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家傲·秋思的原文、翻譯及賞析

時間：2023-06-29 03:46:51 惠嘉古籍我要投稿

漁家傲·秋思的原文、翻譯及賞析

　　在生活、工作和學習中，大家都接觸過古詩吧，古詩的篇幅可長可短，押韻比較自由靈活，不必拘守對仗、聲律。那么什么樣的古詩才是好的古詩呢？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漁家傲·秋思原文、翻譯及賞析，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漁家傲·秋思原文、翻譯及賞析

　　原文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

　　講解

　　每讀這首詞，都會有不同的感悟。這首詞首先給人的感覺是凄清、悲涼、壯闊、深沉，還有些傷感。而就在這悲涼、傷感中，有悲壯的英雄氣在回蕩著。

　　“塞下秋來風景異”，劈頭一句，作者就把我們帶到了一個特殊的環境。時間是秋天，地點在邊塞。風景呢？沒說好，也沒說壞，只說了一個“異”。“異”在哪里呢？且聽下文：

　　“衡陽雁去無留意。”衡陽雁去是雁去衡陽的倒裝；古人相傳，北雁南飛，到衡陽而止。衡陽城南有回雁峰，樣子很像回旋的雁。“秋來”，滿目蕭條；“風景”越發“異”得難忍，所以雁兒毫不留戀地非飛走不可。這里表面寫的是雁，實在寫人。即連大雁都不愿在這兒呆下去了，更何況人？但是，邊塞軍人畢竟不是候鳥，他們卻堅守在邊塞。

　　下面三句，寫的就是“雁去”后的情景。

　　“四面邊聲連角起”，“邊聲”，指邊地的風號、馬鳴、羌笛之聲。這是寫聲音的，這聲音富有邊塞地區的特色。李陵《答蘇武書》中的“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群”，可作注釋。然而，范仲淹在這里卻更有一層深意，那就是“連角起”。角，是古代軍隊里吹的樂器。“四面邊聲連角起”，就是軍中號角吹動，四面八方的邊聲便隨之而起。在這里，作者是把軍中的號角作為主體來寫的，它帶動著邊地的一切聲音。這就是說，邊地“雁去”了，邊地的駐軍沒去；不但沒去，而且用他們的號角，與邊地的人民緊緊相連。這聲音也許有點單調，甚至有點悲涼，但壯闊，充滿力量。

　　“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是上闋的結句，突出地表現出邊塞的安穩和牢固。“千嶂”，是寫山勢，層巒疊嶂，猶如巨大的屏風。“長煙”，是炊煙和暮靄所形成的一片霧氣。在“落日”中，邊地的孤城及時地把城門關上了。“城”是孤的，但有“千嶂”環繞，“長煙”籠罩，“落日”照耀，就不顯得那么孤獨無靠。它是堅固的，結實的，嚴陣以待的。然而，城的堅固與否，更重要的還在于把守它的駐軍。因此，在詞的下闋，作者就把邊防軍人推向畫面中心，集中筆墨表現他們的思想感情。

　　“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這句是全詞的核心，是它的靈魂所在。邊塞軍人一邊飲著濁酒，一邊思念著家里的親人和家鄉的一草一木。這不但是合情的，而且是合理的。所謂合情，就是這些軍人到了晚間，思家、思鄉之情就愈加濃烈。這符合生活的真實，令人信服。所謂合理，就是正因為他們熱愛家鄉，所以他們才更熱愛祖國，他們也就不會像雁那樣“無留意”地飛走，而是堅守在崗位上。不只堅守，他們并不滿足于堅守，他們還盼望著打仗，出擊打勝仗。因為只有這樣，國土才能完整，邊塞才能鞏固，邊防軍人才能回到自己可愛的家鄉。因此，接下來的“燕然未勒歸無計”七個字就有著深刻的含義了。

　　“燕然”，指燕然山，就是今天的杭愛山。“勒”，刻的意思。據《后漢書·竇憲傳》記載，公元89年，東漢將軍竇憲打垮匈奴進犯，乘勝追擊，“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而還。所以“勒石燕然”就成了勝利的代名詞。“燕然未勒歸無計”，意思就是抗敵的大功還沒有完成，回家的事就不能去計議了。這個“計”字很重要，它是計議、打算的意思，可見邊防軍人不回家是主動地、自覺的。若是把它理解為計策的“計”，那邊防軍人的不能回家就成為被動的、無奈的了。這樣理解，對邊防軍人的形象，對全詞的意境就都有損害。

　　“羌管悠悠霜滿地”，承上啟下，進一層強調邊防軍人想家思鄉的情緒，并由此而寫出全體將士憂國的情狀和感慨。

　　“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人為何不能成寐？將軍已經白發蒼蒼為何還在服役？年輕的兵士為國守邊為何還要落淚？這里有悲的成分，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憂，是怨，是憤憤不平。他們憂慮國家的安全，抱怨朝廷無人整頓武備，更為當局沒有一個正確的方針政策而憤懣，以致邊防軍人久住“塞下”，將老，卻不能退休家園，兵少，卻不能與妻子團圓。

