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蘇州古城墻的調研報告

　　在我們平凡的日常里，接觸并使用報告的人越來越多，不同的報告內容同樣也是不同的。在寫之前，可以先參考范文，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關于蘇州古城墻的調研報告，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削弱民間實力加強統治，下令拆毀諸多古城，蘇州城也是其中之一。而這，也是蘇州城歷史上第一次遭到嚴重破壞。漢代蘇州城經歷了重修，在原有土基之上繼續夯實堆高，基本恢復了原貌。又過了幾百年時間，隋朝開皇十一年（公元591年），楊素把蘇州城搬遷到城西橫山（今七子山）東麓，到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重新遷回舊城。唐乾符二年(公元875年)，平定王郢之亂后，蘇州刺史張搏重筑城墻。

　　隨著歷史發展，軍事技術也在不斷進步，傳統的土城墻已經難以抵擋攻城武器的打擊。于是，磚石城墻日益流行起來。五代后梁龍德二年（公元922年），吳越王錢镠第四子錢元璙重修蘇州城墻，改夯土為磚砌，高二丈四尺，厚二丈五尺，內外有濠（即內外城河），這是蘇州已知最早的磚城。

　　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金兵南侵，蘇州城遭受很大破壞，城墻經多位知府修治，直到南宋紹定二年（公元1229年）郡守李壽朋重建，蘇州城方才完全恢復。寶祐二年（公元1254年），蘇州知府趙汝歷在蘇州城墻上增置女墻，也就是城墻頂上連續凹凸的齒形矮墻作用是在反擊敵人來犯時，掩護守城士兵之用。有的垛口上部還有瞭望孔，可以瞭望來犯之敵。除了增設女墻，蘇州城外還建造了許多甕城。這是一種半圓形或方形的建筑，兩側與城墻連在一起，設有箭樓、門閘等防御設施，使得城墻的防御力大為提高。

　　南宋德佑元年（公元1275年）元軍入侵。因蒙古軍隊基本以騎兵為主，不喜筑城設防，所以下令拆除各地的城墻，蘇州城墻遭到第二次毀滅性打擊。元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各地起兵反元，官府為抵抗起義軍，又重修城墻，蘇州城墻也得到了恢復，還加厚城墻、加深城濠。

　　明初蘇州城墻再次大規模修建。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巡撫韓世琦在原先城墻的基礎上改筑，高二丈八尺，女墻高八尺。蘇州磚頭城墻及城樓，大多

　　為清初所建，盤門、胥門等部分則為元末所建。這些后代增建的部分，很多成為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景觀，它們也是蘇州古城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民國期間，失修的蘇州城墻不時出現坍塌，盤門至葑門段城墻、南童梓門附近城墻先后坍塌；金門兩側2處坍塌；閶門與胥門之間有18處城墻坍塌；學士街蓮花巷底、天官坊陸家花園、高井頭尤家花園等處附近有11處城墻坍塌等等。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蘇州為抗日而構筑防御工事，沿城頂挖掘壕溝，加之以后在戰火中有些地段城墻被炸成缺口，城墻受損較大。不過損毀之后，也有多處城墻得到了修復。

　　20世紀50年代后期，蘇州城墻被拆除成為不完整的城墻。說它不完整，是因為蘇州城墻并沒有全部消失，它還保留下了盤門、胥門等城門，保留下了胥門南面的一段古城墻，更保存下了大部分的城墻殘體。1949年蘇州解放時，古城共有閶門、胥門、盤門、葑門、相門、婁門、齊門、平門、金門、新胥門（其中金門與新胥門是民國時期建造的）10座城門，城墻還基本完好地保存著。上個世紀50年代在全國性的毀城浪潮后，蘇州的城墻也未能逃脫劫難，“城墻、城門被拆毀大半。1958年，蘇州的城墻、城門被作為‘封建城堡的象征’橫遭大肆拆毀。城墻磚運去建小高爐，城墻土挖去作磚坯。解放初期，蘇州有10個城門，1958年陸續拆掉了7個，現在只剩下盤門、胥門和金門3個”。這也成為建國以后蘇州古城保護最大的遺憾和教訓。

　　20××年4月，該課題組精確到厘米的古城墻實測數據正式對外發布：蘇州城墻總長度15204.31米，目前較完整的磚石古城墻僅有1249.98米。

　　二、蘇州古城墻的文化價值與歷史使命

　　闔閭城的誕生，在蘇州的歷史及吳文化的發展歷史上都有著重要意義。首先，它使600多年前泰伯建立并傳至春秋時期的吳國有了一個足以傳至后世的地理平臺。

　　其次，這座古城使得吳地的區域文化有了一個足以附麗的地理平臺，并以之形成了一個核心地區。正因此，在后世，無論是滅吳的越國還是后來又滅了越國

　　的楚國，乃至滅楚而統一了中國的秦王朝，其間，蘇州城和它打上的區域文化烙印，都未因朝代的變更和行政區劃的改變而消除。

　　其三，這座城市的存在最終凝固了商末泰伯所立的古勾吳國及吳地區域的文化縮寫符號—“吳”。其后的歷朝歷代，這個“吳”不斷被沿用，或為官方的正式名稱，如吳縣、吳郡、吳州等；或見諸民間野史和文人筆記的別稱、代稱等非官方名稱，如吳門、吳中、吳會、吳下、吳閶、吳趨、吳城、東吳、中吳等。

