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佛寺導游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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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寺導游詞三篇

　　篇一：大佛寺導游詞

　　坐落在浙江省新昌縣西南的南明山。

大佛寺導游詞三篇

　　大佛寺創建于東晉永和年間（345—356），原名石城寺，宋初改名寶相寺，清初又稱南明寺，民國十四年（1925）始稱大佛寺。南朝齊永明三年（485），開窟鑿小石佛千余尊，次年（486）擴開鑿大石佛像，至梁天監十五年（516）石彌勒大像方始完工。隋開皇十七年（579），智者大師圓寂于大石佛像前。

　　大佛寺因石雕彌勒大佛像而名揚中外，民間稱其為彌勒道場。大佛寺自明萬歷年間起，以臨濟為宗。

　　大佛寺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千佛院、大雄寶殿、大佛殿、地藏殿、西方殿、方丈殿、“智者大師紀念法塔”、兩個放生池以及東西廂房等。

　　大佛寺與日本佛教天臺宗有著源遠流長的關系。日本比睿山天臺宗開祖最澄于唐貞元二十年（804）入唐求法，到此參學。大中七年（853），最澄的弟子義真之徒園珍、園載入唐歷訪名剎，于公元885年到石城寺。此后，日本佛教界凡到天臺國清寺朝拜者，必到新昌大佛寺朝禮大佛和智者大師塔。

　　1983年，大佛寺被定為漢族地區全國重點寺院。

　　篇二：大佛寺導游詞

　　潼南大佛寺景區簡介

　　省級風景名勝區潼南大佛寺景區位于重慶市潼南縣城西郊，是潼南——大足——合川“石刻金三角”的重要組成部分。

　　大佛寺依山面江，風景佳絕。寺周里許之地，薈萃有我國第一大室內摩巖飾金大佛“八丈金仙”、我國最早使用全琉璃頂的古建筑“大像閣”、我國古代四大回音建筑之一的“石磴琴聲”、我國最大的摩巖書法石刻“頂天佛字”、中外文物專家譽為石刻瑰寶的“千佛巖”和奇妙的天然回音巖“海潮音”，傳說神奇的“黃羅帳”、“翠屏秋月”、“仙女洞”及“百仙巖”、“鑒亭”、“讀書臺”、“合掌峰”、“滴水巖”、“瑞蓮池”、“鷹蛙石”、“關刀石”、“云巖飛霞”十八勝景。

　　大佛寺舊名“南禪寺”，始建于唐咸通三年（862年），北宋治平年間（1064—1067年）賜額“定明院”。遺存有始于隋，盛于唐，繼于宋，續于元，承于明清，晚迄民國，年代一直延續未斷，時間長達1400多年之久的儒、釋、道三教造像125龕928尊。于巖壁和殿宇木柱、門枋、栿壁之上，還遺留下身居顯赫地位之官吏所撰寫之碑文以及歷代文人學士為記趣攬勝而書刻的題詠87通，造像記31則，字體各異之楹聯22副，記錄歷代水文、重大災害之題刻7則。其摩巖造像的年代，最早為隋“開皇十一年”，即公元591年，距今已有1420年的歷史，比大足石刻早200余年。其摩巖造像之歷史為重慶市最早者，亦屬我國早期宗教造像地區之一。

　　尤其是大佛殿內摩巖鑿造的彌勒大佛，身高18.43米。佛首鑿于唐長慶四年（824年），北宋靖康丙午（1126年）續鑿佛身，南宋紹興壬申（1152年）為大佛裝金，粧成“佛如金山，處于琉璃閣中，金碧爭光，晃耀天際”，譽稱“八丈金仙”。整個大佛像的開鑿，共用時330年之久，是我國儒釋道三教融合、通力協作的典范，也是我國大佛造像家族中耗時最多的大佛造像。金大佛雖然歷經330余年始成，但風格統一，比例勻稱，線條圓潤，手法嫻熟，面目慈祥，莊嚴肅穆，雕刻精美，栩栩如生，被眾多中外文物專家譽為“金佛之冠”。

　　大佛寺景區文化內涵豐富、歷史底蘊厚重，自然風光旖旎，古跡名勝眾多，是我國難得的歷史文化瑰寶。1956年，公布大佛寺摩巖造像為四川省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20××年，被國務院公布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年大佛寺景區被評為中國著名文化旅游景區；20××年被評為國家AAAA級景區。

