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讀后感
讀完一本經典名著后，大家一定對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為此需要認真地寫一寫讀后感了。那么讀后感到底應該怎么寫呢？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孟子讀后感，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孟子讀后感1
《孟子》是由孟子及其弟子萬章、公孫丑等共同編撰完成的，全書效仿論語采用的對話體的論文形式，記述孟子與諸弟子的“疑難答問”以及孟子自己的“法度之言”，內容包括孟子的言行、政治學說以及哲學、倫理、教育思想等學術問題的論爭，體現了孟子的思想學說，是儒家重要經典之一。《孟子》在先秦諸子散文中獨具風格，對后世散文的發(fā)展有著很大的影響。《孟子》發(fā)展了孔子“仁”的思想，提出了仁政學說與法先王的主張，確立了“天人相通”的理論，發(fā)展了儒家的教育思想，弘揚了“貴義賤利”的價值觀，是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對中國古代尤其是宋代以后的思想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孟子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孟子的思想已經融入了中國人的血脈之中，中國人做人處事的原則中，有著孟子的影子。
讀《孟子》，就是在學為人處世。《梁惠王上》首先講的是“愛民”的行為方式，《梁惠王下》則探討了“愛民”的行為方式即是“與民同樂”；《公孫丑上》則是探討愛心、同情心、憐憫心，惻隱之心和羞恥憎惡之心的行為方式問題，《公孫丑下》則闡述了天時、地宜不如人和的思想；《滕文公上》開始提出“性本善”的思想，即怎樣行善，怎樣以身作則的問題，并且批駁了墨子學派“兼相愛”的思想，指出人與人之間的愛是有差別等級的，《滕文公下》則討論了愛民的行為方式的價值取向問題；《離婁上》是探討行為方式的規(guī)范問題，用社會行為規(guī)范來約束人們的行為方式，在《離婁下》孟子舉了兩個地區(qū)和年代相距都甚遠的帝王，用以說明統(tǒng)治、管理和服務人民，其道理是一樣的，那就是“愛民”；《萬章上》是圍繞著“孝”這個行為方式來進行探討，而《萬章下》則是圍繞著交“友”、“做官”以及“寄人籬下”的行為方式這些問題而展開的；《告子上》則從行為方式問題深入到人的內心，即人性的善惡，《告子下》則把重點放到了討論行為規(guī)范與行為方式的問題上；《盡心上》則是從本性與行為的關系問題轉到心理與行為的關系上，也就是人在生存、生活、工作中根據什么樣的心理選擇什么樣的行為方式問題，《盡心下》則是對“自身修養(yǎng)”的盡心知命與行為方式間關系的探討。
在孟子生活的那個年代，戰(zhàn)亂頻繁，諸侯們不擇手段追求功利，孟子大力提倡和宣揚仁義思想，充分體現了孟子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治國方面，孟子的仁政思想在《孟子》中隨處可見，孟子提出了“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的“為民”思想和著名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理論；在做人方面，孟子繼承孔子的思想，主張“仁義禮智信”，他提出了很多流傳至今的至理名言，如“舍生取義”“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縱使已經過去兩千年，但孟子的思想仍在以它獨有的魅力影響著我們。在我們這個物欲橫流，拜金主義盛行，精神貧乏的時代，孟子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孟子認識到人與自然的和諧、平衡關系，強調愛物節(jié)用，主張“取物以時”、“取物有節(jié)”，以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這對我們維護生態(tài)平衡、實現可持續(xù)發(fā)展具有一定的思想啟示。
2、孟子嚴厲批判了戰(zhàn)國中期的社會不公：“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反對暴政，主張“施仁政于民，省刑罰、薄稅斂”，提倡任人唯賢，這對我們維護社會公正有重大意義。
3、“仁義”是孟子的道德論的核心思想，這對我們思想道德建設有重大意義。
《孟子》一書所體現的思想，既有精華又有糟粕，我們應批判繼承。孟子仁政理論中的和諧思想的精神實質和構建一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和諧社會理論是一致的，我們應如何構建和諧社會，《孟子》一書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借鑒的思路。
孟子讀后感2