　　從《漁家傲》全詞來看，應當說，情調是悲壯的，感情是強烈的，它是一首古代邊防軍人之歌，以其英雄氣概扣動著歷代千萬讀者的心扉。

　　譯文

　　秋天到了，西北邊塞的風光和江南大不同。大雁又飛回了衡陽，一點也沒有停留之意。黃昏時分，號角吹起，邊塞特有的風聲、馬嘯聲、羌笛聲和著號角聲從四面八方回響起來。連綿起伏的群山里，夕陽西下，青煙升騰，孤零零的一座城城門緊閉。

　　飲一杯濁酒，不由得想起萬里之外的親人，眼下戰事未平，功名未立，還不能早作歸計。遠方傳來羌笛的悠悠之聲，天氣寒冷，霜雪滿地。夜深了，在外征戰的人都難以入睡，將軍已是頭發花白，士兵抹著思鄉的淚水。

　　注釋

　　漁家傲：又名《吳門柳》、《忍辱仙人》、《荊溪詠》、《游仙關》。

　　塞：邊界要塞之地，這里指西北邊疆。

　　衡陽雁去：傳說秋天北雁南飛，至湖南衡陽回雁峰而止，不再南飛。

　　邊聲：邊塞特有的聲音，如大風、號角、羌笛、馬嘯的聲音。

　　千嶂：綿延而峻峭的山峰；崇山峻嶺。

　　燕然未勒：指戰事未平，功名未立。

　　燕然：即燕然山，今名杭愛山，在今蒙古國境內。據《后漢書·竇憲傳》記載，東漢竇憲率兵追擊匈奴單于，去塞三千余里，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

　　羌管：即羌笛，出自古代西部羌族的一種樂器。

　　悠悠：形容聲音飄忽不定。

　　寐：睡，不寐就是睡不著。

　　賞析

　　范仲淹《漁家傲》一詞開篇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一句極力渲染邊塞秋季風景的獨異，上片寫景，描寫的自然是塞下的秋景。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從視覺聽覺等方面表現了邊塞地區的蕭條寂寥。

　　起句“塞下秋來風景異”，“塞下”點明了延州的所在區域。“秋來”，點明了季節。“風景異”，概括地寫出了延州秋季和內地大不相同的風光。詞人是蘇州人，對這個地方的季節變換，遠較北人敏感，故用一個“異”字概括，這中間含有驚異之意。“衡陽雁去無留意”，雁是候鳥，每逢秋季，北方的雁即飛向南方避寒。“無留意”是說這里的雁到了秋季即向南展翅奮飛，毫無留戀之意，反映了這個地區到了秋天，寒風蕭瑟，滿目荒涼。反過來說，這個地區秋天的荒涼景象，盡括在雁“無留意”三字之中，顯得筆力遒勁。

　　下邊續寫延州傍晚時分的戰地景象：“四面邊聲連角起”，這種聲音隨著軍中的號角聲而起，形成了濃厚的悲涼氣氛，為下片的抒情蓄勢。“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上句寫延州周圍環境，它處在層層山嶺的環抱之中；下句牽挽到對西夏的軍事斗爭。“長煙落日”，很容易使讀者聯想起唐代詩人王維的“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這四字寫出了塞外的壯闊風光。而在“長煙落日”之后，緊綴以“孤城閉”三字，氣象便不相同。千嶂、孤城、長煙、落日，這是所見；邊聲、號角聲，這是所聞。把所見所聞諸現象連綴起來，展現在讀者眼前的是一幅充滿肅殺之氣的戰地風光畫面，特別值得玩味的是“孤城閉”三字，它隱隱地透露宋朝不利的軍事形勢。宋朝從建立之后，就采取重內輕外政策，對內加緊控制，把禁軍分駐全國各地，而在邊疆上長期放棄警戒，武備松弛。寶元元年（1038年）西夏元昊稱帝，宋廷調兵遣將，揚聲討伐，而事起倉卒，將不知兵，兵不知戰，以致每戰輒敗。詞人移知延州，到任后，一方面加強軍隊訓練，一方面在延州周圍構筑防御工事，始終居于守勢，不敢輕易出擊，延州局勢才暫時穩定下來，就整個形勢來說，延州仍處于孤立狀態。所以“孤城閉”三字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軍事態勢，反映出宋朝守軍力量是很薄弱的，作為指揮部所在地的城門，太陽一落就關閉起來，表現了形勢的嚴重性。這一句就為下片的抒情作了鋪墊。。

　　下片起句“濁酒一杯家萬里”，是詞人的自抒懷抱。他身負重任，防守危城，天長日久，難免起鄉關之思。這“一杯”與“萬里”數字之間形成了懸殊的對比，也就是說，一杯濁酒，消不了濃重的鄉愁，造語雄渾有力。鄉愁皆因“燕然未勒歸無計”而產生。燕然未勒也是《封燕然山銘》這個典故而來：東漢和帝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北伐匈奴，大破之，在漠北燕然山刻石記功，由班固執筆，頌漢威德，就是所謂“勒石燕然”。勒字此處是雕刻的意思。

　　“羌管悠悠霜滿地”，寫夜景，在時間上是“長煙落日”的延續。“人不寐”，補敘上句，表明自己徹夜未眠，徘徊于庭。“將軍白發征夫淚”，由自己而及征夫總收全詞。總之下片抒情，將直抒胸臆和借景抒情相結合，抒發的是作者壯志難酬的感慨和憂國的情懷。

