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殖列傳讀后感

時間：2022-05-25 11:07:20 讀后感我要投稿

貨殖列傳讀后感（通用10篇）

　　認真品味一部名著后，相信大家都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東西，不妨坐下來好好寫寫讀后感吧。是不是無從下筆、沒有頭緒？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貨殖列傳讀后感，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貨殖列傳讀后感（通用10篇）

　　貨殖列傳讀后感篇1

　　一“貨殖”是指通過商業活動逐利致富。

　　《貨殖列傳》是司馬遷為先秦和西漢前期著名的工商業者所立的類傳，分析了工商業的發展狀況，記述了各地經濟貿易特點，介紹了著名商人的事跡，闡明了作者的經濟觀點。《貨殖列傳》雖然排在《史記》末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商業在那個時代和作者心目中的位置，但肯定了商業在國計民生中的必要性、重要性，明確指出了人們追求財富、追求美好生活都是事勢的必然，“善者因之”才是最好的方法，字里行間隱藏著諸多迄今為止仍很重要的商道，能夠帶給我們重要的啟發，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世界是物質的，商業是必要的，經商是有學問的。

　　文章開篇即指出，《老子》“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烏托邦式的陳舊觀念，已經成為“涂民耳目”、“幾無行矣”的陳腐理論。“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由于各地物產不同，社會人群也有所分工，因此必須“商而通之”、“商不出則三寶絕”，商業“上則富國，下則富家”，直截了當地指出了商業的重要性。

　　文章不僅用常見的經濟現象揭示出一般的經濟規律，“原大則饒，原小則鮮”、“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自出”，而且明確指出，經商不是愚者而是智者的行業，“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還贊揚了棄官經商的人，稱其為“賢人”，“賢人深謀于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于富厚也”,給予商人應有的社會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用較大篇幅、用贊賞的口氣介紹了范蠡、子贛等人的事跡。范蠡幫助勾踐復仇之后，明智地選擇歸隱經商，“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于人”，“此所謂富好而行其德者也”。子贛“廢著鬻財于曹、魯之間”，在孔門弟子中“最為饒益”，不僅自己“結駟連騎”、與國君分庭抗禮，受人尊重，而且對孔子揚名天下也提供了很大幫助，屬于“得勢而益彰者”。范蠡、子贛均為當時代的精英，在從政、做學問上均有較大成就和建樹，兩人又同為商界成功人士，在歷史上樹立起了儒商典范，成為此后我國商界的楷模和榜樣。

　　三經商之道，貴在把握時機，咬定目標，薄利多銷。

　　司馬遷寫作《貨殖列傳》，距今已經2100多年，但文章中體現的商業思想和基本原則，大部分是正確的。現代商家如果認真體會和靈活運用，仍然有所裨益。

　　一要準確研判市場。

　　計然是春秋戰國時越國的謀臣，又是一名經濟學家、商界理論家。據說，勾踐成功復國、范蠡成功經商都是在計然的理論指導下實現的。《貨殖列傳》大幅引用計然的話，說明審時度勢、研判市場的重要性。“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論其有余不足，則知貴賤”， “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一個成功的商業企業，既要深入調查研究，把握經濟大勢，掌握行業供求信息，又要系統思考，迅速反應，果斷采取行動，才能在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二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利潤。

　　文章引用《管子牧民》篇“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后，論述道：“禮生于有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人富而仁義附焉”，多處論及財富的重要性。文章講到，逐利是人的本性，是推動各行各業發展的動力，“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從“壯士在軍”、“趙女鄭姬”，到“弋射漁獵”、“醫方諸食技術之人”，“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余力而讓財矣”，肯定了商人逐利的正當性。作者褒揚了從管仲到曹邴氏等人發家致富的行為。認為管仲在整頓經濟秩序，幫助齊國復興、齊王稱霸的同時，自己發家治富，富比君王，是有能力的表現。魯人曹邴氏“富至巨萬”，仍然“父兄子孫約”，定下“俯有拾，仰有取”的家規，也是受人稱道，值得世人學習的。

　　三要勤勞節儉，薄利多銷。

　　文中論及商道時，認為勤勞治富是正確道路。一方面講到，“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贊賞著名商人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仆同苦樂”的行為，也肯定了郅氏、濁氏依靠磨刀、賣羊肚等小技能、小生意勤勞致富的做法。另一方面，多次強調“廉賈歸富”，清廉、不貪一時之利的商人，終歸能夠獲得更多的利益。“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貪婪的商人居奇惜售，貨物滯銷，資金周轉不靈，所得利潤僅為十分之三。薄利多銷的商人，財物流通無滯，所得利潤可達十分之五。這些道理，直到今日，仍然值得我們學習領會和借鑒實踐。

　　四推動企業長遠發展，要控制成本，用好資金，重視“實體經濟”。

　　《貨殖列傳》是一篇傳記，但仔細閱讀后，能夠體會出不少與現代商業理論相一致的觀點，對現代商業管理管理具有指導意義。

　　一要加強成本管理。

　　文章引用諺語述及控制運輸成本的重要性，“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多處講到各地風土人情、物產分布、交通情況，都是在提醒世人，運輸成本是影響商品價格的重要因素。文章講到“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講到“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牽涉到庫存和資金管理問題。在講述經商致富案例時，講到一個名叫刀間的商人，特別偏愛收留、使用“奴虜”，“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終于依靠這些人的力量發家致富，財產多達數千萬。這實際上是一個使用廉價勞動力的案例，涉及到人工成本問題。