說到孟子，我們還會想起孔孟之道，他對孔子和儒家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使后世將其與孔子并稱為孔孟，且稱其為亞圣。孟子三歲喪父，孟母艱辛地將他撫養(yǎng)成人，孟母管束甚嚴，給后世留下孟母三遷，孟母斷織的千古美談，成為母教之典范。孟子是戰(zhàn)國時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繼承并發(fā)揚孔子的思想，成為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師。孟子曾仿效孔子，帶領門徒游說各國。但不被當時各國所接受，退隱與弟子一起著書。其學說出發(fā)點為性善論，提出仁政、王道，主張德治。
孟子提倡仁、義、禮、智，并認為，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最為重要。仁，就是寬厚，指同情、關心和愛護的心態(tài)，即仁愛之心。義，就是正直，指正當、正直和道義的性格，即正義之氣。禮，就是謙讓，指禮儀、禮貌和禮節(jié)的規(guī)矩，即禮儀之規(guī)。智，就是才能，指明辨是非、善惡分明和明理睿智的能力，即智謀之力。信，就是誠實，指誠實守信、堅定可靠、相互信賴的品行，即誠信之品。
孟子是一個慨然以天下自任，富有使命感的大丈夫。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處身于戰(zhàn)國亂世，他希望用自己的一套仁政理想輔佐諸侯統(tǒng)一天下。然而現實是殘酷的，在一個分崩離析，中央集權淪喪的時代，武力才是解決爭端，爭取利益的最有效途徑，孟子倡導的仁政必然難以被統(tǒng)治者所接受。雖然不能在政治上有一番作為，但他并沒有自暴自棄，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行,增益其所不能。他仍以天下為己任，正人心，息邪說，距诐行，放淫辭，以承三圣，即他仍要把他的思想學說宣布于天下，以此來影響并匡正世風世俗。
除像孟母三遷、孟母斷機杼這樣家喻戶曉的故事外《孟子公孫丑》中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站在正義方面，會得到多數人的支持和幫助;違背正義，必陷于孤立。關于這一點，告訴我們做事情的出發(fā)點要正確，才能得到別人的支持和幫助，得到大家的肯定和承認，才能獲得最后的勝利。否則，即是你通過一些手段使自己占據有利形式，但最后還是會失敗。正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之所以能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取得最終的勝利，就是因為我們的行為是正義的，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贊成和支持。
《孟子盡心上》：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于海者難為水，游于圣人之門者難為言孔子登上魯國的東山，整個魯國盡收眼底;在圣人門下學習過的人，便難以被其它言論所吸引。表面上指泰山之高，實際指人的眼界。這一點告訴我們要不斷尋求突破，超越自我，不斷積淀，使自己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形成更開闊的視野和人生境界。在生活和事業(yè)的征途上，我們經常都只能看到眼前的事物的發(fā)展，或者一葉障目，被一點小障礙阻擋視線。為眼前利益的迷惑而看不到長遠的發(fā)展呢，為視野不夠開闊而錯失機遇。因此我們要努力登上人生的泰山，觀到事業(yè)的大海，摒棄井底之蛙的心態(tài)，做一只向往井外世界的青蛙，向著更高更遠更開闊的境界靠近。
所以孟子說：人有不為也，而后可以有為。縱觀能成大事者，貴在目標與行為的選擇，也就是他們懂得選擇什么放棄什么。如果沒有目標，或者做多無用的事情，必然陷入忙忙碌碌之中，成為碌碌無為的人。如果東一榔頭西一棒槌，到頭來只能是揀芝麻丟西瓜，終無所成。人有不為也，而后可以有為和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是一樣的道理，所以，一定要舍棄一些事不做，去做該做的事，具有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的寧靜胸懷。然后才能有所作為。在這個社會里，有些人做著自己做不或不喜歡的事而一事無成，有些人做著自己不想做的事而痛苦不堪。
孟子讀后感3
讀大學時，那位古代漢語的老教授對我們要求極為嚴格，那《孟子》是要求全書背誦的，也許就是因為這特別的機緣，我一直特別喜歡《孟子》。
其實，更深層的原因，是我喜歡孟子散文中那種雄辯的氣勢。孟子具有豐厚的學養(yǎng)，剛健的氣質，機智應變的能力，不僅以“好辯”著稱，而且極為善辯。我常常慨嘆，要是孟子生活在當今時代，他一定是一個出色的律師。讀孟子的文章，我總是因此而想到藝術作品中那些大律師的“雄辯”或“詭辯”的場景，那些有經驗的律師去質問對方律師的委托人時，只要求回答“yes”or“no”，從而讓自己處于主動地位，牽著別人的鼻子走。孟子正是那樣，讓那些國君被他牽著鼻子走，從而成功地宣傳他的政治主張。
近來再讀《孟子》，再一次被孟子的雄辯風格所折服。