　　這首邊塞詞既表現將軍的英雄氣概及征夫的艱苦生活，也暗寓對宋王朝重內輕外政策的不滿，愛國激情，濃重鄉思，兼而有之，構成了將軍與征夫思鄉卻渴望建功立業的復雜而又矛盾的情緒。這種情緒主要是通過全詞景物的描寫，氣氛的渲染，婉曲地傳達出來。綜觀全詞，意境開闊蒼涼，形象生動鮮明，反映出作者耳聞目睹、親身經歷的場景，表達了作者自己和戍邊將士們的內心感情，讀起來真切感人。

　　創作背景

　　宋康定元年（1040年）至慶歷三年（1043年）間，范仲淹任陜西經略副使兼延州知州。宋仁宗年間，范仲淹被朝廷派往西北前線，承擔起北宋西北邊疆防衛重任。這首詞作于北宋與西夏戰爭對峙時期。

　　點評

　　范仲淹的《漁家傲》變低沉婉轉之調而為慷慨雄放之聲，把有關國家、社會的重大問題反映到詞里，可謂大手筆。

　　范仲淹守邊時，作《漁家傲》歌數闋，皆以“塞下秋來”為首句，頗述邊鎮之勞苦，歐陽修嘗稱為“窮塞主”之詞云云。現僅存一首。起句“塞下秋來風景異”，“塞下”點明了延州的所區域。當時延州為西北邊地，是防止西夏進攻的軍事重鎮，故稱“塞下”。“秋來”，點明了季節。“風景異”，概括地寫出了延州秋季和內地大不相同的風光。作者用一個“異”字概括南北季節變換之不同，這中間含有驚異之意。“衡陽雁去無留意”。雁是候鳥，每逢秋季，北方的雁即飛向南方避寒。古代傳說，雁南飛，到衡陽即止，衡山的回雁峰即因此而得名，所以王勃說：“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滕王閣序》）。詞里的“衡陽雁去”也從這個傳說而來。“無留意”是說這里的雁到了秋季即向南展翅奮飛，毫無留戀之意，反映了這個地區到了秋天，寒風蕭瑟，滿目荒涼。下邊續寫延州傍晚時分的戰地景象：“四面邊聲連角起”。起謂“邊聲”，總指一切帶有邊地特色的聲響。這種聲音隨著軍中的號角聲而起，形成了濃厚的悲涼氣氛，為下片的抒情蓄勢。“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上句寫延州周圍環境，它處層層山嶺的環抱之中；下句牽挽到對西夏的軍事斗爭。“長煙落日”，頗得王維名句“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之神韻，寫出了塞外的壯闊風光。而“長煙落日”之后，緊綴以“孤城閉”三字，把所見所聞諸現象連綴起來，展現人們眼前的是一幅充滿肅殺之氣的戰地風光畫面，隱隱地透露宋朝不利的軍事形勢。

　　下片起句“濁酒一杯家萬里”，是詞人的自抒懷抱。他身負重任，防守危城，天長日久，難免起鄉關之思。這“一杯”與“萬里”數字之間形成了懸殊的對比，也就是說，一杯濁酒，銷不了濃重的鄉愁，造語雄渾有力。鄉愁皆因“燕然未勒歸無計”而產生。燕然，山名，即杭愛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漢和帝永元元年（89），竇憲大破北匈奴，窮追北單于，曾登此山，“刻石勒功而還”（《后漢書。和帝紀》）。詞意是說，戰爭沒有取得勝利，還鄉之計是無從談起的，然而要取得勝利，更為不易。“羌管悠悠霜滿地”，寫夜景，時間上是“長煙落日”的延續。羌管，即羌笛，是出自古代西部羌族的一種樂器，發的是凄切之聲，深夜里傳來了抑揚的羌笛聲，大地上鋪滿了秋霜，耳聞目睹盡皆給人以凄清、悲涼之感。下句：“人不寐”，補敘上句，表明自己徹夜未眠，徘徊于庭。“將軍白發征夫淚”，由自己而及征夫，總收全詞。愛國激情，濃重鄉思，兼而有之，構成了將軍與征夫復雜而又矛盾的情緒。這種情緒主要是通過全詞景物的描寫，氣氛的渲染，婉曲地傳達出來，情調蒼涼而悲壯。

