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可能的技術本質觀海德格爾的啟示論文

時間：2024-07-18 10:58:53

一種可能的技術本質觀海德格爾的啟示論文

一種可能的技術本質觀海德格爾的啟示論文

一種可能的技術本質觀海德格爾的啟示論文

　　摘要 海德格爾認為，我們對技術的工具性規定只抓住了技術的“正確的東西”，但卻沒有抓住技術的“真實的東西”也即技術的本質；而要抓住技術的本質，我們就必須“通過正確的東西來尋找真實的東西”。本文在海德格爾這一思想的啟示下，首先從分析技術之“正確的東西”之所以沒有抓住技術之“真實的東西”的方法論根源入手，提出并論證了自己對于技術之“真實的東西”的一種理解方法，從而形成了一種可能的技術本質觀。其核心思想是：所有技術都是由人的目的性預期與自然過程的工具性作用在實踐基礎上不斷取得統一的過程及產物。文章最后還對爭論了多年的技術的價值負荷性問題進行了分析，認為技術負荷著人類價值。

　　1、啟示：從“正確的東西”到“真實的東西”

　　關我們都把技術視為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也即視為一種工具性的東西。我們對此確信無疑。然而，這是正確的嗎？這又是真實的嗎？

　　“對于技術的工具性規定是正確的”——海德格爾如是說。但他又緊接著說：“單純正確的東西還不是真實的東西。唯有正確的東西才把我們帶入一種自由的關系中，即與那種從其本質來看關涉于我們的關系中。照此看來，對于技術的正確的工具性規定還沒有向我們顯明技術的本質。為了獲得技術之本質，或者至少是達到技術之本質的近處，我們必須通過正確的東西來尋找真實的東西。”[1]

　　從技術的“正確的東西”（即對技術的工具性規定）去尋找“真實的東西”（即技術的本質），從而進入那從其本質來看關涉于我們的系中，這是海德格爾這位20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夢寐以求的偉大理想之一。他找到了那“真實的東西”了嗎？他進入到了那作為“存在”之“自由的關系”的理想境界了嗎？在此，我們還不打算把這些問題擬為專門的論題來探討，而只是想在其“通過正確的東西來尋找真實的東西”的啟示與感召下，先就自己的力量，試著、摸索著向那“技術之本質的近處”走去。

　　2、技術之“真實的東西”：本文的一種回答

　　為什么說對于技術的工具性規定是技術之“正確的東西”但卻沒有顯明技術的本質呢？看來，在回答什么是技術之“真實的東西”以前，有必要首先回答這個問題。對此，海德格爾的回答對我們是有啟發意義的。他說：“正確的東西在眼前的事物那里總是確認某種大實話。”[2]

　　應當如何理解海德格爾的這句話呢？我們知道，技術作為實現目的之手段、工具，是我們生活于這個技術世界的每一個人天天都能經驗到的，可以說經驗證實就是技術的工具性規定之正確性的根源。例如，為更快地到達某地，就要乘車；要想富，先修路；為使未來有著落，年輕人就得去學一門（實用）技術；企業不搞技術創新，就沒有市場競爭力；等等。而當人們親眼目睹一輛呼嘯而過的“紅十字車”正載著銀行搶劫犯逃離現場，看到曾奪去數十萬人生命的核技術如今又被用來發電時，我們又能想到些什么呢？凡此種種，不一而終。所有這一切不都在例證著技術之工具性規定的正確性，從而又被這“正確的東西”確認為大實話嗎？的確，經驗的力量是太強大了，它甚至就象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語言游戲規則”（維特根斯坦語），在潛意識中支配著所有人的所思和所做，而當真正深刻的理性思維中有出其右者時，恐怕也只能夠道一聲它是“正確的東西”了結。

　　然而，正確的東西卻又的確未必是真實的東西，這就好比經驗的東西未必全是正確的東西一樣。例如，我們天天目睹太陽的“東升西落”，也天天這樣去談論它，并不認為它有什么錯，但它的確是錯誤的。同樣，當我們問“詩是什么”，而有人回答“詩是詞的堆積”時，你能認為他是錯誤的嗎？但他又的確沒有抓住那詩之“真實的東西”，幾近答非所問。現在，當人們用技術之工具性規定這一“正確的東西”來觀照技術時，所遇到的情形也正象那詞之堆積的詩，也同樣未能抓住技術之“真實的東西”。