《孟子·梁惠王上》中說梁惠王在提出“民不加多”的疑問之前，自詡“寡人之于國也，盡心焉耳矣”，然后以賑災救民為例，申說自己治國勝于“鄰國之政”，“河內兇，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內；河東兇亦然”，而“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面對這樣的問題，孟子不是去直接指出梁惠王治國之中的不足，那樣會讓好大喜功的君王難以接受，于是他以“王好戰(zhàn)，請以戰(zhàn)喻”巧妙地將話題轉到有利于自己的方面來，接下來，他用“五十步笑百步”的比喻讓梁惠王明白并承認，自己所謂“盡心于國”不比鄰國之政好多少。
還有那次孟子見到齊宣王，為了宣傳他的“仁政”思想，他從“好樂”切入話題，他先是運用轉換話題、偷換概念的方式避開容易引起齊王反感的音樂的雅俗問題，借題發(fā)揮，巧妙把音樂話題轉為政治話題，從而激發(fā)了齊王的興趣，他忍不住主動問道：“可得聞與？”但孟子并沒有就此闡發(fā)他的道理，而是以“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和“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兩個問題，讓齊王很容易地同意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數人樂樂不如與多數人同樂，從而誘導出齊王在思想感情上趨向與民同樂的觀點，于是他滔滔不絕地“為王言樂”，引導出“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的結論，意即：與民同樂，推行仁政，人民歸附，便能統(tǒng)一天下。
但是我們知道，齊宣王真正關心的是“霸道”，他一心想著的是以武力征服天下，這與孟子的“王道”主張是完全相對立的，可是孟子憑借著他的口才說服了齊宣王，成功地宣傳了自己的政治主張。我真的佩服兩千多年之前的孟子，也難怪后人要尊他為“亞圣”了。
可是此次再讀《孟子》，我卻總是把關注的目光放在了結果上：齊宣王傾心于春秋時期的霸主地位，一心想建立霸業(yè)，即位后任用名將田忌、孫臏等，伐魏大勝，后又攻伐燕國等弱小國家，最終未能采納孟子的政治主張。因此，我不得不慨嘆這口才的蒼白無力的尷尬了。
我還想到我們這些從事班主任工作的人，我們雖然不一定有孟子那么敏捷的思維，那么雄辯的口才，但面對學生，我們一般都能把思想工作做到位，也許學生所持的觀點與我們的觀點完全相反，但我們總可以用講道理的方式去說服他們，可是我們過后往往會發(fā)現，學生表態(tài)挺好的，過后落實在行動中卻效果不佳，有時甚至收效甚微，我們所遇到的，不正是孟子所遇到的“口才的尷尬”嗎？
當然，學生是成長中的孩子，是孩子，注定他們就會犯錯誤的，所以我們可以這樣的話來安慰自己，但這不也值得我們所有的教師和家長來反思嗎？如何用一種最有效果的方式來教育孩子，讓他們自己去領悟、去選擇，而不是以我們成年人的思想去規(guī)定、去限制。只有這樣，我們的工作才會是卓有成效，我們才能解決這口才的尷尬問題。
孟子讀后感4
《論語》是孔子死后，弟子們把他平日的言行記錄收集起來，整理編成的。其中有孔子的言論，也有弟子們的自相問答，它是儒家思想所依據的經典。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他父親孔紇，又名叔梁紇，曾做過陬邑(今山東曲阜東南)宰，本身屬于貴族階級下層的“士”。他的母親姓顏，名叫征在。孔子3歲時，父親就死了，17歲時母親也死了。孔子青年時，曾做過管理倉庫(委吏)和管理牛羊(乘田)的小吏。后來孔子精通“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孔子的政治主張是“禮”和“仁”的學說。他生活于春秋大變革時代，他反對以政、刑來強迫人民服從。他所說的“禮”，是一種政治秩序，他所說的“仁”，是最高的道德規(guī)范，當然，這種仁和禮是有上下、尊卑、貴賤、等級之分的。動蕩不安的春秋時代，諸侯為了爭霸，是講究實力，著眼于利的，所以未能采納孔子“仁”的政治主張，孔子也沒有被重用。孔子師徒顛沛流離XX年周游列國，于公元前484年(魯哀公十一年)返回魯國，這時孔子已是白發(fā)蒼蒼的68歲的老人了。但孔子用他晚年的精力，集中整理古籍——“六經”。
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享年72歲。他的弟子和再傳弟子輯錄其言論，編成《論語》一書，共20篇，計492節(jié)，合計12700字。《論語》記到孔子晚年的學生曾參的死為止，其中保留著孔子生平、思想學說的重要材料，尤其是教育思想和教學活動的重要材料。它是我國一份十分重要的文化遺產，也可以說，它可作為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教育書。
孔子從他的政治、哲學和心理學觀點出發(fā)，認為德育的主要內容是仁和禮。所以他主張“為政以德”，這反映了當時人的價值的提高和奴隸要求解放的時代特征。因此，孔子的道德觀是適應時代潮流的，具有進步意義的。
