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性乳腺癌現狀調查報告

時間：2023-08-08 18:35:11 煒亮調查報告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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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性乳腺癌現狀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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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性乳腺癌現狀調查報告

　　在中國，癌癥的健康負擔逐年增長，每年超過160萬人診斷為癌癥，120萬因癌癥而死亡。與其他大多數國家一樣，乳腺癌也成為了中國女性最常見的癌癥；每年中國乳腺癌新發數量和死亡數量分別占全世界的12.2%和9.6%。中國對全球的“貢獻率”逐步增加，主要歸因于中國社會經濟地位的提高和特殊的生育模式。

　　1.前言

　　中國人口數位居世界第一，占全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國還是全世界最大的中低收入國家(來自世界銀行數據)。由于近些年城鎮化每年以2.3%的速率快速推進，中國已有47%人口住在城市，隨之而來的疾病負擔重心已從傳染性疾病轉為非傳染性疾病(包括癌癥，特別是乳腺癌)。除了眾所周知的社會經濟差異，中國還存在大量的區域差異，這些差異造成欠發達地區財政吃緊，基礎設施薄弱，醫療服務人員短缺。

　　雖然目前中國乳腺癌發病率低，但是從90年代以來，中國的乳腺癌發病率增長速度是全球的兩倍多，城市地區尤為顯著。目前，乳腺癌是中國女性發病率最高的癌癥，癌癥死亡原因位居第六。截至2008年，中國總計169452例新發侵潤性乳腺癌，44908例死于乳腺癌，分別占到全世界的12.2%和9.6%。

　　中國乳腺癌全年檢出人數是歐洲(2008年共計332000例，總人口四億九千八百萬)的一半，與美國(2008年共計182000例，總人口三億零四百萬)基本相當。如果這一趨勢保持不變，到2021年，中國乳腺癌患者將高達250萬，發病率將從不到60例/10萬女性(年齡在55歲到69歲之間)增加到超過100例/10萬女性。

　　在中國，平均每例新發乳腺癌患者的治療總費用為1216美元，在172個國家中排名第103位。

　　中國的醫療服務費用(包括手術和護理)相對其他國家較低。例如，在上海，乳房切除術的費用為2200元(360美元)，中國醫生長期以來收入較低。與發達國家相比，另一個花費較低的原因是新型抗癌專利藥獲得途徑少。在富裕的沿海城市，乳腺癌患者的平均花費為2835美元，比國家平均水平高出1倍。

　　雖然相對于全球來說中國乳腺癌的治療花費較低，但在國內，乳腺癌的花費是災難性的，能夠迅速導致家庭貧窮。2012年，12.9%的中國家庭承受著災難性的醫療費用(該費用定義為超過家庭40%可支配收入)。即便全民醫保快速覆蓋，但是由于報銷水平低，癌癥患者現款支付的花費持續增加。

　　2.中國乳腺癌發病率和死亡率

　　由于納入中國國家癌癥登記系統的人數僅占總人口的13%，相比于歐盟的32%，美國的96%，所以我們在這篇綜述中呈現的中國乳腺癌發病率和患病率的數據存在局限。這一局限將在某種程度上影響數據的代表性，所以中國真實的癌癥負擔不能僅依靠來自癌癥登記系統的數據。

　　要想對癌癥負擔估計得更加準確，就必須擴大更具代表性的全國癌癥登記系統。鑒于此數據缺乏完整性和代表性，恰當的使用現有資料合理分析將會有助于中國癌癥控制政策的制定。另外，某些地方的一些區域(包括香港和臺灣)與中國內陸有著相似的特定年齡組發病率和趨勢，這表明地區差異或城鄉差異模型和時間趨勢也許是有依據的。

　　2.1發病率

　　全球腫瘤流行病統計數據(GLOBOCAN)認為乳腺癌是中國女性最常見的癌癥，年齡標化率(ASR)為每10萬人21.6例。根據中國國家腫瘤登記中心的數據，乳腺癌是城市女性最常見的癌癥，是農村女性第四大常見癌癥。城市地區的ASR(34.3例/10萬女性)是農村地區的2倍(17.0例/10萬女性)。