　　二是承認資本經營的合法性。

　　《貨殖列傳》記述的是秦和西漢前期工商業者的事跡。那個時代，多數上層人家是依靠官職俸祿或爵位封地顯貴于人的，但也有些人是通過工商業積累資本、發家致富，從而躋身上流社會的。作者給這樣的人家起了個名，叫“素封”。說，“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咨所好美矣”，可以“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文章不僅認可資本經營，而且肯定了巴郡一個叫“清”的寡婦繼承和享用祖上遺產的合法性，指出貨幣資金的重要性，講到了“財幣欲其行如流水”、錢能生錢等道理。

　　三要重視“實體經濟”。

　　由于歷史原因，我國社會長期崇尚以農為本，認為依靠農業生產致富為上等，依靠工商業致富為次等。我們不能奢望《貨殖列傳》在這方面有歷史性的突破，但不妨把彼時代的農業比作現時代的“實體經濟”，同樣有所啟發。文中講了一個有意思的案例。楚漢相爭之際，宣曲一個姓任的富人，準確判斷戰爭將會造成土地荒蕪、糧食漲價的形勢，在別人爭奪金銀珠寶的時候，他用地窖儲存糧食，然后高價賣出，發了大財。經商發財之后，“富人爭奢侈”，而任氏不僅“折節為儉，力田畜”，而且在購置田、畜的時候，“獨取貴善”，結果任家“富者數世”。任氏“以末致財，用本守之”，在經商致富之后，用農耕本業------彼時代的“實體經濟”保家守財，成為民間的表率，甚至受到了朝廷的表揚。

　　五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貨殖列傳》，值得細讀。

　　貨殖列傳讀后感篇2

　　中華民族幾千年積累下來的商業文化可謂是博大精深，在悠久的商業歷史中逐漸培育出了商人自有的經營謀略，而這些經營謀略同樣適用于當代的各種商業經營者。

　　（一）、知地取勝，擇地生財

　　兵法有云：地形，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厄，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可見，地形是決定作戰勝敗的一大關鍵，作為一名領兵作戰的將領，必須深諳此道。古有云商場如戰場，商場上的經營者就如同指揮千軍萬馬的將帥，智慧的將帥往往能抓住有利時機，占據有利地形，最終取得戰爭的勝利。

　　作為春秋戰國時期大謀略家的范蠡，更是深諳此道。他以謀略家的眼光，認為陶地為天下之中，諸侯四通，是理想的貨物貿易之地，所以把陶地作為營銷點，果然，十九年間他三致千金，成為市賈。陶朱公的美名也由此而飲譽古今，留名青史。

　　《史記“貨殖列傳》中所載，秦國滅了趙國之后實行了移民政策，當時有許多人賄賂官吏，不愿搬遷，要求留在原地，唯獨富商卓氏要求遷往較遠的紋山之下，他看中那里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民風淳厚，居民熱衷于買賣，商業易于發展。幾年后，卓氏成了遠近聞名的世富。這種不惟任時，且為擇地的觀念已為后世商人所接受，并有了較好的發展。

　　（二）、時賤而買，時貴而賣

　　魏文侯時，國人注重農耕，而白圭卻樂于觀時而變。糧食豐收時他買進谷物，賣出白漆，待蠶絲上市時他就大量收購蠶絲，售出糧食。他曾說：”我做買賣，就像伊尹和姜太公那樣有謀略，如孫臏和吳起那樣善于判斷，還能像商鞅變法那樣說到做到。有些人的智慧不能隨機應變，其勇敢不能當機立斷，其仁愛不能恰當地取舍，其倔強不能堅持原則。所以這種人跟我學經營之道，我也不會教他的。“這段話，把他掌握賤買貴賣時機的”時斷“與”智斷“闡述得淋漓盡致。白圭的經商原則和經驗，都被后世商人所稱道。他憑著自己的這套經營謀略，精心經營，以至家累千金。

　　（三）、見端知未，預測生財

　　春秋時期的越王勾踐，為雪亡國之恥，終日臥薪嘗膽，勵精圖治，當得知吳國大旱，遂大量收購吳國糧食。第二年，吳國糧食奇缺，民不聊生，饑民食不裹腹，怨聲載道，越國趁機起兵滅了吳國。苦心人，天不負。越王終成霸業，躋身春秋五霸之列。這里越王勾踐作的是一樁大買賣，他發的財不是金銀財寶，而是一個國家和稱雄天下的霸業，是商賈之道在政治上運用的成功典范。

　　《夷堅志》載，宋朝年間，有一次臨安城失火，殃及魚池，一位姓裴的商人的店鋪也隨之起火，但是他沒有去救火，而是帶上銀兩，網羅人力出城采購竹木磚瓦等建筑材料。火災過后，百廢待興，市場上建房材料熱銷缺貨，此時，裴氏商人趁機大發其財，賺的錢數十倍于店鋪所值之錢，同時也滿足了市場和百姓的需要。管中窺豹，略見一斑，敏銳的觀察力和準確的判斷力是經商者財富永不干涸的源泉，也是經商者必備的能力之一。

