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十五年》讀后感
萬歷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歐洲歷史上，正是文藝復興和地理大發現的時代；而在中國，在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于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際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后掀起波瀾的機緣。”在歷史學家黃仁宇的筆下，我們開始了一場難忘的大歷史之旅……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試圖革新的傾向，都是不合時宜的，一切企圖在虛偽而又被認為是萬能的道德之外發展法治的觀點，都是異端邪說。于是改革家空有抱負而鮮有實踐之機，變革在重重困難中或夭折，或走樣；道德純正的人盡管其行為獲得了統治者的贊賞和平民的欽佩，卻難以獲得效仿——無人想去發揚和繼承其高尚品質。對他們來說，陽奉陰違，道貌岸然所帶的，比這虛名要現實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時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壓中度過一生。他發現自己的學說沒有付諸實踐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術化或神秘化”。
一個年輕的、曾經試圖勵精圖治的君主，在諸多程式阻礙下，只能循規蹈矩，延續枯燥。他并不甘心：也許出于負氣，或者是無奈的消極反抗，此后（1587年）很多年，眾臣再也很難輕易見到他出席各種儀式——漫長的怠政在明王朝的歷史軌跡上延續 。從他觀賞中官擲銀取樂表明，“一個喜歡活動的人具備著充沛的精力，但又無法用之于做出積極的創造” 。他的壯志，他的宏圖，已是歷史云煙，難以再續。立，何其難也，而破，也是千難萬難。
“在按著固定節奏流逝的時光之中，既缺乏動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羨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順的成為單調生活的旋律。于是，一切變得不那么重要，一切似乎可以無所謂。安逸，足以造就肆無忌憚的不思進取。在平淡無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為了年輕君王的必修課。他的苦悶，乃是歷史的悲劇。
世界上有一種人，他們的品德可謂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卻鮮有人會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他們大多活在官方的宣傳和平民的稱贊之中。他們的信條和個性使他們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遺棄。這就是說，他們雖然被人仰慕，但沒有人按照他們的榜樣辦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別人皆雷鋒，卻很少考慮自己也應該那樣無私。他們只是“可以和舞臺上的英雄人物一樣，在情緒上激動大多數的觀眾”，卻無法引起公眾行為上的追隨。海瑞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具有強烈的道德和社會責任意識，他的一生體現了一個有道德教養的讀書人服務于公眾而犧牲自我的精神”。他嚴格要求自己，也同意嚴格要求別人。于是他的所作所為，令各方面感到為難和糾結。萬歷十五年，歲暮天寒，“海瑞的死訊傳出，無疑使北京負責人事的官員大大的松了一口去，因為他們再也用不著為大眾心目中的英雄——到處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們總是喜歡將自己打扮成道德標桿，高尚莫比，嚴以待人，卻無法嚴以律己，甚至寬以待己；相應的，同時他們也就把自己當作道德監督者，實踐總是別人的事，而他們只需對此指手劃腳，品頭論足。因而他們總是正確，別人多少——如果不是總是的話——有錯。明朝歷史上，就有一位這樣的人物——張居正。“張先生言行不一，他滿口節儉，但事實證明他的私生活極其奢侈”。據說張居正大人的官轎，32人抬著（按當時禮制皇帝也不過16人規模），約有50平米，分為會客室和臥室，全套明式家具，還有個獨立衛生間。轎四周有圍廊以供觀景怡情。這位節儉的倡導者，以圣賢自居的張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來，“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極，這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在人類文明發展歷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它促進人類共同行為準則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它。但是將道德——一成不變的'道德準則——作為萬能的手段來調控社會的一切問題，則是荒繆的異想天開。道德必須被遵守和實踐，乃至被信仰，否則便是虛偽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規制和約束，在功利主義——毋庸質疑，我們大多數人是這樣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難突破停留在口號和宣傳中的困境，成為難堪的所在。而法治，則彌補了道德的缺陷，從而“使人類的行為服從于規則之治”（富勒語）。法治應當成為一種公眾信仰。而正如蘇力教授所認為的那樣：“這里所說的信仰并不是一種言詞上的表白，一種決心，而必須是一種身心的投入；而且由于法律是一種社會的全民的事業，因此對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個或某些個體的心靈活動，而是整個社會的實踐顯示出的對法律的尊重和倚重。”
當前，中國正處于法治建設和社會改革的關鍵時期，書中對歷史的反思，以古為鑒，今人未嘗不能得到若干啟示，“給中國留下一個天翻地覆、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創造法治歷史時代的機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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