個目標目前還遠遠未能實現。我們盡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離我所想象的偉大的文學還有很大的差距。這就要求我們確實還是要繼續謙虛地學習所有國家、所有民族的優秀文學作品，學習我們中國傳統文學作品，更要深入到日常的最普遍的生活當中去，親身體驗，寫出自己感觸最深的、心中最痛的感覺，那么我們作品才有可能具有世界文學的價值，否則很難說我們寫的到底是什么東西。

　　另外，我想談一下文學多樣化的問題。高壓鍋可以批量生產，而且越符合標準越好，便于修理嘛。文學最怕的就是批量生產。我確實沒有資格對中國當代文學進行評價，因為在這xx年來出現了成千上萬的文學作家，出現了可以說是汗牛充棟的文學作品。如果一個人沒有大量的閱讀文學作品，要對它做一個總體性的評價是很冒險的也是很不負責的。我也沒有興趣過多地評論別人的作品，但是我有自己關于文學的標準，而且我按這個標準把作家分成好的和比較好的。我可以不喜歡某個作家，但是我無權干涉他的創作方式。如果我作為一個批評家，當然要盡量排除掉我個人的審美偏好，盡量客觀地評價別人。但是我作為一個作家，我就可以非常個性化地選擇我所喜歡的，不讀我不喜歡的。剛才一位先生提到了作家和社會生活的關系，尤其是和政治之間的關系。好的文學、好的作家當然離不開社會生活。作為一個中國作家必須對中國社會所發生的一切保持一種高度的興趣，而且有深入的了解和體驗。你要對社會上所發生的各種各樣的問題有一個自己的看法，這種看法可以和所有人都不一樣。對于一個作家、對于文學來講，最可貴的就在于它和所有人都不一樣。如果我們所有的作家的看法都一樣，那么這么多作家的存在價值就值得懷疑。在社會中，有的時候我們要強調一種共性，但是在文學當中確實要高度地強調個性。在國內，我做過的很多演講都以文學的個性化與作家的個性化為題目。這也是xx年來中國作家所做的巨大的努力，就是要從模式化的、公式化的、雷同的作品的套路中解脫出來。作家對社會上存在的黑暗現象，對人性的丑和惡當然要有強烈的義憤和批評，但是我們不能讓所有的作家用統一的方式表現正義感。有的'作家可以站在大街上高呼口號，表達他對社會上不公正的現象的看法，但是我們也要容許有的作家躲在小房子里用小說或者詩歌或者其他文學的樣式來表現他對社會上這些不公正的黑暗的事情的批評，而且我想說對于文學來講，有個巨大的禁忌就是過于直露地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作家的政治觀點應該是用文學的、形象化的方式來呈現出來。如果不是用形象化的、文學的方式，那么我們的小說就會變成口號，變成宣傳品。所以我想，作家的政治態度，他對社會熱點問題的關注確實跟政治家、社會學家的表現方式不一樣的，即便是作家隊伍里面也應該有很多差異。我們確實沒有必要強行要求所有的人都一樣。最終我還是認為，歸根結底，一個作家還是要用作品來說話，因為作家的職業決定了寫作才是他最神圣的職責。如果一個人只有作家的名號，沒有小說、詩歌，沒有其他的文學作品，那么算個什么作家呢？什么叫作家？因為他寫了作品；什么叫作家？因為他寫了產生巨大影響的作品；什么是偉大作家？因為他寫出了能夠影響全人類的偉大作品。所以作家的名號是建立在作品的基礎之上的。沒有作品，那么你這個作家的身份是非常值得懷疑的。當然我想每個人都不徹底，我也不徹底。如果我徹底的話，那么我就應該像我的名字一樣不要說話。所以我也不徹底，我也要說話。

　　最后我要再講一個題外話，就是德國報紙所報道的關于我對某某參加會議的看法。有的報紙講的很具體，什么我“不愿意跟他在一個房間”等等。我看到這些報道有點莫名其妙。我11號下午下了飛機才知道這件事，而關于我對這件事的看法在11號之前已經在媒體上公布了，是怎么得來的？是誰采訪的我？這件事我還真得謝謝我妻子，謝謝她讓我來，如果我不來，真的說不清楚了。我覺得論壇嘛，誰都可以說話。已經是21世紀了，沒有任何人能把誰的發言權剝奪。誰都可以發言，誰都可以在不影響到別人自由的情況下發表自己對所有問題的見解。當然，誰也都可以不發言。如果有人想用強制的手段剝奪別人這種權利，這是違反最基本的準則的。我是一個50多歲的人啦，也是一個號稱寫了很多小說的所謂的“作家”，不至于連最基本的常識都沒有，說出那么荒唐的話來。

　　最后，我講一個小故事。聽說法蘭克福是歌德的出生地。在中國，流傳著一個非常有名的關于歌德的故事。有一次，歌德和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對面來了國王的儀仗。貝多芬昂首挺胸，從國王的儀仗隊面前挺身而過。歌德退到路邊，摘下帽子，在儀仗隊面前恭敬肅立。我想，這個故事向我們傳達的就是對貝多芬的尊敬和對歌德的蔑視。在年輕的時候，我也認為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象話了。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慢慢意識到，在某種意義上，

　　像貝多芬那樣做也許并不困難。但像歌德那樣，退到路邊，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對著國王的儀仗恭恭敬敬地行禮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氣。