　　（四）、薄利多銷，無敢居貴

　　我們在曼昆所著的《經濟學原理》中有學到，當需求曲線富有彈性時，價格下降，總收益增加，則富有彈性的商品可以薄利多銷。

　　先秦大商理論家計然認為，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主張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司馬遷說過：貪買三元，廉買五元，就是說貪圖重利的商人只能獲利30％，而薄利多銷的商人卻可獲利50％。

　　漢高祖劉幫的謀士張良，早年從師黃石公時，白天給人賣剪刀，晚上回來讀書，后來他覺得讀書時間不夠用，就把剪刀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的價錢不變，中等的在原價的基礎上少一文錢，下等的少兩文錢。結果，只用了半天的時間，賣出剪刀的數量比平日多了兩倍，賺得錢比往日多了一倍，讀書的時間也比往日多了，所以民間有句諺語：張良賣剪刀——貴賤一樣貨。

　　由此看來，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業，而財貨也沒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領的人就能夠集聚財貨，沒有本領的人則會破敗家財。

　　貨殖列傳讀后感篇3

　　太史公作《貨殖列傳》，不拘泥于時，駁斥儒道兩大家有關經濟問題的觀點，大膽提出人類追求財富的合理性，字字鏗鏘，擲地有聲。“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無論多美好的志向都得有實現的基礎，財富，在很多時候就是我們人生的資本。

　　自從商業產生以后，貧富差距漸漸出現，同時因為有了差距，便生出許許多多的社會矛盾與沖突。作為以農為本的國家，古代中國一直到了清朝還在壓制商業活動，商人們承受著來自朝廷和社會各個方面的阻撓與壓力，可以說，一個成功的商人的創業歷程真的是步履維艱。士農工商中，商為最下等，其實各個階級都要養家糊口掙取銀錢，只是收獲渠道不同，收獲數量也不等。皇家貴族子弟生下來過的就是錦衣玉食的生活，雙手不沾一點腥土，整天跟著先生念叨仁義禮智信，之乎者也，修身養性治國平天下。每每這些“貴人”不開心的時候，一個巴掌掄過去，挨打的小奴仆低頭含淚，以頭搶地，可憐兮兮地捂著一邊打紅的臉：“奴才該死！”同是人，貴賤就這么給劃分明了，你，窮人家的孩子，就是受欺負被奴役的命。富人家是有自己的煩惱，他們擔心的也許是明天去哪里游玩，應該穿什么樣的衣服，而眾多吃穿無著落的窮人們還在忍受著饑餓侍弄那幾畝租田，用一句俗語來形容就是“飽漢子不知餓漢子饑”。“財大氣粗”也就是這個樣子了，“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

　　錢，本身是的確沒有什么價值的，如果，我們的祖先把土塊當做“錢”來換吃換喝的，那么現在的土塊就不是被小孩子和泥巴的玩意兒了，當然，我只是打比方而已。況且為富不一定就是不講仁義的人，正所謂國富民強，同樣的道理，家富了親人也不用受人冷眼，遭人欺負。骨氣不是窮人的專屬名詞，富可敵國是一種本事，家徒四壁就算清高嗎？可知道“貧賤夫妻百事哀”？兩袖清風，只是說明你不愿陷于泥淖之中，換一種說法，就是保身之法，避免以后因此落個罵名。在生財之道這個方面，到底是差那么一些。現在的我們一無所有，靠的是父母資助，上大學最直接的目的便是將來找到一份好工作，過上一份富足的生活，而不是整天煩惱于明天的柴米油鹽醬醋茶，也許又會有人批評我們現在的大學生也鉆到錢眼里了，試問，沒有這樣的物質基礎，我們要抱著書本去呼喊越窮越光榮嗎？

　　我不是一個拜金主義者，不會忘記自己的責任，只是，我們應該正視金錢這個問題，追求財富并不是可恥的事情，付出勞動就應該得到回報。贍養父母，撫養子女，是我們應盡的責任，而盡責的基礎是你有這個經濟實力，如果連自己都養活不了，你憑什么來讓自己的親人在最起碼的日常生活中過得無憂無慮？

　　貨殖列傳讀后感篇4

　　昨從小阿姨那拿來了因房屋拆遷而寄存在她家的一袋書，發現了其中有一本《史記》。鑒于現今中國有很多專家教授在研讀《史記·貨殖列傳》，欲從中國史學大家司馬遷那汲取古代中國的商業社會發展經驗。于是我也仔細讀了一遍，深有所感。

　　士農工商，商排最末，本篇亦可說是排在最后（實際位置是倒數第二，但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可見中國作為一個擁有發達農耕文明的國家是如何蔑視商品經濟的。盡管如此，古代中國仍然發現了至今仍是天道的商業文明。“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完全展示了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和市場經濟情形；“論其有余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仆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這些都適用于現今瞬息變化的市場，綜合分析各種信息，果斷追隨市場脈搏；“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正如日本經營之圣稻盛和夫所言，行業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工作既是修行，什么事都要用心去做。

