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原文及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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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

　　舜發(fā)于畎畝之中，傅說舉于版筑之中，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

　　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過，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慮，而后作；征于色，發(fā)于聲，而后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

　　譯文

　　舜從田野之中被任用，傅說從筑墻工作中被舉用，膠鬲從販賣魚鹽的工作中被舉用，管夷吾從獄官手里釋放后被舉用為相，孫叔敖從海邊被舉用進了朝廷，百里奚從市井中被舉用登上了相位。

　　所以上天將要降落重大責任在這樣的人身上，一定要首先使他的內(nèi)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勞累，使他經(jīng)受饑餓，以致肌膚消瘦，使他受貧困之苦，使他做的事顛倒錯亂，總不如意，通過那些來使他的內(nèi)心警覺，使他的性格堅定，增加他不具備的才能。

　　人經(jīng)常犯錯誤，然后才能改正；內(nèi)心困苦，思慮阻塞，然后才能有所作為；這一切表現(xiàn)到臉色上，抒發(fā)到言語中，然后才被人了解。在一個國內(nèi)如果沒有堅持法度的世臣和輔佐君主的賢士，在國外如果沒有敵對國家和外患，便經(jīng)常導致滅亡。

　　這就可以說明，憂愁患害可以使人生存，而安逸享樂使人萎靡死亡。

　　賞析：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這篇短文不但立論高遠，見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論證明晰，邏輯嚴謹，有不容置辯的說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層層深入進行論證，形成壓倒一切的逼人氣勢，在藝術(shù)上也很值得稱道。

　　孟子在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圍繞客觀環(huán)境與個人和國家命運的關(guān)系，闡述了“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深刻道理。

　　文中說一個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經(jīng)歷許多艱難困苦的磨煉，只有經(jīng)歷艱難困苦，經(jīng)風雨，見世面，才能鍛煉意志，增長才干，擔當大任。安逸享樂，在溫室里成長，則不能養(yǎng)成克服困難，擺脫逆境的能力，會在困難面前束手無策，遇挫折、逆境則消沉絕望，往往導致滅亡。所以他得出結(jié)論：“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

　　文章一開頭并沒有正面提出任何觀點，而是一口氣列舉了虞舜、傅說、膠鬲、管仲、孫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賢從貧賤中發(fā)跡的例子。這六個人的共同特點是他們在擔當“大任”之前，都曾飽經(jīng)憂患，經(jīng)歷過坎坷艱難的人生歷程。正因為付出了非同尋常的代價，這些圣賢才能“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業(yè)。所以這后面的結(jié)論又倒過來說明了這六位圣賢成功的原因。“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為使動句。動心，使心驚動。忍性，《孟子正義》釋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為任性。孟子主張性善，仁義禮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們增加了做本來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運的挫折，身心的磨難，不但沒有使他們屈服，反而磨礪他們的人格，增長他們的才干，使他們變得更加成熟，最終成為歷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論，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個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練他的意志，鍛煉他的筋骨，還要讓他經(jīng)受缺吃少穿、窮困潦倒之苦，這樣，才能使他適應(yīng)各種艱苦的生活，為將來的建功立業(yè)奠定堅實的基礎(chǔ)。

　　接著，孟子進一步指出：“人恒過，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慮，而后作；征于色，發(fā)于聲，而后喻。”這寫的是生于憂患。這是一個并列復句，每個分句前半寫“憂”，后半寫“生”。人在客觀世界中，不能無過，有過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種境界，這種境界是指人的主觀世界在客觀世界中取得了相對的自由。能改，不僅指人在道德品質(zhì)上符合了仁義禮智信的要求，還指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水平、創(chuàng)造能力得到了提高與發(fā)揮。一個“能”是人的愿望、決心與主觀能動性的體現(xiàn)。人的一生常常會因為主觀愿望與客觀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觀學識品行才能與客觀處境的矛盾而憂心忡忡，內(nèi)心充滿苦惱壓抑與困惑，思慮阻塞不暢。但是人也正是憂患困境中磨練了意志、提高了認識、超越了自我奮發(fā)而有所作為。人是有感情的動物，客觀世界常常引起人們喜怒哀樂好惡憂懼等感情，他們被這些感情所困擾。表露在臉色上與語言中，然后得到別人的同情與理解。入就在這種與憂患的斗爭中，找到了“生”的方式與途徑，獲得了“生”的意義與價值．，取得了“生”的信心與自由，這就是生子憂患的含義。“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說物質(zhì)上的憂患，這一層主要講的是精神上的憂患。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寫的是死予安樂。如果在內(nèi)沒有能干的大臣時時注意修明法度，沒有敢于直諫的賢士處處提醒國君；在外又沒有足以與自己的國家抗衡、對自己的國家構(gòu)成威脅的敵國，那么在這種寬松平和的國度里，國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樂(他既不需文韜，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樂的結(jié)果也往往就是國家的滅亡，這就是“死于安樂”的含義。