　　社會經濟發達的沿海城市發病率最高，廣州乳腺癌ASR為46.6例/10萬女性，這一比率與日本接近(ASR：42.7例/10萬女性)。相反，在中西部欠發達地區，乳腺癌ASR可低于7.94例/10萬女性。

　　在中國，診斷為乳腺癌的平均年齡為45-55歲，比西方女性更加年輕。來自上海和北京的數據顯示了乳腺癌的兩個發病高峰，第一個出現在45-55歲之間，另一個出現在70-74歲之間，并且診斷為乳腺癌的中位年齡有逐漸增大的趨勢。2008年，中國16.6%的乳腺癌患者年齡大于等于65歲(美國為42.6%)，到2030年，這一數字將提高到27.0%。

　　之所以會出現45-55歲這個特定發病高峰，也許是因為存在著出生隊列效應。在多數出生隊列中普遍存在著月經和生育模式變化，以及其他生活方式和環境因素影響。相似的出生隊列效應在臺灣和香港已經有報道，這一效應使得危險因子作用在年齡較輕的女性中凸顯。

　　2.2死亡率

　　2008年，GLOBOCAN報道，乳腺癌是繼肺癌、胃癌、肝癌、食管癌、結直腸癌之后，第六大中國女性癌癥死亡原因，ASR為5.7例/10萬女性。在過去的三十年間，城鄉地區乳腺癌死亡率逐漸增長，其中一方面原因是癌癥登記資料逐漸提高。城市地區的ASR為7.2例/10萬女性比農村地區(ASR：4.9例/10萬女性)高46.9%。

　　2002-2008年之間城市死亡率增加了兩倍，然而農村地區的死亡率卻沒有增加，城鄉死亡率差異出現了反轉(從-2.3例/10萬女性到3.6例/10萬女性)。這一反轉歸結于城市中55-59歲年齡組和大于等于75歲年齡組人群的迅速增長。

　　我們用來自32個癌癥登記系統的數據計算了死亡率也發病率之比。在城市地區，這一比值持續下降，從2003年的0.22下降到2007年的0.18；在農村地區，這一比值從2003年的0.32下降至2007年的0.28。這一變化說明，雖然調整后的年齡發病率急劇增加，但是死亡率相對于發病率而言增加得不明顯。

　　1992-1995年，上海(中國工業化最發達的城市)乳腺癌患者5年生存率為78%，相比較美國1999-2005年的89%來說，中國在控制和治療乳腺癌方面可以實現突破。然而，啟東市(臨近上海的縣級城市)1992-2000年，乳腺癌5年生存率僅有58%，這一巨大差距還需著手解決。

　　我們推測乳腺癌患者生存率在經濟欠發達的內陸農村地區比較低，而在社會經濟較好的地區生存率將會與上海地區接近。為了消除差距，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并明確產生的原因。

　　3.中國女性乳腺癌危險因素

　　中國女性乳腺癌危險因素僅有部分與高收入國家的一致。與西方相同的部分包括：生殖和激素因素例如月經年限長(初潮較早或絕經推遲)，從未生育，初產年齡推遲，母乳喂養受限。在中國人群中這些因素緩慢增加了患乳腺癌的風險。生育率下降(一定程度是因為獨生子女政策)也能間接影響乳腺癌風險(例如縮短母乳喂養時間)。

　　在中國，多次生育與絕經后婦女乳腺癌低風險相關(比值比OR，0.69；95%CI，0.52-0.91)。中國總和生育率(每名女性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數)從1950-1955年的6.0下降至2010年的1.6。富裕的沿海城市總和生育率最低。

　　在上海，總和生育率比大部分工業發達國家還低，為全世界最低(2010年為0.81)。然而，其他未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的地區(香港和臺灣)也報道了相似的乳腺癌增長率。