　　在我的上一篇隨感中論及了“富”這一話題，感覺自己多是從心理上去感受生活的滿足感。太史公則從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角度去論述：“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真是一針見血，刺破我輩面皮啊！女的嫁給自己父輩年紀者現如今比比皆是，男的則家無余財可偏要買車去裝出一副“富貴容”。這一切雖說是病態，到底可能還是符合人性天道的吧。

　　“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這句話有種《道德經》里“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的意味。一戶人家生活條件好了，下一代就會貪圖安逸，家境貧寒就會出去闖蕩、去冒險。再加上“風險與收益成正比”的天道，他們就有可能發橫財而變富。歷史的軌跡何嘗不是如此呢？中國地大物博、物產豐富，又有山川、長城阻隔外族侵襲，于是乎與外界不通獨自過上了自給自足、安詳舒適的生活。西歐則地勢平坦，屢遭他族迫害，自身經濟有不好，最后被迫走上了海洋之路，使得現如今英語成了世界語言，蹂躪中國的兒童、少年直至老年人。如果明朝在派出鄭和下西洋時，中國國內有“饑饉之患”，急需海外貿易補貼家用，那么說不準就是中國發現了美洲大陸，發現地球是圓的。如果中國國內人民無法生存，中國人再去移民他鄉，那么現在我們出國就像出省一樣講普通話，那該有多好啊！

　　可是歷史沒有“如果”，歷史正隨著我寫下每一個字時循著天道一往無前，不曾回頭……

　　貨殖列傳讀后感篇5

　　我在課余時間看了貨殖列傳，在該列傳中司馬遷認為社會經濟活動不以人們意志轉移的客觀過程，因此，即利用貨物的生產與交換，進行商業活動，從中生財求利。司馬遷所指的貨殖，還包括各種手工業，以及農、牧、漁、礦山、冶煉等行業的經營在內。史記中影響最深刻的是，兩大著名商業家計然和白圭。

　　“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認為商業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觀察變化和利用變化，他主張利用規律性變化獲利，所謂規律性變化就是不要關注引起變化的具體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變化，白圭提出的“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的商業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規律性變化，這里面的規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棄，價格必定就掉下來了，而價格掉下來，就是上漲的理由，上漲的理由具備，上漲就是遲早的事！只要發生大量的拋售，就買入，至于這種拋售是屬于全球金融危機引起的呢？還是巨額投資虧損造成的呢？還是原料漲價引起的不關注，只要人棄，我就取。

　　另一位商業家計然提出貴極則賤，賤極則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價格貴到極點，就會返歸于賤；價格賤到極點，就要返歸于貴。當貨物貴到極點時，要及時賣出，視同糞土；當貨物賤到極點時，要及時購進，視同珠寶）。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貴賤變化，這些商業家們并不關注。而我們的投資人則長期沉逆于引起價格變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視了價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漲的理由的規律。

　　說來說去凌通最想要說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規律性變化，跌多了就是漲，漲多了就是跌這是基本規律。人們都不敢買的時候，都棄之的時候就是最好的買入機會這也是規律。不要尋求具體的上漲理由和買入理由，一旦有具體的上漲理由和買入理由，實際股票就沒有買入價值了，一旦有上漲的理由的時候，人們就不要拋售了，也就沒有機會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機會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體利多的困難階段下手。同時要理解相信價格的變化總是向反方向變的，上漲總會轉化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會轉化為上漲！

　　在這點上，古代商業家計然和白圭分別提供了更偉大的思想，計然指出：天旱資舟，天澇資車（旱時，就要備船以待澇；澇時，就要備車以待旱），這才是商業和經營的規律。在古代商業家的眼里，所有的商業行動都是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準備，等待時間的推移，實現收益。白圭則提出，當貨物過剩低價拋售時，就收購；當貨物不足高價索求時，就出售。谷物成熟時，買進糧食，出售絲、漆；蠶繭結成時，買進絹帛綿絮，出售糧食。兩位商業家都不為明天操心，他們的商業行為都不是為明天掙錢做準備，而是為更長久的未來做的準備。

　　計然和白圭認為經商一定要利用，“時用”關系，“時用”關系指的是，人們需要某個商品的時間和這個商品處于充足的時間不是同一時間，東西多時大家往往不需要，價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時東西往往不足，商人們就是利用這個時間差，在供給充足價格下跌是買入，然后隨著時間的變化自然會出現東西少，大家又要用，價格高的情況，這時商人就賣出。凌通認為“時用”變化其本質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時間或空間商品的供需關系不一樣，從而導致價格不一樣，來獲取利益。在兩位大商業家眼里，價差是時間創造出來的，價差是時間的函數，時間是價差之母。

　　在一個極端的困境中，極端的拋售中，采取人棄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時間的推移，創造出新的供需關系和價格，自然會掙錢。不要試圖在某個低價買入后，次日就獲利，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體的利多才買入，那是已經晚了。在極端的困難和極端的悲觀，極端的拋售和極端的利空情況發生時，就是最佳的買入時機，而時間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會出現。根本就不需要投資人去尋找、去發現、去預測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資人等待！這是商業和投資的基本規律也是凌通閱讀了《史記貨殖列傳》之后的心得。