　　可以說，在吳文化范圍內的江南諸城中，沒有哪個城市會像蘇州這樣和“吳”字有如此緊密的聯系。而從以上亦可以看出，蘇州的地名，無論是見諸正史的官方正式名稱，抑或是見諸民間野史或民間的稱呼等，盡管不同朝代有不同的稱呼，但大多與“吳”字有關。不僅如此，“吳”字所蘊含的文化，更是滲透到后世蘇州有地域特色的各種文學、藝術及其他流派中。如明初文學流派中的“吳中詩派”，明代中期在書畫領域崛起的“吳門畫派”，以及“吳門曲派”、“吳門醫派”等，均突出一個“吳”字。體現吳地文化的濃縮代碼和文化符號的“吳”字，無論是對后世吳地地域名稱的演變，還是對后世與吳地有關聯的政治、文化等，都產生了顯而易見的影響。而一個“吳”字，不斷被歷史重復，不斷被歷史張揚，更呈現出一種不絕如縷的文化綿延現象。這種文化綿延現象和春秋時期建立的吳大城有著直接的關系。相比之下，春秋時的其他諸侯國家，如晉、楚、齊、秦、魯、越等，都沒有像吳地這樣，有一個始終未曾位移的地理平臺即城市實體支撐著。而這一城市實體在后世更是以不斷發展著的文化、經濟，反過來彰顯著3000多年前的勾吳古國，彰顯著3000多年前整合而成并不斷發展著的吳地文化。

　　對失去古城墻的城市來說，它們一直徘徊在修復遇到的種種困難與棄之可惜的痛苦抉擇之間，而那些列入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甚至是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古城所擁有的各種榮譽和實際利益，又極易成為一種誘惑，使這些城市產生修復乃至恢復舊時模樣的情結。但包括蘇州城墻在內的中國各處的城墻，均為冷兵器時代戰爭的產物，它們均是在事關一個地區及民眾安全的情況下，由“生存”壓力而產生。中國古代戰爭中城池(城墻與城墻外的護城河)的“固若金湯”，不僅成為當時人們防御外敵的理想標準與現實需求，同時更成為一種心理的依靠。中國歷史上屢屢發生的諸如“誓與城池共存亡”的誓言，也只是從一個方面反映了城池與該城守軍及百姓生存狀態的密切關系。而攻陷城池后經常發生的“屠城”

　　行為，既促使后人關注城墻，也從另一側面揭示了冷兵器時代人們與城墻的依存關系。近代以來，隨著火器在戰爭中的深入運用，城墻的防御作用已大為削弱，而城墻的社會功能已更多地體現在“文化”、“經濟”等方面。因此，今日復建城墻的種種議論，其壓力不是來自“生存”，而主要是來自“文化”和“經濟”。這種來自“文化”和“經濟”的壓力，在某個地區是否達到了改變城墻現狀的值閾，則決定了各地對修復城墻的不同態度與做法。

　　三、蘇州古城墻的保護建議

　　滄海桑田，斗轉星移。在經過了文革命后的今天，歷史重新被認識，文化受到尊重。人們對城墻也有了嶄新的認識。城墻是反映古城位置的主要標志，是體現古城風貌的一個重要載體，又是我們研究古城歷史為現代化服務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歷史遺產。1976年至1981年，有關部門維修加固盤門的陸門和水門，并修復城臺四周女墻、垛口和登城坡道。1982年將其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83年整修東段城墻約300米。1986年在陸門城臺原址重建重檐歇山式兩層三開間城樓。在1986年國務院批復的蘇州城市總體規劃中專門辟出盤門文物古跡保護區，面積24.7公頃。1996年新的城市總體規劃又將面積擴大至35.11公頃。現在盤門的古城門、古橋、古塔已成為蘇州古城的主要標志和重要風景區。不久前，建設部門又將湮沒在破舊棚戶區中的胥門古城門和古城墻清理出來，開辟了公園，這里風和日麗，綠草如茵，使人不禁想起往昔“姑胥擁翠”的動人景色。可是，誰又能想到恢復這段400多米長的城墻竟花費了數千萬元，這是歷史的代價。

　　據吳恩培教授承擔的蘇州市科技局、蘇州市文物局等課題成果《20××蘇州城墻實測全圖》的相關數據，蘇州現有的較完整的磚石古城墻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修建的城墻，共1450多米，占蘇州城墻總長度約近10%。面對這份現實數據，蘇州這座歷史文化名城如何保存這座城市的文化記憶？如何保護其2500多年歷史的延續性？20世紀80年代初，參加蘇州城市總體規劃全國專家論證會的專家，曾建議在蘇州古城四角恢復城墻，重樹蘇州古城形象與標志。其后，蘇州盤門向東延伸修復一段，盤門城樓和城墻都得到了較好的修復和利用。21世紀初的蘇州市環古城風貌保護工程，又修復了蘇州閶門城門及城南的一段城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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