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蕩兩千年》的讀后感4篇

　　讀完一本書以后，對人生或者事物一定產生了許多感想吧，是時候抽出時間寫寫讀后感了。讀后感你想好怎么寫了嗎？以下是小編整理的《浩蕩兩千年》的讀后感，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浩蕩兩千年》的讀后感篇1

　　我一直以為遠古的中國是個完全的農業社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千萬人民生活的主旋律。最讓人心動的是文化的燦爛，諸子百家、唐詩宋詞。但不曾想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商業經濟曾經幾度發展，并對社會發展起到了不可磨滅的推動作用。在商業經濟的起伏中，一些具有戰略眼光的商人一次次站在歷史的舞臺，長袖善舞，雖然其中不少人最終成了政治的殉葬品。但商業在很多時候只是政治的附庸，商人的命運自然被政客玩弄與股掌之間。商人逐利的本性必然要需求政治的庇護，政客必然也需要商人的支持，于是二者或明或暗捆綁一起，拆不開打不爛，這種曖昧關系竟然延綿至今日，依然有千絲萬縷的關系。

　　在春秋戰國時期，政治自由、文化自由，商業也很自由，商人也比較瀟灑。齊桓公在春秋時代率先稱霸，在他霸業的后面，起到支撐作用的是商人出身的管仲。從政后卻把商人的思維發揮的淋漓盡致，尤其是在經濟上的.改革，主要有四民分業、貿易興國和鹽鐵專營。從而讓齊國走上經濟強國、政治強國之路。在中國以后的發展中，經濟一直是政治發展、文化繁榮的強心劑。

　　古代最瀟灑的商人叫范蠡。他協助勾踐開創春秋后的最后一個霸業。在越國稱霸后，他卻辭官經商。在商海他如魚得水，成了那個年代的超級富豪，而每當財富積累的一定數量的時候，他又散盡千金從頭再來。無論他從事什么，總是能把握住經濟規律的脈搏，游刃有余。巨大的商業成功，被后人尊稱為“商父”。

　　秦始皇大一統后，中國進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皇權社會。中華文明無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都獲得了快速發展。在政治強人輪番登上歷史舞臺的時候，背后總少不了商人智慧的大力支持。秦始皇的背后是呂不韋，一個具有經濟頭腦和政治眼光的商人。通過一系列精心運作，竟然把秦始皇的爸爸扶持為秦國國君。他應該是中國歷代最成功的商人了，但功成名就后的呂不韋后來也逃不脫政治的詛咒，被秦始皇賜死。漢武帝登基后，內政外交均采取了強硬政策。而這些強硬政策的背后，自然需要經濟的強力支持。一個極具爭議的人物應時出現——桑弘羊。桑弘羊的命運可想而知，75歲的時候被以謀反的罪名滅族。

　　在隨后的歷史演變中，亂世也罷，盛世也罷，士農工商的排列順序非但未變，反而愈演愈烈。在任意一個朝代的興盛過程中，必然會帶動商業的發展。而隨著王朝的沒落，商業發展往往也會深受其害。

　　《浩蕩兩千年》的讀后感篇2

　　作者站在歷史的高點俯視這一切，但是多少還是帶了一些現代經濟學者的態度。

　　從14世紀開始朱元璋站在“歷史巨人”的肩膀上完成了絕對的中央集權制度，也完成了社會的平鋪化，將所有的經濟改革的條件都束之高閣。鄭成功7次下南洋的所有文獻資料航海記錄都被付之一炬片板不許下海。彼時正是歐洲大航海時代，中國錯失了時代。同時完成了中國南邊的封閉，北方明長城又重新修建萬里，構建起了北方相對的封閉。西北方向的天然屏障自不必說。中國的經濟改革僅僅是在中央集權的前提下為了這個核心目的所做的努力，并且完成的相當好，很多政策延續至今。