　　貨殖列傳讀后感篇6

　　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提到的第一個人物就是太公望，太公望即姜太公。姜太公姓姜名尚，因其先祖曾經擔任四岳之官，傳說在堯、舜時掌管四時，主持方岳巡守，輔佐夏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呂地，也有封于申的。封于呂的，隨封地姓呂，所以，身為姜氏后人的姜太公又姓呂名尚。傳說姜太公出生后，家道并不好，已經衰敗，所以，為了混口飯吃，他做過屠戶，賣過酒水，大半輩子處于渾渾噩噩，碌碌無為的狀態。史書對此記敘也很簡單。

　　那么，司馬遷為何一提到姜太公便稱之為太公望呢？原來，這與大家所熟知的“姜太公釣魚”的故事有關，司馬遷在《史記·齊太公世家》也有所記載。姜太公晚年垂釣于渭水，西伯也就是后來的周文王外出狩獵前讓人算了一卦，卦辭說“你這次出去狩獵，所獲獵物非龍非螭，非虎非熊，所得而是成就你霸業的輔臣。”于是西伯外出狩獵，果然在渭水河南岸遇到姜尚，經過一番交談，西伯很高興自己遇到了高人，就說：“自從我國先君太公就說：‘定有圣人來周，周會因此興旺。’說的就是您吧？我們太公盼望您已經很久了。”因此稱姜尚，即呂尚為“太公望”，二人一同乘車而歸，尊為太師。

　　對于姜太公遇文王，《史記》中還有其他說法。

　　有一個說法是說他博聞多學，曾為商紂王做事，因商紂王無道而離開，然后到各國游說，結果懷才不遇，沒人聽他的治國之道，最終西歸于周西伯，為西伯所用。

　　還有另一個說法是說姜太公是位隱于海濱的處士，周西伯被商紂王囚禁在羑里時，西伯之臣散宜生、閎夭久聞姜尚之名，就召請他。姜尚就言說道：“聽說西伯賢德，又一貫尊重關心老年人，何不前往？”此三人為了營救西伯，尋找美女奇寶，獻給紂王，以贖取西伯。西伯因此得以被釋，返回周國。

　　雖然姜太公遇文王傳說各異，但都認為他是文王武王之師。這幾個傳說，孰真孰假，不得而知。但是，后世的人們更喜歡姜太公釣魚這一說法，并賦予它更多的傳奇色彩。

　　不管怎么說，姜太公遇文王，肯定有一番對話。對文王西伯來說，有個識才過程，對姜太公來說有個展示胸中韜略機會的過程。在古兵書《六韜》中可以讀到二人對治國之道和軍事韜略的精彩對話。盡管不少后人對《六韜》是否為姜太公所作提出不少質疑，但在歷史上，姜太公輔佐周文王、周武王，為建周室王朝立下天大之功是不爭事實，而且在《史記·齊太公世家》也較為記載了他輔佐文王、武王的幾件大事，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通過“牧野之戰”，幫助武王伐紂，建立了周王朝。

　　在殷朝紂王時期，西周建立之前，大小諸侯便有八百余個，周在文王西伯初期還是個不算出名的諸侯國，所以，姜太公何來雄才大略，不管是《呂氏春秋》，還是司馬遷的《史記》，都未做詳細敘述，這也就難怪對武王伐紂以前的歷史記載語焉不詳，多為傳說了。

　　姜太公因其大功而被封于齊地營丘，為齊國開國君王。為此，《齊太公世家》記載道：“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由此可知，姜太公為齊王，定都營丘，在政治上“修政，因其俗，簡其禮。”即根據當地風俗，簡化了繁瑣的舊禮制，來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在經濟上“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結果是“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

　　在《貨殖列傳》則進一步詳載到：“故太公望封與營丘，地瀉鹵，人民寡，于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而輻輳，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也就是說，姜太公被封于營丘，當上齊國國君，看到所封之地是鹽堿地，不能生產什么糧食，人口稀少而又窮困，他因地制宜，勸女人們紡織刺繡，極盡工藝技巧，同時讓人們販運魚鹽增加收入。正是因為因地制宜，揚長避短，充分發揮了人與地域的獨特優勢，各國的人財物都匯集到齊國，“繦至而輻輳”，結果齊國一派繁榮：“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

　　貨殖列傳讀后感篇7

　　近年來，我一直在宣傳一種觀點，中國搞市場經濟在技術上對資本主義的經驗有借鑒，但作為制度道路的選擇不能簡單理解為是學西方的，更不能認為是西化。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是從古代傳統商品貨幣關系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古代傳統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思想并不首先產生于西方，卻是在東方古國——中國。這兩天我又一次認真研讀《史記·貨殖列傳》，對上述觀點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兩千多年前，西漢思想家、史學家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明確批判了“重農耕輕商賈”、“重本抑末”的落后經濟思想，主張“農工商虞”并重，提倡發展商品生產，鼓勵商品交換。單“貨殖”（而不是“物殖”）二字就再清楚不過地體現了他的這個思想。史太公說：我們國家資源雄厚，物產豐盛，這是人們的生活源泉。“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他說：人們利用市場規律低進高出，以求盈利謀生，各自努力經營本業，發展社會經濟。他還引用《周書》的話，說明為繁榮經濟就要鼓勵分業經營。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吃的、穿的、用的——老璽注）絕，虞不出則財匱少。”他總結介紹了越王勾踐用范蠡等人的計策，憑借物價、稅收等經濟杠桿調節社會經濟，取得了極大成功的經驗。史太公還精辟論述了經濟與政治、與道德、與民風的關系。說：“倉廩實而佑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說明“禮生于有而廢于無”。