　　絕經前后婦女肥胖和低水平體育活動，被認為是西方化或城市化的生活中影響乳腺癌發病的危險因素，這些因素在中國同樣可以增加乳腺癌的發生率。特別是傳統健康的飲食模式(食用大米、新鮮蔬菜、大豆、豬肉、面粉)逐漸向西方飲食靠攏后，有報道稱，25.4%的中國女性超重(體質指數BMI大于等于25)，6.7%的人肥胖(BMI大于等于30)。

　　即便是13歲的學生超重(占19.2%)和肥胖(占9.5%)人數也在逐漸增加。在高收入國家，一直以來認為高BMI與絕經后婦女乳腺癌高風險相關，然而在絕經前婦女中與乳腺癌低風險相關。然而，乳腺癌發病風險低的國家(如中國)，體重和乳腺癌的風險關系與高收入國家的結論不同。

　　在絕經前婦女中體重與乳腺癌缺乏聯系，而在絕經后婦女中關聯性強。一項大型全國性研究支持這一假設，結果顯示中國女性(包括絕經前和絕經后)中BMI大于等于24kg/m2的人患有乳腺癌的風險相比于BMI小于24kg/m2的人增加了4倍，這一數據在某種程度上高于非中國人群的數據。

　　因此，目前的趨勢顯示，超重和肥胖使得未來中國年輕女性增加了乳腺癌(大概在絕經后)患病率增加了。雖然數據如此，但是還沒有其他可減少肥胖的公共政策或措施比避免不良飲食、增加體育活動更容易施行。

　　這些數據表明，雖然明確各個國家乳腺癌危險因素模式和趨勢很重要，但是大多數危險因素在不同國家不同種族之間都是相似的。這一觀點得到了一項國際病例對照研究和一項多種族隊列研究的支持，研究數據顯示盡管在總的乳腺癌發病率上有差異，但是危險因素與發病率之間的聯系在各個種族之間基本差不多。例如，在新加坡或上海的中國女性都顯示出了如下因素的作用：身高，激素替代療法的使用，家族史，體重增加。

　　4.篩查和早期診斷乳腺癌

　　50歲前進行乳腺X線檢查是否有益還存在爭議，然而，中國57%的患者都在這個年齡段。這一結果也許可以解釋為什么乳腺X線檢查的成本效果研究在西方女性中沒有中國女性中那樣令人信服。

　　目前，中國還沒有全國范圍內的篩查項目。無法實施基于人群的乳腺X線檢查項目的障礙包括：缺乏令人信服的成本效果分析數據；人群分布廣泛；器材設備缺乏；醫療保險未覆蓋此項目。2005年曾嘗試開展一項全國乳腺癌篩查項目，目標是使用乳房X線和超聲篩查100萬女性，但是由于缺乏資金和對假陽性診斷的擔心而終止了。

　　盡管有這樣的擔心，但是2007年出版的國家指南上推薦40-49歲年齡組的女性每年例行乳腺X線檢查，50-69歲女性每1-2年進行一次。截至2012年，共計53萬女性接受了篩查，其中40-69歲年齡組的人占19.2%，城市女性占16.4%，農村地區占20.6%。最低收入組(采用五等分收入法)僅有2%的人接受了篩查，而最富裕組高達35.9%。

　　除了組織和資金上的障礙，中國女性，尤其是上了年紀的和社會經濟地位低的女性，固有的來自文化障礙的不情愿和癌癥宿命論，篩查的努力遭到挫敗。在農村地區，大多數女性不愿意花20元(3.2美元)接受乳腺癌和宮頸癌聯合篩查，即便乳腺X線檢查這一項的真實花費就達到200元(32美元)。

　　在北京做的一項研究發現，僅有5.2%新發乳腺癌病例是通過定期乳房X線篩查發現的，而82.1%的女性發現患乳腺癌時已經有明顯的癥狀了。通過篩查發現的乳腺癌在美國這一比例高達60%左右。