　　這首邊塞詞既表現將軍的英雄氣概及征夫的艱苦生活，也暗寓范仲淹對宋王朝重內輕外政策的不滿。

　　評論

　　1038年西夏元昊稱帝后，連年侵宋。由于積貧積弱，邊防空虛，宋軍一敗于延州，再敗于好水川，三敗于定川寨。1040年，范仲淹自越州改任陜西經略副使兼知延州（今陜西延安）。延州當西夏出入關要沖，戰后城寨焚掠殆盡，戍兵皆無壁壘，散處城中。此詞可能即作于知延州時。原有數闋，皆以“塞下秋來”為首句，歐陽修嘗稱為“窮塞外之詞”（宋魏泰《東軒筆錄》卷十一）。但流傳至今的卻只有此詞。詞的上片著重寫景，而景中有情；下片著重抒情，而情中有景。這恰與《蘇幕遮》仿佛。但它的題材與風格卻是有別于《蘇幕遮》的。首句“塞下秋來風景異”，點明地域、時令及作者對邊地風物的異樣感受。次句“衡陽雁去無留意”以南歸大雁的徑去不留，反襯出邊地的荒涼，這是托物寄興。接著，“四面邊聲”三句，用寫實的筆法具體展示出塞風光，而著重渲染戰時的肅殺氣象。“長煙落日”，畫面固不失雄闊，但續以“孤城閉”三字氣象頓然一變，而暗示敵強我弱的不利形勢。過片后“濁酒一杯”二句，寫戍邊將士借酒澆愁，但一杯濁酒怎能抵御鄉關萬里之思？久困孤城，他們早已歸心似箭，然而邊患未平、功業未成，還鄉之計又何從談起？“羌管悠悠”句刻劃入夜景色，而融入其中的鄉戀益見濃重。“人不寐”二句，直道將軍戰士之感傷，并點出他們徹夜無眠、鬢發染霜、淚下如霰的正是這種感傷之情。不言而喻，此詞表現邊地的荒寒和將士的勞苦，流露出師老無功、鄉關萬里的悵恨心聲，其情調與唐人建功異域、追奔逐北的邊塞詩迥不相同。但范仲淹到延州后，選將練卒，招撫流亡，增設城堡，聯絡諸羌，深為西夏畏憚，稱“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此詞慷慨悲涼，既寫出了邊地生活的艱辛，同樣表現了他抵御外患、報國立功的壯烈情懷和思念家鄉的矛盾心情。而更值得重視的則是，范仲淹以其守邊的實際經歷首創邊塞詞，一掃花間派柔靡無骨的詞風，為蘇辛豪放詞導夫先路。

　　賞析二

　　范仲淹是當時的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官至副宰相。他了解民間疾苦，深知宋王朝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主張革除積弊，但因統治集團內部守舊派的反對，沒能實現。

　　他也是著名的文學家。這首《漁家傲》是他的代表作，反映的是他親身經歷的邊塞生活。古代把漢族政權和少數民族政權之間的交界地方叫做“塞”或“塞上”、“塞下”。這首詞所說的塞下，指的是北宋和西夏交界的陜北一帶。

　　從詞史上說，此詞沉雄開闊的意境和蒼涼悲壯的氣概，對蘇軾、辛棄疾等也有影響。

　　任何一首詩詞的審美價值，是由多種藝術功能構成的。這首《漁家傲》并非以軍事征戰為題材，而是寫邊塞將士對家鄉的懷念，因之不能生硬地用政治的尺度來衡量，而應該用藝術的尺度來衡量。它的藝術功能、藝術力量，在于抒情寫景，但即使從政治上要求，此詞的意義也并不消極。“燕然未勒歸無計”一句，正是這首詞最本質的思想亮點。燕然山，即今之杭愛山。后漢時，將軍竇憲追擊匈奴，曾登上燕然山刻碑（勒石）紀功。詞中霜雪滿頭的老將軍，已擦干思鄉之淚，在戀家與報國的矛盾中，他是以戍邊軍務為重。他盡忠職守，不建功勛于邊陲，雖有時思鄉心切，也是不打算歸去的。

　　詞的上闋側重寫景。秋來風景異，雁去無留意，是借雁去衡陽回雁峰的典故，來反映人在塞外的思歸之情。思歸不是因為厭棄邊塞生活，不顧國家安危。而是邊防凄厲的號角聲以及周遭的狼嗥風嘯聲，令人心寒。更奈何日落千嶂，長煙鎖山，孤城緊閉，此情此景甚是令人懷念故鄉的溫馨。人非草木，孰能無情。一個長期戍邊的老將，惦念親人和家鄉也是很自然的。“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此句寫得最成功，僅10個字便勾勒出一派壯闊蒼茫的邊塞黃昏景致。

　　寫景是為了抒情。因此下闋一開頭就是“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濁酒，本是乳白色的米酒，這里也暗喻心情重濁。因為思歸又不能歸以致心情重濁。“歸無計”，是說沒有兩全其美的可能性。正在這矛盾的心緒下，遠方羌笛悠悠，攪得征夫們難以入夢，不能不苦思著萬里之遙的家鄉，而家鄉的親人可能也在盼望白發人。“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這10個字扣人心弦，寫出了深沉憂國愛國的復雜感情。

　　這首《漁家傲》不是令人消沉斗志之詞，它真實地表現了戍邊將士思念故鄉，而更熱愛祖國，矢志保衛祖國的真情。范仲淹曾在《岳陽樓記》一文中，倡導“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崇高精神。詞中的白發老將軍，正是這種崇高精神的生動寫照。黃蓼園說它“讀之凜凜有生氣”，倒是深得其旨趣。

　　“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只此兩句便抵得上那首有名的《敕勒歌》，雖然彼此取材不同。偉大的詩人杜甫曾寫過“孤城早閉門”的佳句，但氣勢的雄渾似不及范詞。那是人煙稀少的邊塞，光禿的山峰重重疊疊，上空飄浮著一縷縷的青煙，悲壯的號角和著雜亂的邊聲在四野回蕩。太陽還沒有收起它金色的余暉，遠遠望去，山腰里一座孤零零的城池早已把城門關閉。這就像一幅中世紀邊塞景象的藝術攝影。