　　他還說，富人也好，窮人也好，他們營商出于私利，但就是因為有了這個過程，使社會經濟發展了，這應當看作是貢獻。不是常說“發展是硬道理嘛！”所以，他主張政府對商品經濟的態度應當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就是說最好的辦法是順其自然。其次是因勢利導。再其次是加以教育。再其次是用法律和規章制度使其規范化。最壞的做法是與民爭利。

　　此外，《貨殖列傳》通過總結經濟事業發達地區和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在發展經濟方面的業績與經驗，論述了大量關于商品經濟和市場運行法則的理論與實踐。其中包括諸如開發利用資源，提倡產業分工，以及商品經營、商業營銷方式與策略等有極高理論價值的思想和寶貴的實踐經驗。

　　還需要說明一點，這些思想比西方世界最早期的經濟啟蒙思想家們的理論還要早一千多年。二戰以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借助市場經濟體制獲得迅速發展，也積累了不少經驗。但是，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局限性，又使他們不可避免地遇到不可克服的前進障礙與困難。新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總結經驗教訓，從三十多年前起實行改革開放，摒棄了計劃經濟模式，走上市場經濟軌道，是中國人民的歷史選擇。盡管目前我國的市場經濟制度體系還不很完善，但已經成功地運用市場經濟機制使國民經濟得到迅速恢復與發展，成為當今世界發展中國家成功的典范。現在，資本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在實行市場經濟制度體系建設上，都面臨著許多同樣的矛盾和問題，都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我們一定要認清形勢，積極主動地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建設，尤其是新的市場經濟制度、法規和市場運行秩序的建設。為人類和平發展事業做出中國人應有的貢獻。

　　貨殖列傳讀后感篇8

　　近年來，有很多經濟學家以及歷史學家，都以為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里，早已提出市場經濟的思想。對這種說法，也有某些學者持反對態度。他們反對的理由很簡單，即如果真是如此，那為什么沒有被歷朝所用？其實，現在有很多學科都在談論此類問題，以為現在思想，在古代早已有之，或西方某某科技（如計算機）在中國古代（《周易》）亦早已有之。這些說法極力膨脹傳統文化的作用，既缺乏理論根據，也是夸大其詞。我們應該以歷史的發展觀點，對前人的思想作出科學的解釋。比如說，在《史記·貨殖列傳》里，隱含著某種類似于現在的市場經濟理論的思想，但決不能說市場經濟理論就是《史記·貨殖列傳》的翻版。下面，我想從歷史的發展觀點來談談《史記·貨殖列傳》里所包含的經濟思想。

　　在《貨殖列傳》里，處處表現出一種自然合理的思想。即一切商賈之事，都是必定要發生的，不論哪個時代，哪個地方，甚至哪個人。這是極其自然的，好象人要吃飯、睡覺一樣。古書有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財富身安使人懂禮節知榮辱，這是社會安定以及人們生活的基本條件。司馬遷說："故君子富，還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執益彰，失執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言非空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象之侯，百室之言，尚尤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只有人民富了，才始有安居樂業可言。人民深懂此理，且這也是千百年來的真理。所以，一切商賈之事，本來就很自然，也很合理。是社會、生活得以正常運轉的必定之事。

　　但是，這些商賈之事的分布又有其自身的理由所在。比如，每個地方生產自己地方特有的產品，地方與地方之間再進而相互交易，形成自由流通，使人民的生活各有所需、需而有得。故司馬遷說："夫山西饒材-----山東多魚----則千里往往出山基置——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出之，商而通之。"因此，每個人只有把自己應該做的事做好了，同時也就會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東西。司馬遷說："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附，而自然之驗邪？"人在自己的行內，做自己行內的事，并且應該努力去做好。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使別人能得到你的東西，而別人同樣也要做他應該做的事，你要就可以從他那里得到你所需要的東西。

　　如此循環、相交，在社會上就形成了一種經濟活動。這樣的經濟活動的前提是，每個個體必須是自由的、獨立的活動，發揮本行內事是他的職責，如果不能做好行內事，那是他的失責；同時，社會上的每一種有關經濟的活動，必定是相互之間發生密切聯系的，他們互不干涉，但又不能缺少其中任何一種經濟活動，否則就會引起某種不協調，更甚導致社會的動蕩不安。

　　從上述的論述里，我們也不難發現司馬遷在《貨殖列傳》里，已隱約露出有關"經濟"的思想。但畢竟不能與現在的"市場經濟"理論完全等同。但是他強調各種商賈的分布合理，以及自由往來的交易，與商人的獨立自主、互不相干，且必須做好分內之事的論述，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與現在的"市場經濟"理論有著相似的一面。因此，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關系。因為，那時的有關"商賈"活動，只是被作為社會以及生活的一種必不可少的活動，從實際的生活中得到某些經驗性的總結。此與上升為理論的"市場經濟"是不一樣的，并且當時的這些思想最多也還只是一種初期的萌芽狀態。因此，我們在看待古代思想時，必須要持一種歷史的發展觀點。這樣，才能正確地看待歷史中所發生的事。