　　那么，技術之工具性規定作為“正確的東西”，又為什么沒有抓住那技術之“真實的東西”呢？我認為，這首先就與它對待技術的那種方法密切相關，這種方法可以簡略地概括為是直觀、靜觀、經驗的方法。如果說這種方法能夠保證對于技術的工具性規定是正確的話，那么，它卻不足以用來抓住技術之“真實的東西”。因為依照這種方法，技術總是被設定為客觀上給定的某種東西，也即它沒有產生的歷史過程，不是作為人的有目的活動的對象性產物而出現，而是僅僅作為人的超歷史的自在對象而存在，這樣，當人面對它時，所能看到的也只能是它所呈現給人的那些東西：手段、工具及其功能和所服務的目的，而其余一切則均在視野之外。而從另一方面看，這種方法實際上從一開始就已無意識地遮蔽了除技術的工具性之外的那些可能是技術之“真實的東西”所賴以產生的領域，也就是說，它從一開始就已無意識地封鎖了自己通向技術之“真實的東西”的大門，而這意味著它從一開始就已無意識地宣告了自己注定不能抓住那“真實的東西”的命運。在這里，這一切之所以是“無意識地”發生的，就在于所發生的這一切均是這種方法所全然不知的，而這實際上正是這種方法的最致命之處所在。

　　因此，要抓住技術之“真實的東西”，就必須首先確立起一種新型的方法論視角，它必須是不再僅僅滿足于對于技術的直觀、靜觀、經驗，而應該能夠保證對于技術的本質構成的深入分析，也即能夠保證揭示出技術中可客觀化的、人只能順乎其然的客觀合理性方面，又能保證揭示出技術中可主體化的、能充分體現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主體合理性方面，從而使技術展現為人的合理性活動的創造物，展現為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性存在，并使人能夠“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馬克思語），而不是僅僅直觀它的“物”的外表。這種新型的方法論視角必然是一種歷史的、辨證的方法論視角，因為只有它才適合于對于技術的本質構成的分析，而這種分析通常又應該是在技術的實際產生過程中展開，因而它也必然是一種發生學的方法論視角。通過對于技術的實際產生過程的發生學分析，我們就能夠搞清楚技術的本質構成，從而揭示出作為技術之“真實的東西”的技術本質。

　　從這樣一種新型的方法論視角出發，本文認為：技術并非是實現人之目的的單純手段或工具本身，而是人把自己已經掌握了的自然規律能動地整合到自己的目的性預期中來的一系列過程及結果；而從其結果看，它本身就是人的目的性預期與其相應手段或工具（核心是自然規律）的實現了的統一體。

　　三、關于技術之“真實的東西”的初步論證

　　在前文中，我們已經對海德格爾的技術之“真實的東西”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作為一種可能的技術本質觀，它的基本特點是：不再把技術為之服務的人的目的擱置于技術的本質構成之外而單純地將其視為某種經驗上可把捉的工具性（或物性）的東西，而是同時把工具性以及目的性視為技術的本質構成的兩個不可或缺的內在因素，從它們的辨證統一關系中來觀照技術的本質。毫無疑問，對于這樣一種技術本質觀的合理性的闡述，必然要以技術的實際發展過程為基礎，訴諸發生學的方法以對其內在組成要素的產生及其結合過程進行動態分析，否則就將再度陷入直觀的泥潭。

　　眾所周知，技術并不是客觀上給定的某種東西，而是也有其形成與發展的歷史過程；這一歷史過程，也不是象尚未被人觸及過的自然物那樣，表現為自在地演化的自然過程，而是一個發生于人與自然界之間的由人的能動活動所不斷地創造著和擴展著的社會歷史過程。對于這一歷史過程，我們首先能夠根據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十分肯定地斷言它是秉承了來自人的某種目的性預期的，也即它是人的一種有目的的活動過程，并因此而將它與一般的自然過程區別開來。而從另一方面看，我們又能夠十分有把握地斷言，自然過程的某些方面或層次也必然卷入了這一歷史過程，并作為這一歷史過程中的物質性因素而發揮作用，從而使這一歷史過程又呈現出自然過程的某些性質來。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這一歷史過程就是由人的目的性預期與自然過程共同參與、共同推動從而共同開辟出來的。