　　目前，中國不同人群乳腺臨床體檢早期發現癌癥的作用還沒有定論，但是基于人群的乳腺臨床體檢合并診斷超聲檢查的研究正在進行當中。在印度的一項研究支持乳腺臨床體檢可以早期發現癌癥，結果表明就這一點而言乳腺臨床體檢的成本效果與乳腺X線檢查一致。

　　這一技術可能對于中國所有女性人群都很重要，因為中國晚期乳腺癌病例以及忽視乳腺癌的人比高收入國家多。雖然上海有研究認為，在缺乏乳腺X線檢查情況下，加強乳腺自我檢查的引導不能降低死亡率；但是，大多數研究者認為自我檢查能提高認知，有利于全國性項目中早期發現乳腺癌。

　　中國還需進一步提高公眾認知，繼續研究乳腺X線檢查和乳腺臨床體檢在乳腺癌早期發現中的作用，提供更多可用的醫療服務，以便中國女性愿意接受篩查。

　　5.臨床診斷

　　5.1診斷年齡

　　中國女性診斷為乳腺癌的中位年齡是48-50歲，相比于美國的64歲。中國女性患者中57.4%的人不到50歲就被診斷為乳腺癌，62.9%的女性被診斷為乳腺癌時還未絕經。然而，中位診斷年齡在持續增加。

　　5.2診斷時分期和推遲早期檢測

　　晚期乳腺癌的頻發是造成美國非洲裔女性和白種女性生存率差異的主要原因。一項中國多中心全國范圍的研究顯示，診斷為乳腺癌時，15.7%的病人處在Ⅰ期，44.9%處在Ⅱ期，18.7%處在Ⅲ期，2.4%處在Ⅳ期。相比于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女性呈現更多的是Ⅲ期和Ⅳ期，上層女性更多呈現的是Ⅰ期和Ⅱ期。

　　由于大多數據來自外科醫生，Ⅳ期(由腫瘤醫生來分期)的數據在中國被遠遠低估。一項商業調查顯示，近三分之二的乳腺癌病人被診斷為晚期。相反，在美國60%的女性呈現出的是局限性的Ⅰ期和Ⅱ期，33%的是局部Ⅲ期，僅有5%的人是Ⅳ期。

　　從診斷到治療乳腺癌新病例，時間延誤是預后關心的問題，尤其是拖延導致了癌癥惡化，分期進展或者更多并發癥。2013年一項觀察研究顯示，延誤超過6周后才開始外科治療乳腺癌，五年生存率僅80%，而延誤不超過2周五年生存率為90%。因為公眾認知的差異，大部分延誤的報道在中國不同地區都有出現。

　　從出現癥狀到看醫生中間的時間，富裕地區中位時間為1個月，相比于欠發達的中西部為94天。兩項研究稱，拖延超過3個月的病人占到了39.2-50.2%，令人不安的是在一些欠發達的中國地區竟然有11.7-17.3%的人拖延時間超過了1年。

　　5.3診斷和病理學報告

　　雖然影像引導下穿刺活檢是診斷原發性乳腺癌的金標準，但是來自北京的數據，34.1%的病人通過空心針穿刺活檢診斷出乳腺癌，19.0%通過細針穿刺抽吸細胞學檢查，46.9%通過術中組織冷凍活檢。雖然這一數據不能代表整個中國，但是來自這樣一個發達城市的數據已經表明了在診斷原發乳腺癌的缺陷。

　　總的來說，亞洲國家的乳腺腫瘤分子和基因特點與白種人相似。激素受體陽性的患病率相比于白種人的超過70%，中國女性患者中相對較低，大約為50-60%，也許是由于中國受影響人群年齡更輕。這一觀點得到了如下事實的支持，中國雌性激素受體陽性疾病的發病率逐漸提高，與診斷年齡不斷增長的乳腺癌相似。

　　一項研究表明雌激素受體陽性從1999年的占全部病例的49.0%到2008年的59.4%。相同的趨勢在馬來西亞也報道了，雌激素受體陽性從1999-2008年每5年增加2%。雌性激素受體陽性在中國女性中與年齡相關，這一結論在美國也有報道。