　　貨殖列傳讀后感篇9

　　《史記貨殖列傳》是一篇極有政治、經濟價值的文章。

　　商人，在中國古代常常是被壓制、歧視的一個階層。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士大夫以道德君子自居，對商人不屑一顧。司馬遷卻能給他們列傳，肯定他們對社會的貢獻，贊賞他們的才智。更難能可貴的是，司馬遷對人的逐利之心給與肯定，認為這是人的天性。春秋戰國以來，”百家爭鳴“，社會風氣寬容、自由、開放。所以能培育出司馬遷這樣自由的思想家。

　　《貨值列傳》的一開篇，司馬遷就引用了老子的一段話：”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明顯，司馬遷是反對老子的觀點的。他說這是”堵塞人民的耳目“，是行不通的。司馬遷說的還算客氣。我倒覺得這是一種愚民的政策。至于其中的”鄰國相關，老死不相往來“，讓人想起了清朝的閉關鎖國政策。清朝有康乾盛世，社會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是滿足于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排斥外界、自我封閉，施行”閉關鎖國“，帶來了嚴重的'惡果。

　　第二段中，司馬遷講述了人的各種欲望。并表示道德教化是不能壓制人的欲望的。所以，司馬遷主張順其自然。司馬遷認為”最高明的辦法是聽其自然，其次是誘導他們，再其次是教育他們，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來）束縛他們，最愚蠢的辦法是與百姓爭利。“可惜，后來的統治者，采用的都是下策。比如重視道德教化、用典章制度束縛民眾等。各種道德、各種規章制度束縛了人的思想，使得社會長期停滯不前，以致于最后遠遠的落后于西方。

　　司馬遷說，”人們各自以自己的才能來行事，竭盡自己的力量，以此來滿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品價格低廉，商人就會把商品銷售到可以貴賣的地方；物品價格昂貴，商人就會從價格低廉的地方運來銷售。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們的本業，樂于從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處流，日日夜夜而永無休止，他們不待召喚自己就趕來，物產不須征求而百姓們自己就生產出來。“這其實是在論述”市場“這一無形之手的巨大力量。司馬遷在兩千多年前就能了解”市場“的作用，并具備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思維，實在是讓人吃驚。

　　司馬遷對于人的逐利之心，給與了肯定。他說：”求富，是人們的本性，用不著學習，就都會去追求。“對這種逐利天性的肯定，具有巨大的意義。《國富論》作者亞當斯密認為，人人追求自己的私利，能夠極大的促進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繁榮。可惜后世的中國越來越重視道德教化，輕視人的逐利之心。

　　司馬遷后來遭遇凄慘，被漢武帝處以宮刑。這是一位專制獨裁君主對一位自由思想家的殘酷迫害。漢武帝這樣的獨裁君主，最熱衷的是權力，最痛恨的是自由。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設置內朝，收回大臣權力。這些專制君王對思想的控制、對絕對權力的追求，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最大障礙。而司馬遷這樣的自由思想家，是中國最寶貴的財富。

　　貨殖列傳讀后感篇10

　　作為一名曾經的文科生，在高中學***學科時，《貨殖列傳》的選段經常出現在作業題、考試卷上，于是我便將其通讀。當時只是為了方便理解相關問題的含義，并沒有認真理解其含義。本學期學***國商幫這門課之后，特意去圖書館查閱數本關于《史記》的資料、解析，根據我所翻閱資料顯示，此篇位于《史記》全冊末尾，如今市場上有許多精簡版甚至不予收錄。

　　《貨殖列傳》出自司馬遷所著紀傳體通史《史記》，列傳篇第六十九，是專門記敘從事“貨殖”活動的杰出人物的類傳。所謂“貨殖”，是指利用貨物的生產與交換，進行商業活動，從中生財求利。同時也是反映司馬遷經濟思想和物質觀念的重要篇章。

　　從我自己的淺薄理解來看，已能提煉出市場自我調節、因地制宜、為商以仁、物質基礎奠定上層建筑等樸素但十分具有預見性、借鑒意義的觀念，后文會一一分析。值得一提的是，此篇中的涉獵范圍十分廣泛，不僅局限于資金流動的商業，還包括各種手工業，以及農、牧、漁、礦山、冶煉等行業的經營，描畫出一幅漢代初盛時期多彩豐富的市場活動畫卷。

　　（一）商業道德

　　在司馬遷作《史記》的時期，漢代先后流行過道家的黃老之說和獨尊儒術，這兩家理論中都包含了濃厚的民生仁德思想。漢代初期的風氣也是淳樸寬厚，這一點在史官司馬遷的筆下有著明顯的體現。

　　“居之一歲，種之以谷；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所謂德，就是人的才德名望和財物。

　　太史公肯定了財物在一人的德行中的地位。這也是成語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來由。一個人德道德修養十非常長期和困難的，需要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財產作為道德的重要組成部分，善于使用和處置，也能體現一個人良好的道德品質。