　　在揭示人的目的性預期對于技術的整個形成與發展的作用時，當代德國哲學家K-O.阿佩爾的一個觀點對我們是有啟示意義的。他說：“如果我們沒有先行理解人類行動的成功后果的（內在）規范，并把這些規范承認為評價的標準，那么，我們就不能如其所是那樣來描述人類行動。”[3]這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要如其所是那樣來描述技術的形成與發展，那就必須首先對其中的人的目的性預期進行全面深刻地理解，而這種理解是不能夠將其僅僅當作某種外在的被趨赴的東西來看待的，也即象在技術的工具性規定中所做的那樣，而是要視之為遍歷于技術的整個形成與發展始終的內在規范，從其能動的方面來考察或評價它在技術的整個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的作用。

　　在技術的整個形成與發展中，人的目的性預期作為內在規范，其基本的作用就是引導或制約人的活動，而人的活動即是把這一規范運用于自然過程以求實現目的的過程。因此，它的作用又必然要從人把自己的目的性預期與自然過程能動地結合起來的方式和方法中體現出來。馬克思曾在揭示人的目的性預期的規范作用時說：“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著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志服從這個目的。”[4]這也就是說：人的目的性預期是通過“使自然物發生變化”而得到實現的；在這個過程中，它不僅使人的意志獲得了以自然過程為其進取方向的能動取向，從而使自然物在實踐中發生變化，而且也使自然過程的“意志”獲得了指向人的目的性預期的變化取向，從而使自然物在實際變化中表現為人的目的性預期的不斷實現。因此可以說，人的目的性預期的總的作用就是作為規律決定著技術的形成與發展的方式和方法。

　　人的目的性預期的規范作用的發揮，是在使自然物發生變化的過程中得以進行的。因此，如果我們不能同時去說明自然過程對于整個過程的作用，那么，人的目的性預期的規范作用也是不可能得到進一步說明的。

　　對于技術的整個形成與發展來說，我們認為，自然過程的作用主要是以工具性而顯示其基本特征的，也即它發揮著工具性作用。如已所知，人的目的性預期要得到實現，就必須借助于自然過程來進行，這正體現了自然過程的工具性作用。

　　自然過程的工具性作用首先是由其自身的自然本性決定的。我們知道，在自然過程中唯一起決定作用的是自然規律，因此可以說合乎自然規律即是自然過程的自然本性。自然過程的合規律性一般表現為多種多樣的為自身所不斷趨赴的內在目的性傾向，由于這些傾向獨立于或外在于人的活動，因而不能指望它們就是人的目的性預期所熱烈向往的東西，但卻并不排除通過對它們的有目的地分析、選擇與綜合進而被實際地用來作為實現人的目的性預期的工具或手段的可能性。自然過程的合規律性一般只決定人在其中能夠（進而如何）做什么或不能夠做什么，也即它要求人的活動也必須遵循自然規律，但卻并不決定人在其中應該做什么或不應該做什么，也即它并不主動地將自身中的某種目的性傾向指派或強加給人的某種目的性預期。拉普曾用“指令性假說”來概括自然過程的合規律性對于人的目的性預期的這種作用。他說：“這些假說說明在明確規定的條件下要實現一定的目標應當如何去做”；但卻同時指出，人“不能因為僅僅存在某種技術活動的可能性，就推論出應該利用這種可能性”[5]。這說明，自然過程對于人的目的性預期，進而對于技術的整個形成與發展首先顯示出的是普遍而潛在的工具性意義。

　　自然過程的工具性作用的實際發揮，是要以人的目的性預期的明確確立為其前提的。拉普緊接著說：“只有在人們除了具有關于現有的或預想的物理現象的描述性知識外，還具有反映合乎需要的以規范方式確立的目標時，某種技術活動的必要性才變得明顯起來”；并認為“這一點對于理解一切技術活動都是至關重要的”。[6]拉普所說的“這一切”之所以是“至關重要的”，就在于它昭示了一切技術的形成與發展的充要條件，這就是：作為充分條件，必須同時具備關于自然過程的合規律性知識以及人的目的性預期；作為必要條件，人的目的性預期必須以規范方式發揮決定性作用。而可以說，正是在人的目的性預期的規范作用下，自然過程的工具性作用才能在“必然性”中得到實際地發揮。