　　目前資料顯示美國和中國HER2(人類表皮生長因子2)陽性乳腺癌發病率基本相當；亞洲會有25%的病人從HER2靶向治療中受益。

　　由于采用的納入標準不同、雌激素受體測量方法的與時俱進，不同研究之間可比性受到影響，目前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中國女性與白人女性乳腺癌患者病理組織學特點是完全一樣的。北京的一項納入101所醫院的研究顯示，高達67.2%的新診斷病例竟然缺失通常可以指導治療選擇的基本病理信息(例如腫瘤大小，病理分級，淋巴轉移狀況)。

　　例如，竟然有25.9%采取保乳手術的患者沒有病理實驗室關于外科手術邊緣的報告。抗HER2療法可以明顯提高HER2陽性患者的生存期，但是存在花費高，潛在毒性，假陰性和假陽性實驗結果等一系列重要的問題。一項全國范圍內的調查顯示，45家醫院中僅有28家(62%)醫院的免疫組化法HER2檢測報告符合標準。

　　在北京，甚至有8.9%的病人無法接受HER2的檢測，接近10%的患者樣本免疫組化結果含糊不清，又未進一步原位熒光雜交法檢測HER2。中國已經發布HER2標準化檢測指南，并建立了網上系統(PathologyTeleconsultationandQualityControlCenterseehttp://www.mpathology.cn)以幫助提高HER2檢測的準確性。即便如此，還需要在準確測量上下功夫。

　　5.4遺傳風險與咨詢

　　乳腺癌家族聚集性在中國常見。中國和西歐女性由BRCA1/2基因突變所導致的乳腺癌遺傳易感性相近。雖然發達國家常態化提供基因檢測和咨詢服務，但在中國這些服務還沒有得到廣泛認可，中國有許多女性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才接受這些服務。

　　6.乳腺癌治療

　　6.1手術

　　乳腺癌最佳治療的及時性與有效性影響臨床療效，但是在中國這兩點差異比較大。不同地區不同醫院治療乳腺癌所采用的手術方式有很大差別。從90年代起，保乳手術(只要有可能)便成為了參考指南推薦的手術治療方式。

　　然而，一項全國范圍內的調查顯示，乳房切除術依然占到原發性乳腺癌手術的88.8%，相比于美國的36%。即使在北京或上海這樣的發達地區，保乳手術也才從2005年的12.1%上升到2008年的24.3%。之所以如此之低的保乳術采用率，其中一個原因是缺乏放射治療(作為保乳術的一部分)的資源，尤其是在欠發達的鄉村。

　　在北京，采用腋窩淋巴結清掃(術后有并發淋巴水腫和其他局部病變的風險)的病人占到84.1%，57.6%的患者無淋巴結轉移。相比較而言，美國59%的病人因采用前哨淋巴結活檢而避免了隨后的腋窩淋巴結清掃術。

　　為了提高前哨淋巴結活檢的比率，中國乳腺癌臨床協作組開展的一項持續研究(CBCSG001)，將術前淋巴結閃爍成像和前哨淋巴結活檢病例報告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納入為次要研究終點。

　　6.2放射治療

　　中國回顧性流行病學研究結果顯示，全國范圍內僅有27%的乳腺癌患者接受放射治療作為初級治療的一部分，這一比率低于其他國家(例如，韓國為40%，荷蘭為58-68%，巴西為76%)。

　　然而，放射治療采取率逐漸增加，并與保乳手術相當。不過，中國保乳手術的可及性差，每百萬人僅擁有0.8個放射治療中心，0.8個臨床加速器，0.2個CT掃描儀，這與美國有巨大差距，美國分別為9.3,13,1.3。受過訓練的腫瘤科醫生和技術人員短缺也是影響保乳手術實施的一個原因。16.3%采取保乳手術的患者竟然沒有按照標準化指南接受放射治療，從這一數字可以看出中國迫切需要提高放射治療的規范化。