　　謝謝大家！

莫言諾貝爾演講稿4

　　每次來北師大，心里面都感覺很慚愧，也很后悔，后悔當年沒有認真學習。當我拿到教授證書的時候，心里的后悔感更加沉重。因為一個教授總是要開口說話，而且一開口說話總是要比學生高明。如果沒有足夠的知識儲備，沒有足夠的學問修養，很可能被學生轟下臺去。所以我這個教授起碼幾年之內是不敢講課的。我要向同事認真學習。這個教授實際上也是我獲得的北師大“入學”通知書。我希望借這個機會，在北師大能夠認真地學一點東西，跟同學們平等地交流，從同學們那里汲取一些靈感和學問，這個機會對我非常重要。

　　我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傳開以后，很多記者去醫院采訪當時住院的我的導師童慶炳先生，他在病床上談了半個多小時。我從網上得到這個消息，當時心里非常感動。老師就是老師，學生就是學生。每當學生得到榮譽的時候，老師就“退”到后面去；學生遇到困難，老師則會挺身而出。

　　我這樣說并不是隨口說的，是有事實依據的。

　　當年，童老師把我從即將離開學校的道路上拽回來，讓我拿到了北師大碩士的畢業證書。寫畢業論文的時候，我感覺到困難重重。因為寫小說和做論文不是一種學問，寫小說我可以一天寫一萬字，而論文我寫了兩個月，才寫了一千字，而且這一千字也未必符合論文的規范。最后我覺得快要放棄了，又是童老師說，“一定要把這個學位拿到。現在沒有用，將來會有用。”后來我就“咬牙切齒”地繼續堅持做我的論文，再后來童老師在我的論文中引經據典地加了很多內容。現在看來，童老師讓我把這個碩士學位拿到手確實是正確的。因為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起，我在出版的書的扉頁上印簡歷時，就一直“毫不客氣”地印上“北師大文藝學碩士”。當然我也知道這是一個虛名，要真正達到碩士水平，還有待努力。今天我拿到這個教授聘書，就相當于拿到了“本科”的入學通知書，奮斗幾年，爭取達到“碩士”水平。

　　音樂作為一門藝術，非常抽象。在音樂的世界里，要悲切有悲切，要慷慨有慷慨，要激昂有激昂。它不需要翻譯，而且彈性非常大，它是多解的。一個高興的人可以從中聽到讓他高興的音符，一個悲傷的人即使讓他聽一首歡快的樂曲也會聽出眼淚。它的彈性非常大，詮釋非常多，而且不同的年齡，不同的學養，不同階段的人，都可以得到全新的解釋。

　　我認為，好的文學也應該具有這樣的品質。

　　好的文學不應該那么清澈透明，不應該只有一個準確的答案，應該有其豐富性、復雜性，甚至曖昧性，它讓每一個讀者都可以從中看到他、讀到他自己，它也會讓每一個讀者隨著時間、隨著各方面的.變化而從同一本書里讀出不同的感受。我希望我能夠寫出具有這樣最大彈性、最大模糊性的小說來，我不希望我的小說是一目了然的。我過去的寫作一直在追求這樣的藝術風格，但是迄今我還沒有完全達到。

　　當然，這也涉及到做人的問題。我知道，我得獎以后圍繞著我的做人問題網絡上開了“鍋”。我覺得我就是一個普通人，一個從農村出來的，至今身上還帶著很土的泥巴味的這么一個會寫點小說，會講點故事的農民作家。如果一個人沒有被人批評，這個人的價值也就大打折扣。一個人之所以被“千夫所指”，被很多人議論，就是因為他身上帶著非常復雜的特質，比較豐富。所以我覺得我是一個比較豐富的人，我給很多人提供了“范本”，你們可以來解讀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來“歪曲”我，或者正確地理解我，我覺得這是非常有意思的。這讓我看到了無數我自己看不到的側面。

　　關于文學作品翻譯的問題也很值得思考。我的小說被翻譯成外文，但我寫作的時候沒有想過國外的讀者，我寫的時候想到的就是我自己，想到的讀者也是我們中國的讀者，誰會想到我的小說要給外國的讀者來看？所以這又涉及到創作出發點的問題：作家到底為什么寫作？為自己寫作，還是為讀者寫作？如果是為讀者寫作，到底是為中國讀者還是為外國讀者？是不是為翻譯家寫作？

　　我認為，作家為誰寫作都可以，就是不能為翻譯家寫作，盡管文學走向世界必須經過翻譯家的翻譯，必須經過他們創造性的勞動，但是作為一個作家在寫作的時候如果想著翻譯家，那勢必使自己的藝術風格大打折扣，勢必會為了翻譯的方便而降低自己的寫作難度，所以我堅決地說什么人都可以考慮，但千萬別為翻譯家考慮；什么人都不能忘記，但是一定要忘記翻譯家。只有如此，才能寫出具有個人風格、具有中國風格的小說來。

　　對于諾貝爾文學獎，我認為大家不要小題大做，因為不論我在高密、北京，還是瑞典，我的內心一直很平靜，甚至有一點點歉疚，因為我深深地知道在全世界、在中國有許多好的作家，他們都有資格，甚至比我更有資格獲得這個獎項，他們之所以沒有獲得這個獎項，是因為還沒有到時候，或者說去年我的運氣很好，本來是很多人有資格獲得的這樣一個獎項卻落到了我這樣一個人身上，我也覺得很慚愧。我也寄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的作家能再次登上諾貝爾文學獎的領獎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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