　　景區于20××年啟動建設，目前核心區已基本建成。規劃面積379公頃，將充分利用大佛寺景區豐富的佛家、道家、儒家文化資源和山水資源，挖掘厚重的人文歷史資源，自然生態景觀資源，整合宗教旅游文化，營建“神圣、形勝、意盛”儒、釋、道共融互生的文化氛圍，科學保護歷史文化遺產，恢復古南禪寺歷史風貌，逐步修復十八勝景，完善和優化旅游基礎設施，開發利用濱江水域，通過景區、景點的銜接和串聯，建成集商務會議、觀光旅游、文化體驗、休閑養生、互動娛樂、餐飲食宿等多功能一體化的綜合景區。

　　篇三：大佛寺導游詞

　　普救寺，位于山西省西南永濟市蒲州古城東3公里的峨嵋塬頭上。這里塬高29米~31米，南、北、西三面臨壑，惟東北向依塬平展。原有范圍，東西寬200米，南北長350米，總面積約7萬平方米；這里地勢高敞，視野寬闊，寺院坐北朝南，居高臨下，依塬而建。這是一座千年古剎，我國古典戲劇名著《西廂記》故事就發生在這里。從1986年以來，新修復的普救寺，寺院建筑布局為上中下三層臺，東中西三軸線（西軸為唐代，中軸為宋金兩代，東軸為明清形制），規模恢宏，別具一格。從塬上到塬下，殿宇樓閣，廊榭佛塔，依塬托勢，逐級升高，給人以雄渾莊嚴，挺拔俊逸之感。加之和《西廂記》故事密切關聯的建筑：張生借宿的“西軒”，崔鶯鶯一家寄居的“梨花深院”，白馬解圍之后張生移居的“書齋院”穿插其間。寺后是一地勢高低起伏，形成活潑的園林花園。園內疊石假山懸險如削，鶯語雙亭飛檐翹角。荷花池塘上橫架曲徑鵲橋，亭橋相接、湖山相銜。鶯鶯的“拜月臺”掩映在青松翠柏、千竿修竹之中。屹立在寺中的鶯鶯塔，不僅形制古樸、蔚為壯觀，而且以奇特的結構，明顯的回音效應著稱于世。游人在塔側以石扣擊，塔上會發出清脆悅耳的“咯哇——”“咯哇——”的蛤蟆叫聲，令游人連連稱奇。據方志中稱之“普救蟾聲”，為古時永濟八景之一。由于《西廂記》的問世，使得這個“普天下佛寺無過”的普救寺名聲大噪，寺內的舍利塔也被更名為“鶯鶯塔”而聞名遐邇。而美麗動人的愛情故事，千百年來一直撼動著人們的心靈，使它成為蜚聲著譽的游覽勝地。張生的住所與鶯鶯所住的西廂只一墻之隔。一天晚上，鶯鶯同紅娘在花園燒香禱告，張生隔墻高聲吟詩一首：“月色溶溶夜，花蔭寂寂春；如何臨皓魄，不見月中人？”鶯鶯立即和詩一首：“蘭閨久寂寞，無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應憐長嘆人。”經過詩歌唱和，彼此更增添了好感。

　　在為崔相國做超生道場時，張生、鶯鶯再次相遇，兩人默默地相愛了。就在這時，守橋叛將孫飛虎帶兵圍住寺院，要搶鶯鶯為妻。崔夫人四處求救無援，許愿說：“誰有退兵計策，就把鶯鶯嫁給誰。”張生挺身而出，寫信給白馬將軍杜確。杜確救兵趕到，孫飛虎兵敗被擒。不料崔夫人言而無信，不肯把女兒嫁給張生，要二人兄妹相稱。張生因此致病。紅娘為張生出謀，讓他月下彈琴，鶯鶯聽后十分感動，便叫紅娘前去安慰。張生叫紅娘給鶯鶯帶去一信，鶯鶯回信以“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約張生相會。當晚，張生赴約，由于紅娘在場，鶯鶯只好假裝生氣，訓斥張生不禮貌，張生從此一病不起。紅娘前來探望張生，暗示當夜鶯鶯一定前來相會，張生病即痊愈。深夜，鶯鶯來到張生書齋，與張生訂了終身。這件事被崔夫人覺察，她怒氣沖天，拷問紅娘，紅娘拒理相爭，巧妙地說服了崔夫人，使她只好答應將鶯鶯許配給張生，但她又逼迫張生立即上京考試，如考不中，仍不把女兒嫁給他。張生與鶯鶯惜別，上京應試，中了頭名狀元。然而崔夫人侄兒鄭恒造謠說，張生已作了衛尚書女婿，逼崔夫人把鶯鶯嫁給他。就在這時，張生回到普救寺，在白馬將軍的幫助下，揭穿了鄭恒的陰謀，與鶯鶯結為連理。