孔子所謂“禮”，其核心是“正名”。在孔子看來，周禮最重要的原則是尊尊與親親。為了貫徹親親和尊尊的原則，孔子提出“正名”的主張，他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所以，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作為“正名”的具體內容。就是說，為君者要使自己符合于君道，為臣者要符合于臣道，為父者要符合于父道，為子者要符合于子道。在等級森嚴的奴隸制社會里，上下尊卑的關系是靠“禮”來維持的。因此，孔子對于不按自己名分行事的人和事進行批評。如他批評魯國大夫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熟不可忍也?”(《論語·八佾》)魯國的三桓在祭祖時，唱起天子祭祀“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的《雍》詩，也受到孔子的指責。
孔子道德思想的范疇，主要是“仁”。孔子主張“仁”，在《論語》中有多重涵義。一是“仁者愛人”;二是“克己復禮為仁”;三是“仁者人也”。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中說過：孔子“這種所謂仁道，很顯然的是順應著奴隸解放的潮流的。這也就是人的發(fā)現。”孔子主張“仁”，孟子重視“義”，所以，孔子的“殺身成仁”(《論語·衛(wèi)靈公》)與他的繼承人孟子的“舍生取義”(《孟子·告子上》)，對后世志士仁人的影響極為深遠。
孔子是我國第一個主張“因材施教”的教育家。他對子路、冉有的不同教育就可以說明：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
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
孟子讀后感5
孟軻的文字，已經是論點論據俱全，長于說理，不若《論語》般讀整書方知邏輯，也不若《道德經》玄妙牽強，讀起來認同感比較強。《孟子》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先從一般事物說起，再慢慢引出道理，讓別人不知不覺間承認自己的錯誤。孟子說：“我的力氣足以舉起三千斤的東西，卻舉不起一片羽毛;我的視力足以看清秋天野獸毫毛的尖端，卻看不見一車子的柴禾。大王會相信這話嗎?”話中所說的顯然不符合常理。宣王說：“不會。”孟子說：“顯然，一片羽毛舉不起來，是因為不肯用力氣;一車的柴禾看不見，是因為不肯用目力;百姓不被您愛撫，是因為不肯施恩德啊。所以大王未能做到用仁德統(tǒng)一天下，是不去做，而不是不能做啊。”就這樣，孟子讓君主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比起直話直說的`諫臣，孟子所說的讓至高無上的君主更容易接受。道理層層遞進，就像是設下了圈套，一步一步地讓人不知不覺走進去。
孟子懷抱著一個知識分子的使命感，用他的所知所覺，用他的“義”與“道”，從個別情況的“應該”到人生征途的光明大道，導人向善，也就是“覺此民”。
孟子的所有觀點首先都必須建立在所謂“人性向善”觀點的基礎上，而這個觀點也恰恰是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并且對于當今這個時代來說最值得每個人去仔細思考領悟的。孟子的“人性向善”論，先提出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是人皆有之的“仁、義、禮、智”四端，如果能夠去擴充它的話，將“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所以說“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
既然每個人都有向善之心，又何來的惡人呢?有些人何以做不到“乃若其情”呢?孟子給了我們兩個答案：其一，是不可忽視的外在原因，即環(huán)境因素，也是孟母之所以三遷的原因，而這里的環(huán)境又不僅僅只是周圍人或事的影，也包括所處的時代、社會情況，還有具體到逆境與順境的差別，《孟子》中的一篇關于嗟來之食的議論，身處逆境的人被激發(fā)的羞恥心可使之用生命維護原則，而身處順境時的人卻更易迷失，放棄了“鄉(xiāng)為身死而不受”的那些原則，環(huán)境可以說是決定為善還是為惡，義或不義的重要因素;其二，要向善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內在要求就是堅持，孟子也在書中舉了“杯水車薪”的比喻，義能克不義，仁能克不仁，然而沒有堅持也無法成功。
當一個人能夠做到抵御環(huán)境堅持本心時，仁義之士必是賢人、君子，“枉己而不能直人”，只有堅守原則的人才能夠輔佐君主、誘民向善;“仁者無敵”，仁義之諸侯與民同樂、親賢疏佞，又怎不會“王天下”呢?所以堯、舜、禹之世，孝悌禮義為人所共循，天下安樂。
雖然孟子有一套從人性向善到仁者無敵的完整理論，但是要想導善，還缺不了他的非凡辯才。孟子無論是與君主對答，還是與對手辯論，都能夠引經據典，把《詩》《書》靈活應用;并且以常理入手，以小見大，十分生動;更擅長環(huán)環(huán)設問，最后以對方的答案為自己所依托來解答對方的問題，讓對方只能無言以對，認可孟子的想法。
二十一世界的中國，正值東西方文化潮流交互撞擊之際，從個人到家庭，至自各階層的社會乃至于國家，在當今物質文明較為發(fā)達的今天，卻逐漸陷入一種內外不安，身心交瘁的狀態(tài)。在這個物欲橫流，進退失據的環(huán)境中，人們越來越感到力不從心，茫然失措。精神信仰受到很大挑戰(zhàn)，但是，究竟是什么在變化?變化的背后是什么?