　　自然過程的工具性作用的實際發揮，是通過技術的設計和制造來實現的，而這一過程實際上也就是技術的形成與發展過程。關于技術設計的本質，前蘇聯數學家A.A.馬爾可夫曾這樣予以揭示，他說：“技術始終是因果網絡的某種綜合，人為了得到某種預想的結果就要進行這種綜合。”[7]我們知道，自然過程中所發生的許多變化都是可以用因果關系來解釋的，因此這些變化也可以理解為是由因果關系組成的網絡。但由于這些網絡獨立于人的活動，不依賴于人的意志和計劃而存在和變化，因此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不能直接被人利用的。馬克思曾說：“自然界沒有創造出任何機器，沒有創造出機車、鐵路、電報、走錠精紡機等等。……它們是人類的手創造出來的人類頭腦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識力量。”[8]這說明，要利用自然過程來實現人的目的性預期，就必須對自然過程的合規律性知識（實即因果性知識）進行創造性地綜合，而這一綜合即是技術設計。綜合是以分析和選擇為基礎的，因此技術設計實際上就是要在人們已經掌握了的關于自然過程的因果網絡中，首先進行分析和選擇，然后加以綜合的過程；而從另一方面看，這種分析、選擇與綜合又是要以人的目的性預期作為其基本規范的，也即從既有的因果網絡中分析、選擇出哪些因果關系作為綜合的內容，這些內容又以何種方式被綜合，是要取決于人的目的性預期的規范作用的。因此技術設計實際上就是按照人的目的性預期的要求從因果網絡中分析和選擇出所需要的因果關系，然后按照有利于實現人的這種目的性預期的方式加以綜合的過程。

　　技術設計一般以圖紙、操作規程、樣品或樣機等形式作為其最終產物。從其產生過程看，它們無一不包含著經過分析、選擇并加以綜合了的一定量的關于自然過程的合規律性知識，以及始終作用于其中的相應的人的目的性預期的規范。因此，作為產物，它們既體現了人的目的性預期的實現形式，同時又體現了自然過程在人的規范作用下為著實現人的這種目的性預期而發揮出的工具性作用。

　　技術設計作為一種見諸自然過程的有目的的綜合活動，一般并不被視為是一種感性的物質活動，而是被當作一種觀念活動來看待，這種觀念活動創造著一個對于人類生存與發展具有潛在意義的可能性世界。因此，技術設計的產物并不構成我們生活于其中的這個充滿著各式各樣的技術產品的現實世界。這個現實世界是人們根據技術設計通過技術制造而展現給我們的。一般來講，技術制造就是將技術設計的產物進一步物化的過程，即在物的層次上使自然過程轉化為能滿足人的多種多樣的目的性預期的技術產品的實踐過程。技術制造一般不改變技術設計中所包含的那種把自然過程的工具性作用與人的目的性預期有機整合在一起的內在結構（或方式和方法），而只是將其從觀念形態轉化為物質形態而已。因此，技術制造建構了我們賴以生存的這個物質世界，機車、鐵路、電報、走錠精紡機等等，都是它的組成。

　　技術的設計與制造過程，也就是技術的形成與發展過程。現在，我們能夠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技術世界里，一切哪怕只是從經驗層次上可被稱為“技術”的東西，該有怎樣一個復雜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了！它們是人與自然界之間的相互作用過程，是人的目的性預期與自然過程的工具性作用在實踐基礎上相統一的產物。因此，就它的內在本質構成來看，與其說它們是人類實現自身之目的的手段或工具，毋寧說它們就是人類借助自然界而實現了的自己的目的，它們承載著人類的目的性預期，它們將人類的價值追求積淀于自身之中。