　　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大概的規律，從建國初期的相對輕徭役薄稅收相對開放民間商業，用30—70年達到國家經濟軍事的頂峰，但是中央集權制度必然會導致以家族血緣關系建立起來的官商不分，讓一小部分人掌握了大部分的國家資產，國貧的'時候桑弘羊類的政策上馬加上執政人的能力不足直接導致大面積的民間破產，民怨四起。

　　這個時候無外乎兩方面天災人禍導致民反推翻舊的國家，第二就是外敵來襲勢如破竹。

　　《浩蕩兩千年》的讀后感篇3

　　我一拖再拖實在不知道這書評怎么寫好。一來他梳理的是歷史，從商人的角度；二來跨度太長，不知從何說起。從管仲、商鞅、桑弘羊、王莽、李隆基、劉晏、趙匡胤、王安石、朱元璋到清朝落寞，一一數來，沿著歷史的印記，跌宕起伏。商人一直被“鄙視”，直到王陽明、顧憲成始為其正名，商人開始有了獨立意識。

　　但終究逃不脫依附國家的依賴性。現在回過頭來看，明明那樣做完全不會有今天的問題，可是放回歷史，身在其中的人是看不清未來的。統治者思考如何長治久安，如何平衡各集團的勢力，在放放收收中走出了獨步天下的制度模型。

　　致使今后的每一步局限都很大。其實可能是有希望改變這一切的'，答案在《跌蕩一百年》里。我無法給你一個高度概括，不如去看，真的。

　　《浩蕩兩千年》的讀后感篇4

　　買來吳曉波的經濟史三部曲，我首先讀了最晚成書的《浩蕩兩千年》。從春秋齊桓公時期管仲變法，到閉關鎖國的晚清被打開國門，綿延兩千多年的歷史舞臺上，眾多工商界人物你方唱罷我登場，散場后卻多數面目模糊、事跡難考。

　　正如費正清的發問：“一個西方人對于全部中國歷史所要問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商人階級為什么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

　　以中國人的聰慧勤勉，擅長經商的自然不在少數。然而歷史的一個循環是，商人一旦積蓄起財富，便往往被國家以“均貧富”的名義“合法搶劫”，生殺予奪總在頃刻間。至于鹽鐵等暴利產業，或是由國家直接壟斷，或是必須拿到國家特許才能經營；于是商人往往需要花費大量財力精力打點政府關系，或干脆直接成為官員。加之儒家傳統對商人極度輕視，在這樣的'政治和文化土壤下，商人從未獲得過真正的安全感與尊嚴感。費正清的一句話讀來甚是凄涼：“中國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們的子孫不再是商人。”

　　在這樣一個自秦漢以降，中央集權制度根深蒂固的國家，我們看到一位位志士主持“變法”，從商鞅、桑弘羊、王莽、劉晏到王安石，其經濟思想一脈相承，核心卻脫離不了與民爭利。每個朝代自建立伊始，便往往陷入寬松——過度——管制——凋敝的輪回，兩千年的歷史呈現驚人的相似性，這個國家從未能夠探索出適合自己的經濟模式。

　　在我看來，《浩蕩兩千年》不只是經濟史，也是國運史。在書的第一部，我們震撼于從春秋至魏晉間一個集權帝國的橫空出世；在書的第二部，我們自豪于從隋唐至宋元間無可爭議的“世界第一”，這是帝國的黃金時代；而在書的第三部，我們痛心于中國的封閉，當西方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中國只是執拗地背過身去。

　　當統治者認定維穩壓倒一切，幾百年間一成不變地要求人民“男耕女織”；當君權神圣不可侵犯，人民從未意識到他們的私產應當得到法律保護；當現代民主法治從未萌芽，國家對人民毫無契約精神……生產關系的落后，終于導致了生產力的落后。相對于西方現代科技的愈加發展，明清時代的中國實際上是愈加倒退，離世界愈加遙遠。

　　纏繞中國兩千年之久的官商經濟，可以說是最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了。那么兩千年之后的今天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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