　　一幅野性十足的邊塞圖畫。“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這樣的“邊塞情緒”，往往當人物置身特定場景之后，自然流露出來；此時才明白，長煙落日的邊塞，對于生命個體而言，并不僅僅是“戍邊苦”，還會產生極大的心理滿足。

　　詞是范仲淹守邊愿望和復雜心態的真實袒露。詞中反映了邊塞生活的艱苦和詞人鞏固邊防的決心和意愿，同時還表現出外患未除、功業未建、久戍邊地、士兵思鄉等復雜矛盾的心情。在有著濃郁思鄉情緒的將士們的眼中，塞外之景色失去了寬廣的氣魄、歡愉的氣氛，畫面上籠罩著一種曠遠雄渾、蒼涼悲壯的氣氛。在邊塞熬白黑發，滴盡思鄉淚，卻又不能拋開國事不顧，將士們的心理是矛盾復雜的。范仲淹雖然守邊頗見成效，然而，當時在北宋與西夏的軍事力量對比上，北宋處于下風，只能保持守勢。范仲淹守邊的全部功績都體現在“能夠維持住守勢”這樣一個局面上，時而還有疲于奔命之感。這對有遠大政治志向的范仲淹來說肯定是不能滿足的，但又是十分無奈的。所以，體現在詞中的格調就不會是昂揚慷慨的。

　　此前，很少有人用詞來寫邊塞生活。唐代韋應物的《調笑》雖有“邊草無窮日暮”之句，但沒有展開，且缺少真實的生活基礎。所以，這首詞實際上是邊塞詞的首創。

　　上片描繪邊地的荒涼景象。首句指出“塞下”這一地域性的特點，并以“異”字領起全篇，為下片懷鄉思歸之情埋下了伏線。“衡陽雁去”是“塞下秋來”的客觀現實，“無留意”雖然是北雁南飛的具體表現，但更重要的是這三個字來自戍邊將士的內心，它襯托出雁去而人卻不得去的情感。以下十七字通過“邊聲”“角起”“千嶂”“孤城”等具有特征性的事物，把邊地的荒涼景象描繪得有聲有色。首句中的“異”字通過這十七個宇得到了具體的發揮。

　　下片寫戍邊戰士厭戰思歸的心情。前兩句含有三層意思：“濁酒一杯”撲不滅思鄉情切；長期戍邊而破敵無功；所以產生“歸無計”的慨嘆。接下去，“羌管悠悠霜滿地”一句，再次用聲色加以點染并略加頓挫，此時心情，較黃昏落日之時更加令人難堪。“人不寐”三字綰上結下，其中既有白發“將軍”，又有落淚“征夫”。“不寐”又緊密地把上景下情聯系在一起。“羌管悠悠”是“不寐”時之所聞；“霜滿地”是“不寐”時之所見。

　　創作背景

　　宋康定元年（1040年）至慶歷三年（1043年）間，詞人任陜西經略副使兼延州知州。在他鎮守西北邊疆期間，既號令嚴明又愛撫士兵，深為西夏所憚服，稱他“腹中有數萬甲兵”。這首詞就是他身處軍中的感懷之作。

　　作者簡介

　　范仲淹（公元989年—1052年），字希文，祖籍鄭州（今陜西彬縣），移居吳縣（今江蘇蘇州）。少時貧而好學，真宗大中樣符八年（公元1015年）進士。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范仲淹曾積極推行“慶歷新政”，為人廉潔公正，奉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 的做人準則。詞作僅存五首，描寫邊塞秋思，羈旅情懷，突破了宋初詞專寫兒女柔情的界限，風格明健豪放。有《范文正公集》。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范仲淹先祖是唐朝宰相范履冰，世居邠州。范仲淹高祖范隋，唐懿宗時渡江南下，任麗水縣丞，時逢中原兵亂，遂定居吳縣（今蘇州市）。

　　五代時，曾祖和祖父均仕吳越，父親范墉早年亦在吳越為官。宋朝建國后，范墉追隨吳越王錢俶歸降大宋，任武寧軍節度掌書記。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八月丁丑日（10月1日），范仲淹生于徐州節度掌書記官舍。

　　淳化元年（990年），范墉因病卒于任所，母親謝夫人貧困無依，只得抱著兩歲的范仲淹，改嫁淄州長山人朱文翰，范仲淹也改從其姓，取名朱說（yuè）。

　　苦讀及第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仲淹得知家世，傷感不已，毅然辭別母親，前往南都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學，投師戚同文門下。數年寒窗生涯后，范仲淹已博通儒家經典的要義，有慷慨兼濟天下的抱負。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以“朱說”之名，登蔡齊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寒儒”成為進士，被任為廣德軍司理參軍，掌管訟獄、案件事宜，官居九品。鑒于已有朝廷俸祿，范仲淹便把母親接來奉養。天禧元年（1017年），范仲淹以治獄廉平、剛正不阿，升為文林郎、任集慶軍節度推官，便歸宗復姓，恢復范仲淹之名（一說，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母喪后方更名）。

　　泰州治堰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調任泰州西溪鹽倉監，負責監督淮鹽貯運及轉銷。西溪瀕臨黃海之濱，唐時李承修筑的舊海堤因年久失修，多處潰決，海潮倒灌、鹵水充斥，淹沒良田、毀壞鹽灶，人民苦難深重。于是范仲淹上書江淮漕運張綸，痛陳海堤利害，建議沿海筑堤，重修捍海堰。