　　憂患可以使人發(fā)奮-安樂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順境中滅亡，這就是人生的辯證法，這就是生活的哲理。這也是孟子作為孔子之后又一個儒學大師所提出的體現(xiàn)儒家奮發(fā)有為、積極用世思想的著名論斷。

　　由于儒家學說是關(guān)涉政治的學說，故黍子的論述始終扣住圣人、賢士，人君、大臣來進行，這在《舜發(fā)》一文中也體現(xiàn)得很明顯。

　　而是進一步將上述客觀環(huán)境和個人命運的互動關(guān)系推廣到客觀環(huán)境和國家命運的關(guān)系上去，得出“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這樣一個深刻的結(jié)論，將問題提高到安邦治國的層面，使得文章的寓意更為深廣。

　　開始連續(xù)排比六位古圣先賢從貧賤起家的成功事跡，暗示出成功和憂患之間的內(nèi)在關(guān)系，接著在大肆鋪陳“大任”前的磨難中自然地得出結(jié)論，突出成功的來之不易。接著再將這一道理推廣到治國，最后畫龍點睛：“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托出一篇主旨。作者論證思路清晰，層層推進，最后作結(jié)，真有水到渠成之妙。而整篇文章也是“尺幅有萬里之勢”，無論是思想還是藝術(shù)，都堪稱鬼斧神工。

　　宋儒張載在其名篇《西銘》中也說：“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

　　富貴福澤可以使我們生活得更好，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也是人們追求的愿望。貧賤憂戚，則是人們所不愿接受的。但張載卻說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幫助你取得成功的機會。人們都希望一帆風順，萬事如意，孟子卻說“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人們不愿貧賤憂戚，張載卻說這是“玉汝于成”，幫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著深刻哲理，體現(xiàn)了中國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訴我們一個真理：人生不是康莊大道，總是會遇到種種艱難曲折，要在不斷經(jīng)歷失敗和挫折，不斷克服困難的奮斗中前進。正是這樣的人生智慧，指引人們把困難和逆境看作激勵自己奮進的動力，自覺地在困難和逆境中磨煉自己，愈挫愈奮，不屈不撓地去爭取勝利，養(yǎng)成了中華民族不畏艱險，自強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國歷史，處處滲透著這種精神。司馬遷在蒙受宮刑的奇恥大辱的情況下，發(fā)奮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記》。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報任安書》中，曾列舉了許多先賢在逆境中奮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寫了《離騷》；左丘明雙目失明，著了《國語》；孫子受了臏腳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說，所有這一切，都是先賢在困厄中發(fā)奮作出的業(yè)績。司馬遷正是以此激勵自己，繼承這種精神，完成了撰寫《史記》的偉業(yè)。

　　牢記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真理，提倡自覺磨煉的精神，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只有自覺經(jīng)受艱難困苦的磨煉，才能擔當起迎接偉大民族復興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將排比、對偶夾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對于同一論題，采用一連串整齊的句式進行多角度多層次的說明，有如干流萬壑、一時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瀉千里、不可阻擋的氣勢。《舜發(fā)》開頭，運用歸納椎彈的方式．一口氣舉了六個圣賢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組結(jié)構(gòu)相似、意義相關(guān)的排比句，這就從數(shù)量上予以強調(diào)，說明了“生于憂患”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xiàn)象，給讀者以深刻印象；接著又用排比句極力鋪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對人們的磨練與考驗，反襯了圣賢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進一步說明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道理。《舜發(fā)》幾乎通篇用排比，從語義上說，以簡練的語言表達了豐富內(nèi)容；從語氣上說，加強了語言氣勢和感情色彩；從語形上看，給人以整齊對稱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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