　　6.3系統治療和個性用藥

　　中國乳腺癌輔助化療流行，所有侵潤性乳腺癌患者中大約81.4%接受了輔助化療。但是，輔助化療的完成情況未達到標準，有報道顯示12.1%的輔助化療患者接受不到4個周期的治療(低于推薦的最低標準)。北京的一項觀察研究顯示，僅有80.1%的激素受體陽性患者接受了輔助激素治療；令人擔憂的是，9.2%的激素受體陰性患者也接受了激素治療，這種治療對于這部分人是徒勞的。

　　在中國，藥物報銷政策對于最佳系統療法選擇上影響巨大。許多藥沒有涵蓋在醫療保險之中，這無形中增加了病人自掏腰包的花費。缺失獲得新藥的途徑也限制了轉移性疾病系統治療的選擇范圍。

　　例如，僅有40%的轉移性乳腺癌患者接受了二線治療方案，僅有四分之一的人接受三線治療方案，這一數據顯著低于日本或美國80%的乳腺癌患者接受了二線治療方案，65%接受了三線治療方案。二三線治療方案使用率較低的原因包括，在中國缺乏可利用的治療方法，新療法花費負擔重。隨著轉移的出現，病人對醫生和西藥逐漸失去信任，經常轉而投向傳統中醫療法。

　　例如，即便抗HER2療法療效有所提高，在中國大部分地區獲得曲妥單抗的可能性不大，因為保險沒有覆蓋任何新型靶向藥物。在北京，即便中國在2002年時已經批準了曲妥單抗，但僅有20.6%的HER2陽性乳腺癌患者接受了HER2靶向治療。曲妥單抗沒有涵蓋在國家和地方藥物報銷清單當中，這就使得許多病人自我負擔不起巨額的醫療開銷。不能和高收入國家一樣有機會獲得新藥(例如曲妥單抗emtansine和帕妥珠單抗)也限制了中國病人系統治療中選擇藥物的范圍。

　　6.4乳腺癌患者姑息治療

　　中國缺乏一般健康治療和臨終治療的支持。根據經濟學人智庫的研究，中國的臨終治療和姑息治療項目開展不佳，在40個國家中排名37位。

　　在中國文化中，死亡是禁忌談論的，也很難被接受，這就使得傳統文化信仰與現代治療方案產生了矛盾。中國醫生在姑息治療中訓練還不到位，因此在臨終治療中做的還不夠。實施現代姑息治療門診項目對中國來說既是機會也是必需，這一項目可以提高病人和家屬的生活質量，并且成本效果比入院接受臨終治療要好。

　　7.乳腺癌研究

　　高質量的科學研究結果對于乳腺癌患者的治療決定至關重要。然而，在中國乳腺癌研究的數量和質量都是不足的。目前，中國有162項乳腺癌臨床試驗在中國臨床試驗注冊中心通過注冊，這一數據遠遠低于其他工業國家(特別是研究者主導型臨床試驗)。

　　表乳腺癌出版物數據和正在進行的臨床試驗數據

　　雖然中國也參加了乳腺癌國際多中心臨床試驗，但是目前中國沒有加入任何國際乳腺癌合作組。

　　中國乳腺癌科學出版物的數量持續增加。在2012年，這一總數一舉超過加拿大，英國，日本，僅次于美國。

　　來自中國的研究者發表關于中低收入地區乳腺癌臨床研究的文章數量最多，其后依次是土耳其，印度，波蘭，巴西。雖然來源中國的文章越來越多，但與此同時對于論文低質量假數據的擔憂不斷。

　　8.結論和建議

　　以其他中低收入國家一樣，乳腺癌在中國相對常見，發病率也一直攀升，發病中位年齡比西方白人女性更加年輕，這也許跟基因或危險因素的不同有關。雖然中國女性的乳腺癌發病風險低于高收入國家的女性，但是當今的中國年輕女性比前幾代女性高，即使考慮到報告偏倚。