　　《西廂記》是我國家喻戶曉的古典戲劇名著，它敘述了書生張君瑞和相國小姐崔鶯鶯在浦東普救寺內邂逅相遇、一見鐘情，經紅娘的幫助，為爭取婚姻自主，敢于沖破封建禮教的禁錮而私下結合的愛情故事。表達了對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滿和反抗，以及對美好愛情理想的憧憬和追求。幾百年來，它曾深深地激勵過無數青年男女的心，使他們為其所贊嘆，所感動。即使在今天，作品中的主題思想和藝術形象，仍然可以幫助我們加深對封建禮教罪惡本質的認識。

　　《西廂記》的問世，特別是自王實甫的《西廂記》雜劇問世以來，在我國歷史上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崔張故事，源遠流長。最早見于唐德宗貞元末年（802年~804年），和白居易同時代的著名詩人元稹（778年~813年）所寫的傳奇小說《會真記》（又名《鶯鶯傳》）。據北宋末年的學者王性之的考證，《鶯鶯傳》寫得是元稹自己婚前的戀愛生活，結果是張生遺棄了鶯鶯，是個悲劇的結局。這篇小說不過數千字，卻情節曲折，敘述婉轉，文辭華艷，是唐代傳奇小說的代表作之一。它寫出了封建時代少女對愛情的向往和追求，也反映了愛情理想被社會無情摧殘的人生悲劇，宣傳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糟粕。

　　此后，故事廣泛流傳，產生了不少歌詠其事的詩詞。到了宋代，一些文人直接以《鶯鶯傳》為題材進行再創作，現在能看到的有秦觀、毛滂的《調笑轉踏》和趙令畦的《商調蝶戀花》鼓子詞。這些詩詞，對鶯鶯的命運給予了同情，對張生始亂終棄的薄情行為進行了批評，但故事情節并沒有新的發展。當《鶯鶯傳》故事流傳了400年左右的時候，正是金代章宗時期，董解元（約1160~1220年）的《弦索西廂》（稱《西廂記掐彈詞》）、《西廂記諸宮調》問世了。這就是后來稱之為“北曲之祖”的“董西廂”。“董西廂”是在《鶯鶯傳》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一種第三人敘事的說唱文學。無論是思想性或藝術性，都遠遠超過前人，對《鶯鶯傳》中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都做出了根本性的改造，矛盾沖突的性質衍變成了爭取戀愛自由婚姻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長之間的斗爭；張生成了多情才子，鶯鶯富有反抗性；故事以鶯鶯偕張生私奔作結，使舊故事開了新生面。“董西廂”在藝術上尚嫌粗糙，對愛情的描寫也尚欠純至，還不能滿足人們的審美要求。到了元代，隨著都市經濟的繁榮，戲劇更加發達起來。大戲劇家王實甫在“董西廂”的基礎上把崔張故事改為雜劇。這就是被譽為“中國古典文藝中的雙璧”之一的《西廂記》，亦稱“王西廂”。

　　《西廂記》約完成于元成宗大德三年至十一年（1299年~1307年）間，其生命力不僅在于它對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滿和反抗，而且從正面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的美好愿望。作為我國古典戲劇中的一部典范性作品，其規模之宏偉、結構之嚴密、情節之曲折、點綴之富有情趣、刻畫人物之生動細膩等，可以說是前無古人，超過了元代的其他劇作家，稱得上是“新雜劇，舊傳奇，《西廂記》天下奪魁”。王實甫《西廂記》雜劇流傳廣泛，刻本最多。僅明代刊本就有60余種，有徐文長、徐士范、王伯良、凌蒙初、閔遇五、金圣嘆、毛西河諸家為它校注過，又有李日華，陸天池的“南西廂記”，以及其他文人歌頌西廂故事的作品。明清時期還出現過很多《西廂記》的“翻”“續”之作的，但其社會意義不大，藝術成就不高。新中國成立后，《西廂記》的研究更是呈現蓬勃的新氣象，新的校注本和各種研究論著陸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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