　　“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

　　” 陶朱公治理產業，隨機應變，不責求他人。善于經營致富，能擇用賢人并把握時機。十九年期間，他兩次分散重金給貧窮的朋友和遠房同姓的兄弟。

　　這就是所謂君子富有便喜好去做仁德之事。作者視陶朱公為君子、為正面范本，夸贊獲得商利應該去做仁德之事的行為，這也是對當時社會的一種教化與倡導。

　　（二）經商之術

　　在我的閱讀分析下發現，《貨殖列傳》中對于商業道德與經商之道的描寫敘述經常雜糅一起，很難分開。思考后覺得也十分好理解，社會多覺得商人多使用詭譎不義的手段謀取利益。但司馬遷在《貨》中，似乎有意為商人正名，記載了許多正當正面的經商手段。

　　有關于經商素質的要求。“白圭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仆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

　　……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

　　”周人白圭，就是個絕好的案例。他能夠敏銳地感察到市場需求的變化，能不講究吃喝，控制嗜好，節省穿戴，與雇用的奴仆同甘共苦，捕捉賺錢的時機極其迅捷。體現了其商業天分與吃苦耐勞的精神。

　　并且他認為，如果一個人的智慧夠不上隨機應變，勇氣夠不上果敢決斷，仁德不能夠正確取舍，強健不能夠有所堅守，雖然他想學***致富之術，始終也是學不會的。這說明，要想成為一名優秀的商人，智慧、勇氣、道德和堅韌都是必備的商業品質。

　　有對于經商之術的高度概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奸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富商大賈都不是有爵位封邑、俸祿收入或者靠舞文弄法、作奸犯科而發財致富的，全是靠冒著被椎殺后埋于荒野的風險去捕捉致富的機會，進退取舍，隨機應變，獲得贏利，以經營商工末業致富，用購置田產從事農業守財，以各種強有力的手段奪取一切，用法律政令等文字方式維持下去，致富方式的變化是有規律的，所以值得認真的學習、研究。

　　（三）商業觀念

　　在我看來，《貨殖列傳》里體現出來的商業觀念十分豐富，我把其大致分為了兩類。

　　其一，中國古代一直秉持著“士農工商”的階級等級觀念，大多認為商業是末業，不是君子所從事的職業范圍。即使在許多朝代，對商人也有許多限制。例如，商人只能穿黑色和藍色的衣服，他們的后代不能參加科舉考試進入官場。在《貨殖列傳》中，這種商業為末業的觀念也有體現，例如“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作者司馬遷認為經商是窮人致富的手段，但是社會風氣輕賤商業，所以有的百姓世代窮苦，茫然無依。而令我欽佩的是，司馬遷只是陳述社會現實，并沒有主觀表現出對商人或商業的歧視，而是認為有人從事如此末業也可以做得很好，其實是沒有受封的王侯，“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

　　豈所謂“素封”者邪？”。“素封”，我認為是太史公對有德有才的商戶大賈的高度評價與肯定。

　　其二，是我歸納的《貨殖列傳》中體現出來的可以具有借鑒意義的一些商業觀念或精神。讀完仔細思考，十分佩服幾千年前先人的智慧，有些觀念不僅**到了今人的現狀，并且警示提點了后人。

　　譬如，《貨殖列傳》曾提到了如今令人痛恨的“權錢交易”。 “宛孔氏之先，……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家致富數千金，”有人到某地做生意，就先駕著馬車去拜訪當地的諸侯，請求庇護和行方便之利，因此家財萬貫。在客觀歷史的角度看，這是“權力經濟”體制下發展商業的必經階段。

　　今人也應該借鑒古人的描述，認清這種雖客觀存在但卻是畸形的經濟規律。

　　此外，讓我覺得驚奇的是，《貨殖列傳》中有許多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與當今我們所接受的政治學、經濟學原理極其相似。例如“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即，對于最普通、無權勢的百姓，對于財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就會低聲下氣，多出百倍的就會懼怕人家，多出千倍的就會被人役使，多出萬倍的就會為人奴仆。

　　人們的社會地位和相互關系是由財富決定的。在具體案件中，事故似乎很多，但這是對社會的總體認識。幾千年前，司馬遷意識到這是常識。

　　有的將經濟發達與欠發達地區的人民生活圖景進行比較，如“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馀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于眾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中山貧瘠，沒有自然經濟發展的條件。民智大多不太開化，所以騷亂滋生。

　　但卻充滿了商品經濟發展的潛力。齊人，地域優勢明顯，受教育程度高，參政意識強，個性發展不易為集體犧牲。這種世界風格的對比與世界上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情況非常一致。歷史的發展似乎總是遵循同樣的螺旋規律。

　　而我認為最能體現樸素唯物主義的一句是“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庫充實了，百姓才能懂得禮節，衣食豐富了，百姓才知道榮耀與恥辱。孔子與歷代帝王所推崇的周禮儒道，都只產生于富有而廢棄于貧窮。

　　只有保障了經濟和民生，國家和社會的禮儀體系才能得到很好的落實。這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思想不謀而合，這種思想真正欽佩先輩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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