　　天圣三年（1025年），張綸奏明朝廷，仁宗調范仲淹為興化縣令，全面負責修堰工程。天圣四年（1026）八月，母親謝氏病逝，范仲淹辭官守喪，工程由張綸主持完成。

　　執教興學

　　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為母守喪，居南京應天府（今商丘）寧陵縣。時晏殊為南京留守、知應天府，聞范仲淹有才名，就邀請他到府學任職，執掌應天書院教席。范仲淹主持教務期間，勤勉督學、以身示教、創導時事政論，每當談論天下大事，輒奮不顧身、慷慨陳詞，當時士大夫矯正世風、嚴以律己、崇尚品德的節操，即由范仲淹倡導開始，書院學風亦為之煥然一新，范仲淹聲譽日隆。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向朝廷上疏萬言的《上執政書》，奏請改革吏治，裁汰冗員，安撫將帥。宰相王曾對萬言書極為贊賞，時晏殊在樞府，王曾便極力推舉范仲淹，晏殊遂面圣陳述范仲淹既往政績。十二月，仁宗征召范仲淹入京，任為秘閣校理，負責皇家圖書典籍的校勘和整理。

　　秉公直言

　　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十九歲，章獻太后（宋真宗章獻皇后）依然主持朝政。冬至，仁宗準備率領百官在會慶殿為太后祝壽。范仲淹認為這一做法混淆了家禮與國禮，就上疏仁宗說：“皇帝有事奉親長之道，但沒有為臣之禮；如果要盡孝心，于內宮行家人禮儀即可，若與百官朝拜太后，有損皇上威嚴”，諫言仁宗放棄朝拜事宜。上疏奏報內廷，沒有獲得答復。范仲淹又上書太后，請求還政仁宗。奏書入宮，再次石沉大海。

　　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大驚失色，批評他過于輕率，不僅有礙自己的仕途，還會連累舉薦之人。范仲淹據理力爭，并回寫一封長信（《上資政晏侍郎書》），詳述自己做法的緣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場：“侍奉皇上當危言危行，絕不遜言遜行、阿諛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雖有殺身之禍也在所不惜。”

　　天圣八年（1030年），范仲淹請求離京為官，被任為河中府通判；次年，調任陳州通判。范仲淹雖“處江湖之遠”，不改憂國憂民本色，在此期間，他也多次上疏議政。朝廷欲興建太一宮和洪福院，范仲淹認為“大興土木，勞民傷財”，建議停工；在吏治方面，范仲淹針對主張削減郡縣，精簡官吏，并多次上書陳述中央直接降敕授官的危害，認為“不是太平治世的政策”；又建議朝廷不可罷免職田，認為“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復濁，何以致化”。范仲淹的這些上疏雖未被朝廷采納，但其一片忠心打動了仁宗。

　　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駕崩，仁宗親政，召范仲淹入京，拜為右司諫。時群臣多議太后垂簾時為政之失，范仲淹卻認為太后雖秉政多年，但亦有養護仁宗之功，建議朝廷掩飾太后過失，成全其美德。仁宗采納，詔令朝廷內外不得擅自議論太后之事。仁宗因劉太后新亡，欲立楊太妃（宋真宗章惠皇后）為皇太后，參與軍國大事。范仲淹認為頻立太后，有皇帝不能親政之嫌。仁宗采納，罷黜太后冊名，但稱謂不改。

　　七月，天下大旱，蝗災蔓延，江淮和京東一帶災情尤其嚴重。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請朝廷派人視察災情，仁宗不予理會。范仲淹便質問仁宗：“如果宮中停食半日，陛下該當如何?”仁宗幡然醒悟，派范仲淹安撫災民。范仲淹應詔賑災，開倉濟民，并將災民充饑的野草帶回朝廷，以警示六宮貴戚戒除驕奢之風。

　　伏閣請對

　　明道二年（1033年）冬，郭皇后誤傷仁宗，宰相呂夷簡因與皇后有隙，遂協同內侍閻文應、范諷等人，力主廢后。消息傳出，群臣議論紛紛，都認為廢后不合適，范仲淹也向皇帝進言。因呂夷簡事先令有司不得接受臺諫章疏，疏入內廷，不得奏。范仲淹遂率中丞孔道輔、侍御史蔣堂、段少連等十余人跪伏垂拱殿外，請求召見，仁宗不見，派呂夷簡出來解釋。范仲淹等與之當庭辯論，呂夷簡理屈詞窮，無以為對。

　　第二天，范仲淹與眾人商議，打算早朝之后，將百官留下，再次與宰相諫爭。一行人剛走到待漏院，朝廷詔書下達，外放范仲淹知睦州，孔道輔等人也或貶或罰，無一幸免。河陽簽判富弼上書仁宗，建議詔還范仲淹入京，以開言路，未得批復。