　　四、“真實的東西”和“正確的東西”：技術的價值負荷性及其使用價值

　　當我們從發生學的角度出發，把技術的形成與發展視為是由人的目的性預期與自然過程的工具性作用在實踐基礎上不斷取得統一的過程及產物時，我認為，我們已經抓住了技術的“真實的東西”或技術的本質。然而，作為一種可能的技術本質觀，我又認為，至少到目前為止我們還不能說它是完整的，因為尚有這樣一個重要問題我們至今還未予以正面回答，這就是已在技術哲學界爭論了多年的所謂技術的價值負荷性問題。海德格爾曾說，只有技術的“真實的東西才把我們帶入一種自由的關系中，即與那種從其本質來看關涉于我們的關系中”，這實際上就是在提示我們，只要我們是在尋找技術之“真實的東西”或技術的本質，那么，技術中有關人的問題實即技術的價值負荷性問題就是不能夠回避的。

　　技術的價值負荷性問題，一般是被區分為三種情況或三種傾向明顯的觀點來予以闡述的。其中第一種觀點認為，技術是負荷價值的，也即技術負荷著人類價值；第二種觀點認為，技術是價值中立的，也即人無法對其作出是“好”、是“壞”的評價；而第三種觀點則認為，技術是價值無涉的，也即它與人類價值干脆無關。我是無條件地贊同第一種觀點和有條件地接受第二種觀點的，而對第三種觀點則持完全否定的意見。因為在我看來，這第三種觀點實際上就等于宣布了被我們稱作“技術”的那種東西不是由人類創造的，它也與人類毫無關系，人類過去未曾、將來也不可能依靠技術來生活；而從其根本看，它甚至就不認為技術是一種客觀存在，更何談它的價值！

　　技術是由人類創造的，因而它與人類之間肯定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它也肯定負荷了人類價值。如前所述，我們認為我們已經在對技術的形成與發展的分析中抓住了技術的“真實的東西”。如果說，我們的分析還基本符合技術的形成與發展的真實情況的話，那么，在技術的“真實的東西”中所包含的人的目的性預期，其實就是技術所負荷的人類價值。這也就是說，只要我們承認技術是有人類創造的，那么，在這一創造性的活動中，人就總要把自身的價值追求運用于自然過程，通過有目的地發揮自然過程的工具性作用來進行；而作為結果，在技術中也就肯定要把人的這種價值追求積淀或保存下來，從而成為技術所負荷的人類價值。技術的這一形成與發展過程表明，與其說人類創造的是技術，毋寧說他是在為自己創造著一個有意義的世界——技術的價值世界，而這個世界，在我看來，可能也正是被海德格爾當作技術之“真實的東西”要去尋找的那個世界，因為它的確能夠把我們帶入一種“從其本質來看關涉于我們的關系中”。

　　由人所創造的技術世界，是一個負荷了人類價值的世界。然而，這個世界又決非是鐵打一塊而無內在差異性的世界，而是一個由成千上萬種類型迥異的技術產品所組成的、相映成輝的復雜性世界。我們應當如何看待技術世界的這種多極多元和多姿多彩呢？馬克思曾說：“動物只能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怎樣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9]這就是說，我們今天賴以生活的這個技術世界，之所以會表現出如此豐富多樣的內在差異性，在馬克思看來，乃是根源于人類所獨有的那種創造力和多向度的價值追求，它們超越了任何一個動物所屬的那個種的固有局限性，而能夠在一個幾乎是無限廣闊的范圍內按照任何一個物種的尺度來進行創造，并且懂得如何處處都把自己的內在尺度（或價值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也即運用到自然界中去。因此可以說，技術世界的內在多樣性差異，實際上也就是人的價值尺度（或價值追求）的多樣性差異；而我們之所以又能夠輕而易舉地將它們區別開來，就是因為它們作為實現了的人的價值追求，能夠在體現人的價值尺度的多樣性差異中把它們各自的差異性（指的是不同技術間在物質構成、結構形態、功能取向、外貌特征、使用效果等方面的差異性）也體現出來。我們可以設想，只要人類還在創造著技術，那么，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必然會是一個更加充滿多樣性差異的技術世界，從而使我們進入一個更加多姿多彩的美好天地。

　　也許有人會問，既然技術已經負荷了人類價值，那又為什么會出現同一技術既可以被用來行善又可以被用來作惡這樣一類可稱之為“價值分裂”的現象呢？莫非人類在創造技術時就已經把相左的兩種價值追求同時賦予了同一技術？我想，這可能就是技術的價值中立說之所以被提出的主要原因吧。