在當今這個時代，還有多少人面對各種所謂的領導敢于說出自己內心真實的想法與感受。還有多少人能做到如孟子般真正心系國家。現在的人們大都追名逐利，惟命是從，而很少有人能真正表達出自己內心的想法與感受，給我們的國家真正提出建設性的意見與想法。又有多少人能做到面對自己與領導者統(tǒng)治者的意見不合的情況時，能堅持自己的意見呢?在這個充滿金錢與利益的社會中，人們漸漸的迷失了自我，只會跟著金錢與利益隨波逐流，也許只有當每個人如孟子般坦誠，率真且真正做到心系國家時，我們的社會才能變成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吧。
孟子讀后感6
最近，筆者通讀了我國古代的儒家經典《孟子》一書，頗有些感想。
《孟子》一書的內容，總起來看大體上可以概括為兩個字“仁政”。大多數的篇章就是講什么是“仁政”，如何才能實現“仁政”。當然，還有關于修身、學問和教育等方面的內容，暫不討論。
什么是“仁政”？孟子在書中并未加以解釋。但從《孟子？梁惠王章句》等篇章中我們可以體會到作者關于仁政的某些觀點。你象“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食，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亡。”、“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愿藏于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愿出于其路矣。跟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愿耕于其野矣。”、“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民為貴，社稷次這二，君為輕。”、“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說到底，仁政也是兩個字：“保民”。作者并椐此得出結論：仁者無敵。
應該說，孟子的“仁政”觀點，在20xx多年的封建社會里，被歷代統(tǒng)治者奉為經典，并被當作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長期處于思想領域的統(tǒng)治地位。
但是，為什么“仁政”說并未能讓歷代統(tǒng)治者真正去實現“仁政”，更多的時候，老百姓依然處于水深火熱之中？關鍵是“仁政”說只是提出了或描繪了大同社會的美好藍圖，但未從制度層面解決封建社會存在的弊端。從這個方面說，孟子的工作只完成了一半。我們可以來回顧一下中國歷史上的皇帝們。
從中國歷史上看，真正能實行仁政的君王有幾個？漢朝有漢高祖、漢文帝、景帝而已。就連漢武帝我看都還算不上是好皇帝，雖然有人把他吹上天去。唐朝也就高祖、太宗時期尚可稱得上是仁政，則天和玄宗時雖然出現了盛世，但那是因為祖宗給他們打下基礎，他們在不少方面都還算不上仁政，就連個人生活作風都還存在很多問題，就別說任用奸佞和酷吏了。宋朝基本上就沒有能稱得上施行仁政的皇帝，連太祖和神宗都說著吧，他們的積分也還不夠。元朝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對其他民族是嚴防死守，倍加歧視。也許只有世祖還有點仁政的意思，還算干了點人事。明朝從朱元璋開始就一個勁的加強封建統(tǒng)治，殺人如麻，哪里還有仁政的意思。特別是這老東西當他讀到《孟子》里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時候，認為這哪里是臣子說的話？簡直就是大逆不道，并說“倘此老在今日，豈可免我一刀。”并下令將孟子從文妙殿里逐出！此后的建文帝懦弱，成祖暴戾（這老兄除了叫人修了《永樂大典》外，他搞的瓜蔓抄、誅十族、廠衛(wèi)**等基本上空前絕后了。）其后的皇帝們昏庸的昏庸，可以說是一代不如一代了。那么，清朝呢？清朝出了康乾盛世，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就這兩朝來看也算不是實行了仁政。**皇帝是異族入主，對**是很不信任的。為了維護自己的統(tǒng)治地位，制造了一個的文-字-獄就是明證。當然這兩個老頭在位時多少干了些人事。
可以說，“以人為本”的觀念在歷代統(tǒng)治者的心中就根本沒樹立起來，這與每個皇帝的素質和封建制度密切相關。而老百姓的日子正象元人的雜曲里說的“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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