　　景祐黨爭

　　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調任蘇州知州，辟所居南園之地，興建郡學。時蘇州發生水災，范仲淹命令民眾疏通五條河渠，興修水利，導引太湖水流入大海。次年，因治水有功，范仲淹被調回京師，判國子監，很快又轉升為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頓官僚機構，剔除弊政，開封府“肅然稱治”，時稱“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不滿宰相呂夷簡把持朝政，培植黨羽，任用親信，向仁宗皇帝進獻《百官圖》，對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銳批評，勸說皇帝制定制度、親自掌握官吏升遷之事。呂夷簡不甘示弱，反譏范仲淹迂腐，誣蔑范仲淹“越職言事、勾結朋黨、離間君臣”。范仲淹便連上四章，論斥呂夷簡狡詐，因言辭激烈，遂被罷黜，改知饒州。侍御史韓瀆曲意迎合，列寫范仲淹同黨的姓名，奏請仁宗在朝廷張榜公示。

　　范呂之爭，牽連甚廣。秘書丞余靖上書請求修改詔命；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訟和范仲淹是師友關系，愿一起降官貶黜；館閣校勘歐陽修責備高若訥身為諫官，對范仲淹被貶之事一言不發，蔡襄亦作《四賢一不肖》詩，攻擊高若訥，皆牽連遭貶。朝臣畏懼宰相勢力，莫敢置言。范仲淹被貶出京，竟無人敢送別，只有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行。

　　景祐四年（1037年），呂夷簡被免除宰相之職，士大夫們接連不斷地替范仲淹辯白，雙方互相辯駁，朋黨爭論四起。仁宗詔宰相張士遜問計，下詔禁止互結朋黨。

　　因范仲淹多次因諫被貶謫，梅堯臣作文《靈烏賦》力勸范仲淹少說話、少管閑事、自己逍遙就行。范仲淹回作《靈烏賦》，強調自己“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盡顯為民請命的凜然大節。

　　戍邊西北

　　寶元元年（1038年），原稱臣于宋的西北黨項首領李元昊稱帝，建國號大夏（史稱西夏），與宋朝的外交關系正式破裂。次年（1039年），為逼迫宋朝承認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進犯宋境，于三川口大敗宋兵（三川口之戰），集兵于延州城下，準備攻城。消息傳至京師，朝野震驚。

　　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因邊事吃緊，宋仁宗以范仲淹眾望所歸，召回京師，擔任天章閣待制、出知永興軍。七月，升為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并為陜西經略安撫副使，擔任安撫使夏竦的副手。八月，范仲淹兼知延州。

　　范仲淹到任后，更改軍隊舊制，分部訓練，輪流御敵。先前，邊路分馬步軍部署統兵萬余人，兵馬鈐轄領兵五千，兵馬都監帶兵三千，御敵時官卑者先出戰。范仲淹在檢閱州兵馬后得一萬八千人，分為六部，每部置一將，加強訓練，根據“敵之寡眾”分別出戰。此后，他派兵相繼奪回塞門諸寨，修復已破蕩的金明寨、萬安城等。九月，范仲淹遣將軍任福破白豹城（今甘肅華池東北約25公里處），迫使入侵保安軍（治今陜西志丹）、鎮戎軍（治今寧夏固原）的西夏軍撤兵。又派狄青等攻取西界蘆子平，種世衡興筑青澗城（在延州北約200華里處），營田實邊。十月，遣朱觀等襲破西夏洪州界郭壁等十余寨。同時修筑青澗城和鄜城，作為軍事基地，節省邊費。仁宗為這支軍隊賜名康定軍。十二月，朝廷采納韓琦、尹洙之策，下詔在次年（1041年）正月上旬，由涇原、鄜延兩路同時出兵，大舉伐夏，但范仲淹與在朝中的杜衍、歐陽修等皆以為條件不成熟，主張積極防御，尋覓戰機，小規模出擊。范仲淹在戍邊西北期間，逐漸培養出狄青、種世衡、郭逵等有才干的將領，其他如張亢、王信、范恪、周美等，也是范仲淹所拔擢的。

　　康定二年（1041年）正月，仁宗詔命陜西各路討伐西夏，范仲淹上疏，建議加強邊防守備，徐圖西夏，仁宗采納。范仲淹又奏請修筑承平、永平等要塞，把十二座舊要塞改建為城，以使流亡百姓和羌族回歸。

　　二月，李元昊進兵渭州（今甘肅平涼），仁宗批準夏竦反攻計劃，韓琦命尹洙謁見范仲淹，聯絡同時發兵。范仲淹認為反攻時機尚未成熟，堅持不從。韓琦派環慶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擊，西夏軍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追，追至西夏境六盤山麓，于好水川遇伏被圍，任福等十六名將領陣亡，折兵萬余（好水川之戰）。四月，仁宗降夏竦為豪州通判，范仲淹為戶部員外郎、知耀州，職責不變。

　　五月，范仲淹改知慶州，兼環慶路都部署司事。李元昊起兵時，曾聯絡羌族，約定環慶路酋長六百余人為其向導。范仲淹到任后，即以朝廷名義犒賞羌族各部，與之簽訂條約，嚴明賞罰，羌族遂脫離西夏，為宋效力。為進一步穩固邊防，范仲淹又修筑大順城，遏止白豹城、金湯城一帶的西夏軍進犯；同時，修葺細腰、胡蘆等軍塞，切斷敵軍通路，使明珠、滅臧兩部族安心歸附宋朝。