　　技術的“價值分裂”現象，的確是我們在探討有關技術的價值問題時所經常遇到的一種奇特現象，技術的價值中立說的提出，也的確與技術的“價值分裂”現象有著密切關系。但我認為，正如這一現象只是發生于技術在其形成后的“被用”階段一樣，技術的價值中立說也只有在被嚴格限定于這個范圍時，才能夠被認為是可接受的，也即它不適用于技術的形成與發展過程，更不與我們所主張的技術的價值負荷說構成“非此即彼”的關系。

　　技術在其使用階段所表現出的“價值分裂”現象，是否說明技術在其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所負荷的人類價值就是雙重的，也即人類在創造技術時就已同時把善惡有別的兩種價值賦予了技術？我認為這種情況是不會發生的，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人類就根本無法從事技術的創造活動。拉普就曾對技術活動中的這個問題進行過分析，其結論是：人類的技術活動差不多都要經歷一個選擇過程，也即“在技術活動的多種可能性已定的情況下，要決定究竟使哪種可能性變成現實，必然有一定的選擇過程”；所以，任何一項技術活動“畢竟反映了有關個人的選擇行為和價值傾向”，也即它要么反映人的這樣一種價值傾向（例如善的），要么反映人的那樣一種價值傾向（例如惡的），而絕對不會把兩種不同的價值傾向(善的和惡的)都反映到自身之中。[10]這就是說，為任何一項技術所負荷的人類價值要么是善的，要么是惡的，而決不會把性質不同的兩種價值追求同時負荷于自身之中。因此，技術的“價值分裂”現象并不說明技術所負荷的人類價值就是雙重的，而技術所負荷的人類價值與技術的“價值分裂”現象之間也并不存在必然的聯系。

　　技術的“價值分裂”現象的產生，直接導源于技術的工具性規定，也即導源于技術的“正確的東西”。我們知道，在技術的形成過程中，自然過程的工具性作用必然要在人的某種規范作用下進入技術的本質構成，從而成為以變化了的物的形式體現人的某種價值追求的載體，而正是這一物的載體才使得我們能夠在經驗層次上感知到技術到底為何物以及它們之間的差異性。這些技術的物的載體仍然按照它們自身的規律運動著，盡管它們的運動已經明確指向了人們在此以前所預期的那些目的，但它們的客觀性卻是顯而易見的，也即只有在人們遵循它們的規律時，它們才能為人的目的服務。而正是技術運動規律的客觀性，才能使它們在使用過程中有可能被用來為人的其他目的服務，從而使技術呈現出“價值分裂”的現象。因此，負荷著善價值（救死扶傷）的“紅十字車”就不能排除被用作犯罪（惡價值）工具的可能性，而無節制地追逐軍備競賽的政治集團也就當然可以打出“維護和平”的旗號。從這個意義上講，技術的價值中立說確有其合理性。

　　技術的“價值分裂”現象盡管不導源于技術所負荷的人類價值，但它們兩者之間又不是毫無關系的。一般來說，在技術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所負荷的價值（善的或惡的）都能夠在以后的實際使用中得到體現，當然這還要取決于一項技術在實際投入使用時社會所普遍采取的價值導向是否發生了變化，因為人類創造技術最終是為了使用技術。因此，技術所負荷的價值從一定意義上看其實就是使用價值，只是技術在其使用階段才有可能被賦予新的使用價值而已。

　　技術的價值負荷性問題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對它的進一步分析，必將有助于我們深入領會技術的本質。如果我們所采取的這種分析方法還能夠廓清一些疑團的話，那么，為我們所暢言的這種技術本質觀就一定會為我們既造福人類又避其禍患地進一步發展技術提供實踐上的有意啟示。

　　參考文獻

　　[1][德]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下卷），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926頁。

　　[2]轉引自[德]岡特.紹伊博爾德：《海德格爾分析新時代的科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頁。

　　[3][德]K-O.阿佩爾：《哲學的改造》，上海譯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頁。

　　[4]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頁。

　　[5][6][德]F.拉普：《技術哲學導論》，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年版，第50-51、51頁。

　　[7]鄒珊剛主編：《技術與技術哲學》，知識出版社1987年版，第76頁。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9頁。

　　[9]馬克思：《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54頁。

　　[10][德]F.拉普：《技術哲學導論》，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年版，第33-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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