　　Linos及其同事的研究結果顯示，中國人口學的變化主要來自生殖的改變。生育模式可以影響性激素的濃度(例如，足月妊娠年齡推后，子女減少，母乳喂養減少)。事實上，在中國，女性生育模式產生了根本的改變，另外生活方式和環境的改變也增加了乳腺癌的風險。

　　由于中國女性乳腺癌的中位發生年齡比高收入國家要低，所以早期篩查和檢測可能成本效果不合算。特定年齡段發病率與高收入國家相似，高收入國家50歲以前進行篩查不能降低女性的死亡率。女性從40歲開始每年例行篩查的這一建議是否有效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在一些大城市的報告中，乳腺癌出現了兩個發病高峰，年齡相關發病率和診斷的平均(和中位)年齡都在不斷增加。一些研究者推測中國發病率曲線在日后將會與高收入國家相似，他們反對按照特定年齡組定義危險人群，尤其是在中國老齡人口增長和隊列效應存在的背景下。由于沒有全國性的篩查項目，醫療資源最好配置在早期發現階段，盡可能提高病人認知(包括乳腺自我檢查)，明顯覺察有乳腺腫塊的患者應及時治療。

　　由于中國乳腺癌發病率持續走高，乳腺癌的發現、診斷、治療迫切需要提高。中國政府采取了多項重要措施來解決在醫療改革中面臨的挑戰。例如，從2009年開始中國政府在城市和農村發展了可負擔和易獲得的醫療保健系統。

　　2012年國家醫療保險系統基本實現全民覆蓋，減少了病人大約35%的醫療花費。另外，乳腺癌作為20種重大疾病之一將優先納入大病保險范圍，國家醫療保險制度覆蓋了70%的住院病人醫療花費，許多腫瘤藥物已經列入2009年發布的國家基本藥物清單。

　　為了改善全國發病率和死亡率數據，需要強調對沒有機會得到治療的病人進行關照。由于二級預防積極性的提高，侵潤性乳腺癌的手術減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保乳手術和前哨淋巴結清掃，它們既美觀又降低發病率。

　　然而，大多中國病人目前仍在接受過度手術(例如，乳房切除術，腋下淋巴結清掃)和不必要的化療。相反，一些病人又得不到很好的治療，在腫瘤腫塊切除后不能得到標準化放射治療，臨床上即便出現不良的預后特點時也不能給與足夠的化療。繼續增加衛生保健和教育的投入，乳腺癌的評估需要包含治療的質量以及是否能降低乳腺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

　　在中國，藥物花費占醫療花費的比例最大，非醫療花費也非常高，與同等收入的人群相比，遠離醫療機構的病人的非醫療花費更高。醫療資源比較充沛國家的治療指南由于花費高很難應用于中低收入國家例如中國。參考指南和最低的臨床治療規范需要考慮地區和人群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

　　不同地區差異的消除可以通過財政重新分配和提高人群早發現疾病的公眾認知來實現。目前成本效果好的姑息治療門診項目對于管理晚期患者及其家屬生活質量也許是最好的選擇。控制乳腺癌的努力不僅應該放在提供保健服務上，還應該提高公眾認知和參與度，促進早期發現。由于乳腺癌治療機會的差異還會存在一段時間，所以還需努力擴大保險受益范圍，將癌癥治療的資源向服務不到位的女性傾斜。

　　專家建議:

　　一、全面均衡保健系統

　　1.財政支持以減少現款支付醫療費用

　　2.確保癌癥控制資源分配時無遺漏

　　二、國家控制乳腺癌計劃

　　1、制定政策綜合考量醫療、經濟、教育和環境因素

　　三、乳腺癌登記和數據收集

　　1、擴大國家和地區癌癥登記規模

　　2、收集準確的來自不同科室和中心的醫院數據

　　3、完成癌癥控制的健康結局和成本效果的研究

　　四、預防Ⅳ期疾病

　　1、提高公眾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