　　慶歷二年（1042年）閏九月，李元昊分兵兩路，再次大舉攻宋。涇原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王沿獲知夏軍來攻，命副使葛懷敏率軍阻擊，進抵定川寨，宋夏會戰，宋軍大敗，葛懷敏與部將等16人戰死，喪師9400余人（定川寨之戰）。李元昊獲勝后，揮師南下，進逼潘原，關中震動。十月，范仲淹親率六千軍隊，從邠州、涇州出發來進行援救，西夏軍隊撤出邊塞。開始，定川戰敗的消息傳到朝廷，仁宗手按地圖對左右侍臣說：“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范仲淹的援兵的奏報一到，仁宗大喜道：“吾固知仲淹可用也。”仁宗非常欣賞范仲淹的軍事才能，加封為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任鄜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

　　十一月，仁宗采納范仲淹建議，恢復設置陜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讓范仲淹、韓琦、龐籍分領職事。范仲淹與韓琦在涇州設置官第，將文彥博調到秦州做統帥，滕宗諒調到慶州做統帥，張亢擔任渭州的統帥。范仲淹為將帥，號令清楚，愛護士兵，對于前來歸附的各部羌人，誠懇接納，信任不疑，因而，至李元昊向北宋稱臣（慶歷和議），西夏軍隊不敢輕易侵犯他所統轄的地區。

　　慶歷新政

　　主詞條：慶歷新政、《答手詔條陳十事》

　　慶歷三年（1043年），李元昊請求議和，西方邊事稍寧，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樞密副使，又擢拔歐陽修、余靖、王素和蔡襄為諫官（俗稱“四諫”），銳意進取。六月，諫官上言范仲淹有宰相之才，仁宗欲拜為參知政事，范仲淹推辭不就；八月，仁宗罷免副相王舉正，再拜范仲淹為參知政事。

　　仁宗調整輔臣結構后，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同為諫官。仁宗多次召見范仲淹、富弼等人，征詢天下大事。范仲淹認為事有先后，朝廷陳弊積久，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仁宗再次賜給他親筆寫的詔書，又為這件事打開天章閣，召集二府的大臣按條奏對，范仲淹惶恐不安，退朝后作《答手詔條陳十事》，上疏仁宗“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推恩信、重命令”十件事。仁宗采納，詔書統一頒布，以示天下，只有府兵法，因輔臣反對而作罷。

　　慶歷四年（1044年），范仲淹又上疏仁宗四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戰，四曰備。”請朝廷力行七事：“一，密為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于遣將；四，急于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并奏請擴大相權，由輔臣兼管軍事、官吏升遷等事宜，改革廣度和深度進一步增加。新政實施后，恩蔭減少、磨勘嚴密，希圖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毀謗新政的言論逐漸增多，指責范仲淹等是“朋黨”的議論再度興起。六月，邊事再起，范仲淹請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為陜西、河東宣撫使。

　　慶歷五年（1045年）正月，反對聲愈加激烈，范仲淹請求出知邠州，仁宗準奏，遂罷免其參知政事之職，改為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陜西四路緣邊安撫使。冬十一月，范仲淹因病上表請求解除四路帥任、出任鄧州，以避邊塞嚴寒，仁宗升為給事中、知鄧州。隨著范仲淹、富弼等大臣的離京，歷時僅一年有余的新政也逐漸被廢止，改革以失敗告終。

　　高風亮節

　　慶歷六年（1046年），范仲淹抵達任所鄧州，重修覽秀亭、構筑春風閣、營造百花洲，并設立花洲書院，閑暇之余到書院講學，鄧州文運大振。時尹洙被貶筠州，疾病纏身，范仲淹便把尹洙接到鄧州養病。

　　慶歷八年（1048年），有詔調范仲淹知荊南府，鄧州人民殷切挽留，范仲淹也喜歡鄧州，就奏請朝廷，得以留任。范仲淹在鄧州共計三年，百姓安居樂業，其傳世名篇《岳陽樓記》及許多詩文均寫于鄧州。

　　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調任知杭州。子弟以范仲淹有隱退之意，商議購置田產以供其安享晚年，范仲淹嚴詞拒絕。十月，范仲淹出資購買良田千畝，讓其弟找賢人經營，收入分文不取，成立范氏義莊，對范氏遠祖的后代子孫義贈口糧，并資助婚喪嫁娶等用度。

　　皇祐三年（1051年），范仲淹升為戶部侍郎，調往知青州。后因冬寒病重，求至潁州。

　　與世長辭

　　皇祐四年（1052年）正月，調知潁州。范仲淹扶疾上任，于五月二十日（6月19日）在徐州病逝，享年六十四歲。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陽縣尹樊里萬安山下。

　　早在范仲淹患病時，仁宗便經常派人送藥慰問。到范仲淹病逝后，仁宗嗟嘆哀悼許久，又遣使慰問其家人。下葬之后，仁宗親自題寫范仲淹墓的碑額為“褒賢之碑”，加贈兵部尚書，謚號“文正”。后經屢次加贈為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楚國公。

　　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宋欽宗“褒贈近世名臣”，特贈范仲淹為魏國公。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康熙帝頒詔“以宋臣范仲淹從祀孔廟”，稱“先儒范子”。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又允許其從祀于